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7节
“异常艰辛的赶考之旅，一次动人的青春之歌。”地方刊物《青年文学》这么形容《高考1977》。
“燕大生倾力写作，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人。”
渝市日报用这个标题形容余切的作品和余切的事迹。
当地则侧重于余家三代忠烈，详细报道这个家庭为共和国流过的血，再谈到余切出川北上之后，必然继承该优良家风，“青山不改三峡情，浓浓报国愿”。
树典型是媒体的常用手法，这一套在四十年之后还能用下去，尽管时有翻车，但历久弥新、效用坚挺。
《川省文学》是本地最重量级的文学期刊，也打算转载《高考1977》，现在高考刚刚结束，不能错过高考效应。
余切小说写的怎么样呢，是否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潜力股？还需要更多作品来支撑，但余切肯定是个状元没跑啊。
这是个真货。他不会把符号“∑”抄写成“”。
《川省文学》是单月刊，最早到十月份能看到余切《高考1977》大作的出现，肯定比《红岩》要提前。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是我先的，明明是我先的！
《红岩》杂志社的黄主编陷入到苦闷当中。
事实上，他本来想玩一个“真假余切”的鉴宝游戏，因为他不愿意相信面前这个“电影明星”是那个写出《天若有情》的老成作家。
但这一切的质疑，在看到“市状元”的那一刻就停止了，反而，加速发展为对余切的笃信。
因为黄兴邦有这时代人的普遍迷信，他过于相信人定胜天，相信天降紫微星。
八十年代初期，许多人有一种“神童”情节，随着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个人才能和天赋的关注度提升，各类天才少年、神童的报道逐渐增多，这一时期诞生了一种名为“天才热”或者是“神童热”的现象。
一方面，有关于“天才”的报道不断产生，媒体频繁报道和炒作，经由大众对传统纸媒的迷信，转为了对“天才”的崇拜和相信。
另一方面，教育系统也在支持这一现象。一些大学开始设立天才班、神童班，录取特别有天赋的少年，这种项目影响深远，就连余切所在的燕大也有天才班的设立。
黄兴邦相信余切在智力上，存在某些超长之处，余切是这个时代放开思想后得以踊跃的众多天才之一。
根据《万县日报》上的报道，不仅仅是余切，他这个家族似乎都是一个基因突变的高智商家族——就像某些延续了数百年，在理工科、艺术、政治多方面都诞生人才的超级家族。
如果余切宣布他有气功，会量子速读，肯定是有人愿意相信的。
尊者，请为我开悟吧！
至于余切的新文《高考1977》，这是一篇介于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而风格完全不同于《天若有情》的小说。
如果说后者正如同马识途一样的幽默风趣，言语朴实，前者却表现出了标标准准的知青文学特征——描写知青生活、表达理想情怀。
截然不同的文风，让黄兴邦意识到，这个余切确实是个天才啊。
这篇《高考1977》写的也不错，完全可以和《天若有情》一起刊登上去。
虽然《红岩》复刊以来，没有过这种两篇小说都登上去同一期的例子，但余切是可以破一下例的。
连着两天，黄兴邦到余切所在的宿舍寻找他，却每次都得知余切不在宿舍，而在省图书馆搞创作。
创作什么呢？
根据余切室友阿莱的消息，他正在创作一篇越战小说，以一个小队的命运，来引起大众对前线战士们的关注。
那画面太美，已无法想象。
余老师拥有伟大的性格！
黄主编不便打扰他。
于是，黄主编总是在余切的宿舍周边徘徊，他徘徊着。
研讨会进行了一周，也就是第一周的周末，黄兴邦终于在白天看到了余切。
因为这天请来了原谅山地区作战得到轮休的几个士兵，是专门为了各位进行文学创作，提供真实素材的几位战士。
黄兴邦发觉，余切有如战地记者一般，拿出自己的作品设定，事无巨细的询问这几位一线“顾问”。
就好像，他要把自己的小说写成真事儿一样。
“我把要拯救的这个士兵，设定为高干子弟，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战士们言简意赅，“完全可能。”
“《高山下的花环》那文章我看过，我还听说的是，一到上前线了，要求让自己孩子撤离一线作战部队的要求多如牛毛，各种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我却偏偏写了一个勇敢的子弟，有这种可能性吗？”
战士们答道：“有窝囊废，自然也有勇敢的，有打报告调去当汽车兵的，当然也有敢冲锋的……当然在战场上，我们还是会尽量照顾，但这种照顾很是有限……你们是搞文学创作的同志，我能理解你的创作。”
余切又问：“出现了要求分手乃至于离婚的信件，这种东西能出现在前线吗？会影响战斗力吗？”
“一开始是可以的，后来要求断绝关系的太多，就不可以了，但是大家还是有法子能看，因为要拆开来检查，有时候本人还没有看，班长已经破口大骂起来了……我们后来都一封封的当着所有人念，大家都早已习惯。”
余切点点头，他此前已经简要介绍过自己的故事设定，现在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这个故事，还有没有什么大毛病？”
“有的。你这里说有八个人，搞狙击的，搞爆破的，排雷的，背机枪的，通信的，端冲锋枪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不是这么打，我们不是潜入破坏防线，那是对面做的，我们杀伤敌人，用的是炮，大量的炮！先用炮犁一遍地，再往前冲。”
战士们还说，“你要如实写的话，就不会发生。”
“那这样故事就彻底不成立了，是改不成那样的。”余切笑道。“哪怕是删除一些人物也好，但一定要有深入敌后这一步，好莱坞有种类型片叫公路片，有个角色叫传令兵，在我看来，这本小说，本质上是同一个路子。”
“虽然写的像是纪实文学，然而，我这毕竟是一篇小说嘛。”
这个余切啊，创作思路有点方法论的。
第10章 余切的两张牌
八十年代大陆的文学发展存在一个影响关键命运的主线。
那就是有关于故事和艺术的平衡，或者说，是向大众文学发展，还是向严肃文学发展。
历史在这里，最终演变为后者。
于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文学（专指西方文学汲取灵感）、先锋小说……无论是什么派别，无论是什么团体，他们得到自己期待之物的苦果，失去了和社会、公众的蜜月期。
5年后，王濛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失却轰动效应之后》，说到80年代初期文学在社会中引起阵阵热潮，后来，热潮成为文学圈内的事，而到了80年代后期，连圈内的热都不大出现了。
“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是充满了开拓性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写得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
为啥搞成这样子呢？
秘密在余切和黄兴邦的闲聊中。
“余老师，你是要写大场面、大战争，要扣人心弦，险象环生……超越了纪实文学的虚构小说，但它毕竟是个虚构的，而你最后显然对‘分手信’的行为持批判态度，那么，你写前面干什么？是不是写的太多了？”
黄兴邦吞了口唾沫补充道，“我以为，故事性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东西，太少了。你的……您的《天若有情》也有这类毛病，在最后是戛然而止，在我看来，您对写的好看这件事情，付出了太多，而忽略了自己的表达。”
“《红岩》是偏向于现实主义的大刊，您的小说满足《红岩》的要求，今后也必将满足，可是，余老师你还这么年轻，创作思路却是偏向通俗文学的……我这么说好吗？在我看来，是的。”
黄兴邦一股脑吐完所有话。
这事儿有点奇葩，他对余切的文评价是好看，爱看，但是，他觉得好看爱看要适可而止，并表现出了该悬崖勒马，不可浪费天赋的态度。
为什么？
文学，你一定得教我一些什么东西，你得批判一些什么。
黄兴邦是搞报告文学的，在文学的歧视链中，报告文学尚处于这个链条的中游，而通俗文学是踏马的末流啊。
余切拿出了马识途当挡箭牌。“你要给人讲道理，不说个稀奇叫人听下去，怎么能到最后一步？《夜谭十记》个个不都是在摆龙门阵吗？”
黄兴邦说：“马老毕竟是不一样的，他早已成名，《夜谭十记》还没有动笔，先预定了《人民文学》，先确定了出版，有多少作家能做到？”
马识途岂止是摆龙门阵！
《夜谭十记》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娶妾记》，讲一个男的靠妻子发家后来又抛弃了妻女，去了渝市主城成了一个大经理。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也去了主城，女儿长大后被qj还生下了孩子，只能半推半就地当了小妾……
这剧情能把人的CPU都干烧啊。
这个小说里，马识途批判了什么？
他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是想的“让老子教你们点道理，让老子表达点什么”，还是“兄弟，我这个龙门阵摆的离奇吗？牛逼吗？”
商业写作技巧不影响文学的表达，可以给文学表达添砖加瓦，如此简单的道理，竟然是到了哪怕四十年后都没有被文坛真正的承认。
黄兴邦说：“但是，当今文学的潮流就是探索不同的写作技法，在题材、结构上创新，把表现自我当做唯一和最高的目的，创作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
余切有点惊讶了。
想不到，黄兴邦竟然还是个“主体论”拥护者。
所谓主体论是伴随于严肃文学发展而来的，也即赋予“主体”超越具体时空、拥有无限可能性……大白话讲，就是想写什么写什么，没有不能写的。
这些偏学术的东西很抽象，但现在的文坛正是在争论这些，流行这些，而且影响到了大多创作者。这些思潮曾经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并不断的在《文艺报》、《文汇报》、《红旗》、《学术月刊》等杂志上传播，并一步一步的走向巅峰。
为什么后来的人对此没有一点印象？
因为明年上半年，由大秘书在中央作的演讲，认为这种学术争论已经越过了思想解放的界限，带有最根本的性质错误。再之后，这些东西明面上被扫进垃圾堆去了，不得宣扬。然而，在暗地里，它以对“文学历史的重写”、现代派对世界文学的学习等名目实际保留下来了，并最终动摇了大众文学的根基。
有一个私人暴论。
大众文学的复兴，其实是以网文的写作而重新繁荣的，传统文学应该感谢网文，没有网文，传统文学甚至会失去大众上的意义。
今天的大众，受网文的影响，远远超过所谓的传统文学。
余切发觉，自己有一个打顺风局的机会，只要他现在表现出坚决和“主体论”划清界限的态度，批判它、搞臭它，这对于余切将来于文坛的地位，是有益的。
有人会问了？
你不是说这帮人会潜伏吗？以对文学历史的重写，对世界文学、西方文学的学习来重出江湖，如何治得了他们呢？
如果一个人出了一张牌，牌面上写，外国文学高于中国文学，他又出第二张牌，我学习外国文学，因此，我具有权威。
现在余切出牌了，第一张牌是外国文学的最高奖是芥川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代表了外国文学的最高水平。
你承认吗？
你承认。
余切出了第二张牌：我得奖了。
所以我直接有权威。
对方应该如何应对呢？
这场文学的争论没有持续下去。黄兴邦作为杂志主编，只在此简单一提，他不具备为主体论赴汤蹈火的利益立场。
他现在最关键的，是和余切建立长期有效的约稿关系。
黄兴邦说：“对拉美文学的学习，是欧洲最近的潮流，《百年孤独》在去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了不得！现在，我们也该学习拉美文学了。”
余切则悲观的表示：“《百年孤独》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四十年后，恐怕十亿中国人看过《百年孤独》的，不超过五千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