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第436节

闯军在湖北消除陋规，增加财政收入，所以虽然频繁兴大工、修水利，可是民却自安其乐，毫无苦楚可言——因为他们以前农闲时不用去修缮水利，一样要被地主叫去帮忙干各种白活，现在帮楚闯政权修缮水利，既可以获得一定收入，将来水利设施同样还可以供自己使用，生产的积极性，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在商业流通范围，李来亨则基本保持了李自成提出的“平买平卖”政策，主要实行保护工商流通的经济政策。

过去闯军由于整顿军纪的需要，在军中基本上是采取以配给制为主的制度，对于士兵很少发给现银军饷，只有少量的生活津贴而已，而主要是给士兵和家属发给可供生活余裕的粮食。

但随着楚闯政权在湖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闯军又已基本上完全脱离了流动作战阶段，半配给制的制度，就非常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了。

货币的铸造和流通，还有对于商品流通阶段的税收问题，都慢慢提上李来亨需要亟待考虑的范畴之中。

货币问题，因为李来亨上面毕竟还有一个闯军“中央”在。在李自成和牛金星等人完全敲定闯军的货币政策以前，不管李来亨是想铸造标准化的银币，还是推行激进的纸币政策，都不免有僭越之嫌。

而商品流通阶段的税收政策，也即是所谓的“商税”之说。楚闯政权本来颇有意重科商税，但考虑到耿应衢等绅商还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大部分搢绅经商经验又极少，一旦重科商税，这些还不容易找到生活出路的士绅，怕不是又得要回去造反抗闯了。

只是后来一段时间，毕竟楚闯政权不同于明朝朝廷，像作为李来亨情治机构的恳德记，这样一个非常强力的部门，便是由商人出身的萧维崧以及另外一大群掌柜掌握的。

商人出身的萧维崧嗅觉相当敏感，他广泛收集了明朝商税的具体情况以后，多次写信送往归德、德州和真定等地，同李来亨反复讨论，陈述情况。

明朝的商税包括主要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中所征收的货物税，如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契税、酒醋税、屠估税、典铺酌分等。

商品运输过程中，向船户和车主征收的国内关税以及向运销商品的客商所征收的商品税，有钞关税、工关税（如竹木抽分）、门税、过坝税等。

此外，另有市舶司征收的海关关税。

这些种类繁多的税种里，以钞关和盐课税收为最大头。万历年间，钞关税收收入以万历二十六年为巅峰，收入最高达到四十余万两。万历二十六年开始，为了增加商税收入，税监频出，从九江到扬州，这数百里的距离上，就有湖口、安庆、池口、荻港、芜湖、采石、金陵、瓜埠、仪真等多处关卡进行征税。而这势必给商业贸易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

根据万历三十年，时任户部尚书赵良卿的说法，相比从前商税年年有足额，逐渐稳步上涨的情况，随着税监的派出，地方上的商税征收出现了“以原额约之，岁缩一岁，几减三分之一”的情况，商税并没有随着征税关卡的增多而变得更多。

以河西务钞关为例，由于征税太多，以至于商人罕至，原先一百多家布店目前仅剩下三十多家。临清关，原先伙商三十八人，今年只剩两人，至于关闭店铺更是有数百家之多。诸多商铺纷纷闭门歇业，严重影响了商业贸易的开展。

到崇祯初年，经由东林党出身的户部尚书毕自严整顿商税，钞关税收这才日渐增加，到崇祯十三年已从万历年间最高的四十万两，增长到了八十余万两——可见征收商税的问题上，东林党人未必不能起到好的作用，或者更应该说，在整顿财政的方面，官员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简化为了江南与北方、东林与非东林这样二元化的形式。

盐课方面，崇祯年间的盐课收入较万历原额在130万两以上。

但是因为李来亨占据的三楚之地，大多不是明朝时主要的产盐之地，所以盐课收入虽然极为丰厚，却注定和李来亨没有多少缘分。

至于其他杂项，多以货物税为主，与商品流通环节关系不大。万历六年时杂项原额全部折银，当年实征约三十二万两。此后明朝的杂项货物税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直到天启时期因为西南战事和辽事新饷，前后总共加派了二百二十万两之多，崇祯朝更把包含在杂项之中的“生员优免银”也加入加派之中，又加派数十万两之多。

从此处杂项商税的加派中也可以看到，崇祯朝对于商税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甚至到了军事紧张的时期，崇祯对于“生员优免”的特权都进行了加派。

可以见得明朝朝廷的财政问题，不是因为不收商税，而更加主要是明朝朝廷的整体已经完全腐烂、坏朽。即便崇祯屡屡加派商税，可是这些税银却要不断填入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洞中，腐坏的朝廷在各个环节上的贪墨，也会消耗大量税银，而低效的行政效率，更加导致了十分钱用出去，只有一分钱能产生效果的弊端。

收不收商税，从来不是此中称得上严肃的问题之一。仅崇祯三年重新整理杂项加派，实际加派额就高达一百六十万两之多。可是在腐朽的行政体制下，这一百六十万花出去，中间各个环节官员抽吃卡拿一番，最后用到实处的税银，能否有十六万两都不好说了。

所以李来亨贯彻了李自成提出的“平买平卖”政策，在楚闯管辖范围内，实际上相较于明朝统治区域的商税，是不增反减。

由于崇祯后期不断增加的商税，特别是钞关等流通环节的商品税，已经造成了地方商业的大规模萧条。所以李来亨推行“平买平卖”、降低钞关商税的政策以后，地方商业和流通复兴，在削减商税加派的情况下，直接税银收入反而比宋一鹤担任湖广巡抚时期，要大大增加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任谁都知道像晚清曾国藩那样到处设关办卡，疯狂收取钞关厘金，固然能短时间内提高收入，可是也势必造成商业的大规模萧条，饮鸩止渴，负面影响极大。

说来好笑，李来亨后世读过不少穿越小说，那些穿越者们穿越到清末时期，都知道裁撤钞关，设置统一的商品税，保护商品在流通环节上不受到层层的剥削而削减竞争力。可是他们穿越到明末的时候，却好像就突发奇想，一下子不懂了商品税的重要性，而只是野蛮粗暴地广设钞关税卡，这比起崇祯一再增加钞关，实在让人想不清楚到底有什么区别。

也或许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崇祯增加钞关税率和新增加芜湖钞关、南京宣课司、德州仓等钞关的事情吧。

当然在海关税上，明朝的政策就极成问题：福建和广东的海关收入，全部加到一起，居然还不到五万两……

但是不管是楚闯还是中原闯军，都还没有控制出海口，海关税问题也就不需要李来亨多加考虑。

其实明朝海关收入这样低，无非是因为此时郑芝龙独霸东洋，海关收入几乎全落在了郑氏的手中罢了。

但郑芝龙即便通过国际贸易收敛了惊人的财富，可他骤得巨富之后，照样是在福建各府广置土地，并没有把钱花在了扩大船队规模、扩充工商经营的范围上。

说到底，明朝的土地才是最稳定、最划算的投资品。

郑芝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海商，他熟练地插手甚至垄断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贸易，在全世界的商品交换中据有了最重要的一块版图之一。

以他的海商经验，依旧把获得的钱财用来投资土地。充分说明了明朝的土地投资回报率高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土地投资的稳定性更是超过了海商贸易不知道多少倍。

不像李来亨那样用营田制，强硬地把土地投资的回报率砸到无利可图的地步，即便像郑芝龙那样垄断国际贸易的一大部分，又有何益？

当然像郑成功那样由于清军的打击，出于外部环境打压的缘故，丧失了继续在内地投资土地的条件，倒可能成为一种迈向新道路、新世界的契机。

第490章 九江之战

郭君镇、刘希尧和蔺养成在武昌会师以后，又获得了高一功和湖北绅商耿应衢的全力支持，在补充完种种水师作战所需的辎重物资以后，便千帆并进，顺流东下，直趋九江城下。

九江一役，闯军作战计划完全由郭君镇一手拟定。郭君镇性情乖张霸道，眼高于顶，他没有和武岳节度使高一功以及刘希尧、蔺养成两位水师统帅商议，就直接确定了先攻小池口的战略方针。

郭君镇断定小池口城小狭窄，难以抗衡闯军水师船只运载的火炮。而且九江的供给，多由小池口方面用小划船运至。罢黜小池口，撤其犄角，固我藩篱，可以解决之后攻取九江的后顾之忧。

因为明军疏于防范，楚闯水师以小船夜袭，轻易得手，随即又派兵登上江岸，袭烧了后山营垒，赣勇因此大溃北逃。

至此日天明，江西总督袁继咸原本设置在桂家昄、渡河桥一带十余座营垒亦被毁平。之后郭君镇才派出蔺养成率部行动，蔺养成是革左五营中最先投靠李来亨的豪帅，所以他虽然也不满郭君镇盛气凌人的态度，但依旧听命行事。

闯军水师派出炮船，移营小池口驻泊，狂轰滥炸，用新铸红夷炮击毁城外坚垒数座，充分发挥了水师的火力优势。袁继咸修建的石城工事遭到严重破坏，守军甚至不敢站立到女墙上防守，城内也不敢举炊。

第三天，郭君镇和刘希尧完成总攻准备，陆师登岸强攻城门，闯军将士们将早已准备好的稻草堆叠在地上，障身而进，顷刻之间，就把壕沟填满。

小池口守军士气完全崩溃，陆续放下武器投降，九江失去特角，补给完全切断，形势已然孤立。

但是九江一带毕竟地势险要，虽然赣勇战力不强，可是袁继咸却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督抚大臣，又获得了江西士绅的鼎力支持，陆续将九江守军增加到了明军官兵六千余人、赣勇一万余人之多。

江南明军中最善战的勇卫营大将黄得功，也派遣数千兵马到九江协防。

正当袁继咸获悉小池口失守而紧锣密鼓加强九江防守的时候，郭君镇抓住明军全力注重九江防御的好机会，密令蔺养成分派小划船及北岸陆师快速前进，出其不意地攻袭湖口要塞，再剪除九江下游犄角。

湖口是长江锁钥，天险林立，绝壁悬岩，水流湍急，使人望而生畏，极难攻克。蔺养成率领的渗透部队，又缺乏炮船，兵力数量也不多，但他潜行迂回，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埋伏于湖口后山，等待水师攻击后偷袭。

负责防守湖口的明军将领田雄是黄得功的部下，可是田雄麻痹大意，对于蔺养成的行动茫然无所知。当闯军水师主力对九江展开牵制性进攻的时候，蔺养成也密令渗透至湖口附近的众多小划船放火船袭扰湖口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