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启明 第1823节

王大鸟在乡下有一处小庄子，但是他没有躲到庄子里去－－这地方对衙门里的人来说不是什么秘密，肯定会有人举发。

好在他还有一条门路。那就是他和大北门关厢的“关帝庙人马”中的一个大骨是结义兄弟――开沟清淤用得工役很多都是从乞丐中临时招来得，和他们混得很熟。便带着全家投奔他去了，如今正隐藏在关厢外的一处住宅里。

等到时候澳洲人一筹莫展的时候，自然会派人传信来和自己谈判。火中取粟固然危险，但是富贵总在险中求嘛。要知道没有这沟图，澳洲人根本别想找齐全城的明暗沟渠，纵然你船坚炮利又能怎样，总不可能把广州城掀开来吧！

刘翔接报之后立刻关照林佰光发动警察和侦缉队全城搜索，在各处城门画影图形缉拿，王大鸟在乡下的庄子也搜过。却连个人影也没找到。

没有沟图，城中的沟渠便难以知晓其具体分布。全得靠人工巡视排摸，这工作量可就大了。

刘翔无奈，他深感17世纪城市的管理复杂程度远超自己的想象。既然捷径走不通，唯有以力破之了。他立刻把市政工作的重心转到入户调查上来了。幸好这时候慕敏来了。

国家警察内部关于谁来当这个广州特别市警察局长的有过一番讨论。很显然，所谓的广州警察局长其实也是广东警察厅的厅长，算是警察系统里的一方大员了。和在总部机关当一个处长不同，不但权力大。责任更大。干好了前途不可估量。

原本冉耀打算派一位男元老去――广州是刚占领的地区，作为强力机关的负责人，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了。但是执委会的意见是让慕敏去。表面上的原因是慕敏的任职经历很全面：干过治安，当过刑警，还在政治部待过一年，去应对广州这样的复杂的新环境正合适，但是据说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宣传男女平等”。

于是慕敏就来到了广州，成了警务部门的第一把手。

广州警察局的骨干是从海南调来的归化民警察，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人。这些人中一部分是从归化民中招募来得员警，其中资格最长的差不多都有五年的警龄了。有的已经当上了派出所所长，他们工作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则比较欠缺。另一部分是警政班刚毕业不久的学员，都接受过临高体系的正规警察教育，但是缺少工作经验。共同的问题是对广州都不太熟悉。不少人对粤语更是一窍不通。这给开展工作造成很大麻烦。

慕敏一搬进广州市警察局――原岭南道衙门――立刻就召开了全体归化民警察的会议，大致了解了广州市的治安情况和目前开展的工作内容。在慕敏看来，这几天的工作有点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大致就是把警务机关当作执行工具来使用，许多关键性的事务并没有着手去做。连基本的警务机关的班子也没搭建起来。

自然。这事怪不得刘翔，更怪不得林佰光，这全是警务机关自己的锅。慕敏现在不但没资格发牢骚，还得在完善工作的同时全力配合他们的工作才行。

不过。刘翔和林佰光至少做好了两件事，首先是在旧胥吏的接收工作中稳定了队伍，使得广州一府两县的旧治安人员基本被掌握在新政权手中，避免了他们流散出去作恶，也给新生的警务机关可使用的人力。广州这个17世纪的特大城市能够保持治安大致稳定，林佰光的综治办的工作功不可没。其次便是完全掌握了广州的牌甲人员的档案。把这个最基层社会组织牢牢掌握住了。

里正、保长、牌甲、居民组长……虽然叫法不同，在社会管理上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公安工作要做好，就必需建立起有效的保甲体系。

明末因为社会混乱，是中国保甲体系建设的一个高潮，广州的保甲制度也算是相当完善的。在眼下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搞好治安，无非是搞“群防群治”，而这个政策又和保甲体系是否完善有着直接关系。

所以她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刘翔将府、县衙门架阁库内所藏的档案的一部分移交过来，其中的部分吏房档案对她来说尤其有价值。

全府、全县的里甲、保正、乡官等人事系统以及衙门里的吏胥档案等，全归吏房经管，凡任免、提升、调动、加禄各项，莫不要经过他们之手。掌握了这部分档案，也就等于掌握了这些最基层人员的详细情况。

现在刘翔要要开展入户调查，清理户口，正是充分掌握这个系统的好机会。完善的户籍体制也的确是警务工作的一个重点。

慕敏立刻着手建立广州特别市警察局。

新得广州市警察系统在南海、番禺两县境内暂不设分局，由市局指挥各派出所，其余各县设立县局。

各县的分局她暂时无瑕顾及，主要精力先放在市局上，按照组织条例里的原则规定，广州市警察局设行政处（辖户籍、治安、交通、卫生四科）、司法处（辖刑侦、审讯、鉴证、文书四科）、总务处（辖内勤、训练、纪律、档案四科）。机构较为简单，层级也少。

她把原来由综治办指挥的侦缉队和相关的胥吏都接收过来，进行了重新整编。一部分人按照专业调整充实到各个部门。这样很快就把警察机构建立起来。余下的侦缉队人员也作了调整，一部分人员组成了穿制服的“制服队”，负责街面巡逻；另一部分组成不穿制服的便衣队，作为眼线在城区和四郊活动。

至于各区派出所，她的看法和林佰光是一样的，在没有详细的户籍资料之前不急于建立正式的派出所。但是为了保障治安起见，在全市设立若干临时分驻所，派驻警力。做到有警讯便可及时出警。同时在双门楼、镇海楼、五仙观钟楼和各处城楼等高处设立火情治安瞭望点。用反光镜、旗语和烟火传递信号。

以国民军为主力，设立专职镇暴机动队，分别驻在城内各主要交通节点和各处城门，随时可以出动。侦缉队的制服队分组分段巡逻，便衣队则分散到全城各处。

接下来的事情，慕敏就是打算接收全广州市内的“看街的”。

看街的负责街闸启闭和夜间打更巡逻，其实干得都是基层治安工作。他们长期在街道上厮混，人头熟，对底层社会了解多。这部分人即使不收编为警员，至少也应该由警察局管理起来，这也是群防群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林佰光却表达了不同意见――作为综治办的主任，虽然他和慕敏是平行的，但是在很多实际事务上他是代行刘翔的职权的。所以慕敏要办得很多事情得和他商议。

“这事不急。”林佰光说，“看街的表面是乞丐，其实也算团伙成员。”

说着他把关帝庙人马的情况向她做了介绍。

“……关帝庙人马说是乞丐，实际是广州城里最大的黑势力。我们收编看街的是向他们长期把持的势力范围伸手，必然会引起其强烈反弹。虽说我们手里有枪杆子……”

“我明白了，”慕敏立刻就理解了他的意思，“我们对他们的底细不是太清楚。斩草不能除根。”

林佰光点点头，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是的，不仅如此。关帝庙人马对下层社会的渗透很深，可以说盘根错节，实际掌握着很多城市管理运行方面的工作。如果他们现在起来和我们作对，在我们人手不足，机构不全的情况下许多工作都会陷入被动。”(~^~)

第九十节 户口调查

乞丐们不仅负责看街打更，收路倒尸、救火会救火挑水、启闭河道闸门、清沟淘淤……这些日常的市政工作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如果不把关帝庙人马的上层和大骨彻底打倒，这些工作就只会成为他们剥削市民和乞丐的工具。

“如果要贪图统治起来简单省钱的话，关帝庙人马对统治者来说是很有用的工具，”林佰光说，“他们既不用官府一文钱的拨款，又承担着许多原本应该由政府来承担的工作。简直是完美的社会化管理……”

“但是实际上是有代价的。”慕敏说。

“对，这个代价其实是由老百姓来承受的。”林佰光说道，“其实政府也是有代价的：关帝庙人马几百年来对市民的各种巧取豪夺，庇护犯罪分子损害市民利益，实际上是政府让渡了部分收税权和治安权来获得他们的服务。结果必然是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威权，从统治的角度来说并不合算。”

慕敏点头，没有就这个问题深入发表意见，她问道：“林主任你的意见是？”

“咱们暂且不忙，先查清他们的底细。最后来个一网打尽。”林佰光说。

乞丐集团成分复杂，人员众多，还有大量的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老人和儿童，不将底细查清，制定好妥善的安置方案，贸然采取行动，打掉首领和各级大骨容易，人员流散出去依然是社会问题。

“好！”慕敏点头，要查清底细，就得从健全基层组织开始。慕敏决定自己亲自去抓这次入户普查，在调查中查清关帝庙人马的底细。

慕敏立刻开始组建队伍。这几天她已经初步建立了警务机关，充实了人员。但是这些措施基本上还是着眼于“维持治安”，要达到“治理”的目的还差得很远。

她知道元老院对警务和基层治理的理念是师从于前三十年，其中有很多又是从旧日本警务系统里传承下来的，因而警务工作有浓厚的“警察行政化”的倾向。也就是说，警务机关不仅是执法单位，还承担着基层行政治理的工作。

要满足这个需求。就得尽快充实基层力量。警察一时半会充实不了，就得把旧的保甲体系利用起来。

她传来孟功常，叫他立刻派人传话召集全城及各门关厢保长会议。

广州的旧基层保甲系统，基本上是按照王守仁、海瑞提出的方法：按照十户一甲。数甲一保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在府县衙门的架阁库内都存有“牌甲册”――居民不论身份高低，性别，只要是年满十五岁，又是本户常住人口，都要在牌甲册上登记。其数据准确程度远高于黄册。已经类似近代的户籍制度。

但是牌甲册并不完善。一是只登记年满十五岁的男女，二是对人口的变动掌握不够。虽然也有流动人口登记的规定，问题是明代没有派出所，登记与否全看甲长是否尽心。所以这登记材料只能作为参考。

广州全城的甲长有好几千人，慕敏自然不能全叫来开会――即使只召集保长，也有好几百人。

保长们小心翼翼的来到岭南道衙门－－照理说，保长见官都是去府县衙门，这回召集他们去得却是澳洲人的“总捕衙门”，而澳洲人新派得“快班头子”竟然是个女人！女江洋大盗、女土匪之类，间或也听说过。女人当捕快的还真是头一遭听说。总之这澳洲人做事，样样都透着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