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461节

“不对，不对。”周赫煊继而又摇头，“这上面有唐代留下的钤印，要么是唐代钩摹本，要么就是现代的仿品。”

店老板不遗余力地推销道：“当然是唐代的珍品，怎么可能是现代伪造的？”

周赫煊贬低说：“如果真是唐代珍品，放进故宫博物院都够资格，还会放到你这破店里来卖？我看这仿造得够水准，拿回去耍耍还可以，你给个价吧。”

“看您说的，我这么大的古玩店，还能卖假货不成？”店老板收起卷轴说，“你要是诚心买，就别说那么多废话。”

周赫煊哈哈笑道：“要是换成‘大罗天’我还信，你这里是劝业场，能有一分是真货都难。”

民国时候的古玩买卖非常疯狂，各大城市都有古玩交易场所，以北平、天津和上海为最。天津最初的古玩铺，都集中于估衣街、锅店街、北门里，以及东马路一代。随着军阀政客、民国新贵、文人墨客接踵而至，天津的古玩市场愈发繁荣，最有名的便是日租界那边的‘大罗天’。

‘大罗天’里不仅有珍品，还有皇宫里带出来的精品，前清遗老遗少就靠卖文物生活。

至于法租界的劝业场，呵呵，大部分都是坑洋人的赝品。

大家都知道洋人喜欢中国文物，而且大多数鉴赏能力还比较差，不坑他们坑谁？

比如北平有个叫岳彬的，清末从山西买进7尊北魏石雕佛头，卖到现在20年了还特么没卖完。不是生意不好，买佛头的洋人很多，岳彬请匠人各种复刻、仿刻，早就靠着这玩意儿发家致富了。

哈哈，这些佛头大部分卖给了西方考古学家，洋人买回去正正经经的做研究，写出了不少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

周赫煊觑了眼前的奸商一眼，不耐烦道：“卖不卖给个价，我就是看它仿得不错才问问。”

“唉哟，看您说的。”店老板忍痛道，“1000大洋，我进价都800块！”

“100块，爱卖不卖！”周赫煊没好气说。

店老板痛心地说：“800块，我原价卖给你……等等，您别走啊，实诚价500块……300块，不能再少了！”

周赫煊拿出三张银票，小心地将卷轴收好，乐滋滋的离开劝业场。

孙永振不解地问：“先生，你明知道是假货，干嘛还要买？”

周赫煊笑道：“如果按王羲之真迹来讲，当然是假货。但唐代的假货，放到现在也是精品中的精品。你信不信，我拿出去吆喝一声，1万大洋都有人抢着要。”

孙永振猛拍脑袋：“原来那个老板才是傻蛋！”

王羲之《寒切帖》的唐代钩摹本，随便放到哪家博物馆，也特么是镇馆之宝啊。

周赫煊哼着小曲回家，把《寒切帖》小心收藏起来，第二天出门去找袁克文，准备谈一谈筹款赈灾的事情。

结果刚刚走到袁家，就听到里面传来哭天抢地的声音——袁二公子，死了！

而且是穷死的，家人翻箱倒柜，只在他笔筒里找出20元钱……

袁克文出殡那天，全城妓女集体出动，送葬队伍多达数千人，更有千余妓女自愿系上白头绳前来哭坟守灵。

呜呼哀哉！

第四百三十九章 及时雨

赈灾！

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永恒话题，即便烂到根子的中央政府，当面对大规模天灾的时候，也必须拿出一套赈灾方案来。

古往今来，无数帝国王朝，在天灾引发的流民起义中走向终点。

有史为鉴，不得不谨慎待之。

1931年的全国性大水灾，其实从6月份就开始了，至8月份蔓延到全国。不但如此，四川、热河、陕西、湖南等省内，一些没有发大水的地方，还遇到严重旱灾和虫灾。

这就造成一个惨绝人寰的现象，在同一个省内，这半个省水灾，那半个省旱灾。冰火两重天，搞得百姓生死两难。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受灾群众有8000多万。但事实上，仅江、淮沿岸的灾民就多达上亿，到处都能看到浮尸、饿殍和孤儿。

常凯申一边忙着党内斗争，一边忙着实施赈灾计划。中央政府通过发行公债、国内外募款、税目附加等方式筹集资金，暂时已筹集上千万元，（历史上）最终筹款总额为7000万元。

这些钱虽然有一部分被贪污，还有一部分被挪用，但大体上还是真正用在了赈灾上面。

负责赈灾的机构有两个，一叫赈务委员会，这是赈灾常设机构；二叫国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这是赈济大水灾的特设机构。

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内政部长刘尚清、实业部长孔祥熙、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以及西北赈务负责人朱庆澜五人，被任命为国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其中宋子文担任委员长，全权负责各地赈灾事宜。

该委员会共设有七股，即：调查股、财务股、会计稽核股、卫生防疫股、运输股、灾区工作股、联络股。总的说来，赈灾机构比较完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考虑到贪污腐败横行，专门出台了各种监管和处罚措施。

其中赈灾款由总务科、筹赈科和审核科共同负责经手，三个部门相互制约，加大了对资金的监管力度。每个部门的内部，提取资金也要经过三道程序，委员长、秘书长、各科科长层层负责，想要贪污那是真的很困难。

对于那些想趁乱作死的人，中央专门出台惩罚条例，包括吃回扣、以次充好、以权谋私、贩运赈灾物品、冒领赈灾钱物的，全部依照刑法加重三分之一的力度进行判决。

中央政府对此还不放心，专门设立监察院，对全国的公务员和赈灾人员进行监察，派出12名“钦差”寻访各地。这些“钦差”在各地国党党部的配合下，狠狠地揭露处置了一批渎职、舞弊和贪污者，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另外中央还设有审计处，负责对各级各地的政府机关进行资金审查，在账目上跟那些妄想贪污者斗智斗勇。

社会监察方面，无论政府还是民间赈济组织，所有募集款项必须登报公开，并且欢迎老百姓对违法行为进行检举告发。

可惜民国的官僚阶层太烂，制定了这么多监管措施，贪污舞弊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

比如湖北属县的县长王丹侯，领到赈灾款却不发放，呈报上级说被土匪劫走。被民众揭发后，这位县太爷锒铛入狱，官帽子直接被摘掉。还有皖南粮站主任李思义，克扣赈灾粮达69吨，被查处时已半价售出39吨。

甚至还有洋人参与贪污的案列，救灾委员会派英国人古特温担任岳州赈粮总站主任。这英国佬伙同副主任刘益生，与奸商和地痞勾结，将运费运力谎报至10万元，分赃之后挟妓游玩。他们还克扣赈灾职员的工资，每月侵吞数百元，全部用来花天酒地挥霍一空。

可笑的是，前面两个案列中的本国官员都被依法查处，后面一个案列却因为涉及洋人，以至于连中央派出去的“钦差”都不敢管，只是将涉案官员秘密调职而已。

我们不能否认，老蒋对这次赈灾下了大力气，因为全国性大水灾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统治。但各地官僚真的烂透了，不仅洋人贪污没法管，高级官员的贪污同样难以处理。

比如皖北那边出现窝案，赈务专员带头贪污，引起极大的民愤。由于案情重大，中央监察院亲自受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移交至司法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