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仁宗之子 第659节
不管是反对新法还是支持新法，他俩立场相反，但基点却相同，又都是偏离核心，或者说偏离朋党的存在。
也就是说，他俩的重心是国朝。
欧阳修的调遣，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诧异，毕竟都知道富彦国要回来了。
富弼似乎很急，在朝廷诏令发出后第五天，议政厅这几位还没有说出个道道之前，富弼已经到了汴梁。
洛阳本来就离汴梁不远，又有轨道畅通，算不得急迫。
“陛下，臣已从抵报得知陛下对工坊城产品工艺的几点要求，甚是必要。昨日入城，受同僚接风，谈及此事诸多，因纠葛太多，导致至今不能定论。”
“老臣以为对于工坊城产品工艺授权一事，应该撇开朝堂诸公的纠葛，一视同仁，方为解决之道。陛下，若有定论，还请陛下不吝指明……”
富弼到任，规定的流程要觐见官家。没想到富弼进入角色这样快，还没有确定具体职衔，就先以朝廷紧要的事入手了。
这样做……没有明说，但却以执宰的角色跟官家奏对。同时，可以从官家这里得到明确的操作细则，然后在议政时可以迅速在政事堂树立威信……
老头真不简单。
富弼相对于韩琦，最大的优势就是对官家的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差异。
自富弼从京兆府入京，也就是赵曦南征之前，一直到三年前丁忧，富弼一直在朝中，也曾是官家东宫时的太子师。跟官家交流颇多，也对官家的一些理念了解，这不是韩琦可比的。
就像现在，富弼觐见，寒暄后就这样直白的要官家拿章程。因为他了解，官家并不是喜欢委婉，也不是要戏耍朝臣以显示自己的智力。而是在自己离开朝堂后，王介甫入朝革新，导致了政事堂相公跟官家在特定范围内的对立，官家不得不这样。
这是富弼对三年来朝廷抵报的总结分析。
并且，富弼很清楚官家的大局观，任何政策的推行，都会尽量顾及各方利益，会选择让人想象不到的切入点把政策推开。
“富相，表面看，这次只是工坊城在授权一些产品的工艺，是利益方面的闲事。其实，我最终的目的并非如此。”
“工坊城是个榜样，从一开始我筹建工坊城就是榜样的目的。这次让工坊城出售工艺，一是工坊城确实要注重于研发，制造一项就会放在次要位置，并且工坊城还担负着国朝军备更新的重任。”
“如此，工坊城那些民用产品的产量就远远不能够满足需求。经过这些年，工坊城产品已经被广泛认可。”
“这些都不重要，可以看成是工坊城出售工艺的噱头。而工坊城产品工艺出售后，引导各地照搬或者改进发展工坊城模式才是我的目的之一。”
工业化的发展，绝不是一城一地能促成的，工坊城只是一个先锋带头作用。
赵曦也没想过一个君王去专门做这事。树立榜样，把发展的事交给这个时代，这才是符合实情的发展道路。
死搬硬套，把后世的照搬过来，或者以自己的见识左右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在赵曦看来都是不可取，不切实际的。
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工业化也一样。就如后世的特色理论，只要符合的才是最好的。
赵曦认为，引导并给予支持，让这个时代自行选择发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违背时代脉络，势必导致混乱。
“第二个目的，工坊城产品与军备的关联性，决定了即便是出售或者授权工艺，也必须有官方来主导。”
“我有意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就是官办产业体系，作坊均是官办民助的模式，但整个作坊的管理由朝廷到地方形成独立的体系。”
“作坊的东家由朝廷、地方州府郡县、朝官京官地方官以及地方乡绅组成，作坊的管理层由官员担任。”
“整个产业体系的官员考评和升迁，不仅仅接受吏部的考评，同时所有东家的意见也是官员擢升和转任的参考指标。”
这是后世那些特大型企业的改良版。
赵曦迎合时代特征，把官府、官员、乡绅纳入各类产业的所有人范畴，并给予他们除了主导权以外的相应权利，可以有效避免贪渎，同时因为利益攸关，也能最大程度的促使管理层尽心尽力。
还有另外的目的，让当下这些着重于土地的官势富姓，在长期平抑粮价和作坊盈利的情况下，逐步改变对土地的依赖，以此改变国朝土地兼并的弊端。
让国朝的官势富姓有了除了土地以外的资产，利用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认知，促进这部分人对赵宋王朝的认同，加大抵制朝代更迭决心。
同时，有了这一套独立于朝廷的官僚体系，还可以改变国朝冗官之弊。
这才是赵曦真正谋划此事的目的。
第499章
当赵曦讲明后，富弼不难想清楚。
如此庞大的想法，无论朝廷、官员、乡绅乃至黎民均收益的大谋划，让富弼有些瞠目结舌。
（别怀疑黎民得利的说法，所谓国富民强，作为士大夫的操守，一旦地方州府富足了，他们懂得如何取得民心，自然会有黎民收益。）
他不由得想起，还是官家少年时的疑问：有这样聪慧的帝王，对于国朝是绝对有益的，可对于朝臣是好是坏真心不好说。
这时候富弼再结合关于这事的抵报，不难得出：官家一直想引导臣工去进入官家的谋划中，能体会官家的意图，并主动向官家的目标推进。
倘若朝臣撇开私利，真正以国朝的大局出发，再抛去对官家的对立情绪……以政事堂这些执宰的智力，不愁揣摩官家的思路。
可惜……总有一些事会挡住人的思路。
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事都做完，这也是赵曦一直给臣工设置命题的原因，他确实是在引导臣工向他谋划的方向考虑。
就比如从开始议事，他就把吏部的正副职都召集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暗示。
可惜，都被工坊城产品的利益冲昏头脑了，不能撇开私利，站在另外一个高度考虑问题。
王安石钻进了市易法的圈子里，对于官家搁置市易法耿耿于怀，不能静心考虑问题。
司马光总习惯在故纸堆里找理由，是一个被历史蒙蔽的君子。
韩琦始终把自己摆在执宰的位置上，过于看重政事堂制衡君王权利的职能，总把赵曦的意思拆开了揉碎了，就这样仍然不放心。所以，他不会换位思考。
至于文彦博，出发点一直是以政治和权利的考量，终归是没有把心用在揣度赵曦的思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