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41节

　　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意识流文学等正在崛起。

　　今年年初，就在余切为了写《大撒把》而冥思苦想的时候，乔公去到了南方城市，发表一系列讲话，这是他第一次南行，在文学界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此前，每年文学界都有不同程度的风波，每年都要倒霉一些人，去年作协面临换届，争执了一年多都没有下文，因为不同的人物上任代表不同的文学风向。

　　今年，这些争执伴随着乔公南行所释放出的信号，渐渐的消失了，这就是1984年，已经开始真正进入到春天。

　　刘芯武因撰写《警惕幻想文学》而掀起的舆论，没有能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这篇文章的正主自己先倒下了。人们认为，他小说写的怎么样先不要提，他首先是不具备文学批判水平的。

　　那么，新现实文学呢？

　　刘振云的《塔埔》作为短篇小说，发表在了《十月》的新年首刊上，没有能获得更大的影响，评论家把这当做余切《高考1977》的精神续作。

　　反倒是查海生的《亚洲铜》，似乎要诞生出来了，骆一禾最近的时间都在磨这一篇作品。

　　当查海生终于写完这首诗的时候，骆一禾把这首诗带来余切的面前，让余切读完。

　　【亚洲铜亚洲铜

　　爱怀疑和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他问余切：“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查海生的成名作啊，那肯定是好极了。

　　余切说：“这首诗写的好，‘亚洲铜’既是贫穷祖国形象的精妙比喻，形象上容易让人想到北方贫瘠广袤的黄土地，同时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形象命名与概括。”

　　“我们中国在古代，不就是铜的国家吗？”

　　于是骆一禾让余切给查海生写一个赏析，写到《十月》刊当中。“你现在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作家了，也是一个研究者，其实读者们也希望看到你的赏析。”

　　“读者为啥会喜欢看到我的赏析呢？”

　　“因为你战出了名声啊，大家当然信你的说法。‘余矢’——”骆一禾用出了余切使用的那个马甲，以后你要评论谁的时候，就继续用这个。

　　回复的一部分，采用自马尔克斯和巴黎记者的采访。

第69章 余切就是远方

　　于是，余切就给查海生写了一篇赏析，大概意思是查海生作为一个诗坛新秀，这首诗却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审美意蕴”。

　　并且回忆起查海生创作这一首诗背后的小故事。

　　查海生是因为家乡的铜矿要被开采，一方面“村民们此刻沉浸在开采矿山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矿产开采会将大地弄得面目全非，乡村的宁静和谐景象会被打破。而像是查海生这种在外求学、工作的知识分子，有一天回到了故土，恐怕心里只剩下了茫然和彷徨。

　　《亚洲铜》这首诗本身比较青涩，可贵的是其背后的思考。

　　后世对这首诗的评价，也主要是从“虽未能体现作者独创性和个人高度”，但“体现了人文关怀”，在“创作生涯中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上来解读。

　　余切这一篇赏析，就把查海生的诗往“寻根文学”靠拢了，这可是未来几年的流行派别。

　　骆一禾看到余切的赏析很高兴，一拍大腿：“余老师，你就是干这一行的！怪不得刘芯武研究不过你，被你吃的死死的！”

　　这篇赏析直接给到了查海生本人，查海生看完之后，为这事儿哭了一场。

　　如今查海生本人在政法大学的昌平校区，搞美学研究——昌平行政上归燕京，但老燕京人一般认为它属于城外。

　　骆一禾风尘仆仆骑车前来，才刚放下稿子就看到了这。他问：“你激动什么？原先介绍你和余切认识，你不是还有点瞧不上他吗？”

　　查海生道：“我一见到余切，就知道比不过了，看过他的文章，就更比不过。”

　　“为啥呢？”

　　这查海生就介绍自己的牛马史了：“我是从农村考来燕大的，家里条件不好，我又有胃病，以至于个子非常矮小，所以我觉得很难为情。”

　　“我们当时一来燕大，就要考英语来测试各自的水平，我考了个稀烂，别人却满分……然后才知道一些同学是干部家庭的，他们早早就接受了外文教育，这是我第二个难受的地方。”

　　“第三个，是我今年寄信回去给父母，他们说我为什么不去做官，而要来研究美术……我告诉他们，美术和美学并不一样，然而我父母却不知道区别，这是当然的，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只盼我做个官，不怪他们！”

　　“但是，我就更不愿意告诉他们，我在创作诗歌，因为他们不会理解。”

　　骆一禾沉默的听着，他和查海生是挚友，在此前查海生并没有和他聊过这些。

　　骆一禾的爸原先是国家计委副主任，母亲是国家物资部机关副书记，余切借走他的自行车，他又去买了一辆……他是标准的高干家庭，他哪里能理解呢？

　　查海生动情道：“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没有安放的地方——你瞧，我生来不好看，也没办法在燕京留下来，但是，我的家庭也并不知道我所热爱的……我唯一能稍微栖息的，就是家乡的黄土地，那让我想到了小时候，而现在这些也被破坏了。”

　　经过查海生这一解释，骆一禾更明白了余切的赏析水平到底有多高。

　　这些东西是后来的人们结合查海生的人生经历去推测的，余切拿来用了，而骆一禾当然不知道这些事儿，他只认为是余切有天才一般的察觉度，使得他从查海生的文字当中，看到了他的痛苦。

　　真是个天才啊。难怪刘芯武要嫉妒他。

　　骆一禾回去告诉《十月》刊的主编王世民，王世民也大为惊讶，说“原来余切在诗歌赏析方面，也能发挥他的天赋……应该多让他赏析，既可以拿稿酬，也不会过多影响他的创作。”

　　另一边，查海生把这件事情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当中，他于今年开始写日记：

　　“我常认为物质是短暂的，它并不值得我们去孜孜以求、锱铢必较……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我也要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做大地的孩子。”

　　“可是，有的人生来就是大地的孩子，也是我那触不可及的远方……在今天，我轻易被看透了，我也几乎要匍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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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初。《军文艺》的刘家炬和总政宣传部的几个人来了，带来了连环画《未婚妻的信》初版。

　　余切粗略一掂量，很惊讶：“这么快？这可是足足百来幅画了。难道是‘跑马书’？”

　　“可不敢是‘跑马书’！那是一两天完成的垃圾连环画，人物比例失调，场景模糊不清……余切同志，你好好看看。”

　　只见到这些连环画，不仅色彩清晰，人物繁多，并且在具体的植被场景上，也尽可能的描摹出来。可以算作是精品。

　　刘家炬说：“为什么快？我们借调了津门、羊城和京城本地的同志，一齐进行创作，前十五天出插图的线描原稿，设计排版，后十五天填色和装订。不是一个两个人来做，当然快了。”

　　为啥余切这么问呢？

　　因为八十年代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艺术品市场，画家们卖不出画，但是连环画的市场需求却很大，画者非常繁忙。

　　连环画的稿酬一般以幅数计酬，10元一副，画一册100幅图的连环画，画家能获得稿酬约1000元左右，按照画家二至三个月可创作完成来算，每月能获稿酬300至400多元——相当于余切每个月写一篇六万字的中篇小说。

　　可想而知，做一个连环画家有多吃香啊。

　　当然，余切本人也能拿到钱，军出版社按改编费的三成向他这个原作者付酬。

　　余切说：“《未婚妻的信》这部小说，上个月才刚刚在《红岩》上发表，刚转载到《军文艺》上，评论家们才注意到这篇小说——我们就完成连环画了？”

　　这次回答余切的，不是刘家炬了，而是宣传部的同志：“前线要打仗，再也耽误不得！”

　　原来，新化社在前不久发报道：越军不断地向我境内农场、村寨、学校开枪开炮，发射各种枪弹4万余发，打死打伤我边境军民，迫使边民离开家园，穴居岩洞……52所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不能上学读书……边疆军民，强烈要求惩罚侵略者！

　　已经发出了通牒！

　　下个月余切等文艺界人士将要去的老山前线，正是被占领用来作越军进攻阵地的地方。他们将要在这里为前线将士带来表演和进行创作。

　　新闻记者、电视台也将会如实报道，把前线的情况传递到后方全国人民。

　　有人会问，你这么搞，不会暴露战略意图吗？

　　实际上，从83年末开始，一直源源不断的组织有不同批次的前线慰问行动，打是肯定的，但越方并不知道何时要打。战士们的心理已经到了一个较为高压的环境，每一次慰问，都能稍微让他们精神上得到放松。

第70章 前线

　　刘家炬说：“余切同志，我以前从来没和你讲过，我也是个川省人，而且是万县的，我完整的经历了第五次朝鲜战争。”

　　“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

　　“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太苦了……在那种情况下，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不作用了……”

　　“我们一边骂朝鲜那边的领导愚蠢乱搞，害我们去送死，有天我们路过孔夫子的庙，发现庙里面的木盆有长霉了的糯米糍粑，这是孔夫子的贡品……我管什么孔夫子呢？揭开霉衣，立刻把里面的糯米茸分来吃了。”

　　“唯一稍微温暖一些的，是我遇见了一个被绊倒了的女护理员小冯，她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正大骂绊倒她的石头是‘帝国主义坏蛋’，我一边发笑她的年纪太小，一边出于关爱拉了她一下……赶上大部队后就分别了，我这辈子再也没有和那个女护士见过面。”

　　刘家炬没有再回忆下去了，而是对余切道：“为什么你的小说，能在前线流行呢？因为你的主义不多，主义自然有人要去给战士们讲——我们不要样板戏，要的是真情实感。”

　　“我渴望在你去前线慰问的路途中，你能创作出另一篇比拟《未婚妻的信》的小说。”

　　回忆完自己激情燃烧过的岁月，刘家炬等人就离开了，只剩下连环画还在余切手里。

　　哦，还剩下了一副墨宝——李铎写的。

　　一摊开来：五个遒劲有力的字，“未婚妻的信”，还盖了李铎本人的印！这就是一副书法作品了。

　　显然刘家炬不仅没有忘记余切心心念的事儿，还让李铎加了料。李铎后来凭借书法作品《心经》卖了快一亿人民币，不知道这几个字以后能值几个钱。

　　不过，那也等到四十年后了，现在只能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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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妻的信》讲这么一个故事：

　　对越反击战初期，我军计划穿过谅山，在越南以北长驱直入到河内附近。

　　然而，战役开始后不久，我方付出了较大伤亡，其中一位高干母亲失去了三个儿子。前线指挥官得知这一悲情事件后，出于某种考虑，派出了由排长率领的小分队，在执行既定特战任务的同时，带上其未婚妻寄来的信件，前往寻找并保护这位母亲唯一的儿子……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目标后，却发现他因为战友陷入苦战而不愿离去，与此同时，后方写来的信件被打开，竟是一张要求分手的诀别信，众人决定，一起加入那最后一场的战斗——他们最后大多数是死了的，也包括那个被营救的高干子弟。

　　只剩下俩刚进来的新兵活着——文学上的戏剧性嘛。

　　这俩新兵，也成为了新的可经考验的战士，形成一个轮回。

　　被营救的人名字是“秦云”，当时前线有个十分出名的将门子弟也姓秦，有点碰巧，让很多人以为余切是有意为之。

　　这个小说最初是2月份上的《红岩》，那会儿《十月》刊刚发表了余切的《大撒把》，后者当时的影响力更大，平台也更大，一时间掩盖了《未婚妻的信》的光彩。

　　3月份，《未婚妻的信》转载到了《军文艺》，投放给特定的人群看，事情就了不得了。前线雪花一样的信件寄给了《军文艺》，战士们表达了对这个故事、对作家余切的喜欢。

　　川省电视台有记者去前线采访，回来说“在前线，凡是看过了《军文艺》的，没有人不知道秦云，没有人不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口号！”

　　“忽然间，前线只有两类人，一类人看过了《未婚妻的信》，一类人还没来得及看《未婚妻的信》。”

　　“我来到了位于前线的营地，战士们把那句口号简化为‘我们在一起’，是的，我们在一起，多么简朴的话语？只要我们在一起，众志成城，无论天大的困难，都必将被我们克服！”

　　《十月》编辑部。

　　王世民把余切的小说拿给编辑张守任看。

　　张守任就是指导李存宝写《高山下的花环》的编辑，也是《十月》的创刊人之一。

　　余切之前答应过，要每个月写一篇小说交给《十月》发，发完三篇为止。所以必须得有个对接、改稿的编辑。骆一禾既然调去了诗歌组，现在就换了一个人来对接。

　　其实，以骆一禾在小说上的水平，已经无法承担起当余切编辑的任务——编辑需要有不低于作者的审美水平，有时会促成一部小说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