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投机者 第355节

“我们不清楚政府在西南开发中投入了多大的资金，但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德政为何不在全国推行……”上海《申报》

“市政府最近推行的各项政令实为我重庆十六县人民的福音，多年来重庆人民深受军阀战乱之害，各种税收繁杂，以至市井流传只有屁无税之说……”重庆《商务日报》

“……，因此我们认为重庆政府的免税举动有哗众取宠之嫌，现在就开始称赞实乃过早，若能真实执行，当然乃我渝州百姓之福，……”重庆《嘉陵江日报》

……

义务免费教育、免除农业税，如同两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从四川各地到上海北平，全国各地新闻媒体无不争相报道，无不将信将疑。但受到更大震动的却是那些执掌权力的人。

“搞不懂，搞不懂，龟儿子不晓得要干啥子，他狗日的以后的日子朗格过。”邓锡侯看完报纸，摸着后脑勺苦笑着对来求援的田颂尧说。

“减税也不是这样个减法呀，他这样不是把我们推到火坑上烤吗？”田颂尧气哼哼的抱怨道：“剿匪要钱，老子上那弄钱去。”

“刘湘不给吗？”邓锡侯有点意外的看着田颂尧：“现在税权收归省政府了，你就是想加税也到不了你手上呀。”

“可不就是这样吗，”田颂尧双手一摊，气愤地骂道：“我找刘湘，他龟儿子居然说今年税收还没上来，省政府暂时没得钱，日他X的！”

邓锡侯在迷惑，田颂尧在怒骂，可刘湘却在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减税本是早就商定好的，可谁都没想到庄继华的减税居然有这么大的幅度，几千年的农业税说免就免了，商业税居然就收2%，整个重庆地区几乎可以说无税。面对成都地区逐渐高涨的呼声，刘湘感到不拿出点实惠不行了，可这减税减多少呢？少了，舆论上恐怕过不去，多了，又心痛，而且将来怎么办。

“这个庄文革到底想做什么？”刘湘现在想起那张脸，原本是比较清楚的，可现在又模糊了，而且越来越模糊。

“谁知道呢？我也看不懂了，这边给我们一千六百万，那边就免税，还搞免费教育，他拿来那么多钱？”傅常非常不解，就算庄继华想要收买人心，可也不是这样收买的。

“肯定不是蒋介石给的，”刘航琛立刻答道：“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按照庄文革的减税幅度，重庆今年的税收不过三百万大洋左右；支出呢，以教育为例，在每个乡镇建学校，十六个县共有二百八十二个镇，每个镇就算一所学校，八年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全部入校，需要多少老师，按一个年级十名教师计算，共需要22560名教师，就算按照每个教师最低的六十大洋计算，一个月共需要135万，再加上学生的费用，甫公，就算减半，这本身就已经是笔惊人的开支，再加上付给我们的一千六百万，……”

刘航琛不愧是北大金融系的高材生，加上长期主管重庆地区的财政，对重庆的各种税收了如指掌，立刻大致估算出庄文革的“亏损”。

说完之后，刘航琛摇摇头，不用再说什么了，这一进一出，每年亏损将在三千万以上，再加上筑路的费用，工厂的费用，开矿的费用，合四川全省的财政收入都填满不这个窟窿。

“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想过，当初他说要搞免费教育时我就在心里给他估算过，光学生每年最少都要两百万，他对张澜说经费已经拨下来了，意思就是说蒋介石已经拨下来了，这肯定是假话，那他为什么要说假话？这又让我想起另一个问题，当初他为什么那么爽快的答应一千六百万，根本没和我们讨价还价，实际上我是准备与他讨价还价的，但他没有，这说明什么？”

“着急！”傅常思索片刻后说：“只能是着急，而且他认为他的资金充足，一千六百万不算什么，他宁肯花钱买时间。”

“买去做什么？”乔毅夫反问道：“减税，免费教育？他疯了，蒋介石也没疯。”

“也许是修路和办工厂。”自从得到这个消息后，潘文华一直很郁闷，要说他在重庆市长位置上干得不错，扩建城区，规划马路，将街道从不足十英尺扩建到现在能并行两辆大卡车。可现在贺国光上任推出的政略，立刻有人在报上与他相比，结论是他比较“垃圾”。

“不管是做什么，甫公，你应该立刻下令整顿税收，实行减税，然后蒋介石告状，就说贺国光以邻为壑，四川百姓群起要求减税，剿匪军费不足，请他增拨军费。”张斯可说完应对措施之后，才解释自己的理由：“现在减税是必须的，否则我们无法向全川父老交代，甫公的名望将受到极大的伤害。”

张斯可是刘湘的首席谋士，他的意见一向为刘湘看重，于是刘湘一封电报发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但蒋介石已经不在南昌了。

“娘希匹。”憩庐的那个房间中又传来一声怒骂，这座小院的主人又在发脾气了，从南昌回来后他发脾气的频率比较高，园中的侍卫们又开始同情房间里的高官了。

“委员长不必太在意，庄文革此举虽说冒失，可中央来说有利无弊，至少可收川中民心。”杨永泰劝道。

“我是说刘湘，这简直是趁火打劫。”蒋介石气得脸色通红。

杨永泰楞了下，他没想到蒋介石居然没有生庄继华的气，在他看来，庄继华此举难免冒失，所需要经费十分庞大，而国家目前无法在全国推行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其他各地的不满，对国家而言恐非好事。

杨永泰也明白蒋介石为什么说刘湘是趁火打劫。1933年的中国比1932年的中国更乱，南边剿共，西边红军入川，北面形势更加险恶。

1933年元旦占领锦州的日军向山海关发起进攻，东北军何柱国部抵抗两天之后，山海关陷落。何柱国部退出山海关后，在石门寨与日军形成对峙。

1月底，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日军主力转向热河，坐镇北平军政委员会的张学良频频向南京告急，蒋介石调集晋军、西北军二十九军、东北军和中央军三个师北上，可就在这种情况下，热河驻军司令兼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却拒绝其他各部进驻热河，而国军各部以前内战中结下的遗怨也在此刻爆发。

阎锡山老奸巨猾，不来明的，只让所部按兵不动；而西北大汉就爽直多了，宋哲元在作战会议上就直接拒绝执行喜峰口防御任务；中央军的三个师在津浦线上集结，却迟迟没有北上的迹象。热河防御在中国军政人物的勾心斗角中耽误了。2月初，取得侧翼保障的日军开始向热河发动试探性进攻，热河抗战打响，蒋介石也不得已从南昌返回南京。

与军界实力派的冷漠不同，面对热河的危局，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的抗日救亡运动，平津两地的学生又在酝酿上南京请愿，上海、山东、武汉天天都有学生三届游行，各政治党派度高举抗日大旗，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纷纷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连江西山沟沟里的共产党一边高喊武装保卫苏俄一边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

“重庆的经费来自他们自己，中央没拨一分钱，”蒋介石便有些烦躁的解释道：“他们要怎么作，我不管，现在的问题是刘湘要钱，这钱从哪来？”

蒋介石心想那钱是庄继华自己的，你让我怎么管，真要管了，钱也就没了，而且不管怎么说，钱用在四川，对国家对自己都市有利的。

杨永泰却震惊了，中央没拨一分钱，重庆自己的，重庆有这么多税收？但杨永泰却没有表示自己的疑问，他知道蒋介石如果不告诉他的话，问也没用。

“既然重庆有这么雄厚的资金，可不可以让他们提供这笔军费呢？”杨永泰很技巧的说。

蒋介石沉着脸，杨永泰的提议让他怦然心动，上一次庄继华捐助的一亿大洋，可起了大作用，除了救济常见沿岸灾民外，还有救济上海难民，另外还有两千万用在了目前的剿匪上，可就这样国家财政依然捉襟见肘。去年宋子文向江浙工商界承诺四年不发国债，现在才一年不到。

但蒋介石说不出口来，他无法向庄继华开口要钱，总不能说校长没钱了，你再给我一亿吧，他开不了这个口。

杨永泰提出建议后就在观察蒋介石的神态，见蒋介石的神情只是稍有缓和随即又皱眉，便知道他的心思，于是又补充道：“委员长可以下道手谕，从西南开发工作队的经费中拨出两百万给刘湘充作剿匪军费。”

“可要是他不给呢？”蒋介石思索半天忍不住问道。

尽管蒋介石没说这个他是谁，可谁都清楚，这只能是庄继华。杨永泰尽力掩饰自己的惊讶，又尽量用平静的口气说：“庄文革是委员长的学生，只要委座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他不可能不替委座分忧。”

杨永泰虽然如此说，可他心里的疑惑却越来越大了，对西南发开的资金来源产生极大怀疑，重庆的税收也是国家的钱，怎么能说不给呢？而且还是委员长直接下令。

“还是中央出这笔钱吧。”蒋介石想想后感到还是不妥，庄继华要是真的抗命，他还真拿他没办法。不说他雄厚的财政实力以及黄浦系内的交情，单说他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德国总理希特勒的关系，他就不能轻易动他。与罗斯福的关系是庄继华告诉他的，而且驻美国大使也报告说罗斯福曾亲口证实庄继华是他的朋友，驻德国大使在拜访新任总理希特勒时，希特勒开口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他曾经有个中国朋友叫庄继华。

“委员长是不是想从德械师的经费中抽调？”杨永泰问，在得到肯定的表示后，他又说：“不妥，德械师是国家军备整顿计划的重要组成步骤，这笔经费不能动，不如这样，以我的名义发个电报给贺国光，请他问问庄文革是否可以从西南开发工作队的经费中拨出这样一笔钱。”

杨永泰不愧有智囊之称，居然瞬息之间就想出这样两全其美的办法，蒋介石终于满意的点点头。

第二部 经略西南 第三章 大工地 第二节 沸腾与暗流（五）

两个小时后贺国光的电报回来了，不过不是关于刘湘军费的事，而是汉阳钢铁厂，贺国光在电报中说成渝铁路急需大量钢轨，请求立刻恢复汉阳钢铁厂的钢铁生产，并将它划归资源委员会掌管，以利西南开发。

杨永泰拿着电报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看后问：“你怎么看？”

“汉阳钢铁厂已经很久不产钢了，如果能恢复起来固然不错，不过管理权限应该掌握在剿匪总部手中。”杨永泰不动声色的说：“这是因为汉阳钢铁厂生产的生铁还要供应汉阳兵工厂。”

这个剿匪总部是1932年成立的，统筹管辖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的剿匪工作，这个剿匪总部的权限很大，不但要管军事，而且四省的党务也归他管，每个县市的党务工作报告直接送到剿总党政处，四省的公务费也全部集中在剿匪总部，由剿匪总部下拨。

蒋介石看看杨永泰没有答话，他知道杨永泰的目的，他这是在为政学系插手西南开发铺路，四省剿匪总部成立后，杨永泰通过党政处一举夺得四省党政大权，将CC系势力清除殆尽，陈立夫为此痛恨异常，曾亲自到他面前告状，但蒋介石却没有理会。对他们的争斗，蒋介石是清楚的，但他丝毫没有制止的意思，甚至有些时候还有意无意的故意挑动，然后再由他来搞平衡。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就证明了，当某个下属的权力过大时，君主的地位就很难保，只有将权力分散在下属手中，君主才能有效控制权力。但这不适合西南开发，至少现阶段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