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 第2504节
宠溺宗室，可以说是萧衍针对刘宋、萧齐宗室自相残杀乃至“自灭满门”教训的矫枉过正。
与此同时，他虽然用寒人掌机要，用清贵的官位将世家大族架空，但却对宗室、士族的违法乱纪行为视若无睹，几近于让宗室、士族为所欲为。
什么叫为所欲为？
晚上，宗室带着私兵在建康城里蒙面拦路抢劫，残杀百姓，官府就当没发生过。
宗室、士族子弟欺男霸女，夺人田产、家业，苦主无处伸冤，事情闹大了实在不像话，朝廷就装模做样处罚一下，处罚措施简直就是隔靴挠痒。
与此同时，庶民百姓只要犯了罪，用法极严，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被囚禁罚作苦工。
萧衍对宗室十分宽容，宽容到什么地步？
梁天监四年，梁军北伐，魏国震动，魏国上下均认为兵强马壮的梁军，为百数十年来未有的劲敌，前线魏军不敢正面交锋。
然而，萧衍舍韦睿等名将不用，用窝囊废弟弟萧宏为北伐主帅。
某日，率军驻扎洛口（淮水一线）的萧宏，因为夜里忽有暴风雨，吓得心惊胆颤，于是不顾一切率数骑夜奔，弃大军不顾直接逃回建康。
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南撤，器械、粮草全部遗弃，被魏军反扑，伤亡惨重。
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么戛然而止，形同笑话一般，但萧宏却没有受到惩罚。
萧衍很仁慈，对于宗室、士族、权贵来说，是“慈父”，然而，对百姓不是这样。
所以，当侯景起兵反叛时，许多人响应，因为许多百姓已经恨透了大梁朝廷，恨透了骑在自己脖子上拉屎的宗室，恨透了敲骨吸髓的士族。
而这时，那些平日里享受着慈父关爱的宗室，要么是白眼狼，拥兵不动作壁上观，要么认贼作父，转投侯景麾下。
所以，“泣血上奏”的官员们纷纷喊冤：众叛亲离的萧衍，落得饿死台城的下场，和佛祖有什么关系呢？
江南百姓遭此大祸，是身为天子的萧衍失职，是魔王转世的侯景作孽，和佛祖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萧衍治家无方、治国无方，才有了引狼入室、众叛亲离、江南生灵涂炭的悲惨结果，真的和佛祖没关系啊！
有官员“泣血上奏”，为佛教伸冤，说正如盐必不可少却绝不能多吃那样，梁武帝崇佛本来没错，但是他把握不住度，导致佞佛的结果，这不是佛祖的本意，怎么就要佛祖承担责任呢？
一个人不听劝，吃盐吃多齁死了，官府总不能因此怪罪卖盐的店家蓄意杀人吧？
这个人吃盐吃多齁死了，留下孤儿寡母被人欺负，横尸街头，这确实很惨，却不能怪罪卖盐的店家害人家破人亡吧？
宇文温看了几日的奏章，那些为佛教伸冤的人，所说全都是这种调调，还好，大家很识相，没敢说这是萧衍的因果报应：
萧衍当年（或前世）杀了一只猴精，所以猴精变成侯景来报仇。
当然没人敢说，因为只要有人敢这么说，宇文温就可以免费送澳州船票：朕潜邸时带兵打仗杀了那么多人，你是在暗示什么呢？
种种说辞，宇文温都不觉得意外，这些说辞听起来很有道理，然而这一套对他没用。
他的马前卒们，不会落入这种辩论陷阱，反正傅奕等人接下来就死死咬住一点：忘恩负义。
梁武帝在位期间，梁国上下为了崇佛、礼佛投入了不计其数的钱粮，结果呢？
你们这帮佛门子弟白吃、白喝、白住、白拿朝廷那么多好处，朝廷大难临头，结果一个个都失踪了？
这算什么？寻常人家养条狗看门，看门狗见歹人闯进来，好歹都知道叫唤几声！
说狗太难听是吧，好，春秋各国公子养食客，好歹都有“鸡鸣狗盗”之徒，你们呢？
萧衍纵然有万般过错，可他被叛军围在台城，不知佛门子弟可曾组织起来，结成义军前去救援？
拿了人家那么多好处，关键时刻开溜，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忘恩负义，是傅奕以辩论为名，以报纸为载体，要向天下百姓传播的一个消息：佛门子弟当年拿了萧家天子那么大好处，结果关键时候袖手旁观，这就是忘恩负义！
傅奕不会和辩论对手纠缠，不会争论是否萧衍佞佛导致梁国国力虚弱，直接就揪着“忘恩负义”四个字拼命嚷嚷。
一有机会就要大声嚷嚷“忘恩负义”四个字，对方说一句，就重复一句，然后经过报纸扩散。
对于百姓来说，他们也许大字不识一个，也不知道什么大道理，但受人恩惠就要报恩的观念总是有的，而忘恩负义，大家都是知道这是小人行径。
这种策略，当然是宇文温传授的，效果不错，那些“辩论值”爆表的高僧，面对傅奕不断重复的“忘恩负义”四个字，即便说破天，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
道理很简单，不管来自天竺的佛教对“忘恩负义”有几种解释，反正中原百姓对于“忘恩负义”的理解，千百年来就是那样。
光靠几个辩论高手，根本就扭转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
所有企图甩锅给萧衍的说辞，在“忘恩负义”四个字前，显得十分苍白。
这个问题，佛门子弟不可能回避，如果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佛教的名声怕是要受影响。
宇文温放下奏章，闭目养神，他看奏章不是想了解侯景之乱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原因早就总结出来了。
他就想看看，这些心急如焚的信佛官员们，其“求生欲”有多强。
谈判技巧之一，就是不要成为首先开价之人，因为谁先开价，就很容易处于下风。
宇文温想知道，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局面，焦头烂额的“拥佛”一方，会开出什么价码。
第五百三十七章 火候
下午，宇文温又在看奏章，这奏章，是中书舍人萧瑀所写，萧瑀在奏章里，向宇文温讲了个一典故。
那年，是梁国普通初年，天竺的达摩禅师渡海而来，抵达建康，当时已经开始崇佛的梁帝萧衍（萧瑀在奏章里以先祖代称）十分高兴，召见了这位异域高僧。
随后，萧衍向达摩禅师问了三个问题，第一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
达摩禅师回答：“并无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