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酋长到球长 第1019节
包括激进冒险派在内，也都清楚此时还是有合作的空间的。只要大资本家没有全面与北方的旧权力家族势力合流，那就是可以合作的，真到了合流那一天，看似对方的力量加强了，但同样也把一些摇摆的原进步同盟的左侧或是中间党派和小资产者推到了自己人这边。
这不是难点，难点在于确定了合作和参与议事会之后的下一步怎么走？
怎么才能在佃户和小土地所有者不反对、不凄惨的情况下，让他们融入明显对他们不利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同时又要获得他们的支持？
还是选择如七年前旧墨党分裂为进步同盟的最后一次大会那样，再次选择内部分裂清党，彻底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政党，支持资本主义改造、团结富农和经营性地主、只在城市开展工会活动、用郡属收容工厂作为唯一政策保证失业农民不起义就行？
这就是屁股问题，屁股问题很重要，并非是党派没事做在扯淡玩或是封建贵族的权力斗争。
摆不正那就很容易出现类似“三友实业事件”这样的奇葩事：某曾经的“革命”党既要给资方站台，又要给工方站台，自认要代表超阶级的全民，结果资工两边都痛骂，摇摆了两年屁事没解决，到最后还得靠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杜老板出面摆平，让其党部形同虚设彻底丧失威信……
经此事的年轻党员肯定每天早晨都先扇自己两个大嘴巴子，三省其身：今天党部准备替谁说话？昨天开会的内容还算数吗？前天的宣传已经作废且与昨日相悖，但不能烧了说不准明天还得用吧？
第八十六章 村里来了个年轻人（一）
屁股问题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当这个党派逐渐成熟不再是一个兴趣小组或是工会、独资财团的时候，更是如此。
上回已经选择了一次不流血分裂清党，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让很多中间派或只是同路人的部分人有了更多其余选择，于是最终决定屁股坐在哪边的那要看内部的主流。
在陈健做完了合作三底线的报告之后，会议主持者宣布将土地问题的讨论暂时搁置。
决定拿出三天的时间，由各个代表作各自的活动总结。闽城外面对墨党的这次扩大代表大会猜测极多，闽城也是沸反盈天，里面却按部就班地继续开着大会，不慌不忙。
有争吵，也有轰轰的笑声，有时候还会传来一阵阵歌声，内部的气氛相当活跃。
鉴于此时大家都还很幼稚，外面又没有那么严峻的敌人，陈健在环球航行之前给党内的公开信上明确表示：他希望党内能够继续保持旧墨党分裂之前的那种活跃氛围，对于在党内成立各个派别组织和讨论协会很支持，既然大家都不成熟，那么就在保持团结和对未来构想相同的前提下一同从幼稚走向成熟。
活动总结会的第三天，一个给自己起名叫海浪的年轻人做了一个关于农村问题的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相当严峻的抉择，也引出来看似团结的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裂痕。
这个年轻人是最早一批前往农村活动的，从很多年前定下的伪装成收购磨坊、做商店货郎等方式深入农村调查发展工作开始，他就一直在农村，这一次关于远离闽城的佃农调查报告也是这个化名海浪的年轻人做的。
海浪得到了会议主持允许发言的表示后，很郑重地拿着几张硬纸印刷的党证走上了讲台。硬纸板被捏的很紧，非要比喻的话就像是一些人会试考中了之中拿到了进入学宫的榜文一样。
很多人不明白海浪的用意，他将自己的党证放到了讲台的左边，再从怀里摸出了一盒配发的火柴放在了右边。
在众人不解其意的时候，开口发言。
“我年纪不大，但是从零五年开始就接触了咱们的党。”
“我不是在这里讲资格，而是在讲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零五年的时候的党是什么样，很多人清楚，就像如今已经解散的进步同盟，内部只是在讨论，还没有确定一个真正的方向。靠着做慈善、做好事来开展活动，那时候就叫墨党，但却是旧的墨党。”
“零四年的时候，我在闽城做学徒。学徒的日子有多苦你们也清楚，没有工钱，师傅经常打骂，但是可以省掉在家里吃饭的钱。后来我受不了了，不干了，逃走了。那时候逃走，只要师傅去告状，我是要被抓起来的。名义上我只要缴纳罚款就没事了，可是如果我有缴纳罚款的钱我为什么要去做学徒呢？”
“正巧，我二姨在南安。我妈说，南安现在正在修一个玻璃作坊……那时候还叫玻璃作坊和化工作坊……她说你去吧，你表哥也在里面干活，还能学点真本事。”
“那时候我妈妈并不知道玻璃厂和玻璃作坊的区别，我也不知道。但是那时候都知道，做个吹玻璃工匠可是份好工作。我就带了三个饼，去了二姨家里，第二天便去了玻璃厂当了名运模工。”
“按照某些人根据博物学给我们贴的标签，我应该属于南安派，再细分下来，属于南安工厂学徒派而非南安矿工派。”
说到这里，会场内传来一阵阵的笑声和喧哗声，还有一些年轻人嘘嘘地发出口哨声。显然很多年轻人对于环球航行期间内部出现的团团伙伙问题很是不满，海浪这番明显讽刺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会议主持一边笑着，一边摇了摇铜铃示意安静，会场重新安静下来后，海浪接着说道：“那时候，旧墨党已经准备成立了，工厂的生活也比当学徒舒服的多。陈健那时候还住在南安，他这个工厂主做的很有趣，整天在我们歇工的时候和我们聊天。”
“那时候旧墨党的一些人也来和我们聊天，这是段很有趣的生活。”
“最开始，我觉得墨党的这些人真好，有道德，有修养，还有文化，家世好不说又平易近人。我那时候就想，这些人遥不可及。他们都是好人，可我不想做他们那样的人。”
“再后来，陈健和我们聊的多了，我又觉得，怎么按照他这个工厂主的话来说，我们应该争取更高的工资、争取更短的十小时的工作时间？这在以前可是没道德的体现，是坏人的体现。那时候，我才觉得，原来墨党没这么遥不可及，原来里面也有‘道德低下’的和‘坏人’，尤其是墨党的头目和发起者，明显就是个‘道德败坏’者，否则为什么要鼓动我们少干活多拿钱呢？少干活多拿钱，这可是我喜欢的事。就这个标准来看，似乎我和墨党又离的很近了。”
“一会我觉得离墨党远，一会又近，那时候我就想不通这墨党到底是远还是近？”
“零五年下半年，陈健在讲了很多道理之后，我们觉得他讲的很对，所以我们得实践啊。于是，我记得那天是七月份，日子记不清了，我们酝酿了三个月，在玻璃厂订单最多的七月份选择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
“罢工这种事，以前在别的地方也有过。可那一次，是第一次罢工者理直气壮的，因为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这道理让我们充满了力量，不再像以前一样觉得这样是‘无耻’的、‘懒惰’的；相反我们会觉得要是对方不答应，对方才‘无耻’。”
“这就是道理的力量，而是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道理，所以那一次我真的觉得道理在我这边，第一次把胸膛抬的老高。”
“那次罢工之后，我们几个领头的很快被人供出来的。陈健就说要和我们谈谈。其实挺尴尬的，他教我们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反过来就用在他身上。至少我以为会挺尴尬的，我们去之前工友们还送了些钱给我们，怕我们这几个刺头被开除了以让我们别饿死。当时十三个人中领头的是王三卓，就说不要这钱，妈的非要查出来谁告的密，将来有机会非弄死他不可。”
“王三卓，在座的诸位很多是听说过、没见过。他牺牲在矿工请愿运动的时候，就死在矿区被矿主的打手刺死的那个。那时候还没有照相术，所以也就没留下照片。他个子很高，鼻梁上有一大堆的雀斑，头发自然卷儿，眼睛挺小的。”
“那时候我是运模工，他是坩埚工，那时候他还活着呢。我们十三个人就去了陈健住的地方，结果陈健批评了我们一顿。倒不是说因为罢工，而是方式不对时机不好，又给我们讲了不少的道理，还夸了我们几个说我们有胆子有心气有志气有魄力。请我们吃了顿好的，又送了我一条棉布裤子。”
“那顿饭之后，我们十三个人就进了夜校，成为玻璃厂第一批脱产学习的年轻人，开始真正地明白墨党到底要做什么，可能仍旧不太懂，但至少分清楚了好人和墨党的区别。”
“当初我们在一起那十三个人，既是同窗，又有同志，但到今天，只剩下了八个。一个牺牲在了矿区，两个牺牲在前往大荒城的海难中，还有两个随船环球航行的时候病死于热病，一个葬在望北城，一个葬在距离家门口已经很近的落阿河。”
礼堂中的气氛逐渐有些凝重，至今为止残酷的斗争还没有开始，墨党死亡的人数并不多，所以这些浓缩为五这个数字背后的名字，每个人都知晓。
但终究他上台来的目的是要说一下农村的问题，这只是报告前的发言，时间已经到了规定的极限。
会议主持人还是使劲地摇了摇铜铃，下面不少人喊道：“再给他几分钟时间。”
“是啊。”
“不是经过表决时可以延长最多五分钟的前置时间吗？我们同意再给他五分钟时间。”
海浪冲着下面的众人苦涩一笑，摇头道：“再多的时间就不必了，这些本是和我要说的事没有多大的关系。只不过今天看到咱们的人越来越多，数百人代表着背后的数千人几万人，然而有些人却看不到了。既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我们如今所看到的现在，不知怎么我心里有些难过。”
“我是零八年年底在南安完成了农运学校的学习的，那时候矿工请愿的事已经发生，王三卓已经被人刺死了，大荒城的第一批移民都已经开始扎根了。当时我是以‘玻璃窗销售安装和简单木工以及煤油灯销售商’的身份前往距离闽城很远的那个县去工作的，当时发了一个皮的笔记本，一支粗糙的鹅毛笔，几块肥皂，两套衣服，一个木箱子，外加四本书，还有一笔的公款。”
“去的时候，是十三个人中的另一个去送的我。当时到了那个县附近的时候，我就说不用送了，他当时也急着回去完成简单几何学的课程，当时也没想着将来可能见不到。”
“我记得那也是个秋天，当时那个县正在收稻子，那地方很偏，山很多。他就说；‘你说这地方这么多山，将来有一天真像是咱们听陈健说的未来里那样的和矿区样的铁轨和学宫里展示的蒸汽带动的车出现了，这地方可不好修铁路啊’。”
“结果那就是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真的，我见过那模型，也见过矿区的轨道，可是那种推理出来的车，到现在我还没见过。”
“我当时就当了个笑话，冲他摆摆手就下山了，他拿着个破尺规在那皱眉看了好半天，我都下山了他还没走呢。谁曾想几年后我才知道，他在去大荒城的船上出了海难，他本来是要去大荒城主持契约工自由之后的荒地分派和测量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