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346节
84年后，出于保护他的需要，他已经多年没有出现在前线。在85到87那几年的慰问汇演潮流里，曾有电视台邀请余切前去，被人驳回：不得邀请余切去前线。
搞慰问汇演，一方面犒劳官兵，另一方面显示我方的自信。因边境已经相对平稳，搞汇演又多出一分团结止战的意思。
根据《军文艺》的刘家炬所说，一些阵地已经分享起了糖果，放起了音乐。多年的对峙让越方对我方有惺惺相惜之感，由于“和平”的主旋律，我方也乐得配合。
可越南人对余切恨之入骨，万一有“独狼式”的冷枪，让余教授中了枪一命呼呜，那就是动摇人心的大事情。
任何人都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即便余切自己都不能。
余切回来打牌，就碰到乔公当面询问他。
“余切，现在针对你去参加慰问表演的事情，大家的建议很多。我认为主要考虑你个人的意见，你觉得合适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无论我在哪里，只要前线的战士愿意叫上我，给我发把手枪，我随时就能上去。”
“你上去？你能上去干啥子哟！”
“我晚上写小说，白天守阵地。巴老当年怎么做的？顶着轰炸机的轰炸写战地新闻，难道我比他差吗？”
“万一打起仗来了你怎么办？”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呆在那里。”
乔公哈哈大笑。“那你太辛苦了，用不着你冒那么大的风险哟！”
半晌，牌局换人。有领导询问余切《血战老山》写的如何了？
“早写完了，只是没有发表，我也没来得及修订。”
“修订？你是要直接发单行册？”
“是也不是。”余切说，“我既发在文学杂志上，也通过《十月》的出版社发行。”
“前线想要转载你的小说，印刷成小册子可不可以？”
“可以，只要有一分用处，尽管都拿去用。我早已经宣布，要把国内的稿酬都捐去慈善基金会，我已经不再是为了稿酬来写小说了。”
这话让众人一惊。乔公又露出当时听说余切捐钱时的复杂表情：他站起来绕着房间内走动，一会儿说“我总觉得这样让人捐钱不合适，我一向是主张，应当合法劳动所得的。你怎么样来的钱，我再清楚不过了。”
一会儿又问，“你真要把这些稿酬全捐了？”
“国内的，国内的。”余切怕他搞错了。
他笑道：“我自然晓得你说的是国内稿酬，这也是好大一笔钱！你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十年二十年我都不支取这一笔钱，拿去运作慈善基金会——也算是经济领域的一次突破，我看可以拿来写我的经济学论文。”
“我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如何，可能就要靠这些别人无法写的题材了。看来，我目的并不是很纯粹。”
所有人都觉得余切说的有意思，连聂伟平也忍不住大笑。
打完桥牌。
余切和聂伟平约酒，路过站岗处的军人。聂伟平惊讶的发现，那人朝余切敬了个礼，余切随后也回了一个。
“余切，你认识他？”
“不认识。”
“那他怎么会和你敬礼？难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
“说错了，那是形容落魄文人和琵琶女的。我这是‘醉卧沙场君莫笑’！”
——
“余切基金会”在挂靠到儿基会小半年后，终于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金会组织。
在这一年，属于是经济学界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余切自己在燕大上课时，开玩笑说“再过十年，教科书要在一行小字上写到基金里程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名字加上去。”
“我害怕别人不认识我！”
“万一将来我不幸离去了，只要你拿到基金会的钱，你就知道我余切是个还不错的人。你看诺贝尔在世时只能算个二流科学家，现在天下谁人不识君？”
作家圈纷纷庆贺基金会的成立，宣称这是一次伟大创举。
消息传去海外，竟然连海外也震惊于余切肯捐出一部分稿酬，他们的评价还要更高一些。
第411章 你们真是害苦了我！
南方港地，《东方日报》上刊登了这一新闻。
名为《余切捐献内地稿酬：慈善第一人》。
作者是武侠小说家温瑞安，他直白道：“捐款一事，在文化界历来流行；港地这边文艺界人士捐款占总捐款约6%到9%，远远超过所持有财富比例，此乃华人社会的特色。”
“然而文化界人士虽然捐款，却害怕留下名字，更不愿亲力亲为，我把这称之为‘文人假清高’的怪现象！余切好就好在开了个好头，其他人也知道怎么做了。”
说到情深处，温瑞安甚至用一句“做慈善一定要懂慈善”来形容。
查良庸在自家豪宅看到这篇文章，心里也对余切服气起来。
他多少对大陆有些了解，个人慈善基金这种事情，只怕是余切以一己之力推动，他未必得到什么好处，如若出了什么差错，反而惹得一身骚。
这便是为什么文人捐款，向来不愿亲力亲为。
因为他们首先要求得“名”，有一个好的公众形象，慈善还是次要因素。
查良庸问自己老婆李乐怡：“当年我和余切电视辩论，虽然我辩不过他，其实心里面很不服气……现在看来，我还是错了。”
“你到底错在了哪里？”
李乐怡比查良庸小很多岁，看起来简直天真浪漫。
查良庸没什么防备，实话实说：“一个是九龙城寨一事，他看的比我深，港英政府迟来的拆迁补偿是小气候，其作为华人社会团结标杆是大气候。”
“还有呢？只有这几句话吗？”
“当然还有了。”查良庸道，“这个基金会的成立，说明他是真心关爱同胞。他不是一个虚伪文人，那种到处靠骂战来成名的俗人……他比李傲那种人强了太多。”
李乐怡一听就笑了：“原来你还是对余教授有意见，我以为你早就放下了。”
放下？
查良庸心头发苦：我生平丢了大脸，被人戳脊梁骨的事情不多，哪能说放下就放下？
他可是毁了我的政治前途！
自那之后，查良庸只晓得江湖之远，不晓得庙堂之高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人人都觉得他从政眼高手低，最好还是写他的小说去吧。查良庸自觉羞愧，早已辞去了港地委员一职。
下午，他的朋友杨振宁上门拜访，两人喝茶、下围棋。
查良庸问道：“你不是应该在讲学吗？怎会来特意找我？”
“我太久没见你了，特意来和你玩一阵子。”
不久后，杨振宁提出“我打算在《明报》上写篇文章，不知道你允不允许？”
“我早已经不再管理《明报》了，你无需来问我意见。”
“这次不一样！”杨振宁说。“我要写的文章，和余切有关系……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算是半个死对头了。我在你的地盘写他的文章，要问你的意见。”
“你也要写他那个慈善基金会？”
你果然知道！杨振宁露出这个表情。
随后，杨振宁甚至劝说起查良庸来。“将来余切再来港地，我希望作为你们的和解人，达成你们的世纪大和解。他既年轻，又受人喜欢，你永远也搞不过他的。”
查良庸无可奈何：“你们都写吧，何苦来问我？”
杨振宁就在港中文的办公室写文章。
他在港地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港中文教授，另一个是《明报》的特约撰稿人。杨振宁其实很擅长写文章，也善于游说政界、商界大佬，他经常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拿到更多人的支持。
两弹一星宣传和杨振宁有直接关系（他认为）。80年他回国见乔公，提出建议：把这些功臣的名字公布出来。
乔公问：这样搞有什么好处？
杨振宁说：国外都已知晓，反而中国内部神神秘秘，国防科技条件很艰苦，苦熬一辈子却被湮没会打击年轻一代投身这个领域的积极性。
乔公应允了。
于是，他的老友邓先得以在生命末年对家人实话实说：我其实在为祖国的国防做贡献。
邓先在全国成名已经是更后来的事情了，但他能披露自己的工作已经很重要。邓先的老丈人曾看过“邱小姐”爆炸的新闻，拍手道“哪个人搞出来的，他真厉害！”
当时，邓先也被老丈人问到此事，可惜却只能跟着附和，“这人真厉害，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余切生在一个好时代。
或是早一点，或是晚一点，他都无法达到现在的成就。
对于余切搞的慈善基金，杨振宁尤其支持。
杨振宁在文章中写道：“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需要有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和经济支持，而此四条件中国已基本上或即将具备了。”
“我们最为缺乏的是经济支持，因为政府无法支持到每一方面，在一些更为精细的领域中，需要有识之士站出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充分的利用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这方面，余切所成立的基金会做得很好。”
“我关注他们捐款的方向——大学食堂、西北宁县的助学援助，还有引来伯明翰到舟山的投资，这都很好！原来我想当然的以为处于水深火热的内地慈善，居然还走在了美国前面。我看内地搞得不错，项目相当丰富，歧视现象几乎不存在，带头人也是知识分子。”
“如果慈善基金规模能再扩大百倍、千倍，简直是社会中理想的慈善组织形式。”
此文不仅拿去给查良庸看，也被杨振宁用在港中文的演讲中，引得全场欢呼鼓掌。杨振宁回来后就向查良庸形容当时的场景：我们所有人都为了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
查良庸追问道：“你和余切接触很长时间，你认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杨振宁向他回忆一件往事：多年前，因杨振宁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美国政府允许杨振宁入籍，除此外，杨振宁的兄弟姐妹，配偶，乃至于他还活着的父亲都可以入籍。
杨父当时在大陆生活，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特地前往日内瓦劝说杨振宁回国，最起码不要加入美国国籍。
最后的结果是杨振宁痛快入籍了，他父亲至死也无法原谅他。
杨振宁落下心病，一直感到很遗憾。他曾和查良庸谈过这件事情，嚎啕大哭，查良庸为他写了回忆文章。
现在杨振宁又讲一遍这个事情，然后道：“余切是那种改了国籍后，我父亲都相信他是在潜伏的人。我和他接触下来，发觉他不光是出于情感和前途的因素，你看看他和沃森的关系……我认为他在根本上有民族主义的因素。”
“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人是优于美国人的。可能他不承认，你也觉得很震惊，但他给我就是这种感受。”
查良庸受到了感染，也宣布向燕大捐赠百万港币，作为燕大文学院的助学资金。
这笔钱没有直接到燕大，而是被查良庸捐给了余切基金会，再指明了要用在中文系上。
——
查良庸还是有钱啊！
一出手就是多少个内地作家，加起来都比不过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