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47节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

　　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

　　总而言之，为了提高党性，我们党员要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些主要的要求：要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要注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为服从纪律和服从组织而斗争；要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把理论与实践；要参加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

　　相比于原本历史，如今的土共虽然在发展中避开了许多曲折，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但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麻烦却并没有减少。一些党内问题由于没有足够惨痛的案例作为反面典型，反而使党组织内部缺乏足够重视，一直没能把整改的措施彻底推行下去。

　　在革命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党内大量的问题就这样不断堆积下来，到六大召开时已经达到不得不解决的境地。文济民作为后世来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提出以上党性相关问题之后，又建议开展为期半年左右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解决“仲甫路线”在党内的持续错误影响。

　　在土共全党团结在以李守常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情况下，这个建议没有遭遇什么阻力，在大会上得到了表决的多数票通过。

　　事实上，以“仲甫路线”为批评的目标，并非单纯是对陈仲甫这位前任总书记在任期间党出现的不抓紧枪杆子、投降主义等问题进行处理，更是以此为一个负面问题的统一目标，从而团结党内大多数同志——当时，这也属于文济民的“权变”之举。

第135章

　　土共第六次代表全国大会召开的前三天，会议以多数一致通过了李守常的政治报告、李德胜的军事报告和文济民的组织报告，决定实施“北攻南守”的发展战略和物质上的“整风运动”，把“李德胜理论”写入党章。

　　随后，会议进入了分组讨论阶段，各地代表分别就会议中提出的各项革命新情况和新任务展开讨论，分析如何解决革命道路上的新困难、如何达成党的战略发展目标。

　　在这一阶段，文济民强调全党工作中的坚强团结，特别提出了“看齐原则”。他在发言中说:

　　“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看齐是为了团结。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生活很不太平，风浪险恶，甚至到党几乎发生分裂的地步。在这一阶段，我们中的大量党员自行其是，盲目追求苏联式的城市中心战略，给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这些同志的革命性是坚决的，但他们之所以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一个是对于革命工作的认识不够，没有做到向中央看齐；另一个就是没有坚持原则上的团结，缺乏足够的纪律意识，没有坚守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我们党员必须避免像这些同志一样违反纪律，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在遵守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强化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作为党内工人工作的负责人，李立三具有更加全局的视野，他敏锐地关注到了此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迹象。他认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地与原料的供给地，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也是世界革命的火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的可能。”

　　于是，在分组讨论中，李立三提出在南方革命根据地争取“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建议。他认为土共在南方可以在几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基础上，进一步拿下中心城市，以获得更多无产阶级力量支持。

　　恰好文济民此时在这一小组中参与讨论。见到小组中不少代表同志仍有一些疑惑，他对于李立三这个和原本历史上很相似的想法并没有直接批驳，而是以他的想法为基础，给小组成员深入讲解了当前革命形势以及战略决策的必然性。

　　“同志们，新的全国革命高潮是不是就要到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那就是确实要到来。这种革命高潮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

　　这两次都是全国规模的，其他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运等规模都不够，没有深入组织起全国民众。现在全国规模的第三次革命高潮，可能很快到来，其标志就是原本局限于受到大革命影响的南方地区的土地革命战争正在向全国范围发展。

　　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以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一形势是在国民党新军阀大举内战的情况下形成的，是作为英美日帝国主义走狗的常凯申、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等内部分赃不均的结果，有其出现的必然性。

　　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根据地和敌占区的革命群众运动，而以根据地为主。土地革命的根据地胜利越大，革命高潮就来得越快。所谓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就是要选择在帝国主义势力比较薄弱的省区。而目前来看，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军阀武装最虚弱的区域就是西北地区，最有利于根据地的快速发展，所以我们全党必须充分集中力量，向西北发展，以争取这个革命高潮尽快到来。

　　所以，立三同志所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但其适用点不在南方根据地，而在北方的革命根据地。而从这个角度来说，立三同志的想法恰恰和中央的战略方针是一致的。”

　　文济民先是肯定了李立三想法的可行性，顺理成章地转到中央的战略方针上来。随后，他又对李立三意见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针对革命主要力量的问题说道:

　　“我们能不能胜利呢?根据过去的经验，清政府被打倒了，北洋军阀被打倒了，那末国民党新军阀也不例外，从各方面来看，敌人是可以打败的。欧洲为什么在左倾，就因为那里一些国家的中产者和小资产者在日益丧失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无产者。中国的情况也相同，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的生活比清末时还要困难，因此中国人民是不能不革命的。

　　第一次革命高潮无产阶级没有参加领导，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二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而这一次高潮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一次革命高潮同前两次不同，同第一次不同的是有了我们党，同第二次不同的是没有国民党参加领导。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凡是分掌领导权的都搞不好，我们土共必须代表无产阶级牢固掌握革命领导权。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头一个阶段时，我们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必须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所以在此期间我们没有主动去占领广大城市，也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革命工作中来。

　　这个阶段则不同，我们要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就必须要去获取省里的中心城市。而我们想要在中国当下的落后生产情况下维持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就必须充分发挥城市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与民族资产阶级保持合作，以维持城市基本的秩序。

　　不过，位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领导者，但并不是我们党的主要革命力量来源，占据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一点从李德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过往实践经验都可以得到证明。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们的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只能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土共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深入农村，发动武装农民。

　　虽然在过去的一年里革命形势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但敌强我弱的总体实力对比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弱小的革命力量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核心区域同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武装决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必须先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薄弱的区域求发展，才能取得和敌人力量的接近，进而追求革命的最终胜利。

　　在这一点上，李立三同志依托南方当前发展较好的革命根据地就地开展下一阶段斗争的想法，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观念。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必须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才能发展出足够的革命力量，去消灭依托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势力。”

第136章

　　在又听取了一天分组讨论后，李守常总书记和李德胜、文济民等中央委员汇聚到一起，把各组遇到的问题进行汇总。在听取了其他中央委员汇报的问题和工作经验总结后，李守常先解答了这些问题。随后，他又说起了这些天听取各组讨论的收获:

　　“同志们的总结很好，在讨论中发现的问题也抓住了目前我们党发展的关键。在这些天里，各组代表们提出了不少有利于保障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计划顺利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我进行了大致的总结，整体来说，我们党应当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党的组织架构方面、军政人才培养方面和人力物力资源的倾斜方面，给我们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全面的针对性建议。

　　首先，在组织架构方面，现有的划分为各个省委、特委来组织革命活动的组织形式需要进行改变。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为发展革命力量，实现工农武装割据，我们党组织的起义和暴动往往发生在军阀势力相对薄弱的各省间边界地区，革命根据地也相应的在这些地区建立。

　　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地党委所组织的起义和暴动往往要受到两个乃至多个省委的多重辖制。根据各组省委和地方代表同志们的反映，在前一阶段的革命工作中，各个省委不但在彼此之间的指挥协调上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而且由于其往往只能掌握本省情况，对邻省的敌人情报则不甚了解，对于基层革命工作的指导和命令往往会出现许多谬误。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

　　另外，究其本身性质，省委以至特委都是党的领导组织，不是军事组织。而暴动后成立的红色武装则需要根据军事形势的变化，时常转战不同地带乃至跨省区作战，武装力量与党的领导组织显然并不是同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党通过省委或特委对各个红军部队和革命根据地进行指挥，就会出现很大的滞后和混乱。

　　因此，为了推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必要对于省委和特委的组织结构进行改变。这个改变要从两方面来进行。其一是按照各地革命形势的不同重新划定中央地方局，进行必要的革命组织权力的民主集中，各主要根据地都应当有对应的直接负责的党委组织；其二是划定省委、特委和改组后的各中央地方局的职权范围，明确其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理清红军的指挥序列，确保军事指挥上的统一。”

　　说完第一点内容，李守常暂时停下，等待在场中央委员们消化这段话中话的信息。文济民的思维转得很快，几乎立刻联系到军委对于各主力红军方面军化的改编，便主动说道:

　　“守常书记的这个办法好！我们中央军委把红军按照战略方向划分为几个方面军，党委也可以依照这个办法来进行划分，以专门的中央地方局来负责一个战略方向。

　　比如负责川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就可以设置西南局；负责包括湘赣闽粤的东南方向的，可以设置东南局；负责鄂豫皖这个中原地区的，可以设置中原局；负责陕甘宁等西北方向的，可以设置西北局。

　　在各个主要的中央地方局下面，还可针对各个小的、相对孤立战略区块，专门设置下级机构，譬如即将起义后成立的鲁南根据地方面，可以设置鲁南局，负责鲁南地区的革命工作；在广西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可以设置广西局，负责左右江根据地和周边地区的革命工作；在海南的革命根据地，也可以设置专门的机构……

　　我们从党的组织架构上作出符合战略方向划分的改变，可以使党的组织架构和红军与根据地的分布协调一致，更加有力的领导各个方向上的革命工作。同时，还能使党委组织上名实相统一，组织级别与管理范围对应起来，避免组织结构上的叠床架屋，浪费极为珍贵的组织力量。”

　　“济民同志的分析很好。”李守常总书记从善如流，很快采纳了文济民的意见，并针对性地作出了文济民不便提出的补充建议:

　　“不过，还是有一点不足。那就是在各个中央地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员上，可以和军委的方面军采用整体上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把中央地方局的工作和红军一个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进一步实现革命权力的民主集中，方便各地领导同志在复杂的斗争条件下临机作出处置。

　　有了文济民同志提出的整风运动打底，我党内部的组织纪律性就能得到极大提高，能够有效避免少数党内的破坏者造成内部的割据，我们也就有了实现这一集中领导方式的组织基础……”

第137章

　　“不光是这样。依我看，已经办起来的军政干部培训学校对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作用也非常不错嘛！”李德胜听到了李守常总书记对文济民的回答，主动说道。

　　“我们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培训学校虽然才正式开办了不到两个月，但第一批接受培训的干部因为在井岗山根据地已经先期接受了基础培训，已经有一大部分完成了培训内容的学习，跟随叶希夷同志到东江革命根据地去支援广东革命咯！

　　从他和彭湃同志的反映来看，这批干部不但在军事和政治工作上都相当得力，在革命纪律性和对中央路线的坚持上也极为突出。他们抵达东江革命根据地才仅仅不到半月的时间，就引起了整个东江革命根据地和原红四军风气的极大改变，城市中心论的思潮终于被彻底压制啰！

　　彭湃同志在给中央的电报里，特别提到了这一点，看来这批受训干部的到来给他缓解了很大的压力哟。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一切革命路线和工作要落到实处，最终都需要革命干部的努力。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我们党要抓住当下这新一轮的革命高潮时期，把革命事业发展得更加蓬勃壮大，就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这时，一旁刚刚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的朱建德说道:“依我看，润之同志在干部培养问题上的眼光是极有前瞻性的。

　　从湘南起义这一时期开始，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就把依托成熟的革命基础所培养的军政干部大量输送到各个草创的根据地，给千头万绪的新根据地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帮助。

　　与此同时，包括不少新的红军和根据地内的思想不够进步、军政知识技能不足的干部在被派到井岗山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后，思想和知识技能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长为足以独当一面的优秀军政干部。其中一些同志甚至能够在其他根据地内挑起大梁，譬如培训后先后到鄂东和汉中根据地的粟裕同志、辗转湘赣鄂，最后又到了山东的林育荣同志等等。

　　在革命形势一天天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去年十月党中央在润之和济民建议下成立的军政干部学校更是这种培训机制的升级版，在井岗山根据地原有的临时培训处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个军政培训学校不但在培训培的方向上更加讲求专业性，满足了对缺乏军政管理基础的后备干部的培训需要，还极大的扩充了招生范围。从原本的只招收需要培训的干部，扩大为广泛招收通过考核的投身革命事业的优秀青年，从长期来看，这能够给当前各根据地极为紧缺的军政干部带来极大补充。

　　不过，军政培训学校学制仍显稍长，我看了教学计划，即便最短学制也需要半年时间，应对西北革命事业的发展，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需要另外想一个办法……”

　　说到这，朱建德颇为犹疑。虽然他从湘南起义开始就和李德胜的合作很多，算得上神交已久，但他囿于主持湘南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责任，与李德胜还是这两年的头一次见，尚且没有摸清他的脾性。不过，朱建德见李德胜在聚精会神聆听的过程中神态自若，便放下心来，继续说起自己想出的新办法：

　　“根据我的了解，我党在西北方向上的战略发展最迫切需要的其实是数量最多的基层干部，中层干部虽然也相对缺乏，但已经成长起来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还是能够抽出足够的人手来支撑大局。而基层干部对于更深层的培训和学习虽然需要，但并非必须，对于革命工作的经验才是基层干部迅速上手工作、发挥作用的关键，所以与我党西北战略发展在当前阶段需求最匹配的其实是各根据地有一定经验的现有干部。

　　考虑到这个需求方向，我就想到了军委在此前的改编命令。命令提出，要精简红军指挥架构，在大部分指战员重组为新建制的红军后，以多出来的干部按新的编制组成干部团或架子团，以备红军后续发展和扩充。这些红军干部团和架子团就是当下支援西北地区红军建设的最优选择，可以迅速撑起经过快速扩张的西北红军的组织结构。同时，短期内从各根据地抽调干部团和架子团也不会影响当前各主力红军的战斗力，算是权宜之下的最优解。

　　另外，既然红军可以通过精简指挥架构抽掉出一批相对富余的干部组成干部团或架子团，同理，当前各省委和根据地也可以通过总书记刚刚提到的组织结构调整来抽调出一大批干部，组成地方上的干部团或架子团。以这些地方干部团和架子团支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同样可以迅速缓解燃眉之急，又不至于在短期内影响已有的主要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

　　而从长期来说，各主力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抽调干部团和架子团支援西北发展战略所造成的发展干部缺乏可以从军政干部学校小后续批次的毕业生中得到补充，受到的影响可以最小化。”

　　把双手从相对挎着的袖子中抽出来，文济民先是不着痕迹地拿走今日抽烟超标的李德胜手里的烟盒，在他的疑惑中佯作无事，随后轻拍脑袋对朱建德说道:

　　“不愧是红二师的老政委，玉阶同志的观察还真是仔细啰！我跟润之在军委枯坐那么久来想红军改编要注意的问题，却偏偏忽略了眼前这个解决西北发展困境的好办法，真是过了头哦！”

　　见文济民谈话间带上自己，李德胜也从烟盒不翼而飞的疑惑中回过了神来，赞许地点点头。虽然作为教员的他在过去批评同志时一向辛辣且直指本质，但他并非那种宽以律己严以待人的小人，正相反，倘若其他同志提出了他的错误，他也是能不顾及个人颜面的作出自我批评的。

　　他和文济民考虑改编和全国战略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偏偏还不好和多数同志直接讲明日本将会在1931年侵占东北这个来自未来的关键情报，结果就弄出了这样“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笑话。好在朱建德同志敢于发言，补充上了他们的疏漏。他摸着自己的额头，含笑说道:

　　“济民说得是哟，我们真是昏了头哇！这次会议结束，我回去就对军委工作做一次完整复盘，检查一遍过往的军委命令，找一找其他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玉阶同志的建议很好，确实能解决我们党目前的燃眉之急，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办法。”

第138章

　　听到了李德胜、朱建德和文济民刚刚的这段讨论，李守常总书记颇为欣慰地抚了抚他那代表性的大胡子，随后接着说道:

　　“同志的想法很全面嘛！特别是刚刚润之和玉阶两位同志关于干部培养的办法，都特别的出彩，这样听下来，我之前关于干部培养问题的总结都略显得简陋咯！”

　　说来也有趣，李守常作为土共的开创者之一，且是李德胜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向来被认为是他上一代的长者。然而，1889年出生的李守常仅仅比李德胜大了四岁，甚至要比在场的朱建德还要小上三岁，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并没有达到两代人那样大，只是时势的风潮造就了他们给人留下的两代人感触。事实上，他们也正是分别作为两个不同时代领军人物而被视作了年龄上的两代人。

　　“……讲完了干部培养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再来谈谈把我党掌握的资源向西北倾斜的问题。

　　这种资源的倾斜并非是全方面的，西北的陕甘宁等几省虽然正遭受严重的旱灾，但包括煤矿、铁矿等自然资源储备相当庞大，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虽然西北现有的工业不算完善和丰富，但比起我们绝大多数边界根据地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是有继续发展各类工矿产业乃至军需工业的良好基础的。

　　所以，贴近西北地区的革命发展需求，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主要条件着手，对西北的革命发展倾斜资源。

　　这头一个条件就是粮食。解决受到旱灾严重影响的西北几省的粮食问题是破解西北革命发展道路上一切问题的开始，在大范围签收乃至绝收的极端天灾下，我们没有粮食，就没有办法说服大多数群众跟党走。

　　群众不是天生就要革命的，革命需求产生于激烈的阶级矛盾，也发源自底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但在旱灾愈演愈烈、影响愈发广大的情况下，西北地区的阶级差异反而一定程度上被天灾所抹平，多数穷人和富人在天灾带来的死亡面前头一次平等了。广大工农群众不是不可以接受革命过程中的艰难困苦，但在遍地饿殍的天灾之下，没有粮食，多数群众也就没有了继续斗争下去的希望。

　　在过去大半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文济民同志的主持下发展的很好，做好了充分的抗旱救灾准备，已经利用现有条件在川北、汉中和鄂西等地筹集了集大量的救灾粮食。包括粮食储备在内的这些救灾准备在党的组织力量向北逐渐发展、蚕食关中的过程中是足够使用的，甚至可以说充足到有些浪费的程度，然而，在新的形势下却又十分不足。

　　全国局势的发展并不因同志们的主观意识而转移，不论是冯阎联军在常凯申消灭桂系之前即对其开战，还是冯玉祥率领西北军破釜沉舟，几乎以彻底放弃西北地盘的姿态展开对常凯申的进攻，都可以说是一定程度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

　　因为分赃不均，国民党新军阀内战是必然的，这一点李德胜同志的分析就已经很到位，但他们在这样的阶段就展开激烈战争，则不是我们能够估测到的。当然，不论常凯深的中央军陷入与反常联盟的连续战争，还是西北军放开西北地盘，几乎是等着我党来接收，都是对全国革命形势有利的变化。但为了应对这种有利变化，把握住这个国内革命高潮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付出更多努力和代价。

　　根据川陕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汇报，目前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从汉中预备的救灾粮食仓库运出，在地后组织救灾和建立组织的同志工作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救灾粮食分发的效率得到很大提高。

　　但是，在国民党政府失能的情况下，我党的地下组织在陕甘宁的超高扩大速度直接摊薄了这些有利因素带来的增量，有相当一部分组织救灾颇为得力的干部自发地控制粮食存量平均分配，以至于他们只能维持不出现大规模灾民饿死，饿得浮肿的情况屡见不鲜。

　　所以，我们在南方的各主要根据地必须尽最大能力抽调粮食或金银支援西北，打通了交通路线的可以运输粮食，交通不便的传递一些购粮资金。总之，我们必须要尽全力保证组织在西北救灾发展的进程不被打断，每一份当下的付出都会收获巨大的反馈。

　　这第二个条件就是政治力量的倾斜。刚刚同志们谈到的政治干部支援就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但并不是全部。我认为，在西北革命形势随着我党的救灾进程大踏步的向前发展的当下，我们反而要迫切的关注组织发展的质量。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西北地区受到革命风潮的影响就很小。所以当地群众对于革命相关的政治宣传不了解，不清楚我们土共的革命方针和目的，甚至一定程度上还会受到敌人宣传中污蔑的影响，产生对革命的敌视心理。这些政治宣传问题都需要我们细致的工作来化解，但这在革命组织一日千里地发展的西北地区恰恰是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必须要依靠其他地区党组织的大力支援才能实现。

　　在过去南方的革命工作中，因为广大群众对革命了解颇多，所以我们大部分根据地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都太少太弱了，这方面唯有李德胜同志领导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比较重视，下的功夫较多。

　　整体来说，我们过去用于政治宣传的宣传品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差，我们有真理说不出。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往往具有数量多的优势，方式灵活巧妙，且善于针对农民落后性进行宣传，善于说假话，故能收到一些效果。

　　借着对西北政治宣传工作的支援，我们要把党在全国的革命政治宣传工作理顺，动员一切宣传教育机关，改善与加强现有的政治宣传工作。而要把文化宣传工作做好，首先要教育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去了解群众，针对敌人，按照群众的水准，去进行我们的宣传。

　　在这方面，我看主要有两个办法比较好——其一是结合工农群众实际生活，创造出反应工农群众痛苦、展现阶级矛盾的文艺作品并通过歌曲话剧等表演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宣传，这样既达到了通俗易懂，又在群众中喜闻乐见，能够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政治宣传的作用非常有效。譬如红一军战士创作的剧目《白毛女》，就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工农群众中都引发了强烈共鸣，让大家认识到剥削阶级的残酷本质，形成政治上的同仇敌忾。

　　其二是推广有组织的诉苦运动，以政治干部引导广大战士和工农群众思考过去一切生活困难和痛苦的源头，把朴素的阶级仇恨转化为坚决的革命觉悟和阶级同情，从而引导更多人加入到我们的革命事业中来。在这方面，红二军改编中对诉苦运动的应用效果就很好，还在后续的根据地建设中把地方诉苦运动和军队诉苦运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范围更广效果更深入的政治宣传作用。

　　以上两点，是我认为我们的政治宣传机关在接下来的整顿和改造期间要努力学习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党的政治宣传真正焕发生机，战胜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第139章

　　李守常与众人的讨论告一段落后，把经过完善的方案整理出来，形成了三个主要提案。其一是包括设置中央地方局、改组省委和特委的组织结构改革提案，解决过去党内组织与革命发展形势不匹配的问题；其二是包括以类似“架子团”形势抽调军政干部到西北去和抽调各根据地粮食和钱财支援西北救灾的党内资源倾斜方案，配合“向南防守，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其三是整顿和改组党内宣传部门的提案，加强政治宣传工作，把政治宣传作为党内工作的重点来，以实现在新的革命环境下快速扩大土共革命影响力的目的，把对新发展区域的虚浮控制转化为坚实的革命基础。

　　在接下来的大会议程中，李守常总书记的三项提案都以高票获得了通过，并计划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按部就班地落实下去。在大会的最后，出席会议的325名代表首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24人，候补中央委员17人。

　　随后，以新选举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会。在这次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李守常、李德胜、文济民、蔡和森、彭湃、朱建德、李立三、伍豪和杨虎城等十三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李守常、李德胜、文济民、蔡和森、李立三这五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守常在会议上被选举继续担任总书记，李德胜则被选为副总书记兼主席（名誉职位转为正式职务）。

　　这一次选举中土共组织构成与此前有着极大的不同。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组建各个根据地的党员代表进入了党内中高层，包括李德胜、文济民在内的主要根据地创建者开始担任党内的主要领导职务。

　　可以说，这次土共在核心组成上的巨大变化充分反映了工农武装割据路线的成果，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内革命发展结果的直接确认，也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作为土共发展路线正式成为党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