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瑟的红色德国 第269节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

　　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东北军少帅张公子没有打一枪一炮就放弃了东北。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不过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日本军部的下级军官发动的一次军事冒险。

　　在日军跟中国守军交火的同时，日本的大本营才接到了这个消息。

　　虽然对于下级军官不听命令的冒险非常恼怒，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日本军部也只能咬着牙认了。

　　不过他们对外的宣称是中方军队进行挑衅，日本皇军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进行自卫。

　　并且在报纸上将这次行动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

　　或许是收到了法国之前发动战争的灵感，日本也选择了抄袭。

　　但是熟悉历史的小伙伴可能也知道，在1932年的1月28日，日本同时也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

　　然而这一次，他们的进攻却并没有如同进攻东北那样容易。

　　早在1927年，德国就跟中国进行了贸易。

　　大量的军火被卖到了中国市场，尤其是中国南京政府为主。

　　常凯申鉴于过去多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痛心疾首的认为国民政府的军队剿个**都这么困难，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地步了。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国军邀请了德国军官团负责顾问，以法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德国军官团负责给出指导意见。

　　实际上，法肯豪森将军的意志贯穿了整个第五次围剿。

　　可以说第五次围剿是由他指挥的也不为过。

　　而另一边的红军则是由德国人李德指挥的，所以有人也将第五次反围剿称为两个德国人指挥的中国内战。

　　当然，李德肯定不是专业军人出身的法肯豪森的对手，所以红军还是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被迫进行了长征。

　　自此之后，常凯申对于德国军官团愈加信任，给予了他们很高的地位，并且让他们主持国军的整备工作。

　　“瞧瞧！什么叫专业？这就是专业。

　　与其把钱花给你们这些酒囊饭袋，还不如把这些德国人请来。”

　　常凯申在对自己手下将领训话的时候恨铁不成钢的说道。

　　法肯豪森在接手国军后迅速制定了一份强军计划。

　　法肯豪森认为，整顿中国军队的工作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目前他的工作重心有三个方面：

　　“（一）迅速组织可资作战之机动部队；（二)尽可能保全长江以南之地区，因此长江布防与东南沿海防卫应列为急务；（三)发展自给自足之军火工业。”

　　为此，他曾在南京方面随员的陪同下赴镇海、乍浦、江阴、连云港等海防要地视察，为筹划未来的海防作准备。

　　1931年7月，法肯豪森应常凯申之召前往四川峨眉山，31日，他与常凯申夫妇以及他们的澳籍顾问端纳(Dr.Donald)、德籍侍从顾问史太邱(Streccius)一起进行了会谈。

　　他在会谈中向常凯申详细提出了应付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对策。

　　当时中国的形势是：

　　国民政府在迫使红军长征北上后，自以为“剿共”战事已近完成，加上日本不断在华北挑衅，中日关系紧张，抗日国防迫在眉睫。

　　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重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中国对日国防方面来。

　　法肯豪森认为现在西北方向的**已经不是最大的敌人，相反的，日本才是中国现在国家安全的大敌。

　　中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

　　1932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常凯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全面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国防及抗日战略的构想。

　　在这份文件中，他运用自己早年旅日期间对于日本军队研究心得，联系中国目前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见解。

　　法肯豪森首先指出：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属日本。

　　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

　　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

　　华方宜求时间余裕，作整军经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进。”

　　他批评了国民政府对日本在东北制造事端的“一味退让”，

　　指出“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我政府应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

　　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

　　苟领袖无此种意志，人民亦不肯出面抵抗”。

　　这种劝告正中常凯申对日妥协政策之要害，正可谓一针见血。

　　按照法肯豪森的预计，一旦日本对华发动军事攻击，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各海口也将受到侵犯。

　　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在战略上确立一个“集结兵力区域”，以此为基地来布署对日国防。

　　这个区域范围大概在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一线，我军应在此区域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为绝对防御线”，“最后战线为黄河”。

　　长江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作为首都“宜固守”，华中则以南昌、武昌作为战略支撑点，全国以四川为“最后防地”。

　　法肯豪森最后写道“综结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俱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

　　“仿二十一二年淞沪及古北口等处成例，方能引起与长江流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取积极态度。

　　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法肯豪森向凯申要求中国军队应该大量采用德国武器配备，建立一支小型而精锐的部队。

　　他为此特意向柏林方面申请，除了一战的老旧武器之外，能够向中国出售一批更加先进的武器。

　　柏林方面的答复也没有让法肯豪森失望，军方表示98K步枪、152mm榴弹炮乃至二号坦克都可以出售。

　　他们还表示，如果钱到位的话，就算是斯图卡轰炸机也可以考虑。

　　对于拨款问题，常凯申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在他看来如果好的东西贵，那不是东西的缺点，而是你自己的缺点。

　　于是决定掏空这些年炒股的棺材本拿去购买武器。

　　“娘希匹，这些我花了这么多钱，就算是打水漂也该有个响吧？”

　　要是常凯申知道氪金这个词，他一定会大喊着老子都氪了这么多钱，什么装备跟皮肤都买了，总不能还让我排位赛打不过别人吧。

　　如果这样的话跟司马腾讯又有什么区别？

第360章 一二八事变

　　德国方面很快就收到了一笔来自中华民国的订单。

　　常凯申大出血资助国军进行换装。

　　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在得到了总统的支持后一次性向德国订购了十万条98K步枪、50门leFH18式105mm榴弹炮、10门150mm加农炮以及能够装备十万人的德国军服和军盔，当然鉴于此次常凯申这么大的手笔，德国方面是赠送的军服以及武装带。

　　此外，中国方面还订购了两个营的二号坦克以及一个斯图卡飞行中队，再加上10门野蜂自行火炮。

　　如此夸张的火力配置，哪怕德国出口的是阉割版的，如果能武装起一支部队的话完全足以碾压同数量的日军。

　　这是在采购时法肯豪森向常凯申保证的。

　　常凯申也是当机立断让法肯豪森全权负责德械师的整编，并从各个部队中挑选精锐编入德械师。

　　法肯豪森按照当年西克特打造“十万国防军”的经验对中国部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

　　虽然国军士兵的素质肯定是比不上德军老兵，但是起码装备和训练跟上了。

　　这些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也让法肯豪森非常满意。

　　他评价中国士兵认为其非常聪明，善于忍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营养和训练时间，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会比日本陆军差。

　　而一二八事变也证明了法肯豪森的判断是正确的。

　　1932年1月27日日本方便借口日僧时间对中国提出里无理要求。

　　中国方面本来想息事宁人，但是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实在是难以接受。

　　加上南京政府自从德国军火到位之后一直在厉兵秣马加紧训练。

　　自觉的翅膀硬了的常凯申对于日方的威胁进攻也不是那么害怕。

　　正好他也想借此看看德械师的实力。

　　没有得到中国屈服消息的日方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

　　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40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在海军力量上日本是碾压了中国的。

　　没办法，自从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以后，中国的海军实力便一蹶不振，再也无法跟日本抗衡。

　　德国也不可能给中国卖军舰。

　　一来德国现在的产能都在狂造潜艇和飞机，再不济也是造坦克，怎么可能有余力造军舰。

　　而且军舰中国买少了没有用，买多了又买不起。

　　不过在陆军上中国还是不虚日本的。

　　在日僧时间爆发后，常凯申就命令第14师、第25师、第36师进入上海增援。

　　在南京接受整训的教导总队也立刻结束了训练开赴前线。

　　这几乎是目前中国所有能投入作战的德械师。

　　像历史上的第57师、第67师、第87师、第2师独立旅、第88师、第89师等德械师目前还停留在纸面上。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盐泽少将统率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156旅第6团（团长张君嵩），当即予敌猛烈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