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377节
在诺奖的评委会当中，马悦然是唯一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学的人。他可以成为诺奖评委会中的楔子，达到像余切提拔路垚一样的效果。
“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一年，我只做这一件事情。”卡门说。
10月下旬，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结果如期公布。
没有任何意外，余切拿到了头奖和三千块钱的奖金。他把奖金捐了，并且宣布“再也不参加茅盾文学奖竞选了”。
记者蜂拥而至，他们的心思仍然在前不久的诺奖评选上。他们认为，余切之所以不再参加，是因为他对诺奖的评选结果感到不公，心生退意。
这是他想要隐退的预兆。
这种想法很合理，也符合人之常情。因为余切还这么年轻，他可以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休息一段时间，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预料到他反而要全力以赴。
已故的沈聪文就经历过一段这样的时光，他同时也是诺奖的被提名人之一。四五十年代，沈聪文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文学生涯，他忽然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服饰研究，然后他竟然几十年都不再写小说了。
中间有过反复，沈聪文想要捡起他的小说事业，然而沈聪文发现他的灵气消失了，而且性格大变。
另一位被提名者钱忠书也一样。《围城》改编的电视剧在这一年播出，钱忠书创作的时候本来想写成长篇，后来成为游戏之作。
因为长期的研究会消磨作家的精力，最终使得钱忠书永远也无法回到创作的状态。
难道余切也要开始了吗？
一时间，无论是在燕大的校园电台，还是国营工厂里的职工广播，或是在南方兴起的彩色电视……读者以各种渠道关注余切的回应。
余切借助这次采访公开道：“茅盾奖原则上不颁发给已获奖的作家，我打破了这个惯例，但我不应当再有第三次了！”
采访余切的是《光明报》的梁恒。他是当时的著名记者，生平的新闻以改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为主。他之所以要采访余切，是因为他认为“余切的回答”可以成为八十年代的重大事件之一。
当人们垂垂老矣，他们会记得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余老师，你的回答让许多人牵挂。我也是一个读者，我希望我的世界里面你不会消失。”他试探着提问。
这个试探得到了余切爽朗的回复：“我当然不会消失！”
接着，余切说了那句话：“我想要为我的民族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我会回来。”
之后余切说了许多话，但都没有“为民族拿下诺贝尔”、“我会回来”来的知名，这一回答极大的鼓舞了读者的信心，梁恒在《光明报》上写道：
“为什么要为了民族赢得诺贝尔奖？余切告诉我，纳吉布·马哈福兹是阿拉伯世界的大文豪，他的所有小说都用阿拉伯语书写，所以他的成功更难，也更值得赞扬！”
“他是用自己的母语成功，这代表阿拉伯文学被真正认可。余切也要以中国作家，中国字的身份来成功。”
——
朝内大街的《当代》编辑部。
编辑们都在看最近的新闻。
“余切：我会回来！”
“余切要为民族拿下诺贝尔奖！”
“——这是多少篇报纸了？”有人问。
另一个人回答说：“第三十七个了！其实，就没有报纸没有提到余老师的新闻。他是在回答记者，但表现得像是写了一篇雄文，引得大家都来转载！”
“确实是雄文啊！我会回来！我为了民族拿诺奖！除了余老师，还有谁敢说出这种话？！”
编辑部众人一时沉默。
余切虽然没有拿到诺奖，但他反而得到了大众的同情。和副主编朱生昌预料的恰恰相反。
而且余切也没有心灰意冷，他真正的向诺奖发起的冲锋。不知道为什么，《当代》众人居然觉得余切会成功。
真要成功了，所有人都要遗臭万年了。
编辑何启至叹道：“现在我们反而成为了民族罪人。”
最近《当代》杂志社的编辑们很孤独，一二层楼的人不和他们说话，人民文学社、东方文学社等等同事看到他们后，也流露出一种很古怪的神色。
有的人甚至表露出“看汉奸”的表情，这让编辑们很痛苦。这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为啥副主编朱生昌认为，余切痛失诺奖会被反攻倒算呢？
因为今年9月份，汉城奥运会上，体操王子李宁发挥失误，失去了本来志在必得的几块金牌。于是，李宁遭受到了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网暴，那些曾经的体育迷们纷纷写信来辱骂李宁，诅咒他暴毙！
李宁曾以为他真的拥有很多骨灰粉丝，这一刻才发觉，原来那都是一些金牌粉丝！这些人只有李宁赢下去的时候，才会支持他，李宁只是他们建立自信心的工具人。
李宁受不了这种巨大的反差，黯然宣布退役。
可见国人是不一定尊重那些“伟人”的！
然而，现在遭受到反攻倒算的却是《当代》编辑部。中国有一大群书迷，是真的支持余切，他们甚至能在逆风局的情况下怀疑西方人的公信力，在八十年代简直不可思议。
要是在过去的年代里，光是这种默契的排斥就足以逼疯一个人。
朱生昌就受不了了，他怒道：“余切还没得诺奖呢，大家就以他为尊，听他号令！他要是得了诺奖还得了？”
“嘘！”何启至拉住他。“你声音小一点，别让人民文学社的听到了。”
“人民文学社的听到了又怎么样？现在是什么年代？不流行那一套了！”朱生昌说。
“你说得对，但是你声音要再小一点。免得他们向王濛打小报告，到时候写到什么回忆录里面，你的名声已经很坏了！老朱，你一直以来是个老好人，你不应该被这么对待。”
人民文学社和《当代》的编辑部，只有一墙之隔。他们之间互相认识，经常串门。这本来是个绝佳的大后方，只是人民文学这几年的灵魂人物是“王濛”，而王濛简直和余切穿一条裤子，现在上行下效，人民文学社孤立了他们。
“唉！”朱生昌真要崩溃了！
他问何启至：“你是不是又想道歉了？还要写一个公开的道歉文，发表在《十月》上是不是？”
何启至没说是还是不是。只是说，“我们社内有不少人都觉得可以道歉。”
“妈的！怎么可以道歉？！”朱生昌苦口婆心道，“我们就算装死都比道歉好！你这一道歉，不就坐实了《当代》是二流杂志？一个编辑部的比不上别人几篇文章，几句口号……我们就成了别人的踏脚石！传奇路上的注脚！”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无法回头。”
不料，当天下午，神隐很久的总编秦阳回来了，点名让朱生昌和周长义到办公室私聊。
聊什么呢？
不一会儿，朱生昌和周长义都出来了，他们的脸色铁青。
秦阳说：“小周在路垚的小说上表现的不好，很失水准。我就做主了，他应当转去报告文学组，三年内不得从事文学编辑一业。”
众人没有问为什么。
周长义本来就是个小编辑。他之所以能顶住压力，是因为副主编朱生昌保他。
那么，朱生昌又如何处理呢？
秦阳话说的很客气：“我之前在疆省出差，回来的路上先后看到了南方派系作家表达了对余切的支持，当然最重磅的是巴老的支持！真是令我颜面无光！我到京城后，王濛也私下找我，说明了情况。”
“不过，最打动我的是家门口的一位书摊个体户。他因为余切没有拿到诺奖嚎啕大哭，真的很伤心！一段时间后，这个老板又状态好了起来，我问他为什么？就在今天早上，他给了我余切的新闻！”
“他会回来的，他要为民族带来诺奖！他鼓舞了中国千千万读者！”
秦阳越说越愤怒，忽的，他举起手道：“我现在要组织一个投票，把老朱也投去报告文学组，他不应当再到文学组工作了，你们以为怎么样？”
编辑部沉默了一阵子后，许多人一边低着头，一边举起了手。秦阳很容易就能看到票数过半。
“老朱……你看到了吗……”
从《平凡的世界》最终拿奖后，朱生昌已经预料到这件事情，他失望道：“你们会遭受到报应！因为我本来是为了《当代》上下的尊严才站出来的！”
“作家大于平台不是好事！今天路垚可以逼得你们道歉，以后路平也可以！新人作家也可以！文学杂志是要讲究格调的！你们这样做……只会加速我们文学期刊的消亡，把我们编辑彻底逼迫到附加工具的属性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朱生昌觉得他是为了《当代》考虑过的。
他之所以要冲出来，和余切有这样一场悬殊的对战，是为了大家来考虑。可惜自己的同仁背叛了他。
朱生昌再次凝望《当代》这些同志，他们曾一起塑造了中国文学的黄金十年，本以为要海纳百川，制造出大江大河来，没想到却捧出了一个说一不二的人出来！这到底是人的骨子里崇拜那些权威？还是害怕余切的报复？
朱生昌宁可是后者！但是，这场投票他却沮丧的发现，很可能是前者。
于是会怎么样？
余切成功了，中国文学就成功了。人们会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确实是黄金年代，因为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拿了诺奖。我们的高峰比别人的高峰还要高！这一时代的文学，是中国人的天下！
如果余切失败了会怎样？
这对其他人来说公平吗？
他只能留下这句话：
“还有，余切永远不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第441章 专题研究委员会
余切这边则有很多好消息。
似乎是因为失去了诺奖，最近两岸三地的华人报刊都在想尽办法替余切说话。一些曾经的“敌人”都向余切寄来了祝语。
余切固然行事霸道，但也不是你什么人都可以来消遣的。否则我算什么？
港地的《星岛日报》一向偏右，刊登了一份聂华令指责余切为人放浪形骸的文稿，而且说“余切打过我耳光”，立刻引发港地文人批评：此时此刻，华人文坛更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武侠小说家温瑞安直言道：“聂华令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三姓家奴，出生于大陆，成长于宝岛，发达在美国。一个嫁给了白人男性，以揭民族伤疤供人取乐的无知旅美作家，她是一个彻头彻底的美国人，她从未真正的改变过美国华人悲惨境遇。”
“她的任何话都是不值得听的，尤其是对余先生的指责。她是那种假设每一个中国人生下来就带着原罪！认为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有毒，她是那种系统性的让我们做二等公民的人！”
查良庸捐了五十万港元，他没有把钱用在国学上，而是用在了现代小说资助上，注明了是因为余切。
余切等来了查良庸的道歉信，信上面说：“我生怕最大之错，就是在九龙城寨一事上，小看了英国人的心思……如果按照原定的方式来，不知有多少罪恶将被隐藏，政府也要留下巨额债务，幸于有余先生阻拦，才未能犯下大错！”
11月，宝岛那边的《联合文学》封面是一把格洛克手枪，还有一支笔。
他们显然在默默的声援余切。
全天下人都知道那是“余”的标识，在今天，笔和手枪的图案已演变为像柯南道尔的烟斗，鲁迅的一字长胡须那样的个人标志。只要放到一起，读者会自动联想到余切。
并且，《联合文学》还宣布了余切再度获得中篇小说奖，奖金约为百万台币，大概相当于二十五万人民币。这笔钱不少了。
余切应当感谢纳吉布·马哈福兹这个阿拉伯人，正因为他具备的阿拉伯属性，使得全体华人的荣誉感被激发出来，他们不容许余切被人落井下石。因为侮辱了他，就事实上侮辱了这个时代广义上的华人本身。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向来是骄傲的。
李傲接受《联合文学》的采访，他解释为什么“余切失去诺奖会引发中国人的愤怒”。
他坦白道：“在中国，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拥有比西方更高的地位！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源头不一样！”
“我们讲，西方人的文化源头在希腊，而希腊并没有单独的文学概论，他们只有史诗、悲剧等特定的文学题材，以至于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讲，‘文学是一种模仿’！也就是说，文学是一门吃饭和谋生的技术，它和雕塑、和绘画一样，我再直白的说，它和种地，掏粪一样！它一开始谈不上什么‘艺术’可言。”
“文学在历史上并未塑造西方人的精神世界，至少它不是一种关键因素。”
“想想那些双目失明，抱着一把烂琴到处流浪的‘流浪汉诗人’，这些人就是西方作家最初的样子；而与此同时，在东方这片大陆上，文学是一种贵族游戏，我们并非创作文学来讨饭吃，而是贵族用于抒发自我情感，表达志向。屈原投江的时候，没有讲‘阿喀琉斯带兵攻打特洛伊’，而是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