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493节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腐败；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开始，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那真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浴火涅槃，在血与火的深渊中重铸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交给李璜：“李先生，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现金支票，希望你们青年党能够多多的杀敌报国。”

李璜接过来一看，支票面额足有5万元，他抱拳说：“周先生，多谢你的慷慨大义！”说完，他又问，“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党？”

“我不参加任何政党。”周赫煊连忙拒绝道。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大民主党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唯独青年党坚决反赤，党魁曾琦后来甚至被新中国定性为战犯，而且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战犯。

周赫煊才不会去沾染这种麻烦。

李璜也不好再劝，失望地说：“周先生，告辞！”

“告辞！”周赫煊抱拳道。

两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车站，一个往东，准备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欧洲呼吁国际支持，另一个向南，准备筹集军费、组织党员，轰轰烈烈的到东北去抗日。

国难会议的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时，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还没结束。各国领事利用调停淞沪之战的时机，逼迫中央政府解决事端，这导致天津党部停止了排外活动，只有市政府的官员还在继续抗争——天津主要市政部门，仍旧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常凯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

第四百七十三章 孙子

天津，三乐堂。

刘不同吸着卷烟，叹气道：“周先生，我就不继续掺和电车涨价风波了，明天就到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至于天津这边，呵呵，忒没劲！”

刘不同，字恒全，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国党天津市党部整理党务会员会（简称整委会）委员。他虽是黄埔军校生，属于常凯申嫡系，但跟张学良的关系很好，所以才被派到天津党部工作。

天津电车涨价风波当中，刘不同的态度非常激进，甚至号召市民坐电车、用电灯全都不给钱。

电车公司也采取了反击措施，利用电车（工人）工会掀起“驱刘运动”。电车工人制造谣言疯狂攻击刘不同，市长周龙光劝刘不同低调，中央政府也在勒令刘不同收手，刘不同已经在天津待不下去了。

周赫煊劝道：“何至于此，既然中央没有明令撤职，刘先生应该继续坚持才对。”

刘不同苦笑道：“中央又派专员来协调了，还怎么坚持下去？”

刘不同是个爱国主义者，他想为天津老百姓做事，可到处都有人在拖后腿，已然有些心灰意冷。

历史上，刘不同因为电车涨价风波调离天津市党部，跑到北平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跟妻子一起为抗日义勇军筹集运送武器弹药，支援东北的民间抗日武装。

此君的性格颇为刚烈，到哪里都得罪人。最后在党政两界混不下去，只能到大学里做教授，结果反而搞出不小的学术成就，他在《六法全书》里引进的大量现代司法观念，一直被后来的台湾当局沿用。

周赫煊问道：“张学良有什么表示？”

国党的天津市党部，跟天津市政府一样，都有许多张学良的心腹，并非老蒋可以随便使唤的。

刘不同摇头说：“张司令让我们尽量配合中央指示。”

周赫煊冷笑道：“常凯申的命令你别管，张汉卿的话也别听。只要天津市党部坚持下去，我保证能让洋鬼子服软，刘先生你敢不敢赌一把？”

“有什么不敢？”刘不同豪迈大笑，“哈哈，男人要是没卵，那还叫男人吗？我的老家都被小日本占了，早就无家可归，还怕他什么比利时人！”

周赫煊说：“那好，就拜托刘兄了。”

刘不同道：“包在我身上，党部的同志都希望抗争到底。只要周先生肯出头，我们必定跟随左右！”

……

天津市党部纠察队再次活动起来，根本不理会市政府和中央党部的禁令，这些国党党员的硬气让周赫煊颇为惊讶。同时也证明了一点，常凯申对于天津市党部的领导，已经失控了！或者说，常凯申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天津市党部，毕竟这里属于张学良的地盘。

难怪常凯申这次复出以后，会疯狂的搞独裁集权和特务政治，因为他连黄埔四期的某些嫡系党员都指挥不动啊。

在天津党部的抵制和支持下，周赫煊又串联天津总商会，以及天津各行业14家工会，共同发起“收回电车电灯业务运动”，号召商人和市民集资赎回天津电车和电灯的经营权。

天津的那些商人一直对电车业务眼红，当年还撺掇过褚玉璞搞事，若非日法意三国的干涉，电车公司早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了。

电车公司得知此消息以后，顿时就慌了，因为当初和清政府签署的合同规定，中方是有权利收回的，只要出的钱足够就可以。欧洲总部立即发来指示，要求和天津市政府展开谈判：涨价还是要涨价，但可以每月拿出1万元，用来支持天津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