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20节

　　12月25日，由广州起义军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4师3000余人在师长叶镛、师政委袁裕的率领下进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土共东江革命前委根据广东省委在中央指导下制定的东江暴动计划，率领红13师、红14师挺进惠来、普宁和紫金等地区，将东江革命根据地扩展到五华、普宁、惠来、紫金、惠阳等县境，面积达到约5000平方千米，人口约230万。

　　到1928年的2月14日，国民党派出反动军队7000余人，对东江革命根据地进行“清剿”。工农革命军虽放弃固守海丰、陆丰等县城，但由于敌军追击过快，没有熟悉游击战争作战形式的红14师在行动较慢的情况下被迫分兵阻击敌人，师长叶镛不幸中弹牺牲。

　　随后，红14师副师长徐向前继任师长，迅速命令主力部队放弃携带不必要的辎重，轻装简从撤离，终于与敌军脱离接触。

　　随后，红13师、14师强化统一指挥，利用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交界山区的有利地形和敌军打转，把敌人拖疲、拖垮，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逐渐削弱敌人，零敲碎打吃掉敌军两个团。敌人终于陷入崩溃，无力继续和红军周旋下去，被迫撤离了东江革命根据地，此次反围剿以红军胜利告终。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内部斗争的压力，在矛盾逐渐激化的情况下不得不把主力用于彼此防备，无力抽调主力部队来进攻东江革命根据地。

　　革命形势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变，红13师、14师在东江前委的指挥下，利用地方革命武装的配合，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的反动地主武装、民团和土匪等。其与各地方党委相结合，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一步扩大了东江革命根据地。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在周逸群和贺龙领导下建立的，发展过程颇为曲折。开始同历史上差别不大，1928年初，周逸群和贺龙领导了荆江两岸武装的暴动，初步形成了革命的队伍。

　　在随后的2月24日，二人按中央原定的后续暴动计划，率队伍中较为进步的贺锦斋、李良耀等人离开暴动开始的石首地区，赴湘西组织武装斗争。到29日时，这支暴动武装抵达湖南桑植县的洪家关。

　　在周、贺二人的带领下，起义部队参照中央关于起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在这段时间内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基层革命政权。

　　借助在军阀内部矛盾加剧的有利环境，湘西地区的根据地快速发展，红军和新组建的地方部队兵力总计达到约5000人，有1300余支枪，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增强。

　　到了3月下旬，根据地整合了革命的武装力量，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4师，贺龙任师长，周逸群任师政委，贺锦斋任副师长。红4师下辖3个团，分别由贺锦斋、贺桂如和李云清三人任团长。

　　4月2日，红4师正式发起暴动，在攻占桑植县城后组建了以李良耀为书记的土共桑植县委，召开桑植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县革命政权。同时，对根据地控制范围进行扩大，尽管面临着党员缺乏和干部对农村工作不积极、不熟悉封面的种种问题，但仍努力向周边山区和农村深入发展，初步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随后5月初时，国民党第43军的李毓仁旅和陈渠珍部两个团以共计超过4000人的兵力，分别向洪家关和桑植县发起了攻击。面对敌我极度悬殊的实力，特别是火力上的巨大差异，红4师听从中央的命令，在迅速让出桑植县城后与敌进行机动作战。

　　在贺龙的指挥下，红4师秉承着中央所传达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作战方针，利用桑植周边复杂的地形与敌周旋，不与强敌正面交战。

　　经过23天的连续小规模战斗，国民党反动军队终于无法维继，被迫撤回了各自的出发地。而红4师通过零敲碎打的胜利，陆续缴获了800余支枪和大量弹药，部队拥有的火力近乎翻倍。

　　随后，红4师又趁李毓仁旅西撤之机，在小头埠伏击其后卫，歼敌参谋长以下官兵300余人，缴枪200余支，收获大批弹药。

　　通过与前来进剿敌人的顽强灵活作战，红4师的实力大大增强，士气也在游击战的胜利验证中得到了提升。

　　趁着敌人暂时退却的有利时机，红4师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先后前往湘西的鹤峰、渫阳、石首等地和鄂西的龙山、宜东、枣阳等地继续打击地主武装和民团。

　　随后，湘鄂西地区党委迅速发动革命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一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包括襄东、宜东、枣阳、鹤峰、桑植和渫阳等县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8月，中央根据湘鄂西地区的革命发展形势，下令在该地区成立湘鄂西革命前委，以贺龙为书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琼崖革命根据地由于缺乏主力红军的支持，仅有农民革命武装作为基础，发展上遇到的困难很多。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比历史上早的多，在提前一年多举行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中宣告成立，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展到达6万余平方千米，控制区域的人口约170万，在起义时正规革命军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极大地发展了红军和地方工农武装，总兵力达到8000余人。

　　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成立就要早得多。大革命失败后，早在1927年的7月，土共琼崖特委就将海南的琼山、文昌、定安、乐会、万宁、陵水、澄迈等县共1000余人的农民武装整合起来，组建了琼崖讨逆革命军，以冯平为司令，特委书记杨善集兼党代表。

　　9月，根据土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广东省委的指示，琼崖特委领导讨逆革命军和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将讨逆革命军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琼崖独立师，冯平任师长，杨善集任师政委。

　　随后，琼崖各地党委深入农村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以乐会四区至万宁六连岭为中心的根据地。

　　1928年4月，面对海南国民党军派出的4000余人的围剿部队，琼崖独立师主动调动敌人，利用母瑞山区的特殊地理形式消耗敌人，最终在半个月的周旋后使敌退却。

　　虽然琼崖独立师最后缴获颇丰，但其因游击经验不足，在悬殊的敌我实力对比下仍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包括特委书记兼师政委的杨善集在内的近300名指战员牺牲。战后王文明接任特委书记兼师政委。

　　不过，这些牺牲是值得的，琼崖独立师的游击战经验在斗争过程中迅速成熟，部队实力经过锻炼后得到提升，在敌被迫退却的情况下进一步辅助琼崖党委扩大控制范围，将根据地扩展到了琼山和文昌等地区。

第46章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原本历史上发展得非常不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共领导创建的规模较大、坚持时间最长的根据地，孕育出了红四方面军这支红军主力之一，具有非常好的革命发展基础。

　　历史上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其中心区域为鄂东北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黄冈、罗田、蕲水、蕲春、黄梅、广济，豫东南的商城、光山、罗山、固始、潢川、信阳，皖西的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后属湖北省)、舒城、潜山、太湖、宿松，共计20余县的全部或一部；其周围的红军游击区域达到40余县。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北带淮河，比较接近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核心，一经建立就对常凯申的统治有着比较直接的威胁。

　　同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发展起来后可以与湘鄂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互为犄角，同湘赣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利用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土共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充分调动国民党军，进而为土共中央的战略执行提供抓手。

　　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基础非常好，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这个区域内就举行了多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残暴统治的起义。

　　首先发生的是黄麻暴动。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后，当许多地方的工农单命运动因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而趋于低潮时，与河南光山毗邻的湖北黄安、麻城两县北部地区却呈现出另一种态势：

　　在反动势力的进攻下，这里的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组织没有解体，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没有停止，而且继续保持了相当的规模。

　　形成这种特殊态势的直接原因，就是这里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大革命时期经历了激烈武装斗争的锻炼，通过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武力冲突，较早地认识到掌握武装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同时，黄麻地区在农民自卫武装与豪绅地主武装反复较量中已经形成尖锐的阶级对抗，也迫使广大农民群众结成紧密的战斗团体，坚决地进行武装自卫，否则就面临败亡后被残酷迫害的出路。

　　暴动发起前，黄麻地区的政治形势已经逆转。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反动政府训令其湖北省各县党部停止活动、听候改组；下令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和其它革命群众团体；强令收编工农自卫武装，禁止土共的一切活动。

　　在反动派“宁可枉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由武汉派到各县“清党”党、“改组”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督促地方反动政府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仅黄安一县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就有72人。驻黄安、麻城的国民党魏益三第三十军一部也公开“清乡”反共，残杀农协干部和革命群众。

　　当时，已由县城转移到黄麻北部地区坚持斗争的中共黄安县委、麻城县委领导土共党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密联系群众，自觉地担负起了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重任。

　　两县党委根据大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仍以掌握农民武装为中心。先后整顿与健全了两县及北乡各区的防务委员会以作为公开领导群众斗争的指挥机构，牢牢掌握了两县农民自卫军，扩大农民义勇队。

　　同时，黄麻党委继续巩固和发展农民协会，并提出了“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战斗口号，以打击抬头和返乡报复的豪绅地主为目标，领导农民群众继续斗争，取得了不少胜利。

　　黄麻党委在领导农民武装反击豪绅地主阶级进攻的同时，还指挥两县农民自卫军紧密配合，粉碎了光麻地区的反动派企图利用投机动摇分子拖枪投降、瓦解驻泗店东岳庙的麻城农民自卫军第一排的阴谋，取得了东岳庙平叛的胜利。

　　此后，麻城县农民自卫军集中整编。经两县县委商定，由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潘忠汝兼任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并加强了党对两县农民武装的组织领导，纯洁和巩固了大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农民武装骨千队伍。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多月里，黄麻两县委和土共党员尽管对党的路线、方针的转变尚缺乏了解，但他们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面对严峻的形势，自觉地领导革命群众进行斗争。同时，继续发展农民运动，巩固壮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为后来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迅速发动秋收起义保持了深厚的基础。

　　到1927年的11月，黄安、麻城地区在革命低潮中举行起义，在土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当地自卫队、义勇队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农民共同组成的革命武装发起暴动。在随后的14日，起义部队攻下了黄安县城，黄麻特委成立了黄安临时革命政府。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成立了工农红军黄麻独立团。

　　农民起义的大军夺取黄安县城的当日下午四时，黄麻特委即获悉驻黄陂的原国民党第三十军一个团从河口地区扑过来，距黄安县城仅20里。

　　黄麻特委认为起义队伍连续一天一夜行军作战已很疲劳，而县城仅占领了一天时间，城内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勉强同敌正规军一个团作战恐难抵御。

　　土共中央在排除了城市中心论路线的干扰后，特地告知各地党委起义后不应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为重，在强敌面前注意保存革命力量，在运动中积极与敌周旋。

　　因此，打消了顾虑的黄麻特委决定主动转移，把黄麻独立团暂时撤回七里坪，所缴获的物资也一并运走。当晚敌军进人空城后，因恐怕起义大军杀回，全团戒备折腾了一夜，到15日晨即弃城而去。

　　在黄麻独立团转回七里坪以后，中共黄麻特委立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16日组成了黄安县农民政府筹备处，曹学楷为主任。接着，筹备处召开会议，参考中央给出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方针，讨论并起草黄安县农民政府各种文告。

　　获悉敌军已弃城南去后，黄麻独立团遂迅速作好返城准备，并组织宣传大队、印制了布告等，部队当天有序向县城开进，沿途宣传成立红色政权、打倒土豪劣绅和开展土地革命等革命内容，广泛发动群众。随后，经过认真筹备，黄麻特委组建了黄安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建立了土共领导下的黄安工农兵政府。

　　随后，黄麻特委根据当前的革命形势，执行土共中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把工作重点和领导机关安排在农村，将县城作为经济工作的纽带，并不重兵把守。

　　黄麻特委以山区为中心，向周边积极发动农民运动，消灭地主民团的武装，打击土豪劣绅，推行土地革命，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扩大本次起义的胜利成果。

　　同时，在中央的命令下，黄麻特委专门在暴动胜利后的会议上作出了预防盲目乐观情绪滋长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后续的险峻环境做好了准备。

　　黄麻特委同时选择往周边地势险要的山区发展，专门向以黄陂县木兰山为中心的区域派出配备武装的土改工作队，在山区建立起根据地以狡兔三窟，进而从容应对反动派的后续进剿。

　　因为木兰山位于黄陂县的北部，整个山区方园六七十里，东西两面有高山为屏，地势险要。按照黄陂党委此前的调查，木兰山上有30余座的寺庙，山周围住有千余户人家，并有长轩岭、塔耳岗、柿子树店等集镇，人烟稠密、物产丰富。

　　同时，这里虽距武汉较近，但当时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是敌人统治的空隙。当地群众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党在这里也有一定的工作基础，黄麻特委委员吴光浩又是本地人，有社会关系可利用。

　　另外，这里与黄安的高桥、二程等区相接，党委组织的工作队到这里后与黄麻地区的联系也较便利。

　　在领导黄麻起义的过程中，黄麻特委充分认识到：建立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是夺取和巩固政权、发展工农革命运动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保证。

　　因此，特委把发展革命军队与建立革命政权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黄安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黄麻特委根据土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以起义部队改编出的黄麻独立团为主体，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鄂东独立师。

　　同时，黄麻特委还参考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加紧了群众武装的整顿和指挥机构的建设，建立了由正规革命军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工农武装体系。

　　红一军鄂东独立师下辖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为红军主力部队，兵力约400人，以井岗山根据地在起义后支援的干部为骨干，建立起军事技能比较专业的野战部队。由徐海东率领的黄陂县河口区农民武装由于作战勇猛且有方法，也编入了鄂东独立师，其本人在中央的命令下任代师长，刘文蔚任师政委。

　　另一部分为地方部队，按照县域分为黄安县农民义勇军和麻城县农民义勇军。黄麻农民义勇军全军共4万余人，以区为单位建立指挥部，戴季英、吴焕先、郑友梅分别为黄安县七里、紫云和城区的指挥，徐其虛、王树声、桂步蟾分别为麻城县乘马、顺河等区的指挥。

　　此时，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宁汉战争中，桂系虽占据两湖获取优势，但仍不能结束战争。为巩固其后方，桂系军阀一方面采取“鄂人治鄂”的手段，任用鄂籍将领主持鄂政，设立了“清乡督办”；另一方面借助任应歧第十二军的力量，由豫东南出兵“进剿”黄麻地区。

　　12月初，第十二军的教导师进攻麻城西张店，图犯黄安，当即遭到乘马、顺河等地农民武装的抗击。该部遂改变进攻路线，转而取道宋埠、尹家河奔袭黄安，5日夜即进抵黄安城下。

　　黄麻特委见敌我实力悬殊，没有选择固守县城，再度主动放弃县城，在周边的农村与敌周旋。然而，由于相对平坦的地形和鄂东独立师对游击战的不熟悉，前期作战中损失颇大，伤亡近二百人。

　　在暂时避开敌人后，黄麻特委与鄂东独立师领导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下一步游击战的作战方式，研究行动方针。会议认为鄂东独立师不能停留在中心区，当地农村虽然经过土改，但组织发展不足且地形不利，要打出这个圈圈把敌人引到黄陂的木兰山活动，减小部队在中心区的损失，争取反围剿斗争的最终胜利。

　　在进一步改变了斗争策略后，敌进剿部队很快被工农红军鄂东独立师打圈子的作战方式拖疲、拖瘦，不得不在“围剿”二十多天后退出革命根据地，黄麻革命政权的反围剿取得最终胜利。

　　随后，黄麻特委、黄陂县委与红一军鄂东独立师主要干部等在党中央的命令下重组为鄂东革命前委，统一指挥鄂东地区的军地革命工作。

　　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斗争加剧，军阀矛盾激化为其间的战争，鄂东周边军阀暂时无力顾及鄂东根据地，没有再派来大规模部队“进剿”。

　　鄂东独立师在斗争经验进步后，应付周边地主民团武装游刃有余，鄂东根据地也获得了发展，范围扩展到黄安、麻城、孝感、黄陂、黄冈、罗田六个县，进一步增长了革命力量，扩大了革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第47章

　　从整体来看，南方的革命围绕湘赣地区这一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顺利打开了局面。

　　这种革命形势的根本转变证明了李德胜关于军阀内部矛盾激化时有益于革命的判断，通过普遍的成功实践对他的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方针进行了验证。同时，它给李德胜与文济民共同提出的下一步革命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土共地方党委在湘赣这片中心区域辐射的范围内，建立了湘赣（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湘南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这四个规模比较大的革命根据地，而在这个范围外，东江革命根据地（还有北方的汉中根据地）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这些革命根据地因在建立时均有成建制的正规革命军队的加入，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有主力红军武装的支撑，能够更快地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攻下，这些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不仅能与敌周旋来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更能通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结合，在更大范围的机动中消灭敌军，从而有效维持和扩展根据地的控制范围。

　　这些大型根据地综合实力更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更大，因而能够在作战中能够充分起到调动国民党军的作用，可以作为土共中央执行发展规划的战略支点，对于革命的作用不可或缺。

　　而在距离这片革命中心区域较远的地区，地方党委努力整合各类倾向革命的地方农民武装，从而建立起来一些规模中小的革命根据地，譬如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和鄂东根据地等。

　　但由于纯粹以农民武装为基础组建的红军武器装备严重不足，且技战术水平相当有限，在起义后难以适应正规化的作战。

　　即便这些根据地的红军在革命群众的踊跃参与下兵力规模比较大，也无法在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对敌造成有效杀伤，往往需要充分发挥游击战的精髓，与敌长期周旋。

　　不过这样一来，尽管红军在这些地区能够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但在根据地中横冲直撞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难免会对根据地的生产生活造成损害，破坏了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使根据地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才能继续发展下去，革命工作更加困难。

　　因此，这些相对边缘的中小型根据地必须注重革命发展形势，争取有利时机，在反动派内部矛盾激化爆发战争以致无暇他顾的时候趁势发展，增加革命的力量，规避敌军的主力。

　　另外，在中心革命区域的主要根据地和主力红军对敌充分调动或打击时，边缘根据地同样可以趁势发展，一举两得地实现牵扯敌人部分注意力和获得更好发展机会的双重目的。

　　当然，各地党委在边缘区域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建立的足够稳固的中小型小革命根据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从短期来看这些根据地是闲棋冷子，但其在当地建立起了革命组织，增强了革命力量，给工农群众做了革命的训练。因而其为革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基础，为后续革命高潮时土共控制范围扩展到这里提供了基础保障。

　　整体来看，在李守常总书记带领的土共中央采取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下，土共在南方锻炼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广泛建立基层红色政权，发展出了众多农村革命根据地。

　　同时，土共党委通过对原有各类工农武装和起义军队的改编，充分掌握了红军这一革命武装力量，最终使南方革命形势走出了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的低潮。

　　这些种种有利于革命的转变，有效验证了李德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正确性，充分证明了他主张的“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这一观点。

　　通过自己接收到的一系列湘赣相关情报和此前掌握的情况，文济民确信了这些证明的有力。这让文济民很欣慰。

　　早在去申海对中央汇报工作时，文济民就特地向李守常书记提出了关于提升李德胜党内地位一事，希望通过其理论上的贡献和实践上的亲自证明来实现这一目的。

　　只是在那之前，李守常总书记不得不花费大力气来摆平党内唯苏联是从的城市中心论者，以致在很长时间内，李德胜这个新路线的提出者被原主流意见所压制，迟迟得不到提升。

　　好在事情很快起了变化。

　　就在申海的那次中央会议上，革命阶段性的成果得到中央的一致确认，一直以来被李守常总书记强行限制在中央层面的党内路线斗争落下帷幕，党内初步达成了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共识。

　　李德胜的党内政治地位提升终于不再有阻碍。

　　1928年7月12日，经申海土共中央会议的表决通过，土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胜和彭湃晋升为正式委员，并补选文济民与蔡和森为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