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第684节

　　墨家对齐国采取的政策是经济掠夺，而且又因为齐国的分封建制的制度，使得出现了“财富归墨、黑锅归齐”的局面。

　　齐墨战争之后，实际上齐国从经济基础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济水以南的齐国西南地区，这里被墨家占据之后，以秋风扫落叶的暴烈手段摧毁了这里的封建制度，土地划分给农夫并且为之后的暴烈土改提前演练。

　　战争结束后的谈判上，田氏捏着鼻子承认了所有的新地契，代价是墨家退出济水以南的齐西南地区。

　　这种情况下，济水以南的齐西南地区本身就适合耕种，从而使得小农自耕农农业成为主流。

　　这里是作为泗上的“市场”存在的，自耕农的消费能力是封地农奴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齐国要回了这里，可也只有名义上的治权，实际上原本的旧的统治基础被粉碎，使得齐国在这里说话完全不如在城邑村社里密布的墨家的基层组织有效。

　　要贷款，找墨家；要铁器，找墨家；要解决纠纷，找墨家组织……

　　齐国在这里的存在极为尴尬，就剩下个收税。

　　然而齐国在这里收十个钱的税，泗上的工商业就能在这里赚取三十个钱的利润。

　　可利润买卖这是自愿的，收税却不是自愿的，再说墨家一直在讲税收的用途，齐国却偏偏又没干，这使得齐国在这里背着的是骂名。

　　而在济水以北以及齐国的中心地区，又和齐西南地区是完全两种模式的经济。

　　本身齐国西南地区原本都是鲁国的地盘，齐国对于这里的人不信任，之前就是让他们多缴税而少服兵役。

　　齐国的中心地区贵族制度极为浓厚，田氏靠着多生孩子占据封地的家族流取代了姜齐，这么多的亲戚不内斗是不可能的。

　　田和田昊兄弟俩搞死了其余的兄弟，两个人最终也闹翻，可是齐国的统治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

　　齐墨战争之后，田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弄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可信赖者、谁是不可信赖者、谁能够支持他们的统治。

　　论变革，利万民，田氏明白自己怎么做都不可能比墨家做的更激进。

　　而齐西南地区之后的表现让他们确信，变革变革，越变这些民众越不要脸，所求的就越多。

　　齐墨战争之后，齐西南地区可谓是齐国变革最为剧烈的地方，民众得利最多的地方，但也是民众要求深入变革呼声最高的地方。

　　反倒是仍旧在旧制度统治之下的中心地区，那里的农夫和封田农奴比起齐西南地区苦多了，可那里反而更加安静一些统治起来也容易。

　　田氏明白，必须得和贵族治邦国，因为走另一条路的话根本争不过墨家，最后得罪了贵族、又没有获得新兴知识士人商人的支持，反倒是不利于统治。

　　田氏代齐为自己找的法理，是五行五德之说，这又使得出现了很多尴尬的选择。

　　炎黄之战，黄帝战胜了炎帝，因为姜齐是炎帝的后人；陈田是黄帝的后人，所以田氏代齐是为天命。

　　这种天命，就使得齐国必须依靠贵族来统治，继续维持尊卑有序的秩序，而且墨家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齐西南地区的情况，都使得齐国没有别的选择。

　　为了团结贵族使之认可齐国的统治，就必须要给贵族足够的利益。

　　齐国的君权需要集中，但却又不能够认可尚贤之说，因为尚贤再往后推，墨家的学说集中之地又距离齐国太近，尚贤再推理一下就可以推出君主世袭也是不对的。

　　原本历史上齐国举办了稷下学宫，使得各国的游士都往齐国集中，可以选拔人才，从而用官僚逐渐取代世袭贵族以求变革。

　　可现在天下的学术中心在彭城，游士们当然愿意选择听起来更有道理、更为平等、机会更多的墨家学说，前往彭城游学或是学习知识或是想办法出仕。

　　如此也断绝了齐国这种依靠游士加强集权的可能。

　　最终齐国选择的道路，就是和贵族达成一种妥协：齐国从贵族手里收取一定的税费，给予贵族在东部土地上在封地上的更多权利，田齐建立一支常备军，而宗法制下贵族无法继承的庶子可以前往军中任职，或者成为中央的官吏。

　　管子学派又是倾向于允许出售虚爵的，而一些商人又缺乏贵族的名分，使得田齐为了发展工商业，允许商人花钱买虚爵身份，或者是允许商人开矿、办盐场等，而且允许这些买到了虚爵贵族身份的商人驱使一些封地农夫的权力。

　　田齐想的也很清楚，让庶农工商得利，他们还是会选择更为激进的墨家，而且越是得利力量越强，反倒不利于统治。

　　而在对抗墨家这件事上，田氏和齐国贵族有着广泛的利益一致性，而且大部分贵族其实都是田氏的分支，在大利益上可以妥协。

　　为了加强法理性，搬出了五德之说炎黄之争后，田氏又命那些分出去的贵族们冠以“轩辕”为姓。

　　同时加强了贵族子弟的教育，尤其是大量的贵族庶子出任新军的军官，齐国新建的常备军的大部分军官，基本上都名为“轩辕某”。

　　又向东开始扩张到那些莱夷的土地上，划分封地，允许这些贵族加强使用封地之民的权利。

　　泗上工商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齐国的贵族也需要大量的手工业品，齐国的军队需要大量的武器，这就催生出一种畸形的农业经济发展。

　　在这个普天之下都开始琢磨着开阡陌破井田形成广泛自耕农为变革方向的时候，齐国来了一次反动变革，而且就现在来看，这一次反动变革竟然相当的成功。

　　原本农夫在封地内也有一定的份田，需要付出公田劳作给封地贵族，继续发展下去，贵族和王权之争就会出现王权利用农夫反对贵族的情况。

　　但墨家横空出世之后，这种争斗开始发生了变化，农夫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工匠靠不住，反倒是贵族才靠得住。

　　无家者无国、无恒产者无国，有家有恒产的是贵族，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尊卑体系的也是贵族。

　　泗上对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高产作物的传入、琅琊到高密等地的海运发展，都使得齐国走向了一条庄园经济的反动变革的道路。

　　拥有封地的贵族在默许之下，抢占农夫的分田，圈占土地，使农夫在高产作物出现之下保留很小的份田种植一些地瓜土豆之类，然后贵族们利用农夫的劳役义务经营土地。

　　每年可以售卖大量的粮食、棉花、烈酒等，再从泗上购买棉布、火药、铁器、火枪、陶瓷等。

　　嫡长子继承庄园，庶子则进入军中学习，如果能够立下战功也可以继续获得封地。

　　每年依靠粮食棉花出口征收的出口税作为军费，每年征收一定量的人头税作为军费，齐国也终于养出来一支新军。

　　军官基本都叫轩辕某，士兵都是从各地征召来的。

　　十余年内，齐国都避免了战争，闷头发展，利用这种新的体制，再不触动贵族利益的前提下迅速扩张。

　　虽然莱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击败，但是在东部齐国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有效统治；北部靠近燕国的地方，也是如此。结果伴随着这种明显的反动变革，反倒是齐国军中的贵族庶子们奋勇作战，以求获封土地。

　　一些大的城邑的治权，田氏又拿到自己手中，每年出口的大量粮食和原材料也使得齐国的中央经济有所好转，而且促使一些贵族开始转型：比如利用封地的人口采矿、晒盐、种地、酿酒等等。

　　齐国选了一条和秦、三晋都不一样的变法之路，因为齐国不得不这么选。

　　秦国可以利用外来人才以吏为师，依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惜和国内旧贵族决裂以强制变革，形成一个人人都可以上进的军功之国。

　　齐国没办法这么搞，齐国这么搞很可能就会被墨家抓住机会，而且人才都跑到泗上去了。

　　齐国只能选择承认贵族的身份尊卑，同时将军功和贵族绑定，承认贵族更大的权利压榨封地民众换取贵族的支持，以墨家的威胁作为联系王权和贵族的纽带，以靠近泗上工商业发达的地理优势发展大规模农业出口以积累财富。

　　商人们选择获得贵族的身份，获取一定量的农夫可供支配后，开始发展手工业，使得商人获得了上升通道成为了贵族的一员。

　　名字前面带有轩辕为姓的贵族们开始接受更为先进的教育，开始从基层军官做起将贵族和王权联结在一起，通过大家一起做“炎黄之争五德轮回”这一学说的受益者，使得齐国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这也使得齐国的大大小小的贵族，是最惧怕墨家学说和土地改革的贵族，也是一旦开战将会最为顽固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墨家若是战胜，他们所得的一切特权一切财富，都将化为乌有。因为他们的财富源于制度，而这种制度又是墨家必然会选择摧毁的。

　　齐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正视国内贵族太多、实力雄厚、田氏根基不稳、距离泗上太近种种情况后所能选择的、对贵族和田氏而言最正确的路。

第二百章 必然之路（下）

　　只是这条对贵族而言正确的路，实际上也已经把齐国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秦国不可能采取齐国这样的以大贵族为基础的变法，也不可能采取这种本应该在唐代才会大规模出现的庄园主经济。

　　本质是因为秦国距离泗上太远，而唯一有能力吸收大量粮食和原材料的工商业最发达地区在泗上，距离齐国太近，秦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没法搞出来齐国这样的变法。

　　齐国的主要收入还是农业收入，工商立国的策略早在齐桓公去世后诸公子之争后便已经不复存在。

　　更关键的是齐国的货币崩了。

　　齐国尝试着铸过刀币，以铜本身的价值作为货币，可是没多久就出现了很极端的情况。

　　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泗上工商业产生了更多的货物、距离泗上这个技术传播地最近的齐国的钱币出问题了。

　　铜伴随着铸炮等军事活动价格节节升高，齐国的铜本来就少，今日铜可能是这个价、明日便可能是那个价，如此一来，手里即便有铜币的人也不愿意把铜币花掉，而是宁可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铜币很难流通，今天花出去买了一斤粮食，明天说不定能买两斤，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拿东西去换，而把铜币留着将来再买东西呢？

　　贵族们不肯私自铸钱，觉得不如用铜和墨家直接交易；国君更不可能傻到把日日攀高的铜都变成钱。

　　没钱的日子不是不能过，那得是用石头、青铜农具、亩产三十斤的年代。

　　现在，没钱是不行的。

　　齐国没有钱币，泗上却有特殊的纸币。

　　虽然防伪技术很一般，但泗上作为造纸最早出现的地方，靠着简单的特殊油墨、从朝鲜运来的桦树皮内层的薄皮内衬、原始的凹凸版印技术等二十年的技术积累，还不是齐国能够仿制的。

　　久而久之，齐国和泗上先在“经济”上完成了统一，齐国实质上已经在以泗上为中心的统一市场的范围之内。

　　那些贵族生产粮食棉花矿石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到城邑中、卖到泗上换取泗上的货物。

　　原本最原始的那种分封制下的经济其实已经被摧毁了。

　　原始分封制下的经济活动，不怎么需要钱。

　　村社封地之内，农夫给封建主劳作，最多也就是一些城邑附近的农夫缴纳一下实物税，没有大规模的交易。

　　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齐国的这种畸形的庄园主经济和宋国泗上周边的情况还不同。

　　泗上周边，那是最开始那里的宋国贵族也看明白了，这年月什么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泗上一天不倒，他们也没有必要拥有军事力量。

　　况于他们距离泗上更近，更清楚墨家关于农奴束缚奴婢奴隶的政策。

　　加之泗上就在旁边，强制的人身禁锢措施只会导致大规模的逃亡。

　　所以宋国靠近泗上地方的贵族采取的做法是：侵占土地、兼并土地、改良技术、购买新器械，将用不掉的人口赶走，爱去哪去哪。

　　自己用最少的人工依靠技术的进步经营自己的土地，多余的人赶去泗上是做雇工也好、入共耕社也罢，和他们再无关系。

　　以最少的人工、最少的成本、最少的工资、获取最多的利润。

　　齐国这边则是保留了农夫少量的籍田，新作物出现后，三五亩籍田总不至于饿死，剩下的则继续保持藉田的劳役地租，使得农夫被困在土地上，为贵族拼命劳作。

　　泗水周边逃亡到泗上，可能只需要一日就能跑到；而在齐国想要逃亡泗上，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更为严苛的禁止逃亡的律法、连坐法的实施，都使得逃亡的成本太高，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不至于饿死，总还可以坚持下去。

　　于是牛羊、毛、粮食、酒类等可以生产出来许多，通过海运的途经源源不断地运抵泗上。

　　齐国出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粮食、烈酒、棉花。

　　齐国进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铁器、棉布、陶瓷璆琳。

　　管子学派的官山海政策的基础，是国内封闭以及齐国在春秋末期工商业最发达的物质基础。

　　手工业发达远胜于别处，商业政策怎么玩都可以玩出花；手工业不发达而且紧邻着高度发达地区，商业政策玩不好就可能国家崩溃。

　　现在这么搞，官山海变为了官关税，田氏垄断着对外进口贸易，收取税金作为军费；贵族们出口粮食缴纳出口税作为对田氏的支持。

　　临淄之前曾有讽者讲过笑话，说是大王的军队，拿着泗上的火枪、穿着泗上的棉布、花着泗上印刷的纸币，哪天大王和泗上开战，就要带着一群光着身子的士卒了。

　　齐国也就还剩下盐业还能够支撑，剩下的手工业基本上完了，而且这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