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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1983 第372节

  陕省,西影厂。

  由《当代》杂志所组织的研讨会,走到了最后一站。众人当然是摆上桌大吃一场,相互告别。

  饭桌上,不知道是有人喝上了头还是怎么回事,忽然感叹:如今很多所谓老前辈,历经一生沉浮,到了老却还是放不下名利。

  路垚和王安亿等人就在这里。他们都是青年作家,知道青年作家的苦:

  文学的盘子在缩小,而作家却越来越多,后来的作家未能成名,有时并不是做错了什么,而仅仅是因为晚生了几年。

  一步慢,步步慢。发文章要从县级刊物,到市、省,乃至于到首都去,考进修班,享受京城的充裕资源,可以有津贴全职写作,这登天的一步却是几年前许多人的第一步。

  “如果都是余切那种前辈也就罢了!他能去国外一比高下,谁也不怕!我们想一想,现在上面的前辈是这些人吗?凭什么压着我们?”

  饭桌上一时无话。

  只有路垚憨厚的笑道:“我前几年就遇到这种问题,我想有个全职写作,可以查资料的地方。我买不起工具书。我坐火车到首都去,找到文学研究所,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个名额,他们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王安亿说。

  “这里是研究所,不是作协,至少要有个大学文凭,有单位推荐才能来搞研究。”

  王安亿有点难绷:几年前,正好是余切在文学研究所的那一年。当时班上的进修班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全特么是推荐而来的,一个叫“余桦”的牙医,如果不是被余切扔进去了,靠他自己起码要再苦熬五年。

  可惜你那时不认识余切呀!

  王安亿在心中叹道!

  她问:“那你最后去哪里写小说的?”

  “家里。”路垚说,“就是你之前看到的,我那个陕北老家。我找兄弟借了很多钱,买下了近十年的《日报》、《光明报》等报刊,还没写一个字,我已经欠债到破产了!如果在文学研究所,这笔钱是可以省下来的。”

  王安亿听到路垚平静的说着很苦的事情,有种想哭的冲动。她说:“你的脾气真好,经得住打磨,怪不得你能写出《平凡的世界》。”

  路垚正要说话,这时,饭桌上却风云突变。在座的一位作家听不下去了,针对刚才“老登霸占资源不让”的事情,指着路垚和王安亿这些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大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

  王安亿听完,虽然不同意但还是忍住保持沉默。但是路垚忽然站起来,面露不悦:“我不同意!人和人不一样!”

  那位朋友却依旧不依不饶:“谁都逃不了!”

  路垚忽然冲上前吼道:“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我会向你们证明的!”

  聚会由此不欢而散,余切写的文章也发表在《文艺报》上,不少人都看到了事情的经过。

今日休战

  考试考一天了,脑袋空空,明日再来

第435章 骂仗

  九月上旬,文章得以排版发行。

  文章发行当天,《当代》杂志内部立刻起了轩然大波。才从陕北回来的朱生昌和周长义等人看到《文艺报》上的评论,简直是如坠冰窖。

  “——他怎么能这样说我们?”

  朱生昌指着那些字:“《平凡的世界》费时多年,反映的又是陕省本地的风土人情,应当是当地的一件大事!撰写此书的路垚是成名作家,为了写这本书,住在煤矿里写作,下矿做了煤矿工人,每日写得通宵达旦、呕心沥血。”

  “小说几经波折,一直不被看好。终于等到了京城来的杂志看中,派出新人编辑前去审稿,不料京城来的专家,却给他造成了最深的伤害!”

  这上面说,新人编辑周长义拿了稿件后,不到几个小时就独立做出退稿决定,接着乐哉乐哉回家去了,完全不在乎路垚的生死。《当代》杂志社明知道周长义做的不合规矩,却轻轻放过,从上到下都捂盖子。

  “他简直是胡说八道!”朱生昌说。“我们对你做出处罚了!我们‘提醒’了你,让你不得下次再犯!天知道,我们杂志社发了什么了不起的文章,被上级追责下来,都是团结一心,不肯认错的,‘提醒’就是我们极为严厉的批评了!他不知道!”

  朱生昌又问周长义:“你当时当真直接退稿了,连一封退稿信也没有写?”

  周长义道:“没有写!但这不能怪我,因为路垚知道自己小说枯燥,要求全文一次性发完,还要在封面大字标注,他怕的就是读者不肯一口气读完他的文章!可就是连我都读不下去,读者凭什么读下去?”

  “你真读不下去啊?”

  “读不下去!太无趣了!”周长义说。“他的字又写得不好,对我简直是煎熬。”

  当时的约稿惯例是:如果作家发觉稿子不被看中,为了保存自己脸面,就会故意提一个匪夷所思的高要求,这样杂志社就“顺理成章”的表示无法满足。

  于是,就不是被退稿,而是因为“自己的标准太高”,给双方都留下了体面。算是一种“以退为进”。

  问题在于:余切认为,路垚这不是以退为进,而是他知道自己小说的优缺点,诚实的给出一个方案。

  朱生昌道:“余切这篇文章春秋笔法,故意把文坛里面的‘惯例’说得半真半假,让社会上的人,同情路垚的人来批判我们,简直是没有文豪的风度!”

  周长义的脑子反倒是很活:他心里面想,古今中外的文豪,还真没有几个心胸宽广的,都是心胸狭隘之辈。

  不然哪里会有“文人相轻”一说?

  就是那些死了的,活人都想要比出个高下,更不要说同一时代的。

  因此,周长义没有搭话。

  他既然没搭话,朱生昌还以为周长义已经怕得要命,心里顿时怒了:虽然你余切抓住了我们的把柄,也不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吧!

  周长义就算是个蠢猪,那也是我们的人啊,你怎么就没完了!

  “我们都组织一场研讨会了,为了路垚,可以说就是做给余切看的。他一点情面都不留给我们,我认为他是瞧不起我们《当代》杂志!拿我们立威!”

  “那个路垚也是不懂事,西影厂吃饭!请他来吃,他闹得大家不愉快!他小时候没裤子穿,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这能怪我?”

  “路垚足足有八兄弟,没有饿死已经是运气好!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命运才是,他把钱拿来挥霍买烟,我本就看不起他!怎么反倒成了种贫穷的骄傲!”

  朱生昌越说越愤怒,最终,他内心的一根弦断掉了,怒气冲冲的写了一篇批评余切稿件,也发在《文艺报》上。

  余切在小说成就上简直是无懈可击,至少在中国无懈可击。但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言,朱生昌认为还是可以掰手腕的。

  他就向余切对“军旅文学”的见解发了炮:

  “有的人是全才!他什么都知道!写小说知道,如何赏析小说也知道,现在,如何指导人写小说,也知道了!建国三四十年间的军旅小说,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是要被淘汰的浪潮,他称之为‘前几次浪潮’,顾名思义,一浪比一浪高,后续经他指导的军旅文学更好,前面的自然就不好了!”

  “他总是批评这,批评那,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而且还要开药方,所有人都不许开药,只能听他来安排!”

  发文前,《当代》杂志社内部其实有过争论: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发文?

  一,余切正在角逐诺奖,出于大局,王濛和程荒煤等人绝不能容忍他被人贬低。不需要等余切回击,王濛就绝对受不了的。

  二,挑了个刁钻的“军旅文学”来立足,余切虽然眼光如何还不知道,但他自己写出来的小说是可以的,这不容易辩得过!

  朱生昌说:“一,余切得不了诺奖,大众要对他失望!他太顺了,真是太顺了!”

  “余切说路垚懂得老陕,所以写出《平凡的世界》!我可以说,我也懂中国人!余切如果拿不到诺奖,中国人要责怪他,要骂他!这都是他该的!”

  “二,他小说写得好,不代表他指导的好。他说写军事小说让当兵的来,彻底写的专业一些;职业作家就要推陈出新,写出广度!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我认为是胡说八道!不具备操作性!”

  《当代》编辑部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发了。

  说到底,是因为瞧不上路垚。路垚可以说是无依无靠,就连借钱都要仰仗自己做农民的兄弟!之所以先前做出道歉的态度,全看在余切的面子上——余切的羽翼可以庇护他看好的有限几个人,他睚眦必报,这是应当被理解的。

  但你也不能什么人你都出头,没啥关系的你也出头,你来做皇帝得了呗!

  隔了两天,周五,这一文章就发了出来。此时余切的文章影响还没消散,《当代》的批评就来了。

  一些地区订购《文艺报》是长期订阅,经常有几期压在一起取的情况。

  于是,不少文艺界的事业单位抱来最新的几期《文艺报》,就发现了一种惊愕的怪现象:

  前一期,余切批评了《当代》。

  后一期,《当代》直指余切。

  这是要打仗啊!

  简直让人想起民国年间的互撕和对垒。因过去年代的影响,这种互相驳斥已经许久没在中华大地出现过了,两篇文章提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京城,燕大和文学院的联合培训班。

  余桦抱着两期《文艺报》拿来给管谟业看。他俩现在都进了培训班,而且成了上下铺。余桦经常不在宿舍内,找自己的爱人去了。管谟业比较老实,他一个人住在京城,就很少离开宿舍。

  “余切为了路垚鸣不平,《当代》说余切胡说八道。”余桦言简意赅的说。

  管谟业迅速看完这两期评论,然后说:“我得看了《平凡的世界》再做评论。”

  “我看了,我看不下去,说实在的。”余桦说。

  “我可以看下去。”

  管谟业当真把小说彻底看完。他断断续续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看完后说:“这小说不差,《当代》编辑部眼光有问题,是应该道歉。”

  余桦立刻说:“我相信你的眼光,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但是《当代》针对余老师的文章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

  “我不懂军旅小说。”退伍兵管谟业说,“本质上,我并不懂军旅小说,我就不瞎说了。”

  “——那我们写一篇文章支持余老师?”余桦说。

  “他们两个打仗,关你什么事情?我的好几篇稿子发在《当代》,你也发过,你得罪他们干什么?”

  “你恰恰说反了!”余桦道。“《当代》未必能把我怎么样,但余老师真提拔过我——如果不是他给我机会,我不一定比路垚好很多。”

  管谟业沉默不语。他不一样,他的恩师是徐怀忠,就是写《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的那位。徐怀忠是有军衔的,不是个简单的小说作者。

  得益于这层关系,管谟业当年被推荐到杭城会议,以及后续的第一届文学院进修班,他从未使用过余切的任何资源。

  余桦见管谟业一声不吭,又道:“我是为了作家共同的权益发话。”

  管谟业还是没想好。

  余桦说:“你尽管保持沉默,最后余切倒过来看的时候,肯定会瞧不起你。”

  管谟业闻言,立刻说“我也写文章说两句话吧!”

  “你看!”余桦兴奋极了,“我早说过,你和苏彤本质是一类人,你们都很倔,希望获得关键人物的认可——这个人就是余切!”

  “你别说话了!”管谟业当然不会承认。但是,他俩随后还是写了文章做回应,也发去《文艺报》。

  沪市,回到文学研究室的王安亿也组织起一批女作家,包括屈铁宁、邓晓华等人。这些女作家各自都很有实力,除此之外,他们的家族也较为有实力。

  譬如先锋派作家邓晓华有个在江城大学做教授的哥哥,这个哥哥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邓晓华的小说如何如何代表文坛新锐力量”,写得多了,就把邓晓华也确实推起来了。

  因此,邓晓华的哥哥,这位江城大学教授,自然也会为余切摇旗呐喊。

  京城,东兴隆街一栋旧式木楼,这里是《十月》杂志社的所在地,余切的龙兴之地。《十月》编辑部上下自然都发动了起来,加紧加急为余切写了几篇辩护性质的文章。

  “《平凡的世界》确实是好小说,只是军旅文学到底如何写,余切讲的是不是对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陈东杰道。

  “让专业的更专业,让职业作家写的更有普遍性。”张守任反复阅读余切写的那些话,确实有点不能理解。但是,张守任还是觉得应该先发文章才行。

  “就发在《十月》这里吧!我们先看看情况,要是来不及,就出一个增刊!”张守任说。

  “另外,要注意一些有没有新的军旅小说,尤其是那些符合余切定义的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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