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122节

　　“我们背后就是中国的土共，也就是被髮国佬评价为染上了布尔什维克瘟疫的那些人。至于其他订单……卡尔先生，我在一开始就和您说过，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形势要有充分的了解，这是我们谈这份采购清单的前提。法本公司订单枯竭，是我们充分调查后的结论。”

　　“中国？”老谋深算的卡尔·冯·韦恩堡闻言后，故意忽视了对秦邦礼揭破自己公司现状的回应，而是若有所思地说道：“这恐怕还有些麻烦，你们国家官方政府的领导人常凯申之前与我国的工业集团达成了合作，宣布了他对中德两国之间贸易的垄断。据我所知，至今这项垄断还没有被解除。”

　　秦邦礼没有马上回答卡尔·冯·韦恩堡的问题，而是先在桌上摆着的几份保利集团与克虏伯公司的合作协约，这才提醒道：“卡尔先生，您恐怕忘了，我们公司事先已经和克虏伯公司在钢铁冶炼设备上达成了合作。这足以证明，这项垄断不是不可突破的。

　　我猜，您所代表的法本集团在实力和国内影响力上，不会差于克虏伯公司吧？而且据我所知，维持中德贸易当中的这项不合理垄断的牵线人，也就是常凯申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鲍尔先生已然不幸离世，不会再成为其中的阻碍。”

　　秦邦礼微微犹豫后，才接着说道：“甚至……因为这位先生参加过九年前那场不名誉的叛乱（即1920年的“卡普政变”）关系，常凯申在为他重谋贵国军职的过程中与贵国国防部闹得很不愉快。因此，在法本集团突破这项默契垄断的过程中，大概会有足够多的政治力量成为你们的帮手。”

　　“好吧……你的理由的确很充分，看在保利集团的订单的份上，你说服了我。”卡尔·冯·韦恩堡听到马克斯·鲍尔的名字，终于有所动容。此刻他终于确定，眼前的年轻人和他背后的力量对德国有着充足的了解，特别是与他们采购过程相关的部分。

　　“在合成氨工厂相关设备和技术的采购方面，我支持与贵公司达成合作，至于采购订单的具体细节，可以由我的助手和你们详细谈判。不过，我有一点好奇，除了合成氨配套生产设备和技术外，贵公司本次的扩大采购，具体还涉及到哪些化工设备？”

　　秦邦礼颔首说道：“都是一些相对基础的化工生产设备，比如稀硝酸7万吨以上、浓硝酸1.5万吨以上的工厂设备、年产浓硫酸5万吨以上的设备、年产氢氧化钠1万吨以上的设备……同样的，在设计这份采购订单之前，保利集团也对贵公司旗下工厂做了充分的调查，恰好也有一批需要更新换代的设备。”

第298章

秦邦礼与卡尔·冯·韦恩堡的会谈算得上相当成功，使得土共还处于反围剿斗争阶段的地方势力成功跨过了接触和采购合成氨这项关键技术的门槛，距离实现基础工业化的循环又近了一步。

　　不过，虽然土共采购合成按技术和设备的意图相当坚决，但涉及到价值两亿美元的采购单以及相当繁复的各类化工采购项目，保利集团和法本集团的谈判还是不免迁延日久，逐个项目逐个项目的争论价格以及具体支付方式。

　　一直到九月底，保利集团总共也只和法本集团谈成了三个中小型制酸类化工厂老旧设备采购方案，占整个采购案价格的比例，甚至还不到十分之一。

　　在越来越紧张的经济形势和订单匮乏的催逼下，法本集团谈判人员在上层压力下努力调整谈判方案，终于在十月十五日与保利集团谈判方通过了一个项目谈判原则——凡是同等规模的项目有了达成合约的先例，此后的一系列项目都照此办理，仅在细节上略做讨论。

　　另一面，法本集团也在卡尔·冯·韦恩堡的主张下，尽力向保利集团及其背后的土共这个大客户展现诚意。在谈判进行的最焦灼和缓慢的九月份，法本集团已经联系克虏伯公司等通过上层路线，在国防部和外交部的一致支持下，破除了常凯申对中德贸易的垄断。

　　当然，法本集团在此事的经营运作上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保利集团向德国工业资本团体下的实打实的大额订单外，也有其他渴望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的德国工业资本的推波助。助事实上，这是德国上层政治力量与工业资本集团的集体默契行动。

　　在过去数年中，常凯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德贸易的事实垄断，使得德国的工业资本只能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和李宗仁等大客户望而却步。尽管常凯申向德国下了大量军火订单，但显然中国除了军火之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工业商品市场。

　　不久之后，“黑色星期二”裹挟着美国的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席卷而来，工业生产能力强大但极度缺乏倾销市场的德国完全缺乏抵抗的能力，在欧洲列强当中首先受到影响。这种变化，直观的反映在了法本集团与保利集团的后续谈判当中。

　　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特别是最后的几天，保利集团与德国法本公司的谈判变得异常顺利，在涉及到合成氨生产设备与技术的关键商业谈判当中，法本集团一再表示了让步。甚至，谈判代表们表示可以在保利集团支付了合成安设备的采购订金后，免费赠送合成氨的全套最新技术。

　　虽然察觉到了法本集团的慌不择路，特别是对德国马克之外的信用坚挺的外币订单的渴望，但为了确保合成安这项关键技术和相关设备的采购，保利集团的谈判人员在秦邦礼的示意下，并没有在这项谈判上极限施压，追求最低采购价格。

　　当然，对于合成氨这项关键大宗采购的谈判留手是保利集团最后的仁慈。在首先发货的其他中小型化工设备的谈判上，保利集团的谈判人员完全遵循着最高商业利益的驱动，对各项陈旧设备的价格极限压缩，几乎以最初准备的采购方案一半的价格拿下了这些订单。

　　即便价格谈到了如此地步，保利集团的要求却还没有完结——为了确保保利集团不跨过一半价格这个采购方案价格底线，法本集团主动采取了售卖设备搭送技术人员的策略，在中小型陈旧化工设备的订单中，增加了每套生产线配套熟练工人的条款。

　　这个条款对于保利集团和根据地化学工业基础几乎等于零的土共来说，自然属于天降之喜，在价格上略微让步并非不能接受。而对于法本集团来说，这些使用陈旧技术和生产设备的中小型化工厂的熟练工人并不算珍贵，甚至因为其掌握技术的相对陈旧，而难以安排到新的工厂体系中来。

　　除此之外，法本公司作为德国本土的托拉斯集团，在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当中，显然要比他们不知来路的“保利集团”要让人信服的多。放在后世的角度，就像著名央企中石油和不知名的非洲小企业的差别一样大。

　　倘若说保利集团要花费数倍的工资乃至专门的安家费，才能请得动这些德国工人的话，同样的工作岗位，如果由法本集团来雇佣人员派驻，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甚至不需要额外给这些德国工人涨工资。

　　九月十三日，山东，青岛港。

　　随着一艘商船缓缓靠岸，码头工人忙碌起来，船上的大量商品和一批机器设备被运上了岸，通过德国人强行修筑的胶济铁路，向中国内陆的四面八方运去。在这当中，就有一批专门的酸碱和炸药生产设备，是保利集团此前采购的一部分。

　　虽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化建设对于这些设备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但受限于前期通往西北的秘密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相当一部分初始抵达的小型化工生产设备无法运向西北。

　　为了保证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对革命事业尽早产生贡献，经过土共中央的批准，一部分小型化工生产线被分给了各个根据地。其中，特别是距离海岸线不远的鲁苏皖革命根据地、湘赣闽革命根据地，以及毗邻长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在获得了这些珍贵的化工生产设备后，三个革命根据地虽然还无法大批量制造更先进的武器弹药，但已然拥有了批量生产大威力黄色炸药的能力。组装成炸药包配给到各部队后，结合中央军委一直在推行的四组一队战术，这些根据地所属部队的攻城、攻坚能力有了显著的增强。

　　望着远处从船上卸下的机器设备被装上了胶济铁路上的火车，在悄悄观察确定周围没有敌人的密探后，操着一口湖北口音的吴德峰对一旁的同志说道：

　　“等这批化工设备被运到鲁南根据地，我牵头组建的华东、华中地下交通线运输网络就算是得到了全面的验收了。这样，总算没有辜负董必武、陈潭秋两位同志在我来之前的托付，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

　　一旁的刘谦初感慨道：“德峰同志你在建立地下交通线上的确是有一套，你这一来，就把党在整个山东的地下组织给盘活了！通过建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地下交通站，不但是党的地下组织有了更加合适的身份掩饰，还能配合运送关键的物资设备。”

　　“刘副书记，过奖了。”吴德峰摇了摇头说道：“我的一切工作都是建立在完善的党的地下组织的基础上，要是没有山东省委在过去几年里的持续发展和深厚积累，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像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完整地下运输交通线，我就实在无能为力，只能靠其他地区的同志来想办法了。革命工作，毕竟还是需要因地制宜的。”

　　呜——呜——

　　随着两声悠长的鸣笛声，装满了货物的火车终于缓缓起步，开始向山东的内陆地区运行而去。在其中一隅中摆放的其貌不扬的设备，就是山东局和红五军团翘首以盼的东西，有了它，红五军团的部队就能施展更灵活的战术和更强的攻势。

　　而在此时此刻，和徐董兵团联合在皖北地区与钱大钧做过一场，打了个两败俱伤的惨胜后，林育荣已经率领红五军团部队辗转北上，返回鲁苏皖革命根据地舔舐伤口，休整恢复了。

　　从皖北开始的安徽战役最终统计结果是一场硬仗，但实际上，为了尽量拉近敌我实力对比，确保在局部以多打少、以强压弱，红五军团与徐董兵团组成的联合部队打了一系列的巧仗。

　　两支红军部队靠拢后，以红五军团司令员林育荣为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副司令员徐海东为副总指挥，进行统一的指挥命令。在两支部队整合后，首先把部队的作战力量收拢集中起来，握成一个拳头对敌人弱点连续出击，先后打了宿县战役、大店镇战役、固镇县战役、潘集镇战役和凤台战役等大大小小五场战役。

　　在最初的宿县战役和大店镇战役中，林育荣首先利用了敌人的轻敌心理，设下口袋阵，用三万人快速围歼了钱大钧部的两支不过三四千人的先头部队，自身的伤亡总共也只有四五百人。

　　而在接下来的固镇县战役中，林育荣又反向利用了敌人先头连续遭受打击后的畏惧心理。除了用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外，联合部队的主力主动把猥集一团的敌前中部放了过去，对畏葸不前的敌军后部两个师发起了攻击，以千余人的伤亡结束了战斗。

　　在此之后，钱大钧本部整体虽然仍有五万余人，另外还有四万多安徽本地国民党部队接受他的调遣，但钱大钧已经彻底放弃了执行常凯申的驰援命令，无视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连番催促，在红五军团和徐董兵团的总共不过四万人的部队威胁下，缓慢地行动着。

　　不过，猥集一团的敌军也确实给联合部队造成了麻烦，红军方面此次作战主要目标是阻敌南下，原因是由于南方的红军东征兵团周边敌人堆积过多，只能采取逐个击破的战术，需要在反复行动拉扯中创造胜利的机会，或是把人拖垮，反围剿的行动快不得。

　　而在这种情况下，钱大钧部的缓慢行动虽然违背了老蒋和南京政府的要求，却恰恰打在了南方红军东征兵团和联合部队的命门上，让林育荣和徐海东不得不应战。于是接下来，为了迟缓钱大钧的行动动作，联合部队在浍河一线进行了多次硬碰硬的阻击战斗。

　　正是在这个阶段，红五军团和徐董兵团的主力部队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损失。在固镇县西南的小北湾，是钱大钧部展开第一次渡河战斗的地方，钱大钧为此几乎投入了全军的重火力对对岸红军的防线进行炮火准备。

　　尽管林育荣在一线的布置上采取了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办法，但在敌人近乎疯狂的炮火攻击下，伤亡还是在所难免的快速增加了起来。在炮火结束后，钱大钧又派出了手下精锐部队发动突袭，意图一举突破浍河。

　　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红军的防线一度濒临突破，副总指挥徐海东甚至不得不率领警卫部队亲自上阵，对这些防线的缺口发动反冲锋，才将敌人的攻势按了下来。战斗结束后，徐海东才发现自己的额头上擦过了一发子弹，把太阳穴附近的头发都燎掉了，留下一条结了痂的长长伤口。

　　在此之后，钱大钧终于对对岸的红军部队规模产生了误判，认为至少有八万以上敌人集中在对面，红军才会打的如此凶猛。而红军这边，利用战斗之后难得的恢复时间，对轻重伤员进行了救治，前期战斗中的轻伤员陆续返回部队，使联合部队始终能在钱大钧部渡过浍河的位置集中足够的力量。

　　半个月后，发觉皖北、皖中形势失控，终于坐不住的安徽军阀陈调元不顾老蒋的威胁和严令，把在长江以南参与围剿红军东征兵团的数个师皖军掉了回来，准备进攻江北红军。而这支部队被调走，瞬间使常凯申酝酿已久的对南方红军围剿的阵型出现空挡。

　　战争嗅觉敏锐的李德胜当然没有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在利用这个区域以小部队佯装主力调动敌人后，敌围剿军群之间终于拉开了距离，特别是火力强大、部队精锐的顾祝同警卫军被落在了最后。

　　在反复斟酌后，李德胜没有选择攻击没有完全把握的已孤立之警卫军，而是利用敌人反复运动过程中的空隙，虎口拔牙。在最近援敌仅有区区三十里的距离内，休整充分、战力全盛的红军东征兵团炮火、机枪齐发，以猛虎下山的迅猛姿态吃下了浙军的三个师。

　　经此一役，其余敌人本就疲惫，此后更是无心追击红军，纷纷退到相对安全的距离上，各自集中驻扎以求安心，特别是派出两个师到赣东北虎视眈眈的朱培德，更是一下子把部队缩回了南昌周边。至此，第一次南方反围剿在李德胜的指挥下取得了全面胜利。

　　与此同时，红五军团与徐董兵团组成的联合部队也终于不必再浍河沿岸死守，转而大踏步后退进行修整。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联合部队又利用钱大钧麾下各部敌人之间重新拉开的距离，在潘集镇和凤台县连续打了两场灵巧的伏击战，再次以数百人的伤亡消灭了钱大钧部的近六千人。

　　因此，当红五军团返回鲁南的核心根据地的时候，部队的伤亡数字虽然非常惊人，但实际相当一部分伤兵可以在战后被治愈，重新回到战场。而经过这些残酷而艰苦的战役的磨炼，改编后重组的红五军团终于成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铁军，在短期的休整和吸收新兵后，就可迅速恢复战斗力。

第299章

随着南方国民党军队在常凯申的命令下展开的第一次全面围剿走向失利，已经精疲力竭的各省军队纷纷后撤，暂时与红军脱离接触以休整部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是所有国民党军都能如愿的。

　　在此次集中被牵扯到围剿战役中的浙、苏、皖、赣四省当中，浙江和江西两省的地方大员最是难过。浙江方面，本省的国民党军几乎全军覆没，保安司令俞济时几乎成了个光杆司令，只能靠暂时未撤的顾祝同警卫军拱卫杭州及以北区域。对金华以南的浙南地区，他只能放手，无奈坐视衢州失守。

　　而江西方面，虽然朱培德麾下的部队在围堵红军东征兵团的行动中并未受到什么损失，甚至在赣东北的两个师都没有什么长距离行军，没有像其他被反复调动的国民党军那样陷入疲劳。然而，朱培德的恐慌却要远远超过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

　　在这个世界线当中，如果暂时忽视红军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壮大，在南京国民政府中背靠常凯申这位“总司令”的鼎力支持，朱培德在江西的军政统治地位可谓相当稳固，可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揽。

　　不同于原本历史上常凯申对控制江西这个战略要地的朱培德半独立地位的戒备和限制，随着土共的威胁越来越大，到了常凯申感觉失控的地步，他对于选择合作的朱培德统治江西的支持几乎毫无保留。

　　从一九一二八年的“二次北伐”时开始，在下野半年后复出的常凯申不但没有在反复试探后暂时剥夺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的职务，反倒在幕僚的建议下，压制了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新北伐军”内部对朱培德任职的议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文济民带来的关键蝴蝶效应——在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起义系列战斗当中，连续胜利后装备精良、战力强劲的红一师虎口拔牙，把何键军部及其嫡系师一举消灭。

　　因此，朱培德不仅没有如原本历史上那样，在一九二八年的三月、八月和九月反复地“主动”请辞江西省主席的职务，而且在十一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湘赣“剿匪”总指挥后连要求辞职都因无人可接任而被拒，只能咬牙继续干这个国民政府内部人人避之而不及的苦差事。

　　实际上，当时间来到一九二八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从刚刚结束的北伐战争中抽出手来时，国民党内部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此时盘踞在湘赣边界的土共势力已经成了气候，不是过往那些正规军乃至民团都可以随意平灭的农民暴动了。

　　作为最初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方向，江西方面的朱培德所部已经本地化了的滇军和赣军可谓是吃尽了红军的苦头，在李德胜的手下屡屡遭遇败仗，每次都要损兵折将、“送”给对面一大批武器弹药为结束。

　　不同于历史上秋收起义后部队正规化力量的连续损失，文济民影响下的红一师在起义后始终保留了相当的正规武装力量，再加上他自己在作战技战术训练上的贡献，土共领导下的这支红军虽然看上去“土”，但战斗力丝毫不惧赣军正规部队。

　　红一师在早期的发展中始终保留了坚实的野战力量，在游击战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对于前来进剿的赣军诱敌深入后，便可一锤定音地消灭被拉扯分割的敌人。红一师乃至红二师早期的部分装备，就是在这样的歼灭中被敌人“送”过来的。

　　到了一九二九年，连成一片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南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即将扩编的红一师、红二师和红三师在整个南方已经成了声势，新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也分别在王尔琢和方志敏的正确领导下，快速创立和发展起来。

　　在这个时候，本来就察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难以打败、越来越发展壮大的朱培德终于察觉到了最大的危险——

　　随着江西省各个边界地区土共革命势力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赣西、赣西北、赣东北和赣南的根据地逐渐壮大，坐守南昌等江西中部城市的朱培德部，一时竟有在战略上成为瓮中之鳖的趋势。

　　不过，此时的南方红军虽然在野战当中屡屡打出惊人战绩，令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损兵折将，但暂时没有表现出强有力的攻城能力，朱培德在南昌暂时还能得一夕安寝。

　　然而，到了一九二九年年初，朱培德就连这最后的安慰，很快也被来自赣南的战报给打破了，王尔琢率领红军赣南闽西独立师取得赣州战役胜利，攻陷了赣州城的消息终究传到了南昌。

　　事实上，朱培德并非对此毫无预感。此前朱培德在部队连续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不断收缩部队，把兵力集中到江西的各大主要城市当中，甚至没有在远离南昌的赣南地区布置多少兵力，赣州城内也多是民团武装。

　　但是，朱培德当年也亲身经历过从广州开始的北伐，自然知道赣州城的易守难攻之处，不论防守这座兼程的到底是民团还是什么其他杂牌部队，都无法掩盖红军在赣州战役当中展现出的强大攻坚力量。这种震撼是任何理由都无法磨灭的。

　　赣州失守，意味着江西任何一个城市的防守都不再安全。只要红军方面下定决心，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朱培德没有信心用自己的部队守住江西任何一个城市，除了……甚至是南昌城。

　　因此，从一九二九年年初的赣州战役后开始，朱培德就开始了自己的自救行动。

　　朱培德不仅屡屡向常凯申和南京国民政府诉苦，哭诉请求派来更多国民党军驻扎江西，以“缓解江西之匪患”，而且努力与周边湘、粤、浙、皖、苏几省的军阀势力搞好关系，以图在形势危急的时候，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能“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

　　虽然朱培德的方法不见得多高明，但迫于战略上的军事压力以及对土共革命势力的敌视，常凯申和南京国民政府倒真的向江西短暂倾斜了力量，甚至在蒋桂战争似乎即将尘埃落定之际，将一部分部队调往南昌。

　　而其他各省的军阀势力或地方大员，自然也不会忽视红军和根据地快速发展对于自身势力造成的直接损失，尽管没有直接派兵前往江西支援朱培德，但在围堵土共势力、剿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上都花了大力气。

　　在这些军阀势力之中，对朱培德最为配合的就是受常凯申扶植起来的“广东王”陈济棠，他的动机有两方面。一方面，为了消耗广东省内其他的粤军力量，加强自己对整个广东军政权力的控制；一方面，为了避免广东这个“革命圣地”受到土共的号召后快速被染红，威胁到自己对广东的统治。

　　因此，从一九二七年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立，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初，陈济棠就屡屡派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粤军第十九路军前往东江地区，围剿这里的红四军和根据地。

　　粤军是全国军阀势力当中装备、战力水平居于前列的部队，虽然第十九路军的指挥蒋光鼐和蔡廷锴都有意保存实力，但是在早期还是给红四军和东江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甚至不得不把根据地的重心向粤东北进行转移。

　　在此之后，彭湃同志在通过中央的文件学习了李德胜的斗争方法，对红四军进行了充分的政治改编，改变了东江革命根据地们斗争策略，尽量避免与敌人硬碰硬的正面作战，以游击战的战法拖住敌人，才算勉力维持了下来。

　　而在土共六大确定了土共的全国战略，将革命发展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西北地区之后，土共不论是在南方的根据地还是红军部队，都将大量资源和干部向西北地区进行了倾斜，暂缓了向外发展扩张的进程。因此一时之间，朱培德的自救看起来倒起了一些成效，居然连续几个月治下都没有县城丢失。

　　不过，随着南方红军，特别是湘赣革命根据地所属红军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朱培德这种虚幻的安全感终有被破灭的一天。随着红军东征兵团的行动，朱培德本以为这是借其他国民党军之手消灭江西红军主力，自己趁机剿灭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好时机来临了。

　　然而，红军东征兵团开始行动后的现实情况却给了朱培德当头一棒。

　　在东征兵团这面，出征的红军部队在李德胜的指挥下屡战屡胜，连续消灭了超过六万人的国民党军，不但让朱培德一时看不到借刀杀人消灭这支江西红军主力的机会，而是畏惧于红军的兵锋，连忙命令前出到赣东北地区监视红军东征兵团的两个师回撤。

　　而在留守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部队这边，尽管红三军和东征兵团先后带走了近一半兵力进入外线战斗，但负责保卫根据地的朱建德政委麾下红军总兵力，依然是超过了被困在南昌及周边城市当中的朱培德所部。

　　于是，朱培德麾下部队对湘赣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各自发动的骚扰性进攻，很快被各地的红军地方部队给打退。在这个过程当中，红军各地方独立团配合主力部队诱敌，先后打了数十次中小型歼灭战斗，积少成多之下，累计歼敌数量超过了一万四千人。

　　当朱培德对于相对较弱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主动进攻，在监视部队外又派出了两个师进攻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城市上饶的时候，朱建德巧妙地以上饶城为饵，对来袭的赣军部队和民团来了一个反向的围城打援。经此一战，朱培德所部再度损失了超过万人。

　　因此，当李德胜指挥红军东征兵团打赢了第一次南方全面反围剿，凯旋而归的时候，南昌的朱培德可谓是坐困愁城。不光是朱培德自己和国民党高层知道南昌的江西政府已经陷入绝境，就连他麾下的一般赣军官兵，都对如今的情况十分了解，军心涣散。

　　直到这时，朱培德才想起一个多月前汪兆铭及改组派带来的合作邀约。在此之前，已经完全依赖于南京国民政府来维持江西统治、对抗土共势力的朱培德为了避免如同何应钦一般招致猜忌，一听说有来自湖南衡阳的使者，就把人给轰走了。

　　病急乱投医的朱培德此时也顾不得常凯申以及南京政府的态度了，为了避免江西红军接下来直接对自己发动进攻，朱培德居然想出了“加入改组派、打出联共反蒋旗号”来阻止土共的“妙计”。

　　朱培德挥手召来了副官，对他低声道：“快去找汪兆铭一个多月前派来的使者，看他还在不在南昌城里。如果还在，立刻把他给请过来，就说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有要事与其相商。记得，对使者要客气！”

　　“是！”听到朱培德如此刁钻的命令，副官犹豫着说道：“可是……总指挥，咱们之前把那个使者给轰了出去，他会不会因此对您怀恨在心，或是直接一走了之？”

　　“这种事儿都来问我，你脖子上那颗脑袋是干什么吃的？被驴粪塞住了？还有……以后不要叫总指挥了，还是叫我司令吧。”闻言，朱培德瞪了副官一眼。

　　但他终究还是长叹一声，说道：“搁在以往，为这事非得抽你几鞭子，但现在，哎，你且用心去办吧。至于使者什么态度……只要请过来，总有安抚他的办法。快去吧！”

　　说罢，朱培德也不待副官多说什么，毫无心情地挥了挥手，让他尽快出发。

　　副官走后，朱培德颓然地坐在了名贵的雕花木椅上，像是浑身失去了力气。他何尝不知道，寻找汪兆铭的使者，乃至投靠改组派的行动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可如今他也实在没有更多的办法了。

　　“想不到这土共……竟真有成事的一天？这国民党还真是埋没人才啊！当初一介代理宣传部长，有如此经天纬地之才，与西北的文济民二人合力，竟能搅得龙蛇起陆、天地翻覆！时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