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209节

　　文济民的面色沉重，面带担忧说道：“昨天东北局发来了密电，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的往来汽车比上个月多了三成……土肥原贤二已经见过张学良三次，他代表日本关东军的势力，谈的都是合作开发矿产和反共，几乎成强压之势。”他冷笑一声，“狼要吃羊，还要问羊借刀——这种虚伪们把戏，我们的同志们看不穿吗？”

　　李德胜忽然掐灭烟头，火星在掌心烫出红痕也浑然不觉。他起身走到了会场的全国地图前，粗糙的指腹划过黄河，定在了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当年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闯军上下只觉得天下太平了，结果呢？一片石之战后，清军入关，百姓遭殃！”他转身盯着台下，目光如刀，“我知道有不少同志都在喊着直取南京，但现在还不是对残寇穷追不舍的时候，我们不能做第二个李自成！”

　　会场陷入一片死寂。

　　湘南代表张了张嘴，最终颓然低头——三天前他还在要求中央批准北方的主力红军渡江南下作战。此刻，文济民沉稳的声音再度响起：“江浙是块肥肉，但也是个火药桶。日本海军随时能炮轰上海，英美军舰在长江来去自如。我们现在去抢，等于替帝国主义和买办看他们的仓库！”他抓起粉笔，在提前准备好的黑板上唰唰写下“备战”二字，粉灰扑簌簌落在中山装前襟，“想要新中国，先要保证我们在日寇的侵略中活下来！”

　　李大钊望着台下神色各异的代表，嘴角浮起一丝欣慰的苦笑。他想起一个月多前与李德胜的深夜长谈——彼时对方指着洛阳城外的邙山说：“守常先生，当年光武帝定都洛阳，奠定了八百年汉室基业；但咱们今天选择这里，图的不只是山河形胜，在日寇随时可能侵略的情况下，这更是要告诉天下人：共产党不会偏安！

　　五百多年前，明太祖派太子朱标来洛阳考察迁都之事，却因太子英年早逝而未能实行，从此我国之都城便只在南北两京之间变化……如今我们土共重新来到这里，将国家的首都选在这里，希望能一改明清之陈腐气息，换革命之新气象！”

　　1930年7月10日清晨，洛阳中央大礼堂内弥漫着呛人的烟味。

　　三百余名代表挤在长凳上，目光紧锁主席台——今日将投票选举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委员。李大钊总书记端坐正中，长衫领口微敞，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钢笔帽，似乎有些心事。在他左侧的李德胜叼着半截烟卷，火星几乎烧到了胡须；右侧的文济民则伏案疾书，中山装的袖口已然沾上了星星点点的蓝墨水渍。

　　“同志们！”李大钊敲响铜铃，声音洪亮地说道，“根据党章第三章第七条，现在开始对政治局委员人选进行表决，由我来宣布候选人员的名单——”他身后的黑板上已用粉笔列出候选人员名单，每个名字旁画着“正”字计数栏。

　　当李大钊念到“陈独秀”的名字时，会场骤然响起窃窃私语。湘南的代表刘安仁猛地起身，军装扣子崩开一颗：“我反对！陈独秀当年对国民党妥协，害死了多少同志？他的错误路线是八七会议和六大批判过的，个人开除出党都不为过，凭什么可以作为政治局委员候选？”

　　李德胜突然将烟头摁灭在桌角，起身时木凳“吱呀”惨叫：“1927年陈独秀同志是犯过错误，但并非违反了党员的基本原则，只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路线——他仍然是一个合格的党员。而这两年以来，他在国内积极活动为革命统战，为促进革命发展和工业建设、教育发展争取了多少难得的资源！”

　　他抓起茶杯灌了一口，茶水顺着下巴滴落，“咱们共产党讲惩前毖后，关于陈独秀同志过去的错误政治路线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而对于具体的革命同志，不能一棍子打死……当然，投票这件事全凭各位中央委员的自愿。”

　　文济民微微颔首，声调异常严肃：“去年的六大决议中，就有对陈独秀错误路线的处理意见，里面说的很明确——这是革命的方向选择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错误的革命路线，但不应当否认遵守党的纪律、认识和彻底反省了错误的同志是合格的党员！如今看来，这项决议还需要继续在党内重申。”

　　在一片议论声中，刘安仁涨红脸坐下。李大钊轻叩讲台：“举手表决。”

　　手臂如林竖起，陈独秀的名字旁最终只落下不到二十个“正”字划痕——并未通过。

　　尽管如此，在场的同志大多已经把文济民所说的决议听到心里，对于陈独秀以及曾经支持他的同志，已然悄悄有了改观。一颗大石落地，李大钊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后，终于说出那句酝酿许久的话：“我提议，本次中央全会首要任务，是确立接下来在新阶段党的战略任务。考虑到革命任务的艰巨和复杂性，我希望能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提议由润之同志接任，确立他的领导核心地位！”

　　在会场里一片惊愕的抽气声中，李德胜猛地抬头，半截烟卷从指间跌落——

　　虽然李大钊逐渐无力应付土共总书记的重任、准备卸去这一职务在土共中央政治局已经算不得什么秘密，但按照众人的想法，他总要在建国之后的七大在完成这一轮新旧总书记的交替。如今……李大钊的这番提议实在是石破天惊！

　　李大钊的话音落地，礼堂内连蝉鸣声都仿佛凝固。三百余双眼睛死死盯着主席台，前排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延年手中的钢笔“啪嗒”掉落，墨汁在决议书上洇出黑斑。李德胜僵立原地，烟头烫到指尖才猛地甩手，火星划出一道焦痕。

　　“守常先生！”文济民霍然起身，中山装的衣摆带翻了茶杯，面色异常的严肃，“此事是重大的组织变动，应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再交由中央全会决议——”

　　“已经讨论过了。”李大钊从长衫内袋掏出了一沓信件，纸张边缘卷曲发黄，他竟然有些如释重负的轻松：“在过去半年时间里，我先后五次向政治局提出辞呈。”他抖开了最上面一封，落款赫然是1929年冬至，“其中有两次被德胜同志退回，济民同志主持会议否决了一次，余下的……也被同志们用革命需要搪塞过去。但，应对如今风云变幻着的革命形势，我这个临危受命的总书记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把握。”

　　在会场中旁听的苏联代表米高扬已经不由面色紧绷，他注视着这场突然的权力交接的主角，似乎在努力确认这是否是一场特殊形式的军事政变。而另一边，突然被李大钊提名接任总书记的李德胜喉结滚动，他的嗓音沙哑得有些吓人：“大钊同志，我记得去年在打太原时你说过，这件事要等到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再议……”

　　“如今北方决战已经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已成丧家之犬！”李大钊突然提高声调，手指划过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旗，“我这个不适应革命新形势的老同志，难道要等新的敌人打过来再手忙脚乱交接权力？这样下去，恐怕永无止境。”他摘下眼镜，露出眼底的血丝和一直被压抑的书生气质，“润之，你比我懂打仗，比我懂农民，更加懂得革命的方向，就连济民在计委搞出来的四年计划都是你审核才平稳推行——这个位置，该换人了。”

　　北方局书记何叔衡颤巍巍站起，山羊胡须抖如风中残烛：“守常同志是党的创始人！当年北洋军阀通缉时，是他带着我们在北大红楼印传单！在革命最危难的时刻，又是他率领同志们力挽狂澜，重新走上了革命发展的快车道。如今革命快成功了，不能任由他这样辞去职务，这是对革命历史的不负责！”

　　“叔衡同志，这是李大钊总书记……主动请辞。”文济民伸手去扶这位资格堪称建党元老的同志，却被一把甩开。

　　“你们年轻人懂什么！”何叔衡拐杖跺得地板咚咚响，“陈独秀同志当年也说要让贤，结果呢？党差点散了架！”

　　李大钊摇了摇头，随后认真地对北方局书记何叔衡解释道：“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考虑过，我们党的组织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再是大革命时期那样草台班子的情况了。总书记的职务交接虽然听起来很大，但我只是正式将抓总决策的工作交给润之同志，党交给我的其他工作还会继续，又不是像仲甫当初那样，撂挑子一走了之……”

　　听到这里，台下的陈独秀已经面色有些涨红，却也没有反驳——毕竟当初他从封建大家长式的说一不二到彻底不问工作，转变的实在过于迅速，的确给党的革命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更何况……如今他曾经的错误已经盖棺定论，“陈独秀路线”已经作为党的错误路线之一被彻底批判，而他本人也能不再鸵鸟似的一味逃避，可以卸下包袱轻装上阵，继续革命工作。

　　李大钊瞥了眼台下，便又神色自若地继续说道：“更何况，我前面所说的对于总书记的工作力不从心也并非虚言……从革命战争猛然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开始，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我在中央也难以抉择，大多数决策都需要求助于润之、济民等同志。这种情况下，我又何吝于总书记之虚名呢？”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荷波起身从第二排挤到过道，旗帜鲜明地支持李大钊的决定——作为直接在书记处配合李大钊工作的同志，他对于李大钊所提到的处境和决定最为了解和认可：“我支持大钊总书记的决定！如今的革命工作正在日趋复杂，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大量问题产生，需要中央及时而准确地做出决策来应对——就如日寇随时可能开始的侵略行动。与其让大钊同志在转达和收集意见上徒耗功夫，还不如直接由润之同志来接过这项工作——”

　　“我反对！”李大钊在北方局的老搭档、中央秘书处秘书长谭平山拍案而起，广东口音劈裂空气，“正是因为如今正在革命向新的阶段发展的紧要关头，党中央才不能搞这种临阵换将的动作，否则哪怕只是交接工作的耽搁，也是在给敌人时间！”

　　会场第二排的陈独秀也暗自点头，随后或许是自省的喃喃道：“关键时刻换一个新任总书记……简直是乱弹琴！”

　　正在这时，李大钊突然猛咳起来，他用手帕掩住了嘴角，其中渗出一抹暗红。文济民的瞳孔骤缩——那抹血色他在北平营救被捕的李大钊和北方局同志时也曾见过。他本以为被捕的经历没有给大钊同志的身体造成太大损害，但如今看来……恐怕守常先生只是为革命一直强撑着罢了。念及此处，文济民的心猛的提了起来。

　　“我——咳咳……”李大钊总书记开口说到一半，咳嗽又接着响起，他捂嘴强忍片刻后，才苦笑着说道：“同志们应该也能看出，我身体的状况不佳，的确不能胜任高强度的总书记工作，如果倒在任上，对革命和抗日工作更是大大的坏消息。所以这不算是临阵换将，而是暂且替代我这病马，给党换上个千里驹的好事。”

　　说到这，李大钊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会场里关切的同志们，在后继有人的情况下倒升起了几分轻松的情绪。他敲了敲桌子，压抑住了会场里的纷乱，玩笑似的说道：“得益于根据地的医药水平不错，我这个病秧子还有希望休养恢复过来，继续给革命做贡献。当然——在目前这段时间，我就只能跟苏兆征同志一样，在大家为革命忙碌的时候暂且泡病号了。”

　　听到李大钊的解释，包括文济民在内的与会同志都松了口气，会场中原本紧绷着的氛围也终于缓和了下来。接着，在李大钊的坚决要求下，这场中央全会总算是通过了他辞去总书记的申请，议程来到了选举新一任总书记的时候——而唯一的提名，自然是李大钊提议、文济民支持的李德胜。

　　正午烈日炙烤窗棂，土共中央委员仿佛也能感受到田野里干枯的庄稼的灼心，被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情绪支配着。在众人的目光中，大会的工作人员将临时填充的油印选票逐一分发。李德胜的选票被他不经意捏出了褶皱，“同意”与“反对”两个方格被他手上的烟头烫出焦痕——面对这次的突然袭击，他并没有手足无措，却也难得得有几分失神。

　　仿佛局外旁观者的陈独秀蜷在第二排的边缘，抬头看了看身旁不请自来的李大钊，对于这位当初与自己南北相约建党、却对李德胜格外赏识的同志，他一时感觉有些雾里看花似的迷惑。他在“同意”栏划圈时，钢笔尖突然崩断，黑墨水溅在“李德胜”三字上，仿佛给那个名字盖了枚小印。

　　“仲甫，咱们这些革命的老家伙都到了给年轻同志铺路的时候了……”李大钊推了推圆框眼镜，嘴角含笑一如当年书生意气。“后生可畏啊！”

　　“少来！”放下了过去错误的包袱，面对这位年岁比自己小上不少的知音，陈独秀少见地流露出了当年的执拗，“我如今年岁五十有余，姑且还可以说一句年近古稀，你不过四十出头的岁数，装什么老人家！”

　　李大钊只是笑着，眼中颇有感怀——他们十年前在天津许下的誓言，如今正在逐渐兑现。亲眼见证革命理想实现，这让一切鲜血和牺牲都有了价值。

　　而在主席台上，负责唱票的中组部部长蔡和森的嗓子已喊哑，却还在朗声道：“同意李德胜同志接任总书记票数——二百八十七票；反对票数——三十九票；弃权票数——一票。”

　　“到底是谁弃权了？”台下有人向一旁的同志好奇询问。

　　李德胜转过头去，掌心摊开那张被烟头洞穿的选票，嘴里的话没说出声——

　　“我。”

　　随着唱票结束，李德胜高票当选新一任总书记，李大钊解下了胸前铜制党徽，别在李德胜灰布衫上：“当年你在北平问我，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现在，轮到你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会找到答案的！”李德胜已经放下了所有的迟疑，目光坚定地看向了卸下担子的李大钊——他从来不是争权夺利之人，但当使命和责任落到他的身上时，他也从来当仁不让！

　　散会后，卸下一身重担的李大钊拉上了还在和两个儿子闹别扭的陈独秀去保健处报道，而李德胜独坐在了空荡的礼堂台阶上。当文济民拎着煤油灯找来时，见他正点燃了又一颗香烟，望着夜色思索着。

　　“在担心干不好总书记的工作？”

　　“这不用担心！”李德胜就着煤油灯的灯光眯眼向文济民的身形看觑，瞳孔中思索的神色没有少减，“我在想……哪天全国的革命胜利了，国内建设也走上正轨，我能不能学守常先生，自己把权力交到继任者手里。”

　　文济民望向澄澈的夜空，银河横贯洛阳城头，悠悠说道：“那可不好说——毕竟，你可不一定能像大钊书记这么好运，上来就碰上个最好的接班人。不过，要是真到那天，我会第一个跟你一起申请退休……”

第489章

　　原方案——

　　政治局常委（9人）：总书记李大钊，军委主席兼红军总政委李德胜，政务院总理文济民，中组部部长蔡和森，中央书记处书记王荷波，红军总司令兼军委副主席杨虎城，西北局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李子洲，南方局书记陈延年，西南局书记兼红二方面军政委陈毅。

　　政治局委员（18人）：河南省委书记林育南，团中央总书记陈乔年，红一方面军政委朱德，红三方面军司令员黄公略，计委书记罗章龙，山西省委书记彭真，政务院副总理伍豪，红军总参谋长朱云卿，中宣部部长瞿秋白，监察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内务部部长鲁赤水，中原局书记陈潭秋，北方局书记何叔衡，东北局书记赵世炎，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西安市委书记柯庆施，洛阳市委书记古柏，山东局书记罗荣桓。

　　修改后的方案——

　　政治局常委（5人）：总书记、军委主席兼红军总政委李德胜，政务院总理兼军委副主席文济民，中组部部长蔡和森，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大钊，红军总司令兼军委副主席杨虎城。

　　政治局委员（6人）：西北局代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李子洲，计委书记罗章龙，南方局代书记陈延年，政务院副总理伍豪，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任弼时，红军总参谋长朱云卿。

　　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团中央总书记陈乔年，内务部部长鲁赤水。

　　修改了以下几点：陈独秀父子三人都在政治局政治局名单过大，人员过多过于偏重地方中央局，没有压制山头。

第490章

　　会议进行到第六天。

　　经过李大钊与李德胜之间总书记权力的平稳交接后，会议的进程似乎也在不自觉加快。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78人，候补中央委员28人，加上以苏联代表团为主的列席会议的11人，全都聚精会神地听取土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汇报——

　　在这场大会之前，许多同志单知道土共在全国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了解多一点的知道在全国根据地的范围，但对于革命政权的全貌，只能说是盲人摸象了。正因如此，他们虽然在一众政治局常委的发言中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和想象的差异以及冲击，但还是孜孜不倦的认真倾听着。

　　七月的洛阳像个蒸笼，虽然中央大礼堂的木窗全敞着，但偶尔吹进来的热风只能混着汗味在梁柱间无力翻滚着，没法给会场中的人员带来一丝凉意。一百多名代表全都各显神通扇风，目光却钉子般扎在主席台——李德胜正背对人群站在巨幅的全国地图前，两根手指捻着粉笔头，在长江南岸的位置重重画了个圈。红粉灰簌簌飘落，像是血末子沾上南京城的标记。

　　“同志们，这河南的天气热吧？”他突然转身，灰布衫腋下洇开深色汗渍，“等咱们打过长江，我请诸位喝冰镇酸梅汤——就用那南京总统府冰窖里存的！过去是老蒋的提线木偶享用，现在轮到汪精卫这个新总统来享受，将来要让这成为广大人民的福利！”台下爆出哄笑，几个年轻代表兴奋地跺脚。

　　台下的笑声未歇，李德胜猛地用粉笔在东北的上面花了个鲜红的圈。“我知道同志们都想尽快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南京和京其他地方残留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可惜啊——”他叹了口气，手中的粉笔重重的点在了东北的日本驻军标志上，“但如果我们就这样不管不顾的发动主力南下，日本人的刺刀就要抵到咱后心窝了！”

　　李德胜的声音异常严肃，“之前济民同志摆出来的日军准备动手的证据大家都已经了解过了，相信没有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自欺欺人，认为日寇会坐视我们革命的力量统一全国。而我还要补充一点——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全面展开之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东北、在朝鲜为搜集日军的情报流血牺牲，这是东北同志用血换来的事实！

　　国内外反动派对革命的敌视是一致的，我们有些同志期望能够先集中力量消灭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再去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不唯物的主观幻想。敌人不是任我们支配的傀儡，不会等到我们有实力动手的时机才上来送死，他们也具有反革命的主观能动性。为了防止日寇获得更多的侵略资源，我们必须要做好到东北抗击日本侵略的准备，同时在各大根据地做好应对日寇在东北侵略失败后，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准备……”

　　会场陷入了沉寂。吊扇的影子在地图上有气无力的切割着南京城，像道道刀痕，又像是强弩之末的锋矢。

　　“同志们，咱们再算笔账。”李德胜竖起三根手指，“第一，北方的主力红军从发兵到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即便有红一方面军在南方配合，也少说需要稿费四十天；第二，肃清江浙残敌，又至少得两个月；第三，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权后，我们还要重建政权恢复民生——这件事在座哪位又敢打包票三个月搞定？”他拳头突然砸向东北，“也就是说，如果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他们能在我们主力红军回原之前把东三省嚼得骨头都不剩！”

　　“同志们，咱们现在算是住进洛阳府衙了。”李德胜指着老蒋留下的楠木讲台，“有人急着要换缎子椅垫，有人琢磨着给新成立的政务院镶金匾——我说，趁早把这些多余的心思摁灭了！”他用力一拍桌面，震得全场寂然，“李自成在北平的龙椅还没捂热，清军就杀来了，他那些缎子垫子全成了九宫山上的裹尸布……我们共产党人绝不是没有革命理想的农民起义军，我们绝不做李自成！”

　　回过头来再回顾整场会议的进程，早在中央全会的第一天，由李大钊进行的对过去一段时间国内革命的总结，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已经从宏观上展现了土共取得的突出成绩，对一年多以来革命战争发展、革命形势的变化和组织工作等问题做了汇报。

　　李大钊的报告共分为十个部分，其中又根据对象的不同，可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红军的军事斗争，提出了两个问题和要求——一方面，李大钊分析了北方决战中对待不同敌人的三种形式，要求各方面军领导同志要注意和学会以打促和的新斗争方式，从而实现对国内敌人的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李大钊针对一些同志面对主力红军正规化、野战军化和大兵团化的新方向时，逐渐暴露出的脱离群众、漠视政治工作的问题，提出了工农红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不能忘记革命军队的初心和使命。

　　对于李大钊提出的问题，土共中央会议中的红军代表并没有什么反对的情绪。对于针对不同敌人的斗争方式，军委主席李德胜早在北方决战的战后总结中，提出了对于奉系军阀、西北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三种解决方式，他们也充分了解了分别该如何应对无战心的坐守之敌、丧师失地的流亡之敌和坚决反共的顽敌。而脱离群众和漠视政治工作等问题，也在近三个月的持续军队整风当中得到了基本解决，问题相对突出的军队干部甚至直到此时还在洛阳军政学校中接受政治再教育。

　　其次是关于党的革命重心和工作方法，这方面李大钊投入的关注最多，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也最详尽。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就是关乎革命路线后续发展的革命重心问题——由李德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在过去的三年里指导着土共的革命斗争，使土共的革命武装和政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但随着土共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全国范围内革命而非反革命的势力成为了主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土共依然要坚持依靠农村、解放和发展农村，但要实现土共领导下的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配合正在实施的四年工业计划，工作重心从乡村移到城市、由城市领导乡村是必然的结果。

　　这个转变并非是对过去的农村革命道路的否定，而恰恰是在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成果——正是因为土供在过去的斗争中采用正确的方式，才能积攒出足够的力量，从敌人力量和控制相对薄弱的边界地区发展到平原和核心大城市。因此，这一转变标志着李德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新发展，是土共开创出来的革命道路的延伸。

　　当列席会议的苏联代表米高扬听翻译讲到这里时，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对于如今的苏联来说，如何处理跟土共这样一个全新的、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仍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过去共产国际中乃至苏共高层曾对土共批判过的“人造黄油”说法，在务实的两党合作中显然站不住脚，不足以作为苏联和土共合作的基点。

　　而土共在这即将建国的节点上，系统性的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革命理论，又是额外的坏消息了（过去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苏联对于李德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认识相当浅薄）……这不仅仅意味着土共彻底脱离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完成了自身在革命道路和革命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更意味着在如今的国际共运中，出现了足以和苏联争夺领导地位的旗手！

　　虽然由于过往革命宣传的发展以及社会积累的问题，国际共运的重心依然停留在社会相对发达的欧洲，也使得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城市中心革命理论和道路有了相对广泛的实践基础，但米高扬清醒的认识到一个事实——

　　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尚未瓦解的当今世界，发达的工业社会和强大的工人阶级从来都不是世界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只是凭借生产力优势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力。而在受到殖民压迫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土共这套依靠农村和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天然具有更强大的号召力！

　　在米高扬思索着如何化解土共给苏联领导国际共运的格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时，总书记李大钊仍在继续他的发言。在提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后，他继续讲述了后续的工作转变和因地制宜的问题，其中头一条就是在城市工作中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必须学会管理城市的各项工作。

　　事实上，尽管有文济民这个大管家的指导和引领，土共在夺取城市后的一系列管理实践当中，依然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土共党员干部的知识和管理水平不足导致的，这方面出现的问题小，却相对普遍，土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专程对大城市解放后的接管干部设置了培训班，对城市管理经验系统性的传授。

　　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革命的认识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存在于土共的中高层干部——譬如彭真在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后，便认为土共在山西的革命已经完成。他不但在农村工作上彻底放松，在主持作为重点的城市工作时，也常常和本地尚存的资本家和大商人打成一片，而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问题和诉求。这部分问题，还是在李强考察山西的轻重工业发展情况时，才向中央得到了有效的反应。

　　相比于土共中央委员的认真倾听，苏联代表米高扬的神态倒颇为迥异——当他听到土共的革命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时，不由得松了口气。他并没有理会李大钊在陈述中所提到的“这是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延伸”，而是直接根据这一转变，判定土共不得不选择接受苏联发展理论，重新回到“革命道路的正轨”上来。

　　某种程度上，土共去年成立的计委及其制定的“四年发展计划”，在苏联普遍被认为是土共内部支持苏联道路的一种表现，是对于“土包子李德胜”独立发展出来的“错误革命道路”的拨乱反正。也正因如此，即便文济民这个明面上的土共党内“留苏派头子”对苏联表现得是相当桀骜不驯、锱铢必较，斯大林同志也没有另外从数量庞大的土攻留苏人员中找出个代表和他打对台。

　　接在这一总括性质的问题后，李大钊又提到了党员干部要对党的经济政策要有明确的认识和解决，不能对过去或是其他区域的的工作方法盲从，而应当领会党的经济政策的核心目的，必须要为革命政权下的工业化服务，而非单纯的延续旧有的经济秩序。这一点问题，和前面山西省委城市工作上出现的问题具有关联性。

　　在陈述了城市工作相关问题后，李大钊又提出了一个重点问题——党和红军的工作在南北两方是不同的。在北方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力量已经被打垮，党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红军后续的作战和备战扩军工作；而在南方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敌人的势力正处于军事失败后的收缩阶段，党和红军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不断挤压反动派的生存空间，持续扩大革命根据地。

　　当李大钊做完关于这点的陈述后，会场中的土共中央委员一时间议论纷纷。

　　在如今的土共党内，乐观和冒进的情绪充斥着各级组织，绝大多数人都被北方决战胜利带来的快速革命胜利的可能迷花了眼。加上紧接着豫东战役胜利，相当一部分土共党员都认为国民党军在红军面前再无抵抗之力，接下来只需要红军加快向全国进军。

　　即便之前李大钊、李德胜和文济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屡屡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吹风，希望给这一风气降降温，也仍未能完全压制住。因此，李大钊在这场建国前的土共中央大会的开场，便专门提到了南北两方的革命工作差异问题，以便引入后续的备战抗日和逐步解放全国剩余地区的战略问题。

　　听到这里时，与米高扬一同列席会议的名义上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李可夫摇了摇头。从他经历过十月革命的视角来看，土共这样的战略选择显然有些轻重倒置——

　　土共居然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就放弃了快速统一全国的机会。按他的看法，参考列宁同志为了争取外部和平、尽快消灭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签订《布列斯特合约》，土共哪怕和日本虚与委蛇、暂时签订条件苛刻的和约，也是值得的。

　　不过，就如米高扬对于土共的会议议题保持了沉默一样，李可夫虽然并不认同土共做出这样的战略决策，却也没有出言反对。更不要说……他自己被塞进代表团派到遥远的东方，已经意味着布哈林李可夫政治集团的土崩瓦解，自身难保的他又有什么心思关注土共的前途命运？

　　在讲述完土共过去几年的成绩以及当下工作的重点后，李大钊的演讲来到了对未来的展望上。紧接着，他提到了与会同志全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建立新中国！

　　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讲述了两个核心的目标，其一是召集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新生的国家制定出一套宪法，讨论和选定国名、国旗等相关国家象征，其二是制定政府成员候选名单，筹备正式成立新中国政府。其中关于第一点问题，土共已经在中央会议召开之前，同步召集各地代表，预计可以在中央全会结束之前召开全国人大会议。

　　当然，由于目前土共还没有完全解放全国各省，这一次制宪会议性质的全国人大会议总计只有二十多个省的代表，后续还会在全国解放后召开一次正式会议进行确认。而关于第二点，土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对于名单进行了充分讨论，后续也将逐个提交中央全会表决。

　　除了以上的内容之外，李大钊还提到了如何正确处理好和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特别点出了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也涉及到后续李德胜要专门提出的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