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第774节

南洋延平公司此后存在了约一百二十年的历史，鲸吞了吕宋州都督府、交趾省、昭南府（马六甲）、泗水州都督府（爪哇）、婆罗洲都督府和周饶州都督府等地。

直到德宗年间，由于大顺和呆迷儿帝国在印度洋上的争霸越演越烈，南洋延平公司因为包办了绝大多数的印度洋战争军费，终于走向破产清算的道路。

德宗以后，南洋延平公司被朝廷赎买，改制为南洋大都督府，再后来则由于南洋各属地纷纷开化，南洋大都督府的建制也被取消，仅留下周饶州大都督府的名义，除昭南府直辖以外，其余吕宋州、泗水州、婆罗洲等地，都陆续被改为了行省。

这以后顺朝和郑森之间的谈判又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天法十年，郑军水师在一次擅自袭击顺军水师护航舰队的行动中，遭到海疆经略使刘希尧的沉重打击，损失战船八十多条后，郑森才完全接受了全部谈判条件，于天法十一年向顺朝奉上一切版图户籍，随即入朝面圣，被赐延平公、国姓，改名李赤心。

后世因此又称郑森为国姓公、国姓赤心，而在南洋流传最广的称呼则为郑赤心。

天法十一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后，李来亨便迅速撕破了和议外表，重新对韩清政权举起屠刀，才和平了短短几年时间的朝鲜半岛，再回战争烽烟之中。

这一次顺军做好了更为充分的军事，而清军方面，则早因为庞大的军事压力，放弃了在朝鲜同大顺军正面交锋的意图。

清军经过数年积累以后，已经在对马岛上建立了庞大的前进基地，并且在岛上招揽了大批不安于日本国内和平局面的浪人武士和切支丹教徒作为向导。

为了获得荷兰人和日本国内切支丹教徒的支持，已经亲政的金福临还宣布改宗新教基督教，改教名为金威廉。

伴随着顺朝撕破议和条约的同时，即是震撼了日本列岛的威廉征服的开始。

早已做好军事上一切准备的清军，随即放弃了朝鲜中部的大量城池，将其所剩无多的数万满鲜混编部队集结到了朝鲜南部海岸的大量山城中，一面负隅顽抗顺军的南下进攻，一面持续性向对马岛基地转移兵马、物资。

并于天法十三年发动了被德川幕府称为“刀伊再寇”、“威廉征服”的大规模海盗进攻。

由于获得了荷兰人的一批商船支持，移驾对马岛上的福临即向荷兰人宣称当年自己母亲怀孕时，曾梦到天父，还有许多人看到金光入怀，他悍然声称自己乃是“为新教信仰作战的天父使徒”。

这一震撼了荷兰人的暴论广经传播，以至于德川幕府最后还是将这次满洲海盗的大规模入侵称为：

使徒来袭！

第875章 亡国之道

苏松省科场舞弊案的爆发，使得科考改革被又一次提上日程。

本来顺朝的科举考试内容，和前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主要是改八股为策论，削减了六经的内容，而增加了对史书内容的考核比重。

但是这也就导致了判卷的时候，主考官的主观倾向对于举子们试卷最后的分数结果，影响较之八股文时代大得多。

八股文毕竟是一种在行文逻辑上做出了明确要求的文体，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这是特别标准、特别规范、特别合理的议论文叙述逻辑。

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八股文有它特有的优势，就是高度形式化。这个可以和唐宋科举中的诗赋做一下比较。

北宋前期，关于科举考试一直有争议。其中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要不要用诗赋取士。

当时的许多官员都认为诗赋这种考核类型的意义不大，朝廷用这种没用的东西来考试是选拔不出来人才的。所以后来熙宁科举改革的时候就罢诗赋了。

但现在来看，这种看法其实比较片面了。诗赋虽然与实际政治没关系，但是却符合了标准化考试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有客观的评价标准。

同样是写诗，但是你的诗如果出韵了，那你的分就低了。

这是高度形式化文体的一个优点，它可以提供明确的判卷标准。

因为内容的好坏高低实际上很难有个客观的标准，如果在知识、见识等方面不是相差太大的话，那分高分低就和判卷者的个人喜好关系很密切了。八股文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就是高度形式化的外在文体特征可以提供客观的评判标准。

真要细究起来，其实策论也存在纸上谈兵的情况，对选拔人才的用处未必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改革作用。

要说最客观的，那可能还是帖经，就是填空题。但是这种考试方式的缺点就是区分度太低，毕竟考试范围有限，大家都能背下来，在考试中拉不开差距，起不到选拔的目的。而八股文显然在形式、内容上都比帖经要有更高的区分度。

八股文比现在大顺推行的策论，其实在公平性上反而是好一些。

最近爆发的苏松省科场舞弊案，就是举子和主考官相互勾结，利用策论考试标准化评判较难的制度缺陷，上下其手，使得水平较差的考生得以中举，甚至进一步参加到更高级的考试中，连朝廷选拔进士的考试都受到影响。

其恶劣的影响何止于一省的范围，这才最终导致了还几名三品以上的朝廷大员人头落地，弄得东南数省均是人心惶惶。

所以现在顺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在这次科举舞弊案以后，就又回到了标准化的发展方向。

虽然考试的主要项目还是策论，考试参考的主要教材还是诸子和二十四史而非四书五经，这中间存在一个史学、子学地位上升，经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可以说在这点上，顺朝是做到了复古唐朝，摒弃了宋代以来重视经学的做法。

但是策论的整个行文逻辑、书写规范被大大强化了，原本允许考生自由发挥的内容，也被大大受限了。

对这点，李来亨也暂时没有太好的办法，毕竟八股文流行数百年，当然不是没有什么制度性优势的。

现在新的策论考试，想要从各个方面完全取代八股，还是很困难的。

到后来李来亨干脆又授意吏政府和礼政府，将唐朝时的明法、明书、明算等考试科目恢复起来。

唐代科举考试年年举行，所考科目主要有六科，即进士、明经、秀才、明法、明书、明算。

这其中进士、明经、秀才三科考的是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的创作，也是后来宋明科举考试内容的原型。

明法、明书、明算三科，考的则是刑名钱谷之术。

由于晚唐以后官和吏两个阶层的分流，刑名钱谷之术成为了被吏阶层垄断的知识技能，一般的官员反而并不掌握了。

而且由于唐朝时的明法、明书、明算三科，即便考中以后，也只能从九品下做起，仕途起点特别不低，以后升迁时也不可能比得过考中进士科的人。

所以一般水平较高、天赋较好的人，是少有将精力投注在明法、明算这种刑名钱谷“小术”上面的。

即便是现在的大顺，也主要是在乡官学校中让一些前朝的胥吏教刑名钱谷的课程。可是乡官学校的毕业生，大多也只是去做县级的营田使、司法推官一类的低级职务。

这和考中举人、进士以后，可以直接从县令级别做起，仕途起点差的简直不止十万八千里了。

不过顺朝用乡官学校培养基层的行政官吏，至少还是比明朝的时候放任胥吏近亲繁殖、世袭更替，把握地方的行政大权要好。

乡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一方面是出身清白，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上升渠道虽然比不过科甲正途出身的士人，可也比过去的胥吏要好，是有机会升迁到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

这样乡官们就不会因为一辈子仕途只能停留在基层，所以就贪赃玩法，毫不在乎前程地将手头一点小小的权力使用到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