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启明 第1979节
我出生于原广东肇庆府的高要县，排行老二，所以小名叫刘二仔。家里是军户，祖祖辈辈都是当兵的。现在年轻的同志估计已经不知道了，以为军户是家里祖传当兵的，参军光荣，威风八面。其实不是的，同志们。参军光荣那是我们开天辟地的伏波军，在旧社会，讲究的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是和农民、工匠一样，要被别人看不起的，甚至比普通百姓受压迫更深。
在伪明，军户也分三六九等，像百户指挥之类的，那当然是威风八面，吃香喝辣，官职世世代代传承。而普通的军户呢？说好听些是老爷们的长工，其实是老爷们的奴隶，也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同样是我们伏波军的解放对象。
我家相对于别家来说好一些，因为我爷爷当年当过百户家的佣人，带过后来的百户孙十万。因为这层关系孙家很记得和我家的烟火情分，对我家很是另眼相看。所以我家受的压迫也就要轻一些，但别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我的童年玩伴大多是军户，但他们家里十分贫困，给孙十万劳作辛苦一年到头，到手的不过几百斤粮食，连糊口都难。因此一般平民百姓都不愿与普通军户通婚――谁乐意自家女儿跟着受气受穷呢？当个老百姓平日里只要不进城见不到官，受得压迫要轻一些。军户天天都在上官的眼皮底下操劳，累死累活不算，稍有违拗就会被军官“军法处置”，一打几十军棍，皮开肉绽不说，打死也不算稀罕事。打死了往野地里一拖一埋――比大户人家的奴仆还不如。
所以那时候军户逃跑的很多，我们屯所里的军户，据说原来有一百多户军户，每户一丁就有一百多兵丁了。可是在我出生那会，屯所里的军户只有二三十户了。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除了百户孙十万家之外，就是总旗、小旗这样的“官”，日子过得也很穷困。
军户日子过得窘怕，破罐子破摔，军纪极为败坏，应募去当营兵的，见外敌逃跑其疾如风，欺负自家百姓却是侵略如火，完全没有手执钢枪，保卫百姓的意识。在自己家乡还好，毕竟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也不敢太过分。可外地来的军队呢？人生地不熟的，就抢劫骚扰百姓。我就“有幸”见过一回。
我有个发小，叫侯海生，我叫他海哥。他母亲姓侯，父亲姓海，是入赘过来的。外祖父家里在肇庆祖传的猪肉铺子，本来生活还过得去，可惜他母亲好赌，把家产都输光了上了吊，父亲也气得卧病在床，靠他勉强维持，只能糊口，更不要说上学了。然而就这么困难的海哥，也被广西来的客军给缠上了。那年伏波军刚刚打了澄迈大捷，消息传回肇庆，很是人心惶惶。时任明当局两广总督是王尊德，明明是他挑起了战争，却害怕元老院和人民的清算，就把梧州的驻军调来协防肇庆。广西兵毫无同仇敌忾的样子，平时也不训练，到了肇庆就上街抢劫商铺，骚扰妇女。特别是里面的狼兵，不但抢东西，还随意杀人，一时间人人自危。
那时经常听到的就是谁家的铺子被砸啦，谁家的小媳妇儿受了欺负，哪里客军又杀了人――一时间满城乌烟瘴气，鸡飞狗跳。我家里的几个妹妹也成天在脸上抹了黑灰，藏在家里不敢动。那天我去给海哥家里送些柴火，刚和海叔聊了几句，就有街坊冲了进来，说海哥和广西兵打起来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三个广西兵上街祸害百姓时，割了海哥的猪肉不给钱。海哥也是强项，抓住广西兵的领子一定要他给。广西兵说：“老子上行院嫖娘们都不给钱，拿你几斤猪肉算个屁！”两边就这么打起来了。
我当时就急了，生怕海哥被广西兵杀死，这些客军兵痞是杀人不眨眼的。赶紧回家叫了朋友，提着枪棒到了现场。海哥生得胖大，也有力气，一打三还占上风。我们赶紧过去“拉架”。搭胳膊挽手地把三个广西兵拉开，借着混乱把那三个噼里啪啦地打了一顿。趁着广西兵没回来报复时，把海哥和他父亲藏到我家里。广西兵找不到正主儿，又不敢到本地卫所造次，只好把海哥的猪肉铺子砸了出气。后来王尊德被元老院吓死，广西兵撤回梧州，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海哥和我一起参军，为元老院和人民立下不少功劳，只可惜后来牺牲在解放马尼拉的战斗中，没能亲眼见到最后的胜利。不料广州一别，竟成永远！
虽然军户被百姓颇为看不起，又危险又穷，还没半点荣誉可言，可是想脱离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明当局对军户的户籍管理极为严格，虽然也说你怎么怎么着就能脱离军户，可那毕竟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和修真一样，虽然也听说过万历朝的张阁老就是军户出身，考科举当大官脱了军籍，但那是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的，亲眼见到过的只有哪家的平民犯了事，当了“恩军”归到军户里头来得。
我家也是做着这样虚无缥缈的清秋大梦。那时我家里还比较好过，就想着让家里的男丁上学开蒙，以后考上科举全家脱籍。我原本排行第二，前面本来还有个哥哥的，可惜五岁时夭折了。这下家里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爷爷出面跟孙十万求情，不知道磕了多少头，孙十万才让我陪着家里的“少爷”们一起念书。说好替他家服侍“先生”，不用出钱，还供两餐一宿。
我爷爷和我爹对孙家感激涕零，拉着我专门去给孙十万磕头。从此我就在孙十万家读书了。
孙十万家的子弟，是专门请一个“先生”在家里教的，当时叫“家塾”。我去陪着“念书”其实就是给他家当不要钱的佣人。每天除了打扫家塾的卫生，还要侍侯这个所谓的“先生”。
说起这个先生，当时已经有五十好几了，读了一肚子的所谓“诗书”，考了个秀才，他也一直以此自傲。可是呢，除了吟诵些之乎者也，写几篇狗屁不通的八股文章之外，一点真才实学也没有。我开始还以为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可是遇到些不明白的事情去请教总被他吹胡子瞪眼的骂一通。我知道他没把我当学生看，就拿我当个奴仆。整天把我呼来喝去干活，根本没有时间上课念书。半年下来，百户家的子弟都开始读《诗经》了，我连百家姓，千字文还没学熟。这读书人却总说我“愚不可及”、“呆若木鸡”。孙十万的几个儿孙，也时常拿我取笑捉弄，把我当作他们取乐的对象。但是我为了念书，为了所谓的“光宗耀祖”，对这些欺侮都忍受下来，幻想有一天自己能高中举人、进士，为自己扬眉吐气。
第十六节 肇庆光复（二）
孙十万家呢？其实也没把这个读书人当“老师”看待，给他的束脩非常微薄，一天三顿顿顿都是蔬菜，弄一碗豆腐、两条猫鱼就算是给荤菜。初一十五吃犒劳，也不过是弄个鸭架子熬汤，一点油水也见不到。孙十万的老婆经常指桑骂槐，说请先生的钱不如“养头猪”；先生呢每天晚上吃饭都要发牢骚，私下里骂孙家“刻薄”，“子孙全要讨饭”。他们这种表面上“尊师重教”，背地里彼此嫌弃憎恨的嘴脸，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旧社会的虚伪。
这样的念书生涯大概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我回家了。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说起来这又是据说当时的所谓规定：家里要有五个男丁才能允许军户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我父亲只能拼命给我生弟弟，没成想一连生了五个，全是妹妹，把家里也吃得穷了。五妹出生之后，我父亲这才断了念想，让我回了家。后来我调到了政治部搞政治工作，在进行培训学习才知道，其实明国朝廷对军户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不过是限制每户只能有一人参加考试罢了，我家当时完全符合要求。那时父亲也不知是他从哪儿听差了消息，还是谁蓄意戏弄他这个不识字的老实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是我当时参加了科举考试，哪里还有机会加入光荣的伏波军呢？
回家后我才发现，家里也确实揭不开锅了。几个妹妹年纪虽小，经不住人数多，吃得也多了。我父母实在承受不起，只好将我大妹卖给孙家当丫鬟，又把三妹送给人当童养媳，原想给她一条活路，没想到几年功夫就被她的公婆给虐待死了――说起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她被拉走的那天哭着求爹娘说她不要去的模样――一想到这里我就止不住的流眼泪。真想她也能过几天现在这样的好日子！但是当时，穷人实在是没有办法。
家里人口多，再加上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总也吃不饱。所以我去山里砍柴贴补家用。每天挑一担柴上街，卖一半，送给海哥一半。再去做些短工，至少三餐有着落。海哥每次杀猪，总会留些不太能卖得去的杂肉下水回礼。托海哥的福，我家时不时也能见得着些荤腥――我们就是这样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关系。
我对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只有两个，那就是饿，那是真饿啊，天天二十四小时有只猫儿藏在肚子里挠肠子一样的饿。另一个比饿更可怕，就是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我没了书念，彻底断了考科举光宗耀祖的念想。接下来的路一个就是跟父亲一样，给孙十万种一辈子的地，把脱籍的任务留给下一代；另一个就是和鸡仔叔一样，当大头兵冲锋陷阵，或许可以换个军功上的富贵。可两条路我都不乐意。当时我隐隐觉得，和父亲一样当不要钱的长工种地，不过是一种循环罢了；而去当祸害百姓的大头兵，我更是本能的不乐意。
正在我在身体和精神上陷入双重迷茫的时候，将我引向元老院伟大事业的引路人出现了。
鸡仔叔是父亲的幼弟，我的幺叔，是卫所里的“操军”。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鸡仔叔原来的所作所为和那些兵痞也没什么两样，成天游手好闲，寻衅滋事。后来王尊德悍然发动所谓的“第二次围剿”，鸡仔叔也跟着明匪军到海南岛上打仗，在澄迈滩头上当了俘虏，过了好几年才做工赎身回家。
回家后的鸡仔叔变了！
这是我看到鸡仔叔的第一感觉。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眼神里充满精光，行如风坐如钟的黑壮汉和记忆中那个病怏怏的二流子联系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回到卫所报到的鸡仔叔比起一个伪明匪军，更像是一个伏波军士兵。而更令我惊讶的是，从没上过一天学的鸡仔叔居然认字！那是鸡仔叔回来的第二个月吧，我在院子里把旧时抄下来的论语拿出来闲看，鸡仔叔正好从外面回来，经过我旁边时瞟了一眼，不屑地说：“论语？孔老二的玩意儿，有屁用。”我当时很是震惊，换做我父亲，根本分辨不出我读的是论语还是别的什么。我说：“鸡仔叔，你怎么知道这是论语？”鸡仔叔指着我翻着的一页笑着说：“这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对吧？哈哈，傻了吧？你叔我认字儿！”我当时很是惊奇，就求着他问原委。原来鸡仔叔曾经动过留在临高的心思，而在临高，文盲是寸步难行，想谋个好些的差事必须得有文凭。在临高战俘营里，正好有扫盲的项目，于是鸡仔叔就正儿八经地用功了一回，居然给他考了乙种文凭，还给他自己取谐音取了个大号，叫刘基。他说，他把相当于举人的乙种文凭都考到手了，接下来不管是参军上军校还是去当公务员，都是手拿把攥的事儿。要不是害怕他被明当局当做逃兵害我们家受牵连，他就不回来了。
这下我可就万分惊奇了，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儿！我缠着鸡仔叔讲他在临高的所见所闻，鸡仔叔也乐意给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们“讲古”，教我们写“新字”，教我们讲“新话”。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鸡仔叔给我们展示了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让我的日子有了些光彩。什么无风自行的大铁船啊，什么力大如牛的钢铁巨兽啊（编者注：即挖掘机），什么喷着黑烟却在轨道上走得飞快的大火车啊，当时我还以为鸡仔叔吹牛，只爱听他讲伏波军操练和打仗的事儿，听到这些科技就快速打断。直到后来我到了临高才知道，鸡仔叔没有吹牛！这时我彻底地对孔老二和他徒子徒孙的那一套嗤之以鼻，就像鸡仔叔跟我们“讲古”时骂的，论语能让火车跑起来么？能让军队百战百胜么？能让地里长出足够让人吃饱的粮食么？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么？既然都不能，那么他的徒子徒孙们凭什么坐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
（编者注，经本社调查考证：鸡仔叔为前肇庆市副市长刘基，历任肇庆市卫所工作办联络员，肇庆市政府宣传部干事，肇庆市封开县副县长兼国民军中队长，封开县县长，肇庆市端州区区长，肇庆市市长等职。曾获得一次主席嘉奖令，两次五一劳动奖章，全部三个级别的元老院和人民服务勋章。为广东的解放和重建立下汗马功劳）。
公元1635年，注定是我生命中最值得铭记的一年。一个是这一年刚过年的时候，八弟发仔出生了。虽然我几个不知忧愁的妹妹都很是高兴，可父母却在新生命诞生的欣喜和又要添一张嘴的忧愁中煎熬着。为了减轻家里负担，鸡仔叔说他有吃饭的地方，很少回家吃；我就给孙家人打短工，不求工钱，就为了吃饭，省出一口吃得给家里。终于勉强维持，让小弟不至于营养不足夭折。
另一件事要大得多。
这一年，我伏波军誓师渡海北伐。3月1日，广州光复。消息传来，时任两广总督熊文灿惶惶不可终日，又是叫卫所动员操军，又是发榜组织团练。原本用不着当兵的人都被抓去当兵了。但我家和孙十万家素来有旧，卫所都是知道的。负责拉丁的官儿即想完成任务，又怕得罪孙十万，不敢强行拉我壮丁，就来我家威逼利诱的叫我去登记。我父亲不敢吭声，只坐在一边唉声叹气。我母亲怕我上了战场枉死，叫我赶紧逃跑。可哪里跑得了呢？再说这个节骨眼上跑，一旦被抓弄不好是要杀头的。鸡仔叔去跟征兵的官儿理论，说我家里算上鸡仔叔不过才两丁，而鸡仔叔已经去当操军了，按规矩只去他一个就够了，凭什么我也要跟着去？征兵的官儿指着我四妹怀中的弟弟发仔说，有发仔在，所以我算余丁，按规矩也要入伍。气得鸡仔叔大声叫骂，咒那官儿伤天害理，必定不得好死。可县官不如现管，又有什么办法呢？最后还是鸡仔叔有主意，他跟我父母说，伏波军是文明之师，不杀俘虏，只要我跟着他走，保管把我完璧归赵。于是我还是报到去了。
报到后第二天就是点卯，我们住的地方是屯所，距离肇庆还有些路程。所以我和鸡仔叔等人四更天就启程了，一大早才赶到校场上集合了，集合时间定的是卯时，也就是现在早上六点左右，所以叫点卯。按规矩，我们到了操场排成队列，到了卯时，上面的官儿们会拿着被称为“卯册”的点名册，挨个点名。照规矩点名不到的要打军棍，要是要出征，点卯迟到甚至会斩首。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第十七节 肇庆光复（三）
我们这些新兵天不亮就集合完毕了，过了卯时那些老兵油子才晃晃悠悠地过来，站在队里歪歪扭扭的，也没个正形。到了太阳都出来了，升得老高了，那些官儿们才慢腾腾挪过来，看脸色明显的宿醉未醒。接着人模狗样地站在台上开始训话，也不知是请的师爷半桶水还是根本就是自己不懂，讲的话半文不白，笑料百出。总的来说就是要我们这些大头兵给他们“戳力死战”“保卫桑辛”。
我站在下面想笑又不敢笑，憋得很是难受。所以我根本不乐意叫这些官儿“军官”，假如这些腐朽堕落、不学无术的东西们也配叫军官，那么这就是我的职业被侮辱得最惨的一次。我们伏波军的军官同志们来自五湖四海，里面什么人都有。当然也有好喝酒的，也有爱吹牛的，也有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但他们绝不会迟到，绝不会在士兵同志们面前摆谱拿乔。他们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不会躲在后面催着士兵弟兄们上前送死，一见形势不妙就果断逃之夭夭。在伏波军里流传着这么一件逸事，当年我军消灭郑芝龙匪帮的时候，匪帮的炮火极其猛烈，石志奇首长在敌炮火前纹丝不动，站在队伍最前列抽起烟来。后来我们每当说起这件事来，都说连首长都不怕死，你凭什么让弟兄们在前面给你挡枪子儿，你自己往后退？
点完卯，我跟着一起来的新兵到仓库去领铠甲和武器。说是铠甲，铁叶子都锈蚀的不成样子，布面全朽烂了，稍一用力就破了。武器呢？我领到的是一把长矛，那矛头都锈得钝了，要用到战场上，不止刺不死人，恐怕自己先得断了。
其实好得铠甲和武器，早就给当官的发给自己的家丁和亲兵了。我们这些大头兵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廉价的炮灰，随军的奴仆而已，装个样子就行了。
当时我气得跟管库的理论，这破烂收废铁的都不要，还能打仗？管库的很牛气地说，就这玩意，爱要要不要拉倒，要好的叫你家里自个儿准备去！这成什么话！要在伏波军，哪个管后勤的敢这么搞，那是要上军事法庭枪毙的。
这时我想起鸡仔叔常说的一句话来了，你朝廷拿什么去跟元老院比？是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伏波军比？就这些站没站相的兵？就这些腐朽堕落的官儿？就这些杀只老鼠都难的武器？可笑又可恨的是，伪明当局知道自己敌不过伏波军，就疯狂散布谣言，诋毁元老院和伏波军的声誉，妄图煽动人民的恐惧，绑上他们的战车。说什么伏波军靠邪术打胜仗，因此要搜刮童男童女祭祀邪神；还说什么澳宋人性好淫邪，喜好掠夺良家妇女行不可告人之事，搞得整个肇庆人心惶惶。更有甚者，市面上还传说伏波军的枪炮是邪物所制，说什么让妇女姐妹们站在两军阵前，脱下裤子，把生殖器露出对准伏波军，就能让枪炮自行炸膛，还美其名曰“阴门阵”。简直荒天下之大谬，滑天下之大稽！火枪大炮威力靠的是元老院的钢铁材料质量过硬，工艺技术完善，弹药配方比例正确，伏波军士兵训练有素，哪里是这种侮辱妇女姐妹的封建糟粕能影响的呢？可叹的是这种换在现在任一个小学生都会嗤之以鼻的奇谈怪论，在肇庆的群众和官场中居然很有市场。市井里很是恐慌，特别是官府向各家各户征收女人的月经布和马桶的时候，这种恐慌达到了高峰。许多妇女姐妹们生怕被官儿们捉了去摆“阴门阵”，纷纷躲避在家，跟深闺里的小姐似的，一门不出二门不迈，一时间街上妇女竟绝了迹。
我们当了兵，官儿们说是每人发一两银子安家费，也就是买命钱。可这钱毕竟还是没能拿到。肇庆解放后组织公审，才知道这钱熊文灿确实是发了下来了，可给大大小小的官儿们贪了。一时间群情激奋，在肇庆外围战死的士兵遗属们哭着骂着涌上了台，举着灵牌活生生把喝兵血的官儿们给咬死喝血，场面极为震撼。安家费我虽然没能领到，但也不以为意，当时抱下的唯一念头就是活着，伏波军一到就投降，决不给他伪明当局陪葬。
我们当了兵后，就发了不能用的装备，一不组织体能训练，二不搞战术协同，就天天跟着官儿们的命令到处乱跑：一会儿看城门，一会儿搬运物资，一会儿上街巡逻。这些都还好，还算是军事范畴，还能忍了。最可气的给大官儿们收拾房子搬家！卷包儿会坐船逃到梧州！
天啊，伏波军连影子都没见着，这些官儿们就想着逃命了。要知道当年王尊德进兵临高的时候，元老院的首长们――就算是文职首长――可也是做好准备集体投入战斗的啊！
大包小包的行李，连桌椅板凳都叫我们搬上船。水师的师船，不去打仗，和那些被强征来的民船一起，一船一船的把老爷们的小老婆大老婆、少爷小姐、金银财宝都运到梧州去了。袍泽们累死累活给他们当苦力，还要被他们的管家叱骂，有的人因为不慎摔坏了东西，就被打得死去活来。我们哪里是朝廷的士兵，不过是一群将官们的奴才！
为了让老爷们搬家，官儿们叫我们在码头和江面上拦截民船，一纸钉封文书就把老百姓的船只抢过来，任你哭，任你求，都是铁石心肠，再啰嗦就直接一刀砍了，砍完了还要悬首示众，说是“髡贼细作”。
后来，又叫我们到四乡去征发民夫――不是为了打仗，而是重载的船只溯水而上很慢，必须有纤夫拉纤。这些民夫就是去给老爷们拉纤的。
这事原是肇庆知府和高要县令的事，但是上面嫌他们征夫不力，叫营兵们都去征。大家到了村落里，开始还叫牌甲和保长出面，每户出一丁或者几丁抽一。当官儿还可以趁机勒索些油水。到后来百姓见我们来就跑，再也征不到丁了，大家也就不管什么保甲了，见到男人就抓。上到六十下到十六，谁也不放过。有反抗的就直接砍杀了说他们“通髡”。有些兵痞趁机**掳掠，一时间四乡鸡飞狗跳。再后来，有寨墙的村寨根本不给我们开门了，甚至用土炮鸟铳向官兵开火。有一次还直接打死了个总旗，死了就死了，也没人过问。
当时社会上的混乱情况，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就说一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吧。
广州府光复之后，从西江下游，珠三角一带逃来了很多难民。他们大多是各地的官绅富商们，也有许多听信谣言，略有薄产的百姓。以为逃到肇庆的总督驻地会安全些。都是拖家带口，带着细软乘船逃难。招募来的水勇，很多过去都是江上的水匪，他们和水师的兵痞勾结起来，在羚羊峡里拦截从三水一带逃来的船只。**掳掠一番之后，把人全部杀掉，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我亲眼看到有个兵痞打劫回来之后，得意洋洋的抓着一把金银首饰向我们炫耀，里面夹杂着许多长生锁片，上面还粘着血。
这样惨无人道，杀戮妇孺的暴行，当时居然能引起许多袍泽的“羡慕”，许多种了一辈子地老实巴交的兵丁，就这样被诱惑走上了杀人抢劫的道路。有几个我儿时的玩伴就此沦为兵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后不但把命送了，还连累了家属沦为匪属。旧社会它不仅会吞噬人的生命，还吞噬了人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