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文豪1980 第147节

　　章培恒点了前排一个看起来很文静的女生。

　　那女生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有些紧张地问:“陆老师您好，我是中文系大二的学生。

　　我想问，现在文学界都在提‘寻根文学’，您这本《灾异志》里，也用了很多民俗的元素，这算不算是一种‘寻根’创作？

　　但是，书里面又有大量的江湖门派、恩怨情仇，这跟我们理解的，比较‘纯粹’的文学寻根，好像又不太一样。您自己是怎么给这部作品定位的呢？”

　　这个问题一出，台下不少人都点了点头，显然这也是很多人的困惑。

　　陆泽笑了笑，示意她坐下。

　　“这位同学，谢谢你的问题。”

　　他对着话筒，不紧不慢地说道:“说实话，我写的时候，真没想过要给自己贴个什么‘寻根’的标签。

　　我不是邮递员，写个东西还要先盖个戳，分清楚是寄到‘寻根文学’的信箱，还是‘现实主义’的信箱。”

　　台下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但如果说创作思路，那确实是在‘寻根’。”

　　陆泽继续道，“找什么根？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根，不光在那些典籍里，不光在文人雅士的琴棋书画里。

　　它更深地，是扎在那些最普通的，最底层的民众当中。

　　在那些混乱的年代里，他们那种最原始的、最顽强的求生本能，那种在苦难里开出花来的本事，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里，最鲜活、最结实的根。”

　　“至于你说的民俗和江湖元素，我觉得它们不是对立的。

　　民俗，是老百姓精神世界的一种印记。江湖，是那个动荡年代社会秩序的一种底色。把这两样东西揉在一起，也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样貌。

　　至于‘纯’还是‘俗’，文学本身就没有绝对的界限。我更希望的，是借着这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元素，把那种藏在苦难里的，民间的坚韧，传递出去。”

　　陆泽话音刚落，一个坐在中间的男生就站了起来，他是历史系的研究生。

　　“陆老师，您的小说我看了两遍，写底层民众的求生确实很深刻。

　　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您对那个时代统治阶层的腐朽，对军阀兵匪之害的描写，似乎比较克制，着墨不多。

　　大部分的苦难，似乎都指向了天灾和民间的愚昧。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叙事的角度？”

　　这个问题很尖锐，又带着学术探讨的味道。

　　陆泽点头表示赞许:“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不想写一本‘批判史’，我想写的是一本‘生存史’。

　　批判官府的腐朽，批判军阀的残暴，很容易，也很有力，很多作品都已经写过了，也写得很好。

　　但我更在意的是，在那样一个高压和黑暗的环境下，普通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们靠的是什么？”

　　“挖掘底层的坚韧，比单纯地批判腐朽，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一九八四年，改革开放正在往前走，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同样需要一股劲儿，一股求生的劲儿，一股坚韧的劲儿。

　　历史的底色，不应该只是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或是统治阶级的罪恶滔天。历史真正的底色，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默默坚守与生存。

　　我写他们的求生，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民族精神的根系，无论在多么恶劣的土壤里，都从来没有断过。”

　　这番话掷地有声，台下许多学生，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或是经历过困难时期的中年教师，都露出了深思和认同的神情。

　　紧接着，又一个中文系大三的学生站起来，他的问题更加直接，直指当下的舆论风暴。

　　“陆老师，现在学界对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在作品中加入通俗元素，会降低文学的格调。

　　您这本《灾异志》里的江湖元素，它的通俗性，跟作品想表达的严肃历史内核，是否存在矛盾？您怎么看待这两种文学的争议？”

　　陆泽接过话头，语气平静:“我不认为它们是矛盾的，更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

　　一九八四年的当下，通俗文学正在复苏，这是好事。

　　但很多人习惯性地，把‘通俗’等同于‘庸俗’，我觉得这是片面的。”

　　“通俗的核心是什么？是贴近群众，是故事有吸引力，能让人读得下去。

　　严肃的核心又是什么？是深刻的历史思考和人文关怀。

　　这两样东西，完全可以手拉着手一起走，互相成就。”

　　“我小说里的那些江湖和民俗元素，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把它当成噱头来当卖点。它是为我的人物，为我想表达的历史服务的载体。

　　我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用一个通俗的外壳，包裹一个严肃的历史记忆，包裹一种深沉的民间精神。

　　事实证明，这样做，反而能让那个严肃的内核，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感知。

　　如果我把它写成一篇干巴巴的学术论文，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一半人都不会感兴趣。”

　　台下又是一阵笑声，气氛越发热烈。

　　“所以，争议的关键，不在于你用了什么元素，而在于你这个当厨子的，是不是把好食材，用在了正道上，做出的菜，有没有守住文学的人文底线。

　　严肃文学没必要看不起通俗元素，通俗文学也完全可以拥有严肃的内核。

　　我觉得，这恰恰是咱们当下的文学，非常值得去探索的一个新方向。”

　　一个胸前挂着国产相机的年轻人举手，得到了提问机会，他旁边还站着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同伴，看样子是校刊的记者。

　　“陆老师，我是新闻系的。我想问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之间关系的？比如书里的那些民俗描写，怎么保证它的真实性？”

　　“我的原则是，以真实为底色，以虚构为血肉。”陆泽回答得干脆利落且几乎不假思索。

　　“我在动笔前，花了几个月时间，走了四个省，翻阅了大量的县志、地方史料，也跟许多村里的老人聊过天。这些，是我写作的真实基础。书里面提到的那些灾荒，那些民俗，都是有据可查的。”

　　“比如‘叫魂人’、‘哭坟女’，这些角色是虚构的，但这类人在那个年代，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他们是无数底层民众求生无门时，精神异化的一种缩影。

　　我在描写这些民俗的时候，严格遵循了当时当地的真实场景，不夸张，不美化，它是什么样，我就写成什么样。”

　　“文学的虚构，是为了让人物更立体，让历史更鲜活。我用罗小七这个虚构的人物，串联起四省十年的灾荒历史，是为了让那些冰冷的史料记载，变得有温度，有感染力。

　　血肉要依附在骨骼上，虚构要服务于真实，这就是我的想法。”

　　他的回答清晰有力，逻辑严密，台下的记者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一个字都不想落下。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前排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正是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

　　他站起来，扶了扶眼镜，声音洪亮。

　　“陆泽同志，你的作品我读了，很受震动。

　　我想问的是，你如何把握‘苦难叙事’的尺度，避免陷入单纯的悲情渲染？

　　这与我们当前提倡的‘文学为人民服务’的导向，又是如何契合的？”

　　这个问题，分量很重。

　　这一幕一如当年《锦灰》的千人讲座时候一样，陆泽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谢谢朱老的提问。描写苦难，首先是对历史的尊重。

　　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就忘记了我们的前辈曾经经历过什么。

　　但是，写的目的，不是为了放大苦难，更不是为了渲染绝望。我的核心，是想挖掘苦难背后，那种坚不可摧的力量。”

　　“我写他们饿肚子，是为了衬托他们找到食物时的那份喜悦。

　　我写他们被欺压，是为了凸显他们奋起反抗时的那份勇气。我不想让读者看完之后，心里只有一片黑暗，觉得那个时代太苦了，活不下去。

　　我想让他们看到，就算在那么苦的境地里，人性的光辉，求生的意志，依然没有熄灭。”

　　“这跟‘文学为人民服务’的导向，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今天搞改革，搞建设，同样需要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我的作品，如果能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为我们当下的读者，提供哪怕一丝一毫的精神鼓舞，让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更有勇气面对未来的困难。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为人民服务最具体，也是最实在的方式。”

　　话音落下，整个大讲堂安静了几秒钟，随即，排山倒海的掌声响彻全场。

　　这次的掌声，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加热烈，更加持久。学生们用力地鼓着掌，脸上洋溢着激动和信服的神情。

　　陆泽的回答，不仅解答了他们对小说的困惑，更用一种开阔的视野和深沉的情怀，为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文学课，一堂深刻的历史课。

　　讲座结束后，关于《灾异志》的讨论热潮，以复旦为中心，迅速席卷了整个沪上高校圈，并向全国蔓延。

　　复旦的学生们像是被打了一针兴奋剂，中文系、历史系、新闻系，但凡听了讲座的，回去都跟打了鸡血似的。

　　熄灯后的宿舍卧谈会，主题不再是电影明星和隔壁班的姑娘，全都变成了“寻根”、“生存史”和“雅俗之辩”。

　　没过几天，各家报社和杂志社的编辑部，就收到了雪片般的稿件。

　　《上海文学》和《文艺报》这种级别的刊物，自然收到的都是些教授、青年教师和学生写的高质量评论文章，引经据典，从文学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剖析《灾异志》的价值。

　　而更多的学生，则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和感悟心得，投给了校报或者一些地方小报。

　　一时间，报纸副刊上到处都是“我读《灾异志》”、“陆泽老师一席谈有感”之类的文章，硬是把一场文学讨论，搞成了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事。

　　这天下午，陆泽刚从历史系的华工项目组办公室出来。

　　经过近一年的运作，项目已经走上正轨。团队成员从最初的三人小组，扩充到了近二十人，囊括了复旦中文系、历史系以及沪上作协的骨干力量。

　　前不久，由历史系金重远教授牵头申请的市级社科研究项目，也传来了好消息。

　　金教授前几天刚从市里开会回来，在食堂碰见陆泽，把他拉到一边，神神秘秘地透露，项目申请十有八九是没问题了，就等正式文件下来。

　　陆泽心里自然高兴。这意味着，这个由他一时兴起提前了至少二十年开启的项目，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从“个人行为”变成了“组织行为”。

　　在这个年代，能拿到这个身份，意义重大。

　　更重要的是，相比二十一世纪后才开始的相关研究，他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

　　一九八四年的当下，许多一战华工老人尚在人世，能从他们口中抢救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不可估量。

　　从历史系的大楼出来，陆泽准备回中文系自己的办公室收拾一下东西就回家。

　　按惯例，今天是周六，小陶会从上戏直接去淮海路的老洋房，两人一起过周末。

　　可他刚走到中文系楼下，就看见李爱华正站在门口，陪着两个人说话。

　　李爱华眼尖，隔着老远就看到了陆泽的身影，像是看到了救星，赶紧扬起手。

　　“哎，陆老师，来得正好，来得正好！”他一边喊，一边小跑着迎了上来。

　　“这两位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厂长和张助理，专程从西安过来找您的！”

　　陆泽闻言，目光落在那两人身上。

　　为首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光头汉子，精力旺盛，眼神里透着一股西北人的粗犷和精明。

　　另一人年纪看着不大，三十出头的样子，但皮肤黝黑，脸上布满风霜刻下的皱纹，显得比实际年龄沧桑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