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1056节

第一千零四十二章 争论的背后

由于安排和接洽问题，访美学者团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

拖得金岳霖都不耐烦了，直接离开重庆，坐船去李庄一边养鸡一边照顾林徽因。而其他五位学者则滞留重庆，整天无事可做，周公馆成了他们的沙龙聚会场所。

恰逢暑假，孩子们都在家，就连周维烈都从昆明回来了。

也不管孩子们是否能听懂，反正只要跟这些学者聊天，周赫煊都会让自己的子女过来旁听。一个个全是大师，即便不能领会思想，让孩子们沾沾文气还是可以的。

这些学者很有意思，虽然都是学术界的一方大佬，但吵起架来就跟小孩子似的。

建议老蒋南撤台湾的张其昀早年属于“学衡派”，这一派主张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一味模仿西方只能取其糟粕。

而刘乃诚又属于“宪政派”，他非常赞赏《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因为他主张制度精神的培养，恰好与《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思想一致。

在对于当前中国制度建设上，刘乃诚和张其昀有着极大分歧。前者极力主张政治制度西化，一切以制度和法律为准绳；后者认为道德建设同样不可忽视，道德能够弥补制度的不足，而中国现有状况也不允许全面实现法治。

中国生理学奠基人、未来的中科院院士蔡翘被二人拉进来评理，可怜蔡翘对政治一窍不通，只能在中间当和事佬。

费孝通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认真分析中国底层经济和人民生活状态。他认为现在喊什么法治和道德口号都无济于事，吏治已经从中央就崩坏了，只能先赢得抗战胜利，再来逐步解决政治问题。

刘乃诚就不高兴了，立即跟费孝通吵起来。他认为正是由于抗战，可以借着这个时机实现宪政，以国家民族的大义进行政治改革。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只有萧作梁默默看戏。

这六位学者来自不同的学校，金岳霖代表西南联大，费孝通代表云南大学，蔡翘代表中央大学，刘乃诚代表武汉大学，张其昀代表浙江大学，而萧作梁则代表四川大学。

六人当中，费孝通名气最大，也最为美国人所熟知。他的著作《江村经济》，早在四年前就被英美学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在国际人类学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而萧作梁则名气最小，完全属于陪衬。他在后世被人提及，经常是讨论共党土改政策的时候，此君对共党的土地改革史颇有研究。

连续争论对喷了半个多月，这些学者终于启程了，金岳霖也放下林徽因赶紧回来。他们的赴美路线是先走驼峰航线去印度，再从海路去美国，一路上非常危险。

所谓“驼峰”，即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山口，属于抗战后期国际援助物资的必经之路。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运输机的性能问题，飞行员只能低空飞行，必须穿越迷宫一般的喜马拉雅山隘，稍不注意就撞在山上机毁人亡。后来运输机得到了改进，终于不用低空飞行了，但糟糕的天气和日机的堵截，同样让驼峰航线遇险率极高。

费正清这次也想邀请周赫煊赴美交流，但周赫煊死活不干，就是害怕一头栽进喜马拉雅山中。

等学者们走后，周赫煊才把周维烈和周灵均叫来，让他们谈聆听顶级学者吵架的感想。至于其他子女就不必了，由于年龄太小，肯定一点粗浅皮毛都学不到。

周灵均总结说：“刘叔叔总讲大道理，张叔叔顽固得很，他们两个越吵越迷糊。我觉得是费叔叔吵赢了，刘叔叔和张叔叔后来都不怎么说话。”

“维烈，你觉得呢？”周赫煊问。

周维烈鄙视道：“吵来吵去也没什么用，不如做点实际的事情。”

周赫煊哈哈大笑：“这种吵架放到国家层面还真有用，做事不能埋头蛮干，必须确定正确的思路。就像你解数学题一样，首先要抓到题目的重点，再确定用什么方法去解。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也对，先要搞清楚问题关键。”周维烈点头道。

周赫煊又问端木蕻良：“京平有什么想法？”

端木蕻良这几个月都住在周公馆，帮着周赫煊查了不少明史资料。他说：“费孝通教授的出发点是社会底层实际情况，他在云南考察了许多乡村和城镇，处处都用数据说话。张其昀教授着眼于大局，是从政府角度考虑的。而刘乃诚教授则热衷于制度建设，他想先搭好制度框架再进行改革。但张教授和刘教授的观点，都有点脱离中国实情，未免想当然了。”

周赫煊叹气说：“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中央政府那些官僚，一个个如张其昀那般脱离基层。而大部分自由学者，又天天想着搞宪政，像刘乃诚那样盲目追求民主。费孝通这样的人反而很少，且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埋首纸堆而已。河南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在当经济学家的时候说得头头是道，主政时却屁股决定脑袋，河南被他搞得一团糟。”

河南灾荒期间，军政两派的态度很离奇，完全出乎人们的一贯思维。

按理说，军人应该为了军粮而不顾百姓，政府更应该为了百姓而减少征购。

但恰恰相反，除了横征暴敛的汤恩伯以外，河南那边的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救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号召自己的士兵每天节约粮食二两，用这些剩下的口粮去救济灾民。川军将领李家钰对灾情心忧如焚，专门跑去找何应钦，结果被何应钦一通训斥。

反倒是河南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不顾灾荒，打着征购军粮、抗战报国的旗帜瞎搞胡搞。

“所以国民政府行将就木，未来是共党的天下。”端木蕻良毫不掩饰亲共态度。

周赫煊笑道：“这话出了门别说。”

端木蕻良道：“老师，我准备去广西，欧阳予倩先生请我加入广西艺术馆，专门创作抗战爱国剧目。”

周赫煊也不挽留，说道：“路费不够就去乐怡那里支取。”

第一千零四十三章 老蒋的惊世大作

1943年的史学界很热闹，不仅周赫煊出了书，吴晗出了书，常凯申也出了一本书。

常凯申出书的时间在三月份，书名叫《中国之命运》，假借历史而论述政治。这本书使用了最好的纸张印刷，为了让老百姓买得起，价钱非常非常便宜。

仅一个月，《中国之命运》就发行15万册，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销量很快达到了100万册。但国内卖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因为都是赔本赚吆喝。

相比国内的亏本，此书的海外版权赚了不少。

毕竟现阶段的中国，属于反法西斯同盟中仅次于美、苏、英的大国。中国领袖常凯申的著作，引起了英美出版商极大兴趣，他们连内容都不看，纷纷花高价购得海外版权。

然后，这些英美出版商就吐血了。

《中国之命运》在英美出版之后，刚开始销量还马马虎虎，但很快便遭到政界、学界和民间的一致批评。因为此书毫不掩饰的表达了独裁和种族主义观点，这些话题在二战期间的英美两国极为敏感。

老蒋本来想著书立说，借此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却没想到因此在国际上名声大坏。

以前英美两国的政客、学者和百姓，本来还因中国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而对常凯申抱有极好的印象。一本《中国之命运》，直接将他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原来你是这样的常凯申！

在国内同样如此，共党、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被惊呆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老蒋敢写书“自黑”得这么彻底。

学者们看来，《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老蒋在抗战期间最大的昏招，甚至比滥发纸币都更让人恶心。滥发纸币、物价飞涨，还能让人勉强接受，毕竟这是为了抗战而牺牲个人利益，但《中国之命运》就只能让人心寒。

有一种说法是，常凯申凭借一本《中国之命运》，彻底得罪了大部分民主党派和自由人士，将无数爱国者成功推向了共党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