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1075节

太平绅士说起来高大上，但对周赫煊而言却太低级了，若港督敢授予周赫煊太平绅士头衔，那肯定是对周赫煊的侮辱。对张谋之来说却刚好合适，披着一身虎皮，就等于有英国人罩着，三教九流都不敢来招惹。

周赫煊突然想起什么，他说：“对了，英国佬准备拍卖物资，从轮船到机械应有尽有，都是日寇移交时留下来的。香港那些富豪全都跑了，暂时还没有回来，我们可以趁机拍下最好的那部分，跟白捡一样。”

“我明天就去看看能拍些什么。”张谋之道。

周赫煊拿出一叠厚厚的清单：“不用了，我搞到了一份物资清单。”

在香港，短期内还真没人跟周赫煊争什么，那些有钱人非常谨慎，就连首富何东都还躲在澳门望风色。

顺便一提，“澳门王”何先生跟何东没啥关系，何先生是纯种的中国人，而何东则是中荷混血儿。“澳门王”和“澳门赌王”也不是同一个人，“澳门赌王”是何东的侄孙辈——澳门总督需要看“澳门王”的脸色行事，颁布新法令都得提前征求“澳门王”的意见，而“澳门赌王”则是靠娶澳门高官的女儿发迹。

“澳门王”何先生那是真的牛逼，从50年代开始，他就在自家银行的二楼挂出一块牌子：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办事处。

何先生每天都会在办事处接待百姓，谁有冤屈，谁有困难，谁被政府刁难了，都可以去找他。他让秘书详细记录并录音，能自己解决的就自己解决，不能自己解决的就去找葡澳政府，基本上什么事儿都能摆平。他甚至逼得澳门总督亲自签署对澳门百姓的认罪书——当然，背后也有大陆支持的原因。

华人有事就托何先生找总督，总督有事就托何先生出手相助，黑白两道通吃，人称“影子澳督”，赌王什么的跟他比起来太Low了。

这才叫“澳门王”！

周赫煊就算当上了“香港王”，也肯定无法做到“澳门王”那种程度，因为英国佬比葡萄牙人厉害多了。

接下来两个月，周赫煊和张谋之疯狂的调来英镑和美元，在港岛、九龙的非繁华地带疯狂购置地皮。此时的香港很多地方还属于穷乡僻壤，而新组建的香港军政府又缺钱用，各种白菜价把偏僻土地卖给周赫煊。

香港军政府拍卖的那些日军移交物资，最好的一部分都被周赫煊给拍走了，谁让香港的富豪们还没回来呢。其中光是大型货船就有30多艘，也不知小鬼子从哪儿抢来的，正好可以借此从事航运业务。

此时日本已经签署了投降条约，国民政府终于派兵接收了台湾和广州湾（湛江）。老蒋也没把琉球给忘了，他本来想派兵去接收，结果美国佬突然反悔了，要把琉球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托管——包括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承认战后独立的朝鲜，也被杜鲁门交给联合国托管。

杜鲁门推翻了罗斯福的很多既定决策，琉球和朝鲜问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当周赫煊把香港的事情安排妥当，欧洲那边已经开始了纽伦堡审判，并以此为基准筹备东京审判事宜。

得知此消息，周赫煊立即返回重庆，要把自己掌握的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交给国民政府。

第一千零六十五章 新药

再次回到重庆，周赫煊只有一个直观感受——交通太拥堵了！

特别是朝天门码头，密密麻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无数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打算返回原籍，别说江上的客轮挤满了，就连渔船都成为交通工具。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包括成都那边的战争难民都在往重庆汇聚，因为长江是出川最便利的途径。

许多从四川其他市县过来的百姓，在朝天门码头一住就是大半个月。他们风餐露宿，每日天不亮就起来排队，如此辛苦只为求得一张船票。

虽然生活艰辛，但每个人脸上都多出几分喜悦与期盼，因抗战胜利而喜悦，因即将归乡而期盼。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无疑是常凯申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他前往胜利大厦发表胜利广播时，沿途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人潮。人们看到常凯申出现，立即欢声雷动，争相与他握手。

那一刻，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常凯申，他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

老百姓那个高兴啊，不仅抗战胜利了，而且重庆的物价在一天之内暴跌50％，好像赶走了小日本果然就能迎来幸福生活。其实物价暴跌就那一天时间，第二天就迅速涨回去了，但整体来看物价还是在下降的。

常凯申的光辉伟岸形象并没有保持太久，内战让他迅速跌下神坛。

特别是前不久的“一二一惨案”，3万昆明学生罢课游行反对内战，结果被军统特务炸死教师4人、打伤学生60余人。消息传遍全国，重庆、成都、上海、延安、遵义等地学生自发组织起来，通过游行的方式声援昆明学生，各行各业反对内战的呼声也更加高涨。

如今常凯申正带着宋美龄在北平视察，天安门城楼上还挂起了他的画像，等老蒋再回重庆就将接受美国特使的调停。

马歇尔已经亲自来到重庆，他的任务是调停国共内战，帮助中国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几年之后，国共两党都对马歇尔破口大骂。

共党认为：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只是个幌子，真正目的是为了帮常凯申做内战准备，协助国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党部队，供给常凯申大量的军火和战略物资。

国党认为：国府误信了马歇尔的调停，将最精锐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至内地空虚，各战场都兵力薄弱，给予了共军以可趁之机。

（马歇尔：都是我的错咯？）

……

周赫煊没有直接坐船回家，而是沿朝天门码头去了一趟市区。他东走走西看看，来到一家米铺前随口问道：“你这里精米多少钱一斤？”

店伙计没认出是周神仙，应道：“精米四块二角一斤，先生要多少？”

“我就问问。”周赫煊笑着离开米铺。

物价回复的情况还很不错，周赫煊半年前离开重庆的时候，米价最高已经涨到五块多一斤，几个月就跌了五分之一。（顺便一提，抗战期间的征购政策最恐怖时，政府以1毛钱的米价从地主和农民手里收购稻谷，到市场上就变成了5块钱一斤大米。这就是为什么农民纷纷把土地还给周赫煊的原因。）

如果国民政府不出昏招，法币是可以慢慢恢复购买力的。在抗战胜利之初，国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法币，接收日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还有美国的剩余援华物资约值20亿美元。

这些钱完全可以用来整顿税务，平衡收支，抑制通货膨胀。

然而国民政府怎么做的呢？

首先，国府将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定为200：1，也就是说200中储券只能兑换1法币，严重低估了中储券的购买力，直接让沦陷区的老百姓资产缩水200倍。

沦陷区的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然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穷光蛋。

于是乎，中储券变成废纸，人们排队兑换法币，抗战大后方的法币疯狂流入沦陷区，导致大后方居然出现了法币不足的情况。

国民政府发现法币不足，顿时大喜，加班加点的赶印法币，大量法币充盈市场，造成物价再次飞涨。抗战时期没有彻底崩坏的法币，居然在抗战胜利后直接玩崩了。就拿首都南京来说，八个月内米价暴涨500多倍，法币已成废纸。

后来陈立夫总结国党失败原因，把锅都甩在宋子文头上，他说：“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我们已替共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没人知道宋子文当时是怎么想的。

周赫煊优哉游哉的在重庆街头闲逛着，临近傍晚才回到周公馆。

“明诚兄！”梁思成和林徽因就住在周公馆内。

二人是去年秋天来重庆的，梁思成专门送林徽因来大医院治病。历史上，医生对林徽因病情的判断是最多能活五年，几乎不可能看到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