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文豪1980 第52节

　　八十年代初的学术界，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活跃期。

　　传统的研究方法依旧是主流，但新的理论和视角已经开始叩击象牙塔的大门。

　　陆泽在资料室的旧报刊里，能看到关于“主体性”的激烈争论，也能找到对“现代派”从批判到有限度借鉴的讨论。

　　他将自己关在书堆里近半个月，最终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论文题目：《从政治寓言到人性书写：论新时期小说（1978-1982）的主体性转向》。

　　这个题目，避开了当时主流的社会学批评和主题思想分析，而是想从一个更宏大的理论视角，去梳理过去几年文学思潮的内在演变逻辑。

　　他试图论证，文学正在从服务于政治的工具，逐渐回归到关注人、理解人、书写人本身。

　　他把这个想法跟室友们讨论了一番。

　　陈思和听完，扶着眼镜思索了半天，才佩服地说道:“陆泽，你这个题目野心太大了。

　　这几乎是要给过去五年的文学创作做一次理论总结，还要引入‘主体性’这种前沿概念。

　　这已经不是一篇硕士论文的体量了，写出来，可以直接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出版。

　　贾老那边，怕是没那么容易通过。”

　　“难才有做的价值。”陆泽笑道。

　　他没有急着写报告，而是在一次课后，向贾植芳先生口头汇报了自己的选题思路。

　　贾老听完，看了他许久，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想法很大，但要当心架子铺得太大，最后流于空泛。

　　你先利用寒假，把这个思路再想深想透，把要文献综述和要分析的作品都列出来。

　　春节过完，给我一份详细的开题报告。”

　　得到老师的默许，陆泽心里有了底，一头扎进了更深的文献海洋里。

　　时间悄然进入1983年。

　　1月4日，新年的空气里还带着元旦的喜庆。

　　陆泽去校门口的邮局取信，除了陶慧敏那封熟悉的蓝色信封，他还取回了一个厚厚的、从巨鹿路寄来的大牛皮纸信封。

第七十三章 面世

　　牛皮信封里面是刚刚付印的、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收获》杂志1983年第一期样刊。

　　此外稿费单也经邮政快递员送到他手上，上面清楚地写着：稿费，一千二百二十五元。并附有一行小字：此为《春分》上半部稿酬，剩余部分将随第二期刊发时一并结算。

　　封面设计简洁，红色的刊名下，用醒目的黑体字印着本期主打文章的标题：《春分》（长篇小说·上）/陆泽。

　　他回到宿舍，坐到自己的书桌前，才郑重地翻开。

　　杂志社很给面子，将近一半的篇幅都给了《春分》的上半部分。

　　铅字排印得清晰工整，他那近两个月的辛苦与之后一个周末的打磨，都凝结在了这些小小的方块字里。

　　风暴比所有人预料的都来得更快。

　　作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最年轻得主的最新力作，《春分》的问世本身就是一则重磅新闻。

　　上海，某机电厂的车间里。午休时间，几个文学青年围在一起，传看着一本崭新的《收获》。

　　“快看快看，陆泽的新小说！这家伙真神了，刚拿完茅奖，又搞出个长篇！”一个穿着工装的年轻人兴奋地说。

　　“这次写的是农村，跟《锦灰》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啊。”

　　另一个一边翻页一边说，“嘿，这开头写得真带劲，分地！‘泥土就像村里人的命根子’，这话糙理不糙。”

　　“我倒觉得……有点土。“一个戴眼镜的青年扶了扶眼镜，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之前的《锦灰》写得多雅致，把旧上海的风情写绝了。

　　现在突然跑去写农村分地的家长里短，感觉像从象牙塔掉进了牛棚，格调降了不少。”

　　“这你就不懂了！”最开始的年轻人反驳道，“这叫贴近生活！你没看报纸上说的吗？

　　陆泽为了写这部小说，亲自到乡下头跟农民同吃同住了两个月！这才是真正的作家！”

　　BJ，某高校的中文系宿舍。

　　几个学生也在为《春分》争论不休。

　　“我认为，《春分》标志着陆泽创作的转型，也可能预示着‘改革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一个学生拿着杂志，慷慨陈词。

　　“它没有停留在政策图解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了农村社会变革中，人性的复杂与挣扎。

　　尤其是陈厚土这个老支书的形象，他既拥护改革，又不舍得亲手建立起来的集体基业，这种矛盾心理，写得太真实了！”

　　“我不同意！”对面床铺的同学立刻反驳，“真实？我看是落后！都什么年代了，现在都在讲改革开放，还在塑造陈厚土这种思想僵化的‘小农’典型？

　　这根本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一往无前的精神！

　　文学作品应该讴歌新生事物，鞭挞落后观念，陆泽在这部小说里的立场是模糊的，甚至是同情那些改革的阻碍者的，这是有问题的！”

　　“文学又不是社论，为什么非要旗帜鲜明？”

　　“脱离了时代精神的文学，就是无根之木！”

　　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收获》杂志社和复旦大学中文系。

　　李小琳专门给陆泽打了个电话，声音里满是兴奋:“陆泽，你的《春分》又脱销了，第一期的杂志不到三天就卖断货了！

　　现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和邮局都在催我们加印！

　　读者来信每天都得用麻袋装！

　　你得抽空来搬走，都快没地方放了。”

　　陆泽在学校收到的信，也印证了这一点。

　　有安徽的读者来信，用朴实的语言写道:“陆泽同志，我就是凤阳的农民。

　　你写的《春分》，简直就是把我们村里的事搬到了纸上！

　　那个不愿分地的老队长，我们村里就有！

　　你真是写到我们心坎里去了！”

　　也有来自东北某林场的知青来信，信中充满了困惑:“……我读过你的《匠心》和《锦灰》，非常喜欢。

　　但这部《春分》，恕我直言，我很失望。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我们想看到的是对历史的反思，是对人性更深邃的挖掘。

　　而你却把笔触转向了那些我们早已逃离的、充满了愚昧和贫穷的农村，这是一种创作上的倒退。”

　　《文汇报》和《文学评论》等报刊也迅速刊发了评论文章。

　　正面的评价，盛赞陆泽展现了惊人的创作能力，称《春分》是“一部深刻反映新时期农村变革的史诗性作品”。

　　负面的声音也同样尖锐。

　　一篇署名“方岩”的评论文章《是“春分”还是“倒春寒”？》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文章措辞严厉，批评《春分》“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调，对农村的改革前景缺乏信心，甚至流露出对旧有生产关系的怀念与美化”。

　　文章最后质问：“我们的文学，究竟是要引领人民奔向‘四化’，还是要领着人民回头看恋恋不舍的‘小农经济’的背影？”

　　这篇文章被多家报纸转载，一时间，关于《春分》的争论，从文学圈内部，扩散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宿舍里，梁永安拿着那份登载了评论文章的报纸，气得直拍桌子:“这姓方的什么玩意儿！鸡蛋里挑骨头！纯属放屁！

　　陆泽，你别往心里去，这就是文人相轻，赤裸裸的嫉妒！”

　　陈思和也忿忿不平:“就是，自己写不出来，就眼红别人！不行，咱们也得写点评论声援陆泽。”

　　陆泽却很平静。他接过报纸，仔细地看完了那篇批判文章，然后将其整齐地折好，收进了抽屉。

　　老大哥孙乃修看出了他的平静并非伪装，问道:“你就一点不生气？”

　　陆泽笑了笑，说:“为什么要生气？文章的观点我不认同，但他这一通批判，至少说明他认真读了我的小说。

　　写得东西有人骂，总比没人看强。而且，这也提醒我，争论是客观存在的。”

　　他抽出刚拿到的陶慧敏来信。信里，她也提到了《春分》。

　　“……我们剧院好多人都在看，连食堂打菜的师傅都在讨论陈厚土到底该不该分地。

　　他们都觉得你写得真好，可我读的时候，心里却总为你捏把汗。

　　你在小说里把人性的矛盾写得太深，把改革的阵痛写得太真，这样毫无保留，就不怕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和攻击吗？……

　　见信如面，望你处在风暴中心，亦能安稳如山。”

　　信的末尾，是那枚刻着“慧”字的小印。

　　陆泽看着信，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他知道，从《春分》动笔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不会是一部所有人都喜欢的作品。

　　它触碰的是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必然会引发赞美与攻讦。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小说已经完稿，剩下的就交给读者和时间去评判。

　　他拉开抽屉，看着那一沓赞美的、辱骂的、探讨的、关心的信件，和那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

　　然后，他关上抽屉，将这一切喧嚣都锁在身后。

　　陆泽重新在书桌前坐下，铺开笔记本，拿起了笔。他的注意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学业上。

　　外面的风暴再大，也吹不进他此刻安静的书斋。

第七十四章 电视

　　1月24日，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陆泽迎来了他在复旦的第二个寒假。

　　再过二十天，就是1983年的春节。““””

　　在他忙于期末考试和论文资料整理的这段时间，外界关于《春分》的讨论愈演愈烈。

　　一方面，无数读者对小说产生了共情，纷纷来信或在报刊上发表读后感，期待着三月份《收获》上刊载的下半部。

　　另一方面，以评论家方岩为首的一批人，在多家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对《春分》展开了系统性的批判，认为其立意有问题，是在为落后的小农意识招魂。

　　这股争论的风潮，甚至也吹进了复旦园。

　　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在老师和学生中都清晰可辨，时常能听到他们在课后或食堂里因此争得面红耳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