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启明 第1854节
案子大小不一，从小孩在柴堆上撒尿造成的民事纠纷到行劫杀人的刑事案件，几乎无所不包，要说情节也不算太复杂，他这个科班出生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应付起来不算难。
不过，眼下到了广州，案件的复杂程度就呈现出几何级增长了。法务省和刘翔的要求是一样的，通过案件审理，将元老院的“法制精神”宣传出去，特别是民商法。
“中国古代法律在民商法方面是很落后的，”刘翔说，“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商人‘信义’的神话，却又有‘无奸不商’这样的俗语。就我们的社会实践来看，本时空的商人亦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不太好，也不太坏。不过，他们总体来说还算‘讲规矩’，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是整个社会中比较有法制观念的群体。但是官府多年来的打压和掠夺，对商人利益的漠视和险恶的社会环境，这个所谓法制概念也是要打个引号的。”
“所以要给他们普法……”
“没错。”刘翔点头，“清理牙行善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很符合宣传我们的依法治国的精神和炫耀我们缜密有效的统治技术――而这些又是过去的传统封建政府做不到的。”
“好。”
“不过我也有担忧，一是牙行的烂账太多，怕是抄家也抵不过他们的亏欠；二是行商借机报复或者获利，捏造事实――牙行不是好人，行商也不是善主。我们不能给市民一种咱们是为了整治而整治的观念。”
“这个我完全赞同。”梁心虎说，“其实也不难。我打算在整个善后中贯彻三个原则：第一，谁主张，谁举证。说牙行欠应付货款或者需要退还货物的，要提出充分的证据，没有证据不算；第二，时效性只追溯两年，自我们入城开始起计算。两年以上的概不过问，以免纠缠于陈年往事；第三，坚持这是民商经济行为，不搞青天大老爷式的追偿理冤。确有刑事案件情节的，移交给警察局处理。善后办不经手。”
“很好。”刘翔点头，“不过，万一清理下来资不抵债怎么办？”
他这话里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亏空太大了，咱们自己就捞不到什么了。
广州的财政开支可就指望着抄家发财。
可是这财发得得隐晦，得让群众满意，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那样的吃相可就太难看了。
梁心虎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他笑道：“好嘛，你这是搞公务员面试啊，既然这样我就说得更详细些。”
具体的措施是坚持一户一案，不打统账。张三的亏欠，用张三的财产清偿，不挪用李四的财产；对于亏空严重的，资不抵债的，采取比例清偿制；最后，采取无限责任的追偿制度。
“……大明没有有限责任的概念，我们采用无限责任的追偿也是符合习惯法的。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本时空的商人大多是家企不分的，要搞清楚什么是家庭私产什么是企业财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他们的财产很少现金，大多转化为土地、房屋之类的私有不动产，搞有限责任太便宜他们了。虽然有限责任公司是未来的趋势，但是现在搞不了也没必要搞。”
梁心虎说完，又说道：“我这些天看了看情况，觉得我们的普法宣传还不够。”
广东土著，尤其是普绅和商人们最大的恐惧还是他们对元老院的法律和行事方式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元老院到底想要干什么，做这种事到底是为什么。
即使他们早就知道澳洲人重信重法，但如何个做法让他们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犯忌违，从而很容易造成各种不必要的误会。如果在执行公务时抓了某势力的人，原本并不是针对这个势力、这个团体、这个族群，仅仅是这人犯了法了而已，但由于他们脑子里压根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或者不明白为什么犯这种放在大明是鸡毛蒜皮或理所当然的事情会被罚，于是脑补出“是不是元老院想拿我开刀啊？”、“是不是我无意中得罪了某元老啊？”等等，最后很可能会演变成逃跑甚至抵抗的发生。
“前几天我们取缔了牙行，抓捕了冲击海阳会馆的为首分子――林主任、慕局都和我说了一些情况：现在城里的潮汕商人气焰嚣张。在与广府和客家商人的交易中很有些仗势欺人的意思。很显然，潮汕商人会错了意，以为我们又要象过去那样拉一帮打一帮。所以我的看法是想要向土著说明元老院的律法，最好的方法是现在印刷一批类似于《基本法》的小册子，低价或免费分发，里面用最简单易懂的词句讲述元老院最基本的律法，譬如元老院治下任何一位国民享有什么权力、自由、福利，不能违反什么事情如侮辱他人、奴役他人、非法囚禁之类。还有就是警察的概念作用和执法方式、元老院大致是怎样运行的一个政体等等，这样土著能大致理解元老院和大明的不同之处，以及做法，就算不明白其中的法律，至少不能做什么心里有谱，对于稳定民心施展元老院的国策有重要作用。”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记得类似的小册子我们在海南编撰过……”
“就是我们法学俱乐部编撰的。不过还是太简单。广州是个大城市，情况复杂的多。我考虑应该加以修订添补――如果你同意的话，这几天我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
“好，你编好之后我会安排大量印刷分发的。”
刘翔又和梁心虎商量了些具体的细节才散会，接着刘翔又马不停蹄的和林佰光、郑尚洁等人开了一个小会，商量召开广州市工商总会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的事宜。
刘翔急着要开会，不仅是为了摸清广州的经济总量的老底，还有征税的目的。
眼下他们进城未久，百废待兴。行政费用和人员开支节节攀升。眼下市政府还有“开办费”和“财政返还”这两大块的收入在支撑。随着各项工程逐次展开，本地公职人员的招募，尽快解决财政负担就成为刘翔的重中之重了。
通过打击城内各种旧势力来“发抄家财”那是一时之计，无法持久。
但是征税是一件系统工程，现代社会高效的税务榨取机制有赖于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充分的统计学数据。有人评论现代统计学的发端正是政府榨取财源的渴望。
不过现在，大明留给他们的，只是一些模糊混乱的统计数据，统计项目即不科学，数据又有很多错误，以至于刘翔根本不敢用它来作为税务依据。
至于说广州原有的征税体系，主要是农业税。原本广州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商业税应该是收入的重头戏，但是不论是税种、税率还是征收手段，都很落后。负担更是苦乐不均，总体来说，官府对商税的征收管理很差，税种换乱不堪，税率随心所欲。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商旅不行。私人得了好处，公家却所得无几。能够真正获得大笔收入的，只要海贸的关税。
现在刘翔要尽快搜刮本地的财源，就得尽快恢复税收。工商登记是第一步，通过发放营业执照，现在他们大致知道了广州城里有多少工商户，通过他们登记的从事行业、营业项目、从业人员和店铺大小，初步掌握了工商业规模的大小。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建立现代税收，因为这些数据还只是原始数据，并没有经过汇总和整理。何况这些工商户也没有符合现代会计标准的账务制度。再考虑到元老院自身的硬件水平和人员素质，也不可能采用太现代的征收模式。因此刘翔和财税口的陈策进行了讨论，决定采用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是重点对相对条目清晰的进出口关税进行整顿，引入元老院的税务体系。关税是广州商业税的大头，整顿规范好了收益很大。而且毋须花费太多的人力和时间。
另外一条腿是利用现有的各行业的行会体系――广州城里凡稍大一些的行业，几乎都设有“公所”，实则就是行会。通过行会摊派税款。这样做征收和管理都较为简单。特别是用不着大量的税务人员。虽然有较大的副作用，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能够快速征收税款的方法。
“其实还有不少小的税源我们可以发掘。比如契税、印花税等等。”(未完待续。)
第一百二十五节 请柬
“其实你们搞不动产登记和工商登记有点急了，”陈策略觉惋惜，“本来这个发招换契的机会，是可以收一大笔的印花税的。要是等新币推开之后再搞就好了。”
印花税具有“税负轻、税源旺、征收易”的特点，自荷兰人1624年发明之后，很快为各国政府所模仿，元老院自然也不能例外。
印花税在海南已经开始实施，但是海南的印花税是以粮食流通券作为货币单位的，而广东这边是即将全面推广的银储券，所以并没有立刻被移植到广州来。
“这事我们也想过，现在所以这次发得执照和房地契我们都有年审制度。”郑尚洁说，“营业执照一年一次，房地契三年一次――”
陈策说：“你们考虑还挺全面啊。”
“没法不全面，毕竟是财源啊。”刘翔说，“印花税这个税种好，广州的商业贸易很多，立契起券是家常便饭，有了印花税，聚沙成塔，就是常年不断的税源了。”
“不过本时空的商贾百姓，立约起券的时候虽然有中人、保人、证人之类的名目，在衙门里备案的却不多。但是上衙门打官司的话，这些契约文书也算证据。我们推行这个印花税票怕是会有阻力吧――毕竟原本在衙门备案不是强制性的要求。”郑尚洁说。
“这个容易。”陈策胸有成竹，“没有印花税票的契约文书，打官司的时候不能作为凭证。只要几次官司一打，老百姓自然就懂了。”
他们又讨论了可以征收的几种税收。关税整顿是海关的事，要等海关来颁行具体的政策，刘翔决定先从流通渠道征收间接税。
计划是在城南和城东各设一个批发市场，经营大宗货物批发。通过批发市场的收购和投放，来调节城内商品的供求和物价刘翔并不打算搞粮食、棉布之类的民生物资的统购统销――这是市政府和元老院都力有未逮的。
虽然不搞统购统销，但是粮食、棉布和燃料三项大宗商品，不论运进还是运出交易，都必需在批发市场内进行交易，以确保买卖双方完税。征收的税种，以征收较为简单的印花税和营业税为主。商人缴税取得税票之后，才准运销。
“大宗商品强制在批发市场交易纳税，是否会引起商人驻足不前？”刘翔有些担心。
“他们从前运到广州，一样要遭到牙人的盘剥，难道给牙人的中钱、仓租和盘剥不是钱吗？”陈策笑了，“历朝历代为什么要设立牙行牙人这种在我们看来收益很小，又明显违反市场规律的事情呢？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政府无力管理复杂的商业行为，无法从中获得利益，只好通过将利益出让给个人来获取少量的收入。你可以把牙人看作是一种官府的包税人。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清的食盐专卖体制，就其本意来说如出一辙：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获取财源，简化管理。至于结果我们都清楚，国家巨大的财源在变相的包税制下反而年年亏损。”
“这个就和让乞丐打更承担治安任务一样……”
“是的，”陈策说，“传统政府无力承担许多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怎么办？那就通过让渡部分公权力来交换服务，至于服务的水平如何，社会维持支出的实际成本有多大，官府并不操心，反正成本是由老百姓来承担――所以说在公共服务社会化这个理念上我们是领先于世界的。”他说了来了兴趣，“我们一直说大明的商业税少。真得少吗？不用下去调查光看史籍就知道商人的负担并不轻――钱都去了哪里？大多花费是消耗在‘潜规则’了。而我们的税收体系就是把这些‘潜规则’明规化，做到征税有法可依，减少这种灰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