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91节

　　学生却说：“余切可不是写武侠小说的，他的书看了有用！他这本书是写留学的。”

　　啊？

　　大陆人还懂得留学呢！

　　六年前，大陆才重新启动留学计划，整个大陆当前的留学人数估计都不如港地这个渔港，里面有巨大的信息鸿沟。

　　这些记者被吸引到了，满城到处找《大撒把》这一本书。

　　最后，凭借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他们很快借到了这一本书。看了一晚上，对于其中的情侣分分合合，港地记者并不奇怪，在商业高度发达的港地，早已经是马太效应——有钱的能公然有几个太太，而没钱的，只能寄望于娶港地之外的女性。

　　但这其中，对于“顾颜”这个忠厚、老实和幸运的人物，大家却都觉得喜欢。

　　有人从中看出了“上帝”的影子，上帝替所有人收拾了烂摊子，也得到了所有东西。

　　有人认为，这就是最传统的中国男性——这种男性形象，也出现在了六七十年代，港地经济腾飞时，他们的父辈身上。

　　“这确实是一部好小说啊！想不到竟然是大陆人来写的！”

　　他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写在自己的报道当中。因为他们的报道主要偏向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大事件，《南华早报》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英文刊物。

　　但这种趣事还是流传到了港地的报刊界，《文汇报》和《大公报》先后以不同角度报道了这件事情。

第144章 单行本发行的两周（三）

　　《文汇报》写的比较短，仿佛是听到的小道消息一样，在报纸上开辟了一个豆腐块儿：

　　大陆青年作家余切新书单行本引发哄抢，首印一万册京津地区试水，不料竟远远不足。后续三十万册铺向全国还需一周时间，港地读者可再等待两周即可与这部作品见面。

　　《大公报》则撰写了一篇时文分析：

　　“在哪里，都有狮子山精神！”

　　“港地有一种狮子山精神，这是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搏的精神。自上世纪70年代就与港地挂钩。一代人在逆境中通过刻苦奋斗改变了自己命运，但不得不说，它绝对不仅仅出现在港地，它是人本身就能具有的良好品德。”

　　“大陆青年作家的小说《大撒把》，讲述一个面对各种诱惑，选择坚守本心，建设家乡，最终获得成功的老实人，这部小说尤其在留学生群体中，获得了较大的反响，对我们港人也有感染力。”

　　一些和内地有联系的港地文学评论家，想办法弄到了《大撒把》的原文，希望能写出更具有深度的评析。把这一部由“王濛”作序，代表了内地文学新风向的小说介绍到港地来。

　　港地人长期关注大陆的思潮和动向。

　　据说当时的港地人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大陆人，如果往前数两三代，那自然全是大陆人无疑。

　　有关于大陆的最新消息，每天都能出现在港地市民的手上，因其发达的文化传媒产业，有时甚至比内地传播还要更快。

　　南方的粤省羊城。

　　在这里，许多人并不关注普通话新闻，而是更喜欢追逐当时港地繁盛有趣的报道，当时购买电视的有钱家庭一吃过了晚饭，马上就开电视追看港地的无线电视台翡翠台。

　　翡翠台的广播台在羊城乃至整个粤省也很受欢迎。在7月三号的早上，翡翠广播台刚刚播送完张国容的舞曲《Monica》，立马就切换了早间时事新闻报道。

　　女主持人聊到了发生在燕京的趣事儿：“一本书在大陆学生中引起了哄抢，甚至要溢价来购买，余切已经成为了大陆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考虑到他十分年轻，又是高知分子——部分文学题材的创作，只能他来进行。我们认为，对余切的追捧带有一些自发的吸引力……”

　　“比如，余切的个人形象，余切作为学生作家的独特身份，以及他身为一个知名爱国者的号召力。”

　　“但这难道是一件坏事吗？这当然是好事了。”

　　单行本首印确实卖的很好。

　　从京津两地的反馈来看，至少还有上百万的册的销量可以去发掘，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数学乘法。

　　燕京，《十月》编辑部，余切参加了编辑部的简短庆功会。张守任兴奋地大喊：“卖光了，一万册卖光了！”他伸出手指，“一万册是首印，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会有三十万册，还会有一百万册！”

　　“《高山下的花环》是近几年很受欢迎的小说，单行本当年卖了一百八十万册，因为纸浆不够用，全国共计有九家出版社先后印刷了这本书，我们争取不要碰到这种情况，把美丽的‘新现实文学’果实，完全的吃到自己肚子里面去！”

　　许久没见的王世民也在庆功会上。一般来说，王世民负责总览全局，他已经很少出来单独为了某一分类的作品来庆祝。

　　但余切的小说不一样，这一系列书是否成功，已经代表了杂志社最根本的创刊目的：引领文学潮流。

　　“我们是否引领了文学潮流？”

　　在这里，王世民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81年，我和几个老朋友创刊，作为杂志人错过了引领一时风尚的《班主任》，错过了《伤痕》，我感到很可惜……”

　　他的目光看向余切，感慨不已：“但我没有想到，一种新的东西可以那么快的出现，我想如果我不能再发扬光大，在许多年之后我会为此而后悔。”

　　王世民深情道：“我希望将来历史来记住我们，不因为我们写了一些评论文章，而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杂志人，作为编辑，因为我们那一双眼睛。”

　　“所以我们是否引领了文学潮流呢？不由我们来评价，而由读者来评价，由其他的作者，由时代来评价！”

　　张守任听到这话“啪”的站起来，竟然说不出话，而是紧紧握着王世民的手。

　　余切并没有经历过这两个编辑老头冒着坐牢风险的创业过程，心中的激动肯定远远比不上他们。但余切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俩没有忘记余切，而是非要让余切来站到前排，全《十月》上下拍了一张大合影。

　　《十月》杂志社的位置比较偏，两三年前成立的时候，这里还是庄稼地，种的麦子，还有一些桃树。当时没想到会如此成功。创刊伊始，因为文章过于少，评论组没什么可分析的，就天天分析伟人写过的诗词。

　　因此得名“伟人著作分析办公室”。

　　但王世民显然以此为荣：“三大战役，跨大江、追穷寇，我们才刚刚打完第一场，看到了一些胜利势头，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

　　“还不是骄傲的时候，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时候！”

　　许多人激动的把当天的情况写成文章来发表，或者写成信给其他作家朋友，这像是一场誓师会，全杂志社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4号，新一期《人民文学》上连载了《大撒把》的部分内容。王濛再次为该文写了评价：“我打算对《人民文学》进行一次彻底的革新，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于是我问有哪些作家有希望走向国际，写一个名字来。杂志内部因此进行了不记名投票，我自己来唱票。”

　　“当时，前十票有六票是同一个人，我感到十分吃惊，我抬头向大家确认，大家都望着我发笑……”

　　“您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作家，所撰写的这样的作品。”

　　《人民文学》是真正的文学期刊老大，每期狂卖上百万册，地位无可动摇。它对于余切的介绍引发了对单行本的进一步追捧。

　　新的三十万册于一周后发行，这是首印后的头一次加印，然而从一线的反馈来看，它竟然远远不够！

　　当时，单位用公款大量购买图书都必须有“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批条，因此以新华书店为主的国营书店定了一个钱数额度，超过了，就得掏出批条来，向上面再申请，调配纸浆来进行印刷。

　　同时，一线的书店营业员根据经验和以往的销售记录填写订货数量，各个书店填写的数字汇总到京所，京所反馈到出版社，一般会填的保守，因为卖不出去营业单位要自己承担损失。

　　这是两条能决定书籍印刷数量的标准！

　　于是常常有作者唉声叹气：我著作的印数是由拿着条子，把钱放在裤裆的中年男人决定的，如果还有谁能来决定，新华书店柜台里面那个梳两条小辫的姑娘也可以决定。

　　三十万册发行后，很多外地的单位闻讯到燕京来采购图书，点名要《大撒把》这一本书，这些外地人在内裤上缝个口袋，装上钱，交款时当场解开裤子掏钱。

　　“《大撒把》，五千册，这是条子。”

　　“没了。”

　　“怎么能没呢？昨天上的新，我今天来的，那可是三十万册。”

　　“同志，昨天下午就没了，您方便的话等着吧，把钱塞回裤裆，在燕京住几天，等下一轮加印。”

第145章 轰动

　　《大撒把》的单行本发布后，逐渐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

　　人们记住了“顾颜”这个名字，并且为他和一代留学人的故事而震撼，不少人因此而感动落泪。

　　这个小说，也引发了对于出国热的思考，准备留学的学子，和已经在国外的学子对此纷纷发表看法。让人惊讶的并不是“出国热”事情本身，而是许多学子反馈，他们的生活确实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和原先看到的“留学生文学”中的地上天国差别太大。

　　没有花团锦簇的欢迎，有的只是系统性的排斥，一旦表露出自己想要留在美国长居竞争工作机会，留学生迎来的就是本地劳动者的敌意。

　　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陈忡美国来信”的著名女演员陈忡，看过《大撒把》之后，用越洋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美国并不是天堂，它确实发展水平很高，但对外来人特别残酷，很难立足。”

　　“我现在陷入到了两难，祖国对我很好，但它还是一只雏鸟，美国拥有健全的保障体系，一个蓝领工人工作八小时，可以在郊区养活一家四口和一条狗，拥有一幢郊区别墅——但这样的生活还不属于外国人。”

　　“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美国人呢？我恐怕要吃够几代人的苦才行。”

　　和陈忡通话的《南方周末》记者问她：“那你还想要留在美国吗？”

　　陈忡斩钉截铁：“我还没有实现我的梦想，我必须要留在美国！”

　　瞧！这就是出国热的真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就算是四十年后，依旧不会改变，哪里是写一本小说能真正扭转的。

　　在单行本发行后的两周，全国有四十多家报刊节选了小说《大撒把》，十多家剧团想要把小说改编成剧目，余切每天都能收到请求改编的函件，而从去年小说在《十月》发布以来，有关于小说的评论文章接近百万字，这甚至已经是小说本身字数的七八倍。

　　连载有《大撒把》的期刊销量陡增，各地邮局和书店打电话到京城出版社，要求把今年一月的《十月》刊再印刷一遍。

　　王世民看到这些要求后简直是哭笑不得：“哪里有重新印刷之前期刊的？”

　　余切听说这件事情后，反而觉得编辑部大惊小怪：对经典进行复刻，这不是很常见的吗？读者想要，难不成还嫌赚钱烫手？

　　王世民解释说：“我们的纸浆已经非常紧张，把它用来印刷单行本和《十月》新一期也就罢了，用来反复印刷以前印过的，这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

　　第二次印刷的三十万册迅速卖光后，根据各地汇总而来的反馈，京城出版社紧急制定了再印刷五十万册的计划，交由当时最好的印刷厂——新华印刷厂印刷，地点位于西直门往南一点。

　　新华印刷厂从名字看也知道是新华书店的厂子，承担了一系列报刊、文学名著、专业书籍的印刷任务，其单日最大印刷量达到百万册。

　　因为《大撒把》单行本的热卖，近一周内，新华印刷厂已经停掉了一些国外名著原先的排期。机器没日没夜的转，工人分了三班倒，印出来的书页热得发烫。

　　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全燕京都不够印了，得其他地方印刷厂也加入进来。

　　余切跟着《十月》主编王世民跑去燕京出版社开会，就是为了要纸浆，纸浆不够用了，就跑去其他出版社请求“匀”一些份额出来。

　　这些事儿算“出差”，三块钱一天，吃喝也是王世民来请。

　　余切已经成了明星，他彻底在燕京的文学圈出了大名。

　　不论到了什么地方，都有人拿着书来找他签名。尤其是他在书上印了照片，他又长得很有辨识度，以至于原先不认识他的现在老远就能认出来了：

　　“余切？余切啊！你，你是余切老师！”

　　崇文门外东兴街51号，《十月》杂志社。

　　张守任给了余切一批新到的读者信件，因为数量有几百封，太多了，张守任拿不过来，就让余切自个儿开车拿回去。

　　《十月》编辑部现在忙得起飞，张守任说：“几十个编辑合用一个电话，大家挤在一起，一个屋子装了六七个编辑，我就一张桌子，信多得没地方放。”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张守任连下脚的位置都没有了，他桌底下全是垒起来的信。

　　张守任道：“因为我们缺乏纸浆，现在连作者、读者的来信也都扔了。张贤良的、王濛的，屈铁宁的……手稿，通通扔掉了，拿去造纸浆，非常可惜。你的我留着的，因为你要求自己的手稿必须留着。”

　　这年头的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手稿的价值。未来一张名作家的代表作手稿，一张纸就能以数千元来计算，比作者当时赚的稿酬还多得多。

　　当然，如果打字电脑出来了，余切肯定要和马识途一样，用打字代替写字的，那是六七年后，恐怕他已经不太在乎钱财了。

　　余切问张守任：“京城出版社的纸浆已经到了极限了，这五十万册还不够用的话，后面怎么办呢？”

　　“——那只有请来其他出版社了，只是没到万不得已，我还是希望自己来消化的。你的单行本价格贵，页数相对少，虽然是精装的，印刷厂却有的可赚……因此，很多出版社都找我们请求印刷。”

　　张守任说到这里眉飞色舞：“纯文学本来是一个浪费钱的事情，吃力不讨好，你居然把这搞成赚钱的事情了，也多亏我们杂志社有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