临高启明 第1956节
陆大刚回到宿舍，这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中午，好在他第二天是中班。起床之后盥洗一番便赶紧去上班了。
昨日的事情，他差不多已经忘记的一干二净。只记得自己和表兄韩长乐一起喝酒，至于喝酒的时候说了些什么，自己又是怎么回到宿舍的，就和所有喝醉的人一样，彻底的“断片”了。
刚到办公室，自己手下当班的兄弟们已经到齐了，三十多个人聚集在会议室里，听候任务简报。
他们平常的工作是事务性的，主要是保持街面上的治安力量的存在感，震慑各类不法分子，及时阻止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对街面治安进行常态化管理。
元老院体系下的警察局，执法范围空前广泛，旧时空由各行政部门执法大队负责的行政执法，在本时空几乎全部是警务部门来承担的。有元老认为元老院有“行政警察化”的趋势。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做法，根本原因是17世纪的社会教育水平很低，要进行有效的社会基层治理，只有借助于暴力手段。警察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机构，不仅如此――与其建立各式各样的“大盖帽”让“破草帽”犯糊涂，不如让一顶大盖帽来统一管理来得简单明了。可以说元老院对警察使用暴力手段来进行社会秩序治理不但是赞成的，甚至是暗中鼓励的。
虽然巡逻是事务性的工作，但是每个阶段都有“重点工作”，从抓捕小偷、打击随地便溺到禁止乱倒垃圾，搜集街面治安信息不一而足。而最近巡警们的重点工作就是对街面上的乞丐、流民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统计。
要对关帝庙人马进行治安整肃，开展全城大收容行动计划，已经在警察局的中层干部――全部是琼崖纵队的归化民干部――进行了传达。不过对于大多来自本地招募的基层警察来说，这还是个秘密。
“今天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对街面乞丐流民的情况进行搜集，管控乞丐活动。”陆大刚早就忘记自己昨日的“酒后真言”，拿着教鞭在管区地图上指点着，“重点是何家祠堂、普济院这几处――特别是普济院，这里是本地关帝庙人马的窦口所在地，要特别注意其中的动向！”说着他在普济院的图标上重重的敲打了几下。
警察们都知道这个地方――这是关帝庙人马在本管区的窦口。巡警刚刚开始上街的时候，看到乞丐滋扰市民和商家还不太敢管――毕竟关帝庙人马积威犹在。有次他指挥巡警刚把在店铺门口“砸碗”强讨的乞丐抓走，大骨第二天便派人在他管区各家店铺门口泼粪。连派出所门口都泼了一地。
陆大刚得了消息之后，手提一根哨棒亲自带着大队警察到普济院，下令“见人就打”，从门口一直打到大殿上，将许多乞丐打得骨折吐血――据说事后死了几个。他自己亲自揪住大骨连扇了十几个耳光，直打得对方口鼻流血跪地求饶为止。从此普济庙里的乞丐们便老实了许多。搞卫生运动的时候要打扫街道，陆大刚随便叫一个乞丐去传话，本片的乞丐们第二天都得自备工具出来扫街清垃圾。
“……管控乞丐流民之外的另一项重点任务，是对私娼进行打击。”陆大刚的管区是油栏门大街一带，正是本地的“红灯区”，全市风俗业大整治，行院都关了门，妓女们都在“等候安置”。不少乐户家出身的妓女即无一技之长，又习惯了过去的生活，便在这一带做起“半私明”来。寻芳客们也苦于没地方消遣，生意很是火爆。乐坊街上冷冷清清，油栏门外大街的不少支巷反倒是夜夜笙歌。
“半私明”、“私门头”之类的私娼，因为不领取黄票，即不体检也不纳税，属于脱离治安管理体系的人群，所以在临高就是治安的打击对象――广州也不例外。
他接着宣布了对私娼的处理的方式，一旦发现就查封其营业场所，拘捕所有从业人员。对于出租房屋的房东也要传唤到派出所进行治安处罚。
“……这个政策，你们要对那些房东进行宣传，一旦发现，除了没收非法所得，还要罚款五元，吊销出租许可证一年。”陆大刚解说着具体的政策精神。
本地招募的警察基本文化素质都不高――对各种政策法规不现场解说，光叫他们看文件是不行的。这还不够，还要天天讲，反复讲，一直到他们把执行政策法规形成条件反射。
“大家检查装备，”陆大刚见无人发问，下令道。
巡警虽然一般不会面对高强度的暴力对抗，但是眼下广东的局面尚未稳定，加之前不久爆发的巫蛊案又充分说各种敌对势力依旧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因此巡警们不但配备标准的警用装备：警棍、哨子和捕人索外，还全部配发了短柄的警察佩刀作为高强度对抗时候的武器。
“在执勤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异常情况！”陆大刚又吩咐几句巡逻中的注意事项，这才命令巡警出发。
“普济院那帮花子都是给队长您老人家打服的，有什么事关照一声就是，吾使费周张？”散会之后，他的副手，原是本地的一个快班衙役不解的问道。
“这事你就别问了，上面自有主张。咱们当差的只管听吩咐便是。”陆大刚说道，“出发吧。”
二百四十七节 除旧布新（十）
广州西关外下九甫的地方，有一处居民的聚落，名为绣衣坊。街坊里有一条不大的巷子，名为文澜巷。大名鼎鼎的文澜书院便坐落于此。
天启年间，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颁“东林点将录”，随即废弃天下书院，这文澜书院也不曾幸免。
书院占地甚广，不但有院落数进，在后院还专门修建有文昌庙，周边尚有供出租的房屋几十间。加上散布各县的田地和城中多处铺面房产，资财之雄厚，堪称广州第一。
半年多前，元老院行雷霆手段，广州城一夜变换大王旗。广州官员死得死逃得逃，满城骚动，书院也一度关门。在广州市政府的尽力维持下，局面很快恢复了稳定，文澜书院又重新开了门。
城里城外，刘翔的新市政府除旧布新，各种整治工作热火朝天，文澜书院里却依旧是波澜不惊，对身处这书院里的书生们来说，这些似乎都与他们毫不相干。
尽管澳洲人已经宣布不开科举，过去在广州城举办的诸如童子试、县试、府试、院试和乡试一概取消。澳洲人自己办得“公务员考试”又不考时文，但是这书院里，生员们依旧在研读着各种时文集，探讨着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探讨着近年来考试出题和主考官们喜欢的文章路数。
但是这种远离现实的虚幻，并非因为他们真得热爱八股文，而是一种强大的惯性使然。明代的书院，大多对举办书院的最初目的：讲学并不重视，反而以应试学习为主。而明末兴起的“洞学科举”使得这一倾向愈演愈烈。
所谓“洞学科举”，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即每次乡试的时候，本省有名的大书院，各有保荐名额。这文澜书院亦有四个名额。
所以在这所只有生员才能入学，府学的训导和教谕兼任山长的广州头号书院里，应试是头等大事，书院师生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应试来运转。虽说知道澳洲人不开科举了，可是除了四书五经，时文应制诗之外，其他学问他们亦不懂，既然书院还在发食米和膏火银子，院内的诸生也就继续着他们的“学业”了。
不过，外面的翻天覆地，多少也影响到了书院内。对于文澜书院的学生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书院提供的饭食明显好了起来。过去书院每日供应三餐，但是伙食质量低劣，除了一些穷书生之外，家中稍有资产的小康之家的子弟便不愿在书院内吃饭。饭是掺杂着许多秕谷沙子的陈米煮得，就是供下饭的菜肴也是难以入口。不是臭鱼烂虾，便是菜皮萝卜，煮个没肉的鸭架子便是打牙祭了。
如今书院的送来的每日三餐，两稀一干，都是上好的白米。菜里每日也能了荤腥，初一十五亦有整鱼整鸡的大荤的供应。原先用着各种名目七折八扣的“膏火银”、“食米”也都按时按量的发了；在书院内各种趾高气扬的夫役们，最近也变得恭敬了许多。
澳洲人对书院也是秋毫无犯。除了办理户口和牌甲的时候，有警察和“干部”登门调查之外，官差从不到书院来。据说院董和掌事的几次请大宋的刘府尹到书院来“讲学”，刘府尹都推脱了。
澳洲人的态度客气而冷淡，书院里的诸生们多少有些失望。要知道这文澜书院，可是广州府的头号书院。不但有钱，而且有名。要入院的，必须是有生员功名的，出去乡试，考中举人亦是广州府最多的。
原以为澳洲人打进广州要改朝换代，总得招揽些读书人辅佐。为此书院里一度还展开过相当热烈，几乎要动手的讨论：要不要接受澳洲人的“伪职”？
有一部分生员认为大明气数已尽，大宋――不关这澳洲人的大宋成色到底有几分――即已登陆大陆，便已是在逐鹿中原，以澳洲人军势之强悍，钱粮之丰裕，改朝换代指日可待。如今若能从龙，大富大贵，封妻荫子唾手可得。
另一部分则认为对方是“丧心病狂”，“辜负圣恩”，坚称大明不用一年半载就要打回来，到时候什么刘府尹、文得四、马千竹“巨渠”之类统统都要被“凌迟处死，以儆效尤”。
第三批人认为大明无力打回来，但是也不愿意就此投靠澳洲人。这里面即有谨小慎微，不愿意冒险的，也有认为澳洲人“望之不似人主”的，还有的认为澳洲人是“蛮夷”，纵然他们文治武功再好，亦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
最后一批人，是纯粹的“吃饭人生”，总之便是“大明来依大明，大宋来则附宋”。只要这书院开着，有食米发，谁来当皇帝都不要紧。
书院的诸生们，每日中午吃饱喝足后，每人端着一盏熬的酽浓的茶，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高谈阔论。
在这些高谈阔论的士子们中，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不像有些士子儒生那样，不参与聊天是为了休憩或者读书，而是一个人在书斋中发呆而已。
这个发呆的年轻书生，便是前任广州总团头高天士的第五子，现任广州总团头高令项的兄弟，高令达是高天士的七姨太所出，从小聪明伶俐――这七姨太虽是娼门出身，打小却也念过不少书，高令达受着母亲的影响，喜欢读书，在课业上很有天分，和他的几个江湖习气浓重的兄长不同。被高天士认为高令达是高家改换门庭的希望。虽说这世袭的团头有钱有势，却是为人所不齿的”。若是能出一个读书人，对自家的门第多少能有所改观。所以打小就不让他参与家中事务，让他专心读书。
高令达参加了县试、府试，成了童生，又因为高天士和莫容新的关系，以童生的资格进了这座只允许秀才入读的书院。
虽说进了文澜书院，又有莫容新这样的实力派撑腰，高天士在广州城更有“立地知府”之称，但是高令达一直是书院中的异类，不管他如何用功好学，上至山长教授，下到院中的同学，无论富贵贫贱都不愿与他相交，殷实之家，书香门第视他如洪水猛兽，避而远之；家境贫寒的也自觉高他一等，不肯“折节下交”。若无绝对的必要，连话都不多说一句。
高令达不知道这叫做“冷暴力”，在书院读书几年，虽然谁也不敢欺负他，但是也没人愿意和他做朋友。他便象一个不存在的人一般，在书院里形单影只，如同孤魂野鬼一般。
父亲高天士突然暴毙之后，家中一时为了继承人起了争端，其实高令达对当广州总团头并无兴趣――在他看来自己在书院被人冷遇，全是因为这“总团头”的职位闹得。
只是权力相争向来是身不由己。他很快就成了自己母亲，野心勃勃，企图“挟团头以令群丐”的七姨太的棋子，加入了继承人之战。关帝庙人马中不少人遂以他为号召，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他亦同牵线木偶一般被人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