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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1983 第6节

  那么,在自己的这篇作品中,应该有对战争的公平反思吗?作者在更高维的角度去审视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加害。

  这种思考角度,向来容易博得评委喜欢,不分中外。

  例如《西线无战事》里面的美丽蝴蝶,或者《我们的父辈》里面,一代人从憧憬战争到迷茫无措再到陷入绝望深渊?

  不,不行。

  因为背景是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是正义之战,是保家卫国而非侵略殖民,不需要画蛇添足,强加附会。

  那么,到底有什么文字,能如此的振聋发聩?

  阿莱和余切一起搜罗素材,他还找了些录像带和前线报道,帮了余切很大的忙。

  一些资料引起了余切的注意。

  有十几个彝族士兵面对镜头笑道,“我们彝族人不怕死,我们很勇敢。”

  随后,这批青年在之后战斗中全数牺牲。

  但这不是余切最震撼的。

  谅山炮战,万炮齐鸣,万军齐进,战士们忍着听力丧失和幻听,不知疲倦。

  这也不是余切最震撼的。

  敌人摸进我方战地医院,对护士和伤兵的残忍屠虐,而我方发誓要百倍让其偿还,并确实做到。

  这还不是余切最震撼的。

  余切最震撼的,是前线冲锋死战,后方要求分手或是离婚的信件如同雪花一样的飘来,她们言之凿凿说,“我要加强自己的学习,不应该把精力用在儿女情长上,因此,让我们的关系就在此结束吧……”

  战士们放下信件,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咬紧牙继续投入到下一轮的战斗中。

  在这一刻,战争的残酷、冷漠,甚至是滑稽和无端,都在这些历史当中。

  余切觉得自己找到了那句能作为“文眼”的灵感,他写在纸上:

  “我和他们在一起!”

  余切要创作一个,取材于对越反击战的素材,借用了后世《拯救大兵瑞恩》商业片结构的小说:

  【对越反击战初期,我军计划穿过谅山,在越南以北长驱直入到河内附近。然而,战役开始后不久,我方付出了较大伤亡,其中一位高干母亲失去了三个儿子。前线指挥官得知这一悲情事件后,出于某种考虑,派出了由排长率领的8人小分队,在执行既定特战任务的同时,带上其未婚妻寄来的信件,前往寻找并保护这位母亲唯一的儿子……】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目标后,却发现他因为战友陷入苦战而不愿离去,与此同时,后方写来的信件被打开,竟是一张要求分手的诀别信,众人决定,一起加入那最后一场的战斗】

  这就是“我和他们在一起。”

  余切希望,当读者阅读到这一篇文的时候,能成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我”,从而给到前线将士支持,理解他们的境遇。

  余切罗列好框架,开始写这一篇小说。

  此时,由川省作协主办的研讨会,已经如期开办了。

  它的开始,正是以马识途的到来为标志。

  ————

  研讨会在时间上没有强制性,但大家一般会参与完全程。

  每天有时间搞自我创作,又包吃包住,还有大拿分享经验,川省大学和后来的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进行授课,是新人创作者的天堂。

  这天下午,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相互认识,主席台上有这一时期的代表本省作家,流沙河,王火……也有做研究的学术者,部分行政干部。

  最出名的,还是马识途。

  干文学这一行,没办法绕过行业的带头大哥,马识途是和李尧棠等人齐名的“蜀中五老”,这一时期的省作协和省文联主席,还是余切广泛意义上的同乡。

  大陆有两个文学上值得提的机构,一个是作协,一个是文联,作协早于文联。

  在世界各国,一般只有作协,而文联则只有中苏才有,因为它带有左翼的意识形态,肩负有引导的责任。

  而作协是一个组织,被这个组织接纳和不接纳,作家的命运将会完全不同,这也是和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

  八十年代,当一个大陆作家,不得不混圈子,不混圈子寸步难行,连发稿子都是奢望。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自我孤立于组织,是万万不能做的蠢事。

  余切天然是川渝文坛的一员,他从《红岩》发稿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出道舞台,他当然是要加入这个团体的。

第8章 他不像是写小说的

  按照流程,“马识途”、“王火”等大家在主持人的介绍下,向新人作家寄语,而台下众人则用掌声表示欢迎。

  之后宣布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战争,尤其是南方边境的冲突战争。

  这个主题已经流传了出去,众人早已知晓。余切的战争小说已经写了个开头。

  马识途主动说明为什么要选择“战争”该主题,他简单重复了一遍当时在编辑室的争论。

  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文学的作用:

  “文学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个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恰当的引导,希望你们以后写出来的作品能兼而有之。”

  “有人会问,表达自我也很重要,描述自己过得不好,也很重要,你不让我说,这不公平……确实,这不公平,但大家都拿着国家的津贴,这钱又来自于群众,工人抠的螺丝钉,农民抠的苞谷粒……从他们吃的用的里面抠出来的。”

  “所以,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写文章首先要满足群众的需要。”

  “群众需要你反思的时候,你就反思,现在时代变了,群众都向前看了,你当然也可以发你自己的牢骚嘛,但是要适度,主要是向前看!”

  其他人亦有对青年作家的寄语,最后一个人是《红岩》杂志的总编辑黄兴邦。

  这个人随便扯了几句场面话,就开始问:“余切老师来没来?”

  台下一片人头耸动。

  大家左右张望,“余切”是谁?

  阿莱惊呆了,指着余切说不出话。

  人群中有人伸出手。

  于是黄兴邦放心了,他说,“请余老师到前台来。”

  在黄兴邦的内心活动中,他想过余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黄兴邦是阅人无数的老编辑,根据文风来识人,这是他无可避免的本能,也是乐趣。

  犹如八十年代举办的蒙面歌王比赛,只是,是鸽王不是歌王,猜的是文字,而不是歌喉。

  老作家们喜欢开马甲,仅仅李尧棠一人,就有七八个马甲。而熟稔的编辑,偏偏可以看一段话,猜到是哪个作家。

  余切首先可能是乡村教师、基层公务员、国企职工一类的摸鱼选手。

  因为这一时期大量作家出自此身份,要写作,首先得空出脑子,要空出脑子,首先不能在地里、厂里干重活。

  也就是说,你首先得不事生产靠公家养着,然后你才能写出好东西。

  一边干重体力活,一边思考宇宙和星空,那是奇迹。

  余切可能是大院子弟、高干家庭,遇见过小混混,大混混,见识过江湖——考虑到余切所在的万县是个小地方,那他是小院子弟、低干家庭。

  也可能,余切身体有重大疾病,因此,他产生了足够多的时间来创作文学和感悟人生。

  譬如“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的铁生。

  余切也可能是马识途的小号,两人文风太像,还是一个地方的人——但是,马识途本人就在台上,马老虽是个老顽童,但不至于抽象到这个地步。

  最疯狂的设想是,作者余切确实混过江湖,侥幸没挨枪子儿,而今他金盆洗手了,写了一篇回忆文。

  然而,现实往往比设想更加疯狂。

  当二十岁的余切从左边儿的阶梯上来时,黄兴邦主编看到了一张充满胶原蛋白的脸,他轮廓分明,皮肤没有经受任何烟酒的摧残,发际线也健康无比。

  他是那种可以凭借肖像照登上《当代》杂志封面的电影明星,而不是凭文字赚钱的苦哈哈。

  黄兴邦情不自禁追问:“你是余切同志吗?还是他的大侄子。”

  “我就是余切。”

  黄兴邦没有想过余切会是一个年轻到爆表的人。他失态的问:“《天若有情》是你写的?”

  “我写的。”

  “写的什么?”

  “小混混华,港地女富豪,婚纱……”

  “行了,”黄兴邦让余切赶紧打住,“你别说了。”

  “我相信你是余切了,只是没想到,”黄兴邦仍然在感慨,“余切居然能有这么年轻。”

  “同志们!”黄兴邦不忘记朝台下的人介绍,“余切虽然非常年轻,但相较于许多没发稿的同志,当的上一句余老师了……这位余老师有一篇文章,正要在十月的《红岩》上发表,到时候各位可以去看看……”

  ————

  余切因为黄兴邦的介绍在研讨会中出了名。他是个低调的人,然而,眼下他低调不起来。

  燕大经济系,二十岁,有省刊作品。

  为什么有人能这么顺利?

  写诗是有少而成材者的,写传统小说就不容易了,前者需抓住一丝灵感的火花,于是一句话,一段话也能成为小诗,而写故事则截然相反,需对社会、人性、物质等具备起码的认知和感悟。

  从和尚到入佛,需有红尘历练,不历红尘而空念经,成不了佛。

  人类的七宗罪,世间的酸甜苦辣,未经过几许,却能结出美丽的果,写出饱满真实的作品,叫人怎么能相信呢?

  黄兴邦打听到余切还有一篇《高考1977》,据说,是两三天内完成的随笔之作。

  这篇文是约稿,应该已发表在当地报社上。

  黄兴邦托人找来了当时的报纸,并且得知消息,在渝市日报也刊登该文后,创刊不久的《青年文学》即将转载这一篇文。

  他还发现,名为余切的年轻作家竟是燕大学生!是万县这个川东门户的状元!

  从发表的速度来看,凭借着高考季的火热,全国落榜生和大一新生翘首以盼,使得《高考1977》比《天若有情》还要刊登得快,是后发先至。

  余切的报告全文也被转载多次。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是一座山。”

  “当你背单词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时,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你晚自习时,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

  看完这番话时,黄兴邦正躺在藤椅上,静静地,并抽了一根烟。他要去找余切。

第9章 《高考197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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