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再起之帝国时代 第186节

　　不过，这本书的最大的经济理论贡献，不是劳动分工，不是财富分配，不是对制度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其中的财政思想，而是齐国孜孜不断追求和推进的“经济自由主义”。

　　换句话说，《新管论》的理论财富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理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念、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这個信仰就是“经济自由”，以及从中衍生出的“贸易自由”。

　　细究而论，这本书所论述的诸多观点并不是作者所原创的，更没有多少前瞻性，基本上都是前人都已经充分论证过的，或者是此时整个时代的共同认识。其最大的贡献无非就是把这些思想集合起来了而已，里面甚至还有些许错误和逻辑上的瑕疵。

　　但是，该书出版刊印后，却没有人会真正否认这本《新管论》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价值意义。

　　在齐元翰编撰此书之前，尽管齐国的经济学界或者工商界领域中不乏璀璨的星辰，但均不足以照亮整个经济学的世界。

　　《新管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集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经济科学知识之大成而建立起来的。

　　通过该书，经济自由的理念不仅被高高的树立了起来，而且其运行也找到了最恰当的机制，那就是：利用人们的交易倾向，让所有的一切都通过市场机制来“自由竞争”。

　　特权和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大敌，《新管论》主张废除各种形式的特权和独占经营，良好的经营只有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得到确立。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或者企业才会出于趋利而采用最合适的经营方法，工厂的劳动生产力才会被迫提高。

　　“既然要倡导自由竞争，那么政府的过多干涉，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呢？比如，我们这些经营工厂和贸易商社的人，除了履行缴纳各种赋税后，至于如何经营管理，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怎么用人，支付多少工资，要求工作多长时间，以及是否开除不合格的工人，皆由我们自行处置，政府就不该过多干预和约束了吧？”

　　“非也，非也！”齐元翰听了，笑着摇摇头，“前秦轻重家癸乙曾说过，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贿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凡政府者，需利用政治干预经济，调控市场，平衡各色人等的利益，保护百姓之生存基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工人困顿不堪，且家无余财，诸位所拥工厂生产出的商品又将卖与谁呢？退一步来说，若是任由工厂主和工人之间自行处置彼此之间的事务关系，但以工人的弱势地位，岂能争得自己所属的权益？”

　　“诸位需知，一个人总是需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的。因而，他的薪酬至少必须要能维持其基本生存。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还应该稍多一点，否则，他将不可能养育妻儿，维系家庭生活，而没有足够的薪酬，工人这个群体就将消亡，工厂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丰厚的酬劳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贫穷劳动者的生活艰难是国家停滞、经济遇阻的自然象征，而劳动者的饥饿则是国家迅速败落的自然象征。蒙元之败，前明之溃，当为鉴矣！”

　　“受教，受教！”

　　“……既然该书认为市场需要绝对的自由竞争，摈除各种形式的特权和独占经营，那么齐爵爷如何看待国内诸多获得特许权的专营公司？”

　　“《管子·权修》中言及，教训成俗而刑罚省。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政治，也使用于经济。昔年，管仲通过重奖那些射猎飞得高的天鹅、鹍鸡的人家，驱使人们改良弓箭的质量，此真为不言之教！”齐元翰捋了捋颌下的胡须，不疾不徐地说道：“发挥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市场推动作用，并不等于政府撒手不管，放其自任。实践证明，自由竞争的市场也有其局限性和滞后性。市场机制依靠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自发地对经济进行调节，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比如，城市的百姓供水、烧火薪碳，以及下水管道的营建和维护，街区的清洁卫生，公共道路的修建，等等，诸如此类的特殊性行业，若是完全任由市场自由竞争，那么必然会造成此类行业无人问津，或者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畸高，让无数百姓难以承受。故而，这些事关民生的经营企业，必须由政府授予专营权，并提供相应财政支持，如此才能更好的为帝国千百万子民带来更好的民生福利。”

　　“齐爵爷，事关民生福祉的产业由政府指定专营，授予特别经营权，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在我齐国还有许多盈利性产业或者行业领域，却被政府授予几家公司专营权，禁止普通个人和商社进入，比如，汉洲矿业联合公司、黔州（今南非）矿业联合公司、地中海贸易公司、埃及苏伊士铁路公司，皆为独断专营，此为何也？”

　　“呵呵……”齐元翰闻言，不由笑了笑，轻声说道：“诸位，你等以为上述公司都是普通身份吗？不论是汉洲联合矿业公司，还是黔州联合矿业公司，就是苏伊士铁路公司，哪一家不是承担了政府的某些专属职能？所以，这些垄断专营公司，我们不妨将其当做政府之手的外延，不能将它们混同于市场上那些充分自由竞争的普通公司。以《管子》而论，政府通过渠展之谋，实现对部分战略资源的垄断，取悦天下，如不竭之水，滋养万民。”

　　“……”

　　在某一瞬间，齐元翰会觉得自己就是那舌战群儒的诸葛孔明，羽扇纶巾，谈笑间一一化解和驳斥诸多质疑和反对言论，使得自己成为整个会场的绝对主角，耀眼而璀璨。

　　齐元翰生于绍宁元年（1686年），虽然他也是太祖一脉，而且还有一个男爵的封号，按照辈分算，还是当今永隆帝的叔爷，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跟陛下之间的血脉已经很淡了，只能算是沾了点边的皇室宗亲。

　　不过，齐元翰自幼敏而好学，尤其是对经济之道和数学知识尤为兴趣浓厚。绍宁十七年（1703年），进入帝国大学就读。

　　在大学时，他碰到了对他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教授宋书文，他所教授的华夏传统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为他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泰平三年（1707年），齐元翰从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成为大学讲师，讲授经济学，倡导自由贸易学说。

　　泰平十一年（1715年）齐元翰受聘担任大兴东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在这个职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出版发表了一百多篇有关经济学理论的文章，成为国内享誉盛名的经济学教授。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萌生了写一本集合经济知识之大成的专著的想法。为此，他辞去了东南大学教授的职位，回到长安，半隐居于祖辈留下的庄园之中，开始倾注于《新管论》一书的写作。

　　泰平帝闻知后，对齐元翰的著书行为大加赞赏，并以皇室的名义，给予他两万元资金支持，还对他无限开放皇家图书馆，将皇室珍藏的各类典籍借给他作为著书参考资料。其中，不乏大量太祖和太宗皇帝的笔录和施政纪要。

　　经过七年的反复打磨，今年八月，《新管论》正式出版发行，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获得巨大的成功。

　　第一版五千册在一周内全部售完，现在又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出第二版三万册。

　　据闻，永隆帝和内阁总理在该书第一版发行后，便立即购买了一本，并放置于案头，日夜品读。

　　这个时代，齐国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已近尾声，齐国建立了以蒸汽动力为主的大工业模式，在整个世界中已经取得了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角逐中，也是遥遥领先。

　　伴随着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扩大，无数的贸易公司相继成立，建业、威海、大兴、桂州、广宁等众多城市，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或地区贸易中心。

　　而齐国为了将自己海量的工业制成品推销到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贸易自由，要求所有国家破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允许商品不受任何阻碍地自由交易和流动。

　　在国内，新兴的工商阶层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处于野蛮而无序地发展状态，在拼命压榨工人，攥取劳动价值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性问题。

　　早在数十年前，齐国的物理学家们已经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相对应的，包括道德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内的其他学科专家们也想仿此提出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各自领域内的运行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辩是非，并且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己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和稳定秩序。

　　《新管论》的出版发行，就被认为是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定理”，将指导和引领经济行为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它就像是一本为国家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揭示了经济运行的规律。

　　“《新管论》一书，将成为经济学这个专门学科形成的标志，而该书作者也将成为它的创始人。”

　　“齐元翰将以《新管论》一书，或将跻身于文宗大家之列！”

　　“《新管论》将彻底奠定自由竞争于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并籍此会改变整个齐国，乃至整个世界！”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富的真正根源在于百姓的创造力，而保证百姓的创造力和创造精神，始终是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治理上的根本责任。”齐元翰站在发言台上，意气风发，震耳欲馈，“经济之要，在于两个目标：其一，给百姓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准确地说，使百姓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其二，给国家提供充足的收入，使政务得以进行。”

　　“总之，经济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第298章 大秦的求助

　　大秦访齐专使、文华殿大学士、内阁次辅兼礼部尚书骆仁镜身穿深蓝色的长袍，腰间系着宽大的腰带，坐在火车包厢里的一张软椅上，双手捧着一本《新管论》，眉头紧锁，仿佛在努力理解书中的内容，看得异常入神，浑然不觉天色已渐晚，光线也是越来越暗，眼睛也是愈发贴近书本。

　　有时，他停下来，抓起一支毛笔，不断在纸上挥舞，记录下自己的思考。他沉浸在这份专注中，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时而，他抬起头来，望向窗外，那窗外的景色与书房内的书卷一同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

　　“阁老，该用膳了。”工部虞衡清吏司员外郎孙延民轻轻地敲了敲房门，半天无人应答后，遂小心地推开虚掩的木门，探头向里面张望。却见骆仁镜靠坐在椅子上，书本扣在胸前，双眼望着对面的墙壁，正在呆呆出神。

　　“哦……”骆仁镜听到呼唤，慢慢回过神来，将书本拿起，放置在几案上，然后伸手使劲揉了揉太阳穴，“现在什么时辰了？”

　　“回阁老，现在约莫戌时一刻。……嗯，也就是汉洲时间傍晚七点二十。”孙延民从怀中掏出一只怀表看了看，恭敬地回道。

　　“这本《新管论》，你可读过？”骆仁镜问道。

　　“回阁老，下官数日前已在火车上一口气将其读完。”

　　“嗯。”骆仁镜点了点头，再问道：“既然通读全本，心中可有所感？”

　　“阁老……”

　　“无须顾忌，但说无妨。”

　　“阁老，富国裕民，乃是历朝历代所孜孜以求之事，且皆为之不懈努力，倾尽一切。有开国之初而励精图治者，有国政时艰而欲变法图强者，有末世而希冀力挽狂澜者，但千年以降，鲜有实现之。要么半道而卒，要么人亡政息，要么杯水车薪难挽颓势。此为何也？或……无道可循矣！”

　　孙延民抬头看着骆仁镜，神情颇为激动，言辞恳切地继续说道：“我大秦自太祖皇帝代明而立以来，逐清虏，破漠北，恢复神州一统。其后，我大秦厉兵秣马，再于西北战准噶尔，夺西域，犁草原，无往不胜，方有今日煌煌国势。然，我大秦历五十余年，虽威服东方，震慑群宵，但国内经济仍显疲敝，百姓民生艰难，朝廷府库不盈，尚未可称国富民丰。而齐国立基于汉洲，在短短数十年间便迅速崛起，吞南洋，略印度，谋波斯，占黔州，据殷洲，握万里疆土，拥千万子民，驱亿兆役民，制霸海洋。其国势亦蒸蒸日上，百姓富足，国藏丰盈，已远胜我大秦多矣！”

　　“观《新管论》一书，恰如齐国之发展理论依据，施政之纲要参领，乃是不可多得之奇书宝典。阁老，若我大秦将此书引入，依据而行，参鉴而为，定可促我大秦实现富国裕民之举。另外，此书，当可对我大秦学问界为之变动，对于群之交际、国家之政治亦为影响深远。下官以为，该书一出，或可左右世界，平衡天下。”

　　“你真的认为我大秦可以此书为凭，完全复制齐国之崛起路径？”骆仁镜问道。

　　“阁老，这有何不可？”孙延民不解地看着骆仁镜，“秦齐两国虽分据南北，远隔重洋，但皆为华夏苗裔，汉人之国。以齐国所行所为，我大秦效仿之，倚为路径，可事半功倍呀！”

　　“话虽不错，秦齐两国同宗同源，皆为华夏苗裔。但你可想过，历数十年之久，齐国已然与我神州大陆迥然相异，走向了华夏文明的另一方。国情、文化、地缘，乃至思想和行为，与我大秦相去甚远。彼之良方，未尝不是我之毒药？”

　　“阁老……”孙延民闻言，不由瞪大了眼睛，“富国裕民，乃是我辈文人所终极所求，更是万民之所愿。以《新管论》为径，以齐国崛起之路为鉴，此为术矣。纵使秦齐两国之巨大差异，但并不阻碍我大秦以之为循例呀！”

　　“在很多时候，思潮之乱，人心之变，往往就是以术乱道，以言惑众。”骆仁镜叹了一口气，伸手拍了拍几案上的那本《新管论》，轻声说道：“此书若是全本流入我大秦境内，不知又会生出几多风波，几多争议。”

　　“阁老之意，是以为此书传至大秦后，会引起巨大争论？”孙延民听了，颇有不甘地问道。

　　“此为必然。”

　　“但是，阁老，此书大善呀！”孙延民急切地说道：“经济之大道，民生之发展，皆可以此书解惑，以此书为径，富国裕民当可不再盲人寻路，图骥不可索！”

　　“但是，你却忽略了秦齐两国的实际情况。”骆仁镜摇摇头说道：“正如书中所言，齐国经历工业革新后，已迈入规模化工业国家之列，而我大秦尚处于蒙昧而原始的农业状态之中。即使以此书为凭，按图索骥，就能轻易实现富国裕民之举？此事，且细细斟酌，再徐徐图之。”

　　“……”孙延民闻言，顿时无语而言。

　　有些事情，总得想着法子去试一试，做一做吧。

　　做了，不管结果如何，总有一丝希望。

　　可要是畏难而避，轻言不为，那可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呀！

　　我大秦，难道就此满足于现状？

　　《新管论》中指出，一个国家不管自身多么富有，资源禀赋多么完善，如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百姓就不会有较高的工资，整个国家也就不会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

　　其中，书中专门例举了神州大陆来说明这一点：“华夏大陆拥有世界上最为优渥的自然环境和极佳的农耕条件，也有世界上最为勤奋的百姓，向来也是世界上最富有之地。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秦国的现状与数百年前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秦国农人终日劳作，所得报酬却只够买些许稻米，仅能果腹生产技工的状况就更加恶劣了，齐国技工可悠闲自在地在自己的工厂内等待顾客，而秦国技工却是携带器具，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奔走秦国下层百姓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了齐国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秦国虽有数百上千现代工厂，但其效率低下，管理混乱，未对整个国家提供应有之进步力量，使国家仍处于静止状态，宛如死水一潭”

　　可以说，神州大陆有广阔的土地，便利的交通和勤劳的人民，早就达到了封建制度的繁荣阶段早在汉朝，中国就已经成为了强盛的大国，但自此以后的进步却越来越小就像一個早熟的孩子，早期发育得过快，后期却再也长不大了

　　有些齐国经济学者在经过长期的研究后，把大陆定义为“超稳定的静止社会”，也正是因为这种难堪的经济停滞性。究其原因，或许是数千年来形成的顽固保守意识，以及故步自封的态度所致

　　这个时期，随着秦齐两国之间的实力不断拉大，上至秦国官员，下至黎庶百姓，在面对齐国时，已开始产生一种莫名的心理弱势，甚至有时候还会以仰望的姿态来看待齐国。

　　齐国的富庶，让人羡慕不已。

　　齐国的强大，更是让秦国上下忌惮非常。

　　那些到访过齐国的官员和商人，在见识到齐国恐怖的工业生产力、强大的海上舰队，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繁荣的商品市场，无不为之震撼，并迷醉其中。

　　齐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深入人心，他们的坚韧和自信，让人不敢有一丝挑战它的想法。这个国家的力量无处不在，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了整个海洋，让人无从躲避。

　　然而，尽管秦国的官员和商人内心充满对这个国家的忌惮，但他们仍无法摆脱对它的羡慕和向往。

　　置身于齐国，看着那里的人民，想象着他们身上流淌的那股独立、坚韧、自信和勇气的气息，仿佛让每一个外来者都感受到了自己的梦想在这个国度里也能得到了最完美的实现。

　　在大秦，且不说每年都有无数的百姓想方设法偷渡至齐国--不论是其汉洲本土，还是临近大秦的海外领地，皆为偷渡目标--寻求更好的生活，就连许多官员士绅也对齐国进口的商品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趋之若鹜和争相模仿。

　　这让一些顽固守旧人士不禁大呼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斥之为弃儒家传统，循“南蛮”之偏俗。

　　但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谁叫人家齐国确实比咱大秦强大，比咱大秦更为富庶，比咱大秦更富有活力（自由）。

　　普通大秦百姓，但凡有亲戚身在齐国，不论是何身份，从事何种职业，只要说与乡邻，都是极为有面子的事。

　　而大秦的豪商大贾，在借助齐国外贸渠道，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却不顾朝廷法令，将获得的金银偷偷转移至齐国境内或者周边海外领地，买房置地，投资产业，使得大秦的财富隐然出现倒流现象。

　　至于大秦朝廷，历五十余年，已累计向齐国借贷白银超过三千万两，几与财政收入泰半，每年所支钱息就高达一百六十多万两。

　　他们这支访齐专使团来汉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代表大秦朝廷与齐国政府协商，就最近几笔需到期偿还的借款，请求允许延期支付。

　　话说，最近大秦的境况还真的有些流年不利，造成国内财政大幅亏空，以至于无法清偿陆续到期的借款。

　　戊申（1728年）大旱，造成整个北方赤地千里，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不仅大大影响了正在进行的第二次秦明战争，使得前方军事供给出现严重短缺，而且还迫使朝廷不得不挤出两百多万两白银用于赈灾救民。

　　大旱之后，必有蝗灾。

　　乾元四十八年（1730年），山东、河北、河南蝗虫成灾，遮风避日，无尽的蝗虫如同黑色的潮水，从地平线涌来，它们成群结队，覆盖了整个北方大地。蝗虫所过之处，绿色迅速退去，转瞬间，只剩下枯黄，随后就是一片片的焦黑。

　　为此，朝廷除了蠲免北方数省钱粮赋税外，又拿出数百万两白银赈济灾区，通过陆路和海路，将宝贵的粮食输往北方。

　　同年八月，福建、浙江两地遭遇超强台风袭击，并伴随洪水泛滥，沿海数十余府县受创甚重，房屋毁坏万余间，百姓死伤、失踪两千余。

　　为了不使海外诸夏看笑话、撬墙角，朝廷又挪用大笔库藏资金，以赈济沿海灾害地区。

　　屋漏偏逢连夜雨，乾元四十九年（1731年）六月，北庭都督府为了彻底鼎定西北局势，覆灭准噶尔汗国，冒险进兵巴尔喀什湖，遭遇一场重大失利，损失兵力四千余，马匹骆驼一万余，不得不退守伊犁。

　　乌斯藏再起波折，雪山大和尚受准噶尔使者蛊惑，指使信徒掀起叛乱，驱逐大秦驻藏官员和少量军队，威胁青海和川西两地。

　　这战事一起，动员的军力和民役何止十万，耗费的钱粮何止百万。

　　在此情形下，大秦朝堂稍事思量，遂决定向齐国寻求帮助，请求对方允许延期支付即将到期的几笔政府贷款。

　　除此之外，大秦还希望引进齐国的电报技术，以提升边疆地区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