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851节

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已经过去了20多天。

最开始，常凯申和宋哲元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坚守，必须抵抗。但在坚守抵抗的同时，他们又期待着和谈，而这份侥幸心理迅速被日军的援军给扑灭。

七月十七日，常凯申终于选择面对现实，发表了他的重要讲话，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此刻，北平正在进行着惨烈的“南苑之战”。

首先要说一下汉奸潘毓桂，此人是北平、天津、河北和察哈尔的最高行政长官，还担任宋哲元的政务处长，兼平津卫戍司令部高等顾问。从事变爆发到北平陷落，二十九军的所有作战计划，都被潘毓桂详细出卖给日军。

早在周赫煊回上海的时候，他就给宋哲元发了一封电报，说日军正在谋划攻占北平，并提醒宋哲元当心——潘毓桂已经做了汉奸。

宋哲元倒是听取了部分意见，令人严密监视潘毓桂的行踪。但潘毓桂有日本人撑腰，又是宋哲元地盘内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二十九军当中也有内应，依旧非常轻松的获得了作战计划并传出。

当日军一步步收缩对北平的包围圈时，宋哲元意识到南苑的重要性，立即派遣赵登禹的精锐部队前往支援。但宋哲元也是昏了头，他鉴于37师的防线太长，同时又把驻守南苑大营的37师调往北平方向。

这一切由于汉奸的出卖，都被日军所知悉，于是日军趁机发动猛攻。

南苑之战爆发时，赵登禹为了赶快驰援，身边只带了一个团，另两个团还在半路上，而主力仍旧留在涿州，原本驻守南苑的37师则在撤离防线。

增援部队只来了一个团，驻防部队却在撤退，日本人又发动突袭，战场瞬间全乱了，中国守军被打得措手不及。

最可恶的是，由于汉奸潘毓桂的出卖，日军不但知悉守军的动向，还知道守军的薄弱点——学生兵团。

学生兵团是去年征召的，一直在参加训练，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他们才正式拿枪成为军人。日军朝着学生兵团的阵地疯狂进攻，而前线的指挥系统又崩溃了，学生兵们根本找不到长官，只能在基层军官的领导下坚持战斗。

对于这些学生兵来说，这是他们遭遇的第一场战斗，也是其中大多数人的最后一场战斗。他们当兵的时间才半个多月，却展现出极高的战斗素养，而且无人后退，无人投降，大半都牺牲在和日军的肉搏当中。

卢沟桥事变一周年之际，日本《朝日新闻》采访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长一木清直，此人感慨说：“（中国学生兵）面对面死战也不肯退却……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

因为提前得知守军的作战计划和弱点，日军以为能轻松拿下南苑，结果遭到异常顽强的抵抗，甚至一度被佟麟阁带领军官教育团赶出阵地。在损失惨重之下，日军战斗机从承德起飞，对南苑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守军阵地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中国守军只能选择突围，而他们的撤退路线，也被汉奸出卖给日本人，遭到准确而致命的埋伏。

突围途中，132师师长赵登禹牺牲，是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师长，享年39岁。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牺牲，是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军级将领，享年45岁。

赵登禹和佟麟阁牺牲的消息，已经被《大公报》记者传到上海，明天全国人民都会知道。

饭店门口。

周赫煊刚刚下车，就听见徐志摩在喊：“明诚！”

“你也来了？”周赫煊有些惊讶。

今天周赫煊此行，是来参加“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的，出席者主要是些左翼文人，没想到徐志摩居然也跑来凑热闹。

徐志摩说：“既然是上海文艺界救亡大会，我是中国人，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人，自然要来参加。对了，你的诗还没写好吗？过两天《春望》诗刊就要发创刊号了。”

“写好了，本想回去再给你。”周赫煊拿出两张诗稿。

徐志摩打开一看，惊讶道：“居然不是白话诗……不对，佟麟阁和赵登禹死了？”

周赫煊点点头：“牺牲了。”

《沁园春·咏赵登禹》：“滚滚狼烟，悲泣山河，恨聚怒潮。听皇姑屯里，惊魂霹雳，喜峰口上，杀寇声高。原野山川，长城内外，奋起男儿唱大刀！宛平后，唤英雄叱咤，壮士骁骁。南苑激战晨宵，弹雨泻，黄亭土炽焦！痛荒郊碧血，故园凄泪；千秋肝胆，百战魂消。弹指春秋，纵目寰宇，几处狂徒又叫噐。雄碑下，教子孙长记，一代英豪！”

《沁园春·咏佟麟阁》：“晓月芦沟，怎忘当年，战火曳空！惹英雄奋起，旗风所向，悲歌吼处，气贯长虹。永定河边，南苑巷内，多少男儿浴血中。一腔恨，俱凝刀枪上，怒向顽凶！天公竟妒豪英，弹飞处，焦石溅血浓。憾壮怀难已，山河未复；民崩倚恃，国损干城！浩气长风。唤起大众，卫我中华一脉同。西山上，有松涛夜吼，霜叶殷红。”

周赫煊拿出来的是两首《沁园春》，后世谣传为佟麟阁和赵登禹的绝命爱国诗，其实不然，这是后人为纪念他们而创作。

比如“弹指春秋，纵目寰宇，几处狂徒又叫噐。雄碑下，教子孙长记，一代英豪”这句，明显是写抗战胜利多年后，子孙在纪念碑下为烈士扫墓的情形。当然，换成周赫煊此时“创作”出来，则可以理解成对抗战胜利的憧憬，拥有着特殊的激励意义。

徐志摩反复低吟着两首《沁园春》，叹息说：“两位将军为国捐躯，当得起这等壮词。”

第八百二十九章 民族进化论

中国文化界自晚清以来，有着各种各样的论战，没打过笔仗的文人都不好意思出门。

比如鸦片战争失利后，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就跟主张“忠孝礼义”的保守派，围绕着引进西学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发生在朝堂上，又随着报纸渐渐走向民间，民间文人也跟着争得面红耳赤。

直到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以“中体西用”的观点缓和了两派矛盾，获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成为人们的共识。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代表先进知识分子的康有为、辜鸿铭，其思想见解已经显得陈旧落后，被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当做靶子攻击。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新文化论战当中，白话文创作得到普及，标点符号和国语也成为标准，民主和科学走向普罗大众的心中。

这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两场思想论战，前一场论战让中国开眼看世界，后一场论战加速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传播。

或许是因为矫枉过正，有人呼吁正视传统文化，于是又一场新的论战开始。“调和论者”（调和中西文化）和“取代论者”（全部西化）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出现的“科玄论战”和“整理国故”，大致都是此次论战的延续。

由此从论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顽固保守——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全部西化——中西协调……

这是华夏民族的自我进化之路。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士”的心理认知。就算穿着单衣、啃着馒头，也依旧心怀天下，常常指点江山，干涉政治，批判时局，在近代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概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大不如前，“士”这一身份也走向日暮黄昏。

最近十年的论战，就显得细碎得多了，主要分为两种，即：文学思想之争和政治理念之争。

什么京派海派论战，什么鲁梁论战，还有新月派炮轰创造社，左翼文人怒怼御用文人，第三种人单挑左右派文坛……此等种种，有些看似个人矛盾，其实都是文学思想和政治理念出现了分歧。

大家都在寻找救国之路，只是想法不同，于是就吵起来了。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让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走向统一，知识分子开始达成共识。那就是：放下矛盾，一致抗日！

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最开始是在思想文化界实现的。

别以为这玩意儿没啥用处，只是一帮文人在瞎起哄而已。思想指挥行动，要统一行动，就必先统一思想。思想若是统一了，有人不想统一行动，都必须顺应舆论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