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明帝，但大明已经没了 第65节

一直到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之后，才将官员俸禄改为银、米、钞折色，但即使如此，官员的实际收入还是缩水了一半以上。

所以，想在大明朝当清官？海瑞就是榜样，当然清代的俸禄虽然要比明代略有调整，但总体上是差不多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雍正改革，搞“火耗归公”时，会面对这么大的阻力，因为上上下下的官员就指着这些灰色收入过活了。

当然，倒不是说当官的就得过苦日子，但是这种“表面清廉”之下，很多灰色收入乃至于苛捐杂税都成了常例，这些见不得光的收入才是明清官员的主要经济来源。

诸如每年纳税时收的“火耗”（一条鞭法税收统一收白银后，地方官员会说百姓缴纳的银子要统一铸成官方银锭，中间的“损失”由百姓承担，称为火耗，其实就是贪污），中央官员也有“冰敬”、“碳敬”（地方官员向中枢官员行贿）一类。

面对这种情况，朱由榔在大力打击苛捐杂税和贪污行为的同时，也改革了官员的俸禄制度。

首先就是废除折色，统一以银两发放俸禄，如顾炎武这种七品知县，月银为七两，这已经不少了，一年就是八十四两，相当于十名士兵的饷银，至少比之前万历时期多一倍以上。而且考虑到现在国家危难之际，官员事务繁重，也没有休息放假，所以每逢节假日和夏、冬两季还由朝廷按照官员级别统一发放“津贴”，一年大概也有二三十两。

并且，朱由榔还完善张居正所制定的京察“考成法”，每年由上两级部门对官员做出考评，根据考评，如果成绩优异，除了可能的擢拔以外，还有奖金。

比如考成结果为“上上”者，直接再奖励一年俸禄，为“上”者，奖励八个月俸禄、“中上”四个月，“中”、“中下”不奖不罚，“下”则申饬并罚俸半年，“下下”就不必罚俸了，因为此时恐怕调查组已经在路上了。

一开始，还有不少比较顽固的大臣官员对于这种“重利轻义”的奖金制度颇有微词，一位礼部郎中甚至为此上疏劝谏，但朱由榔只问了一句

“敢问卿家，冰敬、碳敬是义是利？”

顿时便让一群反对的中枢官员哑口无言。

这种全新的俸禄和考核制度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一方面激励了官员们努力用事，那些个有着理想抱负的好官也没必要过什么苦日子了，另一方面也算堵住官员们的退路。从此之后，一旦再查到贪污、受贿、摊派行为，你们就少给朕说什么“不得已”之类的话，光凭俸禄，不说大富大贵，养活你一家甚至顿顿吃肉，衣着体面，再加上仆人丫鬟都是够的，这都还要贪，那就别怪朕搞太祖皇帝那一套了！

如今秋收已经完成，顾炎武对于政务还是很有天赋的，他所辖的祁阳县是今年永州府七县当中最先缴粮，而且防汛工作做得最好，粮食损失最小的一个县。不出意外，今年布政司和吏部那边给自己的考评至少也是个“上”（每级考核由越级进行，县由布政司考核后提交吏部复核，府直接由吏部负责）

而现在他主要忙碌的问题倒不是秋收，而是几天前肇庆方面刚刚下达的新任务。

“四清新政”

所谓“四清”，指“清田、清税、清租、清役”。是由朱由榔最早向内阁几位大臣询问如何减轻农民负担，限制土地兼并，而后瞿式耜等人与户部尚书周邦、吏部尚书朱天麟商议后拟定的新政策。

很多人一直以为明代士人和官绅是免税的，所以才会导致财政危机，以至于后面清朝的雍正还要搞出“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政策来流转。

事实上一开始并非如此，其实依据明代的法律规定，这个“免税”，它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明会典》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三十丁。也就是说一位一品大员，可以免三十石的赋税和三十个家人、仆人的人头税，这个数量并不多，真正让士绅能够成为特权阶层的在于“免役”，也就是不用做徭役。

很多人不解，不用做徭役算多大特权啊？明初时期，徭役都是要老百姓亲自去官府报道上工的，反而无所谓，无非是社会上有一群人不需要和大家一起上工而已。

但到了中后期就不一样了，朝廷规定不用老百姓亲自上工，而是将徭役折合为银子，作为税收摊派在老百姓头上！这下就完蛋了，老百姓就必须在正税之外另外交一笔银子，根本负担不起，而士绅就可以借此机会兼并老百姓的土地，因为他们可以不用缴纳这笔摊派。

再到后面，随着吏治败坏，官员士绅们干脆将自己的特权无限扩大，用各种手段逃脱税负。别说摊派，连正经的正税也不交了，税收压力也就全部压到了老百姓头上。

所以明朝其实从来没规定过士绅免税，但到了中后期，士绅免税却成为了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第23章“四清”（下）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士绅并非第一个带头打破规矩的。

明初时期，按照历朝历代的惯例，天子所有的皇庄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都要求皇庄必须带头缴税。所考虑的便是上下一体，以身作则，害怕开了口子，让大小官员钻空子。

但两帝之后，却是一代不如一代，先是皇庄免税，后面连亲王、郡王们的“王庄”，各个勋贵家族的“赏地”都纳入了免税范畴，甚至还带头侵占兼并卫所军田和官田、民田，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士绅呢？

朱由榔首先便从皇庄开始入手，他不仅仅是废除了免税，而是直接废掉了皇庄，规定从他以后，历代后世天子，除了用于祭祀的社稷坛边那一小块土外，不得设立皇庄！至于皇室內帑花销，这么大一个大明海务公司，这么宽广的海洋，居然还要和老百姓抢地种？并且哪怕有着皇室背景的海务公司，也必须按章缴纳税赋！

同样的道理，所有亲王、郡王所属庄田和皇庄一样，亲王最多不得超过三千亩，郡王一千亩，其余全部归公，且不得免税！

腾出来的皇庄、王庄如卫所例，统一分配给无地流民屯垦，以及赏赐给有功将士。

做了这些之后，朱由榔便有底气对士绅们动刀子了，朕自己都要交税，连皇庄都不要了，尔等还有何话说？

《大明律》在手，刀把子在手，所谓“士绅免税”本来就是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如今先是天子以身作则，再加上对官员的待遇也大大提高，还有什么借口？

朱由榔也不像雍正那样直接下令一体当差纳粮，而是兵分多路、循循渐进。

首先，你们不是免役吗？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朱由榔下旨，反正现在财政宽裕的很，干脆全国上下无论士民，全部免役！于是在正税之外，不得对农民加以任何形式的摊派！

你不是有优免，可以少交税吗？好，我也不需要你这么麻烦，税赋按常缴纳，至于优免少交的钱粮，老子直接折合成银子作为补贴发给你！反正安律，一品大员一年也就不过优免三十石，折合银子二三十两，满朝上下有几个一品大员啊？

于是，在朱由榔和内阁、户部、吏部几位大臣的精心谋划下，士绅免税这一畸形制度，从律法到人情的所有退路和缺口都被堵上了，接下来就算朱由榔动刀子，士绅们都找不出理由反对。

你怎么反对？天子没有废除任何一条优免士绅的律法！反而还给你涨工资，你能说什么?说免除老百姓徭役这种善政不对，还是给你涨工资，将原本只是免征的粮食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发给你不对？

做好政策准备后，朝廷立即下令，让各级衙门清丈田亩、清理田税、清空徭役，并且规定地主对佃农所收佃租不得超过五成！是谓“四清”。

如此一来，整个大明朝廷治下，从天家到小民，没有一人可以免税！

一开始朱由榔心中是比较忐忑的，因为他觉得这是连当年张居正都不敢做的事，后来雍正虽然做成了却也留下千古骂名，并且一到乾隆就大多废弛。自己何德何能，就能让那些个油盐不进的士绅按章缴税？

直到内阁大臣和两位尚书的一番解释，才打消了他的顾虑，自己手里的牌可比张居正多多了。

刚才的这么多政策，之所以能够绕过矛盾，避免和士绅直接冲突，就能达成目的，关键还是在于两个字：银子！

之前的张居正，之后的雍正，他们的改革为什么阻力这么大？因为他们手里缺钱啊！

比如说张居正，难道他不想废除士绅优免吗？可是，那些官员士绅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堵得他说不出话，你不让我们免税，不让我们摊派，好，那你总要给我们发工资吧？

可是那个时候的明王朝，别说官员，就连当兵的饷银都还欠着呢！张居正的第一要务不是和士绅们打擂台，而是得弄出银子来！

这种形式下，要么学雍正那样直接和士绅正面开战，强势改革，要么就只有妥协，别无第三条路。妥协自不必说，正面开战，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士绅集团，胜负一望便知。

可朱由榔不同，他不缺钱啊！

朱由榔和手下的大臣们并不比张居正聪明，但是张居正手上有年入过千万的市舶司吗？张居正手上有马首是瞻的十五万大军吗？他朱由榔有啊！

所以光烈朝廷才敢干出万历时期张居正不敢干，也干不成的改革，你们不是免役吗？老子直接免了全民的劳役，以后直接让衙门出钱雇人做工就是了，反正老子不缺这个钱。

同样的，废掉折色涨工资，将优免折成银子，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爷不缺钱，也不亏待你，但是就是不能免税，不能继续大肆兼并土地！

至于你要是敢掀桌子，呵呵，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脑袋比尼堪、孔有德硬？

于是乎，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在明廷控制的各个府县开展起来，成为这两年各级官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

但一下子将隐藏了一两百年的巨大问题掀开之后，下面也暴露出了无数肮脏。

以顾炎武自己主政的祁阳县为例，他带着吏员走访各个本地士绅、大地主，又清理了一大堆相关案件。

惊奇地发现了许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比如，许多地主的田地根本就不是什么“免税”的问题，而是压根就没在衙门登记！属于没有田契，或是故意毁坏田契，上报为“荒地”，在官方的“鱼鳞册”里根本就不存在。

这不是漏税了，而是偷税，逃税！

还有更过分的，凭借打通和地方衙门官员的关系，将原本自家田地的赋税，挂在其它普通老百姓的头上，称为“飞洒”，让那些不知缘由的百姓平白无故的就要多缴税......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短短几个月的知县生涯，让这位年方三十的“思想家”大受震撼，在每天脚不沾地的忙碌中，却也有着一种改天换地的自豪与充实感。

是的，起码现在的朝廷愿意直视这些问题！他们正在做着之前上百年，大明历代君臣要么不敢做、要么做不成的伟业。

顾炎武又忙碌了一个下午，在县衙里审理了六起关于田地和税务的案件，直到太阳已经快落下，这才让近百名民兵散去归家，回到县衙休息。

云南基本收复以后，除了川东以外，光烈朝廷治下的地区都进入了短暂的和平当中，朱由榔并没有就此让军队休息下来，而是趁着秋冬农闲，大举练兵，由于军饷足额、粮食管够，再加上制度鞭策，光复军将士们一改原先明军那种“五日一操”、“十日一操”乃至“一月一操”的懒散风气，几乎都是一日一操，最少也是三日一操，每天都要进行军事技能和体能训练。

除此之外，朱由榔还下令让地方督抚在各府县趁着农闲时节组织训练民兵，民兵要求不高，五天训练一次即可，培养一定的纪律性，日后可以作为正规军的后备兵员。

当然，这背后未尝没有在特殊期间威慑那些个士绅地主的意思。

其实用不着朱由榔威慑，他们还能干嘛？反了朝廷投满清吗？且不论剃发易服，朱由榔无非就是要钱，准确来说钱都不要，只要你不兼并、不贪污，按时缴粮而已，到了满清那，如今的清廷可是还要征收“三饷”的！而且还要受到那些满洲大员的摊派盘剥，他们可不认识你是哪朝进士、哪科举人，说不好就得灭你满门。（是的你没看错，清初沿袭明末，一样要征收三饷，甚至更重，“剿饷”也就罢了，这“辽饷”也得收......属于是自己平自己）

顾炎武忙完一天工作，夜里摊开纸笔，在油灯下，开始写自己的新书。

思想家就是思想家，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敏锐的顾炎武发现了不少问题，也总结出了不少方法，同时也对不少问题有了更多看法，世界观上更加成熟了。他打算将这些想法全部记录下来，成为自己《天下郡国利弊书》之后，第二本能够总结实务，有所作用的著作......

就叫《日知录》吧！

第24章 年终朝会

大明光烈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广东布政使司，肇庆府

丽谯楼

朱由榔背着手站在正殿前，打量着上面，数百年前宋徽宗的题字。

当初瞿式耜、丁魁楚等人将临时首都定在肇庆，除了这里是这个时代两广中心城市之一外，还有便是这座广东地面上，唯一勉强可以有颜面作为行宫的建筑群，还有“肇庆”二字的特殊含义。

但说实话，朱由榔实在是感觉不出来这肇庆二字有什么吉利的，毕竟“肇庆府”的名字，是当年宋徽宗登基时改的......

但这座丽谯楼还是很不错的，原本因为宋徽宗赐字，叫做“御书楼”，后来明初才改为丽谯楼，依照赵佶那向来穷奢极欲的性子，一座用于盛放御书的建筑，硬是造得跟个小行宫似的。

明朝将这里作为肇庆衙门所在，于是乎，此地就堪称两广最气派的衙门了，后世宣传旅游时，甚至称呼为“肇庆故宫”，又因墙面刷有红漆，常常也被称呼为“红楼”。

当然了，毕竟只是个小建筑群而已，以前只是作为广东一地的衙门尚可，如今整个朝廷系统（虽然是残缺的）搬了进来。瞿式耜等人一度建议过，将丽谯楼改名为永明宫，但朱由榔却拒绝了。

在他眼里，至少也得打到南京，才考虑安顿下来的事情，在此之前，大明没有首都，只有“行在”。

想到这些，朱由榔回过神来，转头对中书舍人谢颍道

“众臣工可都到齐了？”

“已经到齐了！”

谢颍恭敬回应。

还有一个月就是冬至了，光烈元年已经快要过去，一些对于明年的军政规划安排也该开一个大朝会商议一下了。

在朱由榔之前，其实明朝后期的朝会和电视剧上并不相同，根本没有这么多议题，甚至在嘉靖、万历这种时期，连朝会都不多见，唯一一个愿意在朝会上讨论问题的，还是崇祯。可惜崇祯勤奋归勤奋，但实在听不进别人的话，作为一个“临时上岗”的宗室王爷，政治素养上实在不合格。

可到了朱由榔这里，出于后世人的一般认识，朝会还是很勤的，一般都是三日一朝，如果遇到临时问题也会召开紧急朝会。

更重要的是，作为后世大学生，他不像那些真正的宗室王爷一样从小养尊处优，要么声色犬马、胸无大志，要么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的话。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对明代政治体系、行政系统一无所知，穿越前也不是什么办公室主任、公司老板精通人情世故。

故而尤其能够听意见，甚至下面的臣工们都经常私下议论，皇上对于内阁、六部等中枢大臣“太过宠信，有逾体制”，当然，这大多都是下面中层官僚们的酸话。

所有想法都会拿出来和大臣讨论，只要是内阁和六部提出反对的，朱由榔都会斟酌再三，直接下马。凡是大臣的提议，无论大小，都要征询内阁意见后才会实行，朱由榔废掉了司礼监，也就是说在他本人不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内阁的意见就是朝廷的法令。

不少臣工经常议论“今光烈朝阁辅，无异于唐宋宰相。”

这倒不是说朱由榔不知道权力制衡，但现在可不是制衡权力的时候，战争年代，必须要建立一个强权朝廷，哪怕这会限制他本人的权力也在所不惜。毕竟自家人知自家事，自己什么水平？还是不要过多干预具体事务的好......

今天的朝会格外重要，一方面是由于这是今年最后一次真正的大朝会（到了冬至以后朝廷会有很多礼仪工作要做，朝会大多也只是礼仪性而已），另一方面，也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和未来一年的具体安排。

毫无疑问，明年，也就是光烈二年，肯定是要对满清用兵的。而且这次，将一改过去数年被动挨打的局面，而是真正准备兴起大军，收复失地！

战略目标也早就定了下来，虽然也有少部分文武官员提议先攻取四川，割据西南，但却很快被皇帝和内阁辅臣们否定了。现在正是江南地区形势大好之际，不趁机迅速收回江浙核心地带，而是去打什么四川，那是胸无大志的偏安之计！

当然提出这个意见的臣工也并非没有打算，他们的想法是效仿历史上刘邦的路线，或者说诸葛亮“隆中对”中的，以荆州（湖广）、益州（四川），从而北上陕西争夺中原的战略。

但朱由榔虽然智商不高，但作为后世人，他清楚的明白，十七世纪的世界是海洋的时代，沿海地区才是关键，所以自己的战略绝对不能脱离沿海，否则以这个时代“小冰河期”下残破的陇西、陕西等地不仅供养不了大军，而且也无法通过海洋贸易得到优势。

故而，战略目标便只能是东征江南、光复南京。

但关键还是在于怎么打？要动员多少人？多少银饷、多少粮食？多少舟船、多少牛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些事情必须要提前大半年就要定好基调，否则临时安排就来不及了。

朱由榔坐在龙椅上也不说话，经过一年的“实习”，他已经积累了不少做皇帝的经验，也和手下文武建立了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