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373节
余切的回应则要比以上回应早得多。
《稿子是如何被退的》发表在周三，周五朱生昌等人的批评发表到位，到了下周一，余切的新文章也到位了。他连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就文坛存在的“隐性规则”写了《‘当代’的‘内幕’》，军旅文学一事写了《让子弹飞一会儿》。
后一文且不用说，《‘当代’的‘内幕’》算是揭开了文坛近年来的规则：当今的文坛，实则是赢家通吃的圈子。作家和杂志都争相获取最稀有的资源——全国性的大刊物，以及最一流的作家。
大众越是对文学的热情消退，文学就越是如同死去的恒星一样，坍塌得水泄不通，成铁板一块！
王濛在京城印刷厂
“怎么，说得太刺痛人心？”
“是啊！”王濛叹道。他眼睛看向《文艺报》，这上面写了不少“隐性规则”：
——有关于“实验文学”为何会受欢迎上，余切写道，“眼下的中国人‘饿肚子’太多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一些意识流的小说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打，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存心让读者难堪！可是，读者却甘之如饴，因为这符合读者对于‘新文学’的想象。”
“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把一些故弄玄虚的作家推到了他们不应当拥有的地位。一些朴实的作家不幸沦落，时代的一粒灰砸在了他（她）的头上。”
王濛看了大汗淋漓：因为他是“意识流”的领军人物，虽然近年来他已经不再创作小说，然而余切这些话，隐隐的也将矛头指向了他。
“你觉得我也有错？”王濛说。
“我不知道。”余切道。“但我认为，我们都是有资历的前辈，对现状应当负有一些责任。”
第436章 论战（二）
王濛顿时就明白，余切确实是也批评了他。
没有王濛从85年开始，在《人民文学》这一平台上大力鼓吹新文学，现在的文学期刊不至于恶化到这种地步。
王濛从中看到余切的决心：他是真心实意的厌恶所谓实验性文学，现在已经急不可耐的将这类小说判了死刑，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
对余切来讲，他当然没有什么要客气的。实验文学大失败是公认的，这类小说对后世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美学影响，它就是失败的。
短短两天，三四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发表在文坛上，简直看不过来。
余切和《当代》杂志的论战能立刻打起来，实际得益于印刷技术的更新。
简单来说，他们在一星期内发了多篇文章，在短时间内旋风般的引起全国各地的作家关注，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小小的文坛发生过许多次撕逼，但过去的撕逼持续时间比较久，单位时间的烈度不大。民国最为经典的撕逼是鲁迅和梁实秋之战，双方“你来我往”的文章各有十来篇之多，持续时间达十年之久。
平均一年一篇文章。
鲁迅死后又过几十年，梁实秋都无法释怀那场骂战。因为他输的较为难看。
在当年的纸上战役中，鲁迅简直进入“心流”的领域，创造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一传世名梗，并且，鲁迅之所以能赢得这场嘴仗，是因为他在当年就已经意识到印刷技术限制了他的发挥——印刷的太慢。
鲁迅怎么处理的？
他一方面创造出名梗，将敌人钉死在耻辱柱上，另一方面以两天，一星期和一个多月这种类似于等比数列的严密逻辑，提前分别写出辩驳文章，在主要刊物上相继发布。
最终达到了如同钱塘江潮水一般的连绵效果，在梁实秋还未反击时就已经刊登，在梁实秋看到文章想要反击时，鲁迅已经把撕逼带到了新的话题，同时下一波攻击正在路上。
于是，梁实秋被打得落花流水。两者虽然都写了差不多数量的文章，可读者只记住了鲁迅骂人的精彩。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鲁迅用来骂人的评论稿，长期占据大陆的语文教材，于是几代人都要复习一遍：
鲁迅到底是怎么痛骂梁实秋的。
也难怪梁实秋临死前都无法释怀，鲁迅的幽灵压在他的棺椁上诅咒，把他名声搞臭掉了，让他在地下也无法安生。
而余切和《当代》，只用了一星期，就走完了鲁迅和梁实秋等人五年的路！
京城印刷厂，国内研发的激光排照系统立了大功，可在一整页报纸上迅速组成文字和图像，比传统的人工排版、校对快了十倍以上。
“同志们！这个国产系统就是好用！”印刷厂的副厂长向全厂报喜。“过去，我们只有不涉及复杂排版的报纸，可调用人力做到一日一更新，像那些文学杂志，既要附图，又要随意增减页数，调整字号大小……一直以来都要花很长时间来提前准备！”
“现在不一样了！”
“六月份在老山，余教授新作《共同警备区》就是在三天内印刷出上千册，支援前线！现在这一系统也轮到了我们厂用上，用在《文艺报》上。没想到又是余教授的小说！”
余切赶到印刷厂，副厂长向他介绍说“我们就像是印刷报纸一样的，印刷你们的文学杂志。”
他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不就像是后世的名人们在公众平台上撕逼吗？
读者本能会被那些发文迅速，立场清晰的声音所吸引，并最终促使那一方赢得论战。
1988年，在新的印刷条件下，这种高强度论战的基础已经满足了。
《当代》杂志社自然不会明白，等到他们写文来反驳自己，他们早输了！
九月中旬，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众人前往登州看小说。阅读过程是半封闭式的，除了余切、程荒煤等少数人，其他人原则上都不许随便出入。
在这期间，一场史无前例的论战发起了。
先是一篇《‘当代’的‘内幕’》，一语双关的表明“文坛中存在对外省乡土作家的偏见和歧视”，接着，又是一通介绍路垚对《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的科普文章。
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上。
“文坛有四大美编之说，就是四个著名的美女编辑，在著名作家面前这些娘子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津门作家蒋梓龙就曾遭遇到两名美女编辑的抢稿，他在犹豫不决中，去了一趟卫生间。等他从卫生间回来，稿件已经不见，桌上只有一沓厚厚的钞票。”
“论雅观？也是有的。一些名编去拜访作家约稿前，会专门通过中间人联系，请去游山玩水，绝口不提约稿一事，游玩的今天时间谈文学、谈宇宙、谈古今大事。最后才可怜巴巴的说一声，要约一篇短篇，作家吃人手短，当然答应写下来——实际上往往发展为中篇甚至长篇！”
“更多的还是执着！我这里列举文联出版社一位女编辑，得知路垚有小说要出版，蹲在他的煤矿‘家’门外约摸一个月，左等右等，终于打动了路垚！路垚说，《平凡的世界》太关键，我不能把稿子给你，但我可以专门为你写一篇文章，你好拿去交差！”
……
这些个文坛内光怪陆离的事情，是过去读者们所完全不知道的。大部分的作家也不知道。
余桦曾经因为《京城文学》编辑给他报销食宿，高兴得快要飞起！实则他完全不知道那些编辑是怎么对待成名作家的！
简直已经沦落到快成为奴隶一样。
在这种作家面前，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地位就彻底互换，编辑沦落为讨饭的，他们将约稿形象的称之为“讨稿”。
既然编辑在成名作家面前这么卑微，那么《当代》的新人编辑周长义对路垚的所作所为，就是匪夷所思的不尊重。
因此，路垚才能气到住院，而《当代》自罚一杯的举动，则表现出他们的傲慢。
朝内大街，166号。
朱生昌大骂：“外面全都是骂我们的声音，只有我们这里还在假装岁月静好！”
现场有个编辑叫何启至，此人将来会一眼相中程忠实的《白鹿原》，他苦涩道：“今天我骑车来上班，到了二楼，我发现隔壁出版社的人都古怪的看着我，我才知道余先生写了那么多文章！”
“他们全都看见了？古怪的看着我们？”朱生昌惊讶道。
何启至用力点头。
朱生昌听罢，气得把茶都打翻了！
在沪市，如果要找一个文学圣地，那肯定是武康路巴老居所。
在首都，一些人会选择鼓楼大街的余切宅；不过更多的人会选择朝内大街166号。这里不仅是《当代》的杂志总部，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等机构的所在地。
这种便利曾给了《当代》超然的地位。比如，小说《古船》出版遇阻，何启至向全社立下军令状承担责任，社内领导又去找主管文化部门的领导求情，然后联系到了更大的领导，听起来似乎有很多个机构和中间人——其实，这一切都发生在一栋楼内。
何启至说：“朱编，我们应当向路垚出具书面道歉，趁早把影响扼杀在初期。”
朱生昌摇头道：“我已经走到这条路上来了，你让我怎么道歉？我道歉，那就是我下台呗！”
“那你为什么要得罪余切？”
“不是我得罪他，而是他咄咄逼人。我是个老好人，我只是被逼迫的没有办法了！”
他都这么说了，何启至自然不好再劝。只是他自己觉得很纳闷：余切写的这些东西，全都是资深编辑才能明白的，一些个八卦绯闻，也不知道是怎么传到余切耳中的。
照理来说，他这么大的作家，前几年又有好长一段时间在国外，他实在没有理由知道这些！
何启至找到引发一切矛盾的周长义，忍不住骂他道：“都怪你！要不是你在招待所就把路垚的稿子退了，我们不至于沾上一尊大佛！”
周长义想起余切家里不知道多少幢的四合院。他说：“余教授那么有钱，不会太关注这件事情的。我们让他把牢骚发过去就行，让他出了一口气。”
“也只能这样了。”《当代》不少人都是这么期待的。
不料，余切写的越来越多，跟永动机一样。
九月下旬，余切竟又写了两篇文章，通通发表在《文艺报》上。一篇是赏析《平凡的世界》的，上面说，“路垚也许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
“他写的小说未必不受欢迎，如果能投入更大的资源，这部小说完全能一炮而红。”
真的吗？
不仅是《当代》编辑部觉得不可能。整个陕省，都不会有人觉得可能。
一部作品出版后，只要稍有一成功，往往就会有数量繁多的研讨会要开。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小说大卖特卖，王濛就曾领导整个作协都来学习郑渊洁，因为他的小说卖钱。
《平凡的世界》成功出版后，在京城这边开过几次座谈会，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大家一致不看好这本书。
另一篇针对军旅文学。余切认为，很快就会诞生下一时代的军旅文，它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军旅小说。
《当代》编辑部都硬着头皮写了反驳文章，《文艺报》干脆把双方的意见都放在一张版面上。势头简直愈演愈烈。
文坛中许多人在关注这场嘴仗，态度各异。
《京城文学》的李铎就很高兴：“我们的文学最近之所以不受人关注，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其乐融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拉帮结派’，大家都照顾面子，于是没有什么读者感到刺激的点！文学也无法发展。”
别人问他：“是不是又要争个你死我活，你才觉得满意呢？”
李铎吓了一跳，摇头说：“你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只是说现在这样是不行的。”
沪市，巴老也在关注这场骂战。他叫来《收获》的李小林，这是他的女儿。
“余切为什么要骂《当代》编辑部？”巴老问。
“因为一个叫路垚的人。”
“路垚是谁？”
“一个煤矿子弟，哦，不是子弟，只是住在煤矿附近。他写了一部小说，当时被《当代》文学退稿了……场面闹得很难看，然后这个人心理上有疾病，就这样气倒了，肝硬化了。”
“那不是很麻烦了？”
在当时，路垚的病相当棘手。其实巴老这句话是说，路垚是不是没几年活头了。
李小林不了解路垚的经济状况，以为他凭借稿酬，至少可以靠特效药拖个好几年。所以她说：“不知道！反正这个人有点写费了，身体垮掉了。”
“哦！”巴老若有所思。
傍晚，李小林的女儿端端放学回来。
端端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今年刚上四年级。小女孩发育比较早，身高窜得很快。
她回来说：“我们班的人都在讨论摇滚歌手，崔建。他太酷了。”
“没有讨论文学的吗？这和前几年可不一样呀！”李小林叹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