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再起之帝国时代 第65节

　　“奥斯曼商社若是愿意追加投资款，我倒是不介意将这条铁路在开罗拐个弯，然后再修到达米埃塔港。”宋长风笑着说道：“可要是这般修法，整个铁路里程将超过三百多公里，预算也要超出两倍以上。那么，奥斯曼商社就算账上再有钱，怕是一时半会也拿不出多出的预算金额。再者说了，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地方政府也未必愿意让我们齐国修建这么长的一条铁路，以免被我们更深度地加以控制。”

　　根据一年前齐国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初步协议，齐国将在埃及出资修建一条贯通红海和地中海之间的铁路，从苏伊士港直达北部沿海港口。这条铁路建成后，铁路权和经营权将全部抵押给齐国投资商社，以折抵对方的投资。

　　嗯，按今天的话说，双方采用的就是BOT合作模式。这条铁路将由齐国组建的铁路商社独家运营，期限为八十年。

　　当然，若是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或者埃及地方政府想要获得这条铁路的经营权，也不是不可以，但需要在齐国铁路商社经营三十五年后，以铁路总投资额的五折价格将其赎回。

　　这条规划中的铁路与数十年前修建苏（伊士）开（罗）公路所获得的权益一样，齐国人同样也拥有铁路沿线五公里范围内的土地经营权和管理权。

　　自然，为了保护这条铁路的安全运行，负责管理和经营的铁路商社也获得了组建武装护路队的权利。

　　齐国人热衷于在埃及修建公路、铁路和港口，肯定不是因为乐行善施，帮着埃及人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正如齐国驻开罗领事的一番话语，便道出了此间真相：“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之所及之处。”

　　什么意思呢？我齐国将公路和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所控制的势力范围。

　　况且，修建了便捷的公路和铁路，加大对埃及港口的建设，对齐国商品的输入，那是大有裨益的。

　　穿过埃及，进入地中海，便能使齐国的商品迅速地抵达欧洲。这要比绕过非洲南端，然后再沿着非洲西海岸，通过风高浪急的大西洋前往欧洲，不论是路程上，还是时间上，都能实现最大的节省。

　　一些学者和专家还曾考虑过要借鉴千年以前的古运河方案，从苏伊士到埃及北部沿海之间挖一条运河，以沟通红海和地中海，彻底实现船舶的无碍通行。

　　不过，这项工程太过浩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再加上地缘安全方面的考量，齐国人也只是嘴上说说，倒没有真的去实施。

　　说实话，随着红海-地中海贸易的日益繁盛，埃及在齐国人眼中的地位是愈发重要，要不是顾忌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齐国怕是早就将这块地盘吞到腹中，纳为海外领地之一。

　　至于埃及诸多地方帕夏和马穆鲁克统治阶层，对齐国也并不怎么排斥，毕竟跟着奥斯曼人混了一两百年，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奥斯曼人在埃及征收各种重税，使得地方贸易萎缩，经济极度凋敝，别说普通民众过着整日里吃糠咽菜苦日子，就是马穆鲁克老爷手里也没几个余钱，时不时地还要被奥斯曼人征召至巴士拉跟波斯人打打杀杀，甚至奥斯曼人在欧洲遭遇败绩，出现兵力短缺时，一股脑地将他们也给推到前线，去迎接欧洲人的枪炮。

　　而齐国人来到埃及后，却带来了贸易的昌盛，经济的繁荣，让整个埃及突然变得富裕起来--当然，富裕起来的是那些上层马穆鲁克统治者。

　　曾经，各个地方帕夏为了争夺地盘和人口，彼此攻杀，将自己弄得一身血腥，年节一盘点，好像也没抢到多少东西。

　　可如今，跟着齐国人混，用麾下马穆鲁克骑兵保护他们的安全，将控制的骡马和百姓提供给他们做苦力，把地里的良田改种棉花，不需要打打杀杀，轻轻松松躺着都能赚取大笔的金银。

　　更不要说，齐国人还带来了大量的豪奢和稀奇玩意，瓷器、丝绸、茶叶、钟表、玻璃、香水、珍珠、象牙、香料、龙涎香，以及各种工业制成品，使得这些一直处于中世纪蒙昧状态的马穆鲁克贵族立时沐浴到现代文明的阳光，享受只有那些伊斯坦布尔城奥斯曼贵人才拥有的生活。

　　作为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属地，埃及其实并未受到奥斯曼帝国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很多埃及人自己也认为，即使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但它仍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主权”国家。

　　既然如此，我们埃及人跟着有钱的齐国人混，好像并不需要看奥斯曼人的眼色。况且，奥斯曼人目前最大金主和外援不也是齐国人吗？

　　就在勘探队吃过午饭，躺在树荫下，惬意地享受午后阳光时，一名来自达米埃塔港的信使却打破了此间的宁静。

　　“英格兰人来了。”宋长风将手中的急报看完，苦笑一声，然后朝左万昌说道：“他们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远征舰队，联合威尼斯共和国一起杀到了达米埃塔港。你通知所有人员，准备撤离此地，我们需要立即返回达米埃塔港。”

　　——

　　3月15日，达米埃塔港。

　　整个达米埃塔港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扩建，规模已然不小，可同时停泊二十五艘以上的船只靠港。同时，在尼罗河两岸拥有五座炮台总计六十多门海防重炮，确保任何敌人都兴不起从河口上朔至此强攻港口的念头。

　　达米埃塔港内还有两座坚固的要塞。该要塞可驻兵两千人以上——当然，碍于埃及地方政府的限制，平日里也只驻扎了四五百人的样子，结构坚固，通体以水泥、条石及厚砖砌成，即使数千上万人的大军来攻，也未必能撼动其分毫。

　　一周前，英格兰舰队突然杀来，在尼罗河口附近捕获了数艘商船和渔船后，便悍然突入尼罗河，准备上溯至达米埃塔港，攻占这座齐国人在地中海最为重要的据点。

　　然而，当尼罗河两岸数十门岸防重炮齐声轰鸣时，立即就打消了英格兰人的速战的企图。半个小时的火炮对轰，齐国人的炮台不知道有没有遭到损伤，但英格兰皇家海军战舰却先后有一艘被击沉，五艘被击伤，狼狈地退出尼罗河，停驻于外海。

　　随后几日，英军又展开了一场登陆行动。一千余苏格兰高地团士兵，在舰炮的掩护下，乘坐数十艘小船，快速冲抵岸边，然后越过齐腰深的滩涂，奋力地朝岸边行进。

　　或许是畏于英军舰炮的巨大威力，岸上的齐国人和埃及人并没有在英军登陆时，发起反击，使得上岸的部队成功建立一块登陆场。

　　三天后，稍事休整的登陆部队，排出整齐的行军队列，朝数公里外的达米埃塔城杀去。

　　此前，英军几乎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轻取亚历山大港，俘虏埃及士兵四百余人，城内八千余居民也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举动。

　　因而，登陆部队指挥官巴斯可·霍奇斯少将也同样期待着一场轻松而伟大的胜利。尽管，这座达米埃塔是齐国租借而来的港城，是他们经营的红海-地中海贸易的关键节点，必然拥有较为完备的防御设施。

　　但他寄希望于英国远征舰队攻击的突然性，能造成对方在防守上出现巨大的纰漏，而未能及时动员和集结更多的武装人员，保卫这座城市。

　　在霍奇斯的坚持下，多达三千余陆军部队、二十多门火炮被成功送上岸来。并且，所有部队丝毫不做任何休整，便直奔达米埃塔城杀来，他就是藉以这般摧枯拉朽的军力，给城内的守军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最好能迫使对方不战而降。

　　然而，当日下午3时，英军抵达城下时，却意外的发现有三千五百余齐国军队整齐的列阵于达米埃塔城前，在阵列的两翼，各有五六百名彪悍的马穆鲁克骑兵。

　　此时，英军登陆部队指挥官霍奇斯少将顿时有些进退维谷。

　　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军队？

　　而且，瞧那些士兵的模样，还都是身着齐国军服的正规军，可不是那种只会打顺风仗的雇佣军！

　　就在霍奇斯少将犹豫着是否撤回海边的时候，齐国军队率先发动了进攻。

　　布置在达米埃塔城上的数十门重型加农火炮和榴弹炮，仿若惊雷一般，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出剧烈的轰鸣声。

　　紧接着，被推到阵列前方的三十多门陆军火炮也次第打响，密集的弹雨如冰雹一样砸向英军队伍中间。

　　霍奇斯少将也是参加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名老兵，曾跟随马尔巴罗公爵约翰·丘吉尔亲历豪什塔特战役。在那场战役中，他们所属的英奥联军不畏敌军炮火，奋勇冲击，一举攻破了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防线，毙俘达2.8万人，战后也因此获得了议会最高荣誉奖励。

　　但他从未想到，在达米埃塔城下，也会遭到如此密集的炮火轰击。而且，不同于以往战场上所面对的都是实心弹的跳弹和撞击杀伤，齐国人射出的炮弹竟然均为开花弹，落在队伍中的每一发炮弹，都能造成十数人的伤亡，使得整个部队隐隐有崩溃的迹象。

　　霍奇斯少将当即下达了一个让他后悔终身的命令，全军集团冲锋，火炮随同跟进。

　　在鼓号声中，三千名英军士兵排成一个个火枪方阵，冒着猛烈的炮火，坚定地朝达米埃塔城缓缓推进。他希望以己方英勇无畏的冲锋姿态，击垮对面的齐国军队，一如二十年前在豪什塔特那样，在面对面的排枪射击中大败敌军。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齐国人的火力，也高估了己方士兵面对死亡的承受度。当齐国军队不顾己方火炮轰击，同样也迈着整齐的步伐，相向而来，并且在距离己方战线还有两百多米时，便连续打出三轮火枪齐射，使得英军队列中士兵如风吹麦浪般齐刷刷扑倒在地。英军士兵不可抑制地出现了逃跑的现象，密集的火炮，超远距离的火枪攒射，让他们已然丧失了进攻的勇气。先是零星的逃跑行为，继而带动了更多士兵争相影从，纷纷扭头朝海边奔去。

　　给予英军最后一击的是一千余马穆鲁克骑兵的冲锋，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弯刀，纵马奔驰，将露出后背的一个个英军士兵砍翻在地。

　　此战，包括登陆部队指挥官霍奇斯少将在内的两千五百名英军官兵被俘杀，侥幸逃至海边的士兵不足四百人。

　　英军为了挽回颜面，恼羞成怒地派出数艘战舰再次冲入尼罗河口，对两岸的炮台进行猛烈轰击。

　　毫不意外，英军战舰被严阵以待的炮台所击退，带着累累伤痕又匆忙撤出了河口。

　　尽管，齐国人在达米埃塔城下大败英军登陆部队，但港口却被英军战舰彻底封锁，不论是来的是荷兰商船，还是法国商船，皆被英军战舰阻拦，不得进入港口装运货物。

　　看着港内待运的物资堆积如山，齐国人固然是愁眉不展，但更为焦急的却是伊斯坦布尔派驻此地的军需官员。

　　奥斯曼帝国军队正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与奥地利人交战正酣，急需的军械物资和大量粮食却滞留此地，这不是要贻误战机嘛！

第128章 奥斯曼人的危机

　　1726年3月28日，伊斯坦布尔。

　　在近一百多年来，奥斯曼帝国经历了数轮社会变革，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接连败于为自己所不齿的敌人手里以后，为了生存起见，以欧洲冲击所引起的的民族危机为契机，从而掀起了社会变革历史进程的帷幕，并且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得不从齐国引进大量的先进武器，同时，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也聘请了一些齐国的顾问，并且不论怎样不情愿，也不得不允许构成近代国家及军队基础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制度的传入。

　　另外，作为东方文明典范的汉洲大陆，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许多任人挑选的各种世俗化理论，如宗教自由思潮、爱国主义思想、科学理论思想，以及民族主义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索东方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外交公使和驻外武官。

　　久而久之，这些东方的思想和见闻与来自欧洲的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后，便有了通向奥斯曼帝国变革的道路，给予了奥斯曼帝国官员们以新的动力和方向，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革命。

　　奥斯曼帝国早期社会变革的政治联盟基础比较薄弱，并没有广泛动员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积极参加，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开明人物在那里孤军奋战。

　　此外，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也比较恶劣，表现为资源相对不足，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尚不发达，官员贪腐严重，还有国际商业竞争能力极差。

　　尤其是真神教传统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发挥着双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内容，如崇古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政教合一的传统等相互推进，形成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强韧防线。而另一部分内容，如变易意识、自强意识、民本主义等，则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早期社会变革相结合，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其重要的动因。

　　从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早期，它是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会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是奥斯曼帝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六十多年前，随着齐国的迅速崛起，并随之确立了环印度洋霸权后，奥斯曼帝国的目光便不由投向东方，开始向这个从始至终都力挺自己的准盟友学习，借鉴和参考他们是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反映到帝国统治者阶层，表现为一系列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社会改革的尝试。

　　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社会的变革，借鉴欧洲的先进经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现代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并重视能生产现代武器的科学技术，最终实现基于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计划。

　　然而，几次不成功的改革，不仅丝毫没有挽回帝国的颓势，反而在面对欧洲联军的进攻时，一败再败，逐渐丧失了对欧洲各国的军事领先优势，使得帝国全面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开始试着转向齐国，从汉洲引进教师和学校，并派遣少许留学生——主要是军事方面，到汉洲去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他们设立通译局，翻译来自东方的书籍。这样作的最终结果，是在奥斯曼帝国造就了一群受过现代教育和具有亲东方色彩的新阶级、新社会阶层的存在。

　　应该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欧洲各国的挑战，以及对帝国统治集团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神权统治所积蓄的社会压力和全面发展民族工业。

　　换句话说，这种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不论是从欧洲的学习，还是从汉洲的探索和借鉴，只是学习他们先进的器物，而不是去学习对方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的高度，反过来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高度。因此，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变革，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

　　反思常常是灾难发生后的副产品。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帝国的腐朽和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

　　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惨败后，丧失了大量欧洲领土，都使得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使得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真神教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

　　奥斯曼人在历史上曾经学习与模仿过西方军事和航海方面的某些先进技术，而且在地理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借鉴过西方的经验。但是，他们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却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到15世纪以后，便逐渐地减退了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转换创新更是微乎其微。

　　到了本世纪，尽管在军事上有齐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扶助，但奥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却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都大。也就是说，一方面奥斯曼人与欧洲在科学技术、文化、心理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欧洲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在进步，理性观念在发展，而奥斯曼人却相对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双方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却又相互交往甚密，具体表现在欧洲国家可以陈兵奥斯曼帝国边境，表现在欧洲人不但借助于海运、财富，而且还可借助于通商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施加日益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影响。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可根据改革的主要内容划分为早期和晚期。奥斯曼帝国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那些体制机构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

　　例如1623年至1646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权的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

　　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欧洲联军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教训中看到了欧洲的军事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东方。

　　因此可以认为，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社会改革是从军队近代化的尝试中启动的。例如，奥斯曼帝国两度耻辱地败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事实，以及齐国由一个弱小疲敝的小国，接连击败荷兰人和英格兰人，迅速崛起为印度洋霸主，并在对莫卧儿帝国战争中，轻松取胜，这个事例告诉人们，只要认真地学习齐国，推行社会改革全面进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奥斯曼帝国摆脱贫弱，再度成为它的敌人的强大威胁者。

　　因此，赞成这种社会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于1718年上台当上了大维齐之后，同年6月，他呈递给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迎头赶上欧洲军事技术发展的奏本，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

　　他首先下令于1719年在齐国的建业、大兴、临淄等城市增设帝国领事馆，并于1721年任命热衷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事业的著名政治家切莱比·穆罕默德为全权访齐大使，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对齐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学习，要求他详细地研究齐国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及时汇报其中能够使其应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齐国的军事学校培训制度。

　　早在1708年，时任齐国驻奥斯曼帝国参谋军团负责人的张昭训，曾经向帝国中央政府提出过一项关于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建立外国士兵军官团的计划，但毫无结果。1715年，齐国建议，帝国派遣更多的军事留学生前往汉洲进行学习和深造，以切实掌握先进的军事理念和作战方法。

　　大维齐易卜拉欣上任后，立即将上述曾被前任大维齐否决的建议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先后有四批共计三百多名优秀青年军官乘船前往汉洲。同时，在帝国的军队中，有更多的齐国专业军人任职部队主官，而不再仅仅作为一名普通的随军参谋。

　　一些曾经留学汉洲的军官就齐国军队，以及有关这些部队的训练、组织、纪律、作战方式和军事法律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齐国军队的优越性在于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且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武器，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应该全面向他们学习，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和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易卜拉欣主政期间，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纳。

　　人所共知，早在8世纪中叶，真神教徒就已将中国的造纸术欣然接受，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其传人西方，促进了真神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但对于同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关的印刷术却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门外。

　　他们认为印刷真神教书籍有损于其神圣性。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铭文作为依据，但禁止印刷术的使用仍然成为了真神教国家的一个传统。

　　这个时期，不论是东方大陆，还是欧洲西方国家，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而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还要全靠人工来抄写，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极不相宜。

　　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决定采用齐国先进的印刷术，但鉴于帝国境内宗教保守分子和抄书手们的强烈反对，被迫对印刷术的应用范围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国真神教教长阿布杜拉发布的通令规定，使用印刷术的范围是，只准人们印刷真神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科目的突厥文书籍。

　　1722年6月，素丹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在齐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出版突厥文的各种书籍。

　　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一经采用，对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显示出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促进奥斯曼帝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向东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齐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杜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开始热衷于饮用茶叶，欣赏东方戏剧歌舞表演。

　　对于游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齐国学者，争相邀请，与之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他们甚至还醉心于东方的山水泼墨画和东方风格的建筑。修建东方风格的公园，使用东方样式的家具，模仿东方的室内装饰等，一时便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另类时尚。

　　连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东方古典式宫殿。为了更多了解东方和学习东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官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汉洲，受命对齐国的文化、制度、科学和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

　　他们回国后，都用近乎赞许好奇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齐国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繁荣的市井文化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在贝尔格莱德之役后，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齐国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齐国人的帮助下，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

　　但是，去年奥地利人突然撕毁了双方之间签订的合约，悍然发动对帝国的入侵，使得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被打断了。

　　就在帝国调集更多的军力前往瓦拉几亚地区，与奥地利人展开武装对峙之际，伊斯坦布尔依然处于歌舞升平的状态，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正在为大萨拉基里奥宫里即将举行的春季庆典（即郁金香庆典）而忙碌着，大维齐易卜拉欣正在思量着哪些官员进贡的礼物太少，而将其无情地汰换，城里的耶尼切里军团（奥斯曼近卫军）士兵在下职后，勾肩搭背地相携去某个地下酒馆疯狂发泄。

　　而这浮华背后，却隐藏着深沉的危机，一个巨大的阴谋也在酝酿和发酵。无数的人开始躁动，开始厌倦这令人不安的变革，也在开始试图改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