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第566节
“不过这要是打起来再动员，我们便可能损失更大，我是同意总动员以吓唬一下魏楚韩的。”
适又看了看别人，别人也都点头同意，众人便表决了一下，全数通过了立刻出兵宋国、泗上总动员的意见。
在场的诸人都明白，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
打还是不打，必须要在开始之前就想清楚怎么结束。
如果各国不管不顾地出兵，那就无需考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要一直持续到要么各国打累了、要么天下归一。
但如果各国不出兵，宋国今后的局势就是众人要考虑清楚的。
周礼之下的诸侯国，是以宗法制、礼法、血缘、分封建制为基础的统治手段。
但旧的统治手段已经失效，新的统治手段还并不成熟。
如后世的汉承秦制，实际上还是有极多区别的，西汉算是平民皇帝，依靠自耕农维系统治，对于豪侠、富户、大族始终都在压制，黄帝借助平民的力量压制豪强，直到汉末豪强彻底压制不住。
这算是大部分君主制国家在宗法制分封建制覆灭之后的第一选择，非如此无以彻底压制贵族大族，批量的自耕农是帝制的扎实基础，也算是一种涂脂抹粉的手段。
随着泗上崛起、新技术的传播，各国的变革大部分都有这种倾向，做国民的君主，而不是天子的诸侯、大夫的君王。
这种变革，正是适所一直警惕的。
因为这样一来很容易出现齐族赵族这样的思潮。
至于宋国，那更是不可能允许他们集权成功，只能想办法继续掺沙子，搅浑水。
泗上需要一个强大的宋国作为邻居，也不要一个集权的宋国作为邻居，只需要一个松散、混乱、各自为政、只能自保不能进攻的宋国作为邻居。
皇父钺翎有野心，但过于警惕民众的暴动和泗上的力量，所以他只能选择和贵族媾和。
戴琮有野心，他本来就不是最大的贵族，不如放弃自己的那些东西，转而涂脂抹粉做“平民的代言人”，从而攫取权力。
这一点泗上早有共识，适早就骂过戴琮是照着泗上喜欢的样子打扮自己的营妓，今日可以讨好泗上，明日也一样可以讨好魏楚韩。
但墨家本事又是作为平民代言人的身份起家的，所以又不能明着反对戴琮的变革，还必须要支持。
一旦出兵的话，那就肯定是扫清宋国的旧贵族。
要么选择放弃封地、用几乎抢劫的方式赎买过来，以旧时代的小亩的亩产二十年赎买新的大亩，这和抢其实也差不多，但是说起来好听一点；要么逃亡他国，没收封地再分。
戴琮因为在贵族内部规则下并不可能攫取权力，所以他既然得不到，便要毁掉别人可能得到的。
因而他借用墨家的平等之义，在宋国鼓吹民众选贤人为询政院大尹，也就是跳开当年君子院的牵制，借用平民的力量上台。
他也是看准了墨家暂时并没有吞并宋国的心思，所以他可以借助自耕农的力量成为询政院大尹，改组原来的君子院和庶民院，然后慢慢再收拢权力。
墨家需要一个戴琮稳定宋国的局面、和让宋国这件事变为一场贵族政变，至少是掩耳盗铃的贵族政变：连耳朵都不掩的话，楚魏就算不想管，也不好找理由；戴琮也知道墨家需要他，所以竭尽所能宣扬自己心在庶民的义。
事情一旦成功，大量的贵族要么完蛋要么逃亡，大批的土地空余出来，宋国的内部矛盾立刻就能解决，戴琮成为宋国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选大尹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古怪制度，可谓是水到渠成。
礼崩乐坏，宗法制瓦解，一个分封的诸侯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弥合整合一个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封诸侯以守其土，故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现在宗法制崩解、礼崩乐坏，国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在礼崩乐坏之前，贵族的是贵族的、君主的是君主的，除了贡赋和封建军事义务之外，君主没权利管贵族的封地、也没权利在贵族的土地上征税。
就像是鲁国的那几次政变，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个贵族和贵族家臣的反应：贵族的家臣不是国君的封臣。
然而漫随着礼崩乐坏，宗法制解体，诸侯国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王权尚未集中、贵族权力依旧大，说这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四分五裂；说不是一个国家，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个国家。
原本礼法在，宗法制下，层层制约，君主只需要管辖直属贵族，贵族管辖家臣，国家就能够有效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宗法制的解体，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穆乱郑、宋三姓共政的局面。
尤其是宋国，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转为一种君主和大姓贵族共和的局面，互相制约，各自分权。
君主说话不好使，贵族内部也有矛盾，又需要维系一个君主的存在。
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国野之别、国人干政的传统，又使得国都民众在政事上有发言权。
譬如二十年前的郑楚战争，郑国民众反对对楚开战，临阵逃走全部被俘；比如当年因为外交政策被国人反对驱逐国君的行为种种。
于是二十年前，依照“小司徒有问万民迁都、立君、会盟之责”为基础，以宋国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贵族寡头共和的基础，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
当时搞的时候，就是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将来有一天打起来，因为当时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民众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一手操控的适弄出了将来必然要出现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局面。
现在使命已经结束，可适也绝对不允许宋国出现一个凝聚的政治体系，得换个办法、符合现状地继续维系宋国只能自守不能集权的局面。
第三十五章 分权
现在民众的力量更为强大，贵族的势力更加衰弱，戴琮借力毁掉了贵族要做平民的贤人大尹，这种分君子庶民的议政制度也将各种弊端显露无遗，或者也很不利于戴琮想要集权的谋划，基本上可以宣告瓦解了。
而适向来又是不希望宋国集权成功、整合为一体的。
在宗法制瓦解、礼法崩溃、三姓共政和国人干政共存失败之后，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制度来在政治上将宋国整合为一个……名义上的整体。
国家的存在，有时候需要一些法理，至少是听起来能够自圆其说名正言顺的理由。
宗法制礼法不曾崩解之前，宋国是大周三恪，殷商后裔、天子封国、周王朝的公爵。
崩解之后，三姓共政的局面，那法理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封地多，谁说的算。没有人拳头最大能打过其余所有人，那就互相妥协，三姓共政。
二十年前墨家掺和了一脚，民众发现原来我们的拳头也不小，于是君子院和庶民院共存。
现在民众的拳头愈发的大，戴琮上位的名义就是“民为神主”，平民的代言人。
这不只是宋国的情况，各国其实都如此。
宗法制名存实亡之后，各国都在找新的政治制度弥合维持一个国家。
齐国是用黄帝胜炎帝、田氏代齐五德轮回；秦国是用民皆可为爵、军国扩张人人可能得利，国君和每个有可能立下军功的人的表面利益一致；泗上则是解民之三患、平等兼爱同义止天下之战……
宋国则直接就是民为神主，不要长远，不要利天下，只要眼前的利益，一个取民之粹的民选询政院大尹。
和泗上不一样之处就在于泗上从压制了非攻立国派之后，一直在宣扬：以禹为圣、重定九州、利天下和利自己的统一这些内容。
换句话说，泗上存在的法理就是利天下和统一战争，除非非攻立国派上位，否则就必须要坚定地走下去，这也是天下人才来投的根基。
宋国则是厌战、非攻、薄税、独存、分地、免役。
在这种情况下，泗上这边就对宋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就像是皇父钺翎怒斥墨家，说泗上是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的集权，却在宋国搞整天扯淡屁事都办不成的君子院和庶民院，其心险恶。
他也算是一针见血了，只是觉悟的晚了一些。
适始终认为，宋国是个烫手的山芋，拿到手里其实并不舒服，而且里利不多。宋国独立与否，不在于宋国自己，而在于天下的局势，所以天下定、宋国定；天下乱、宋国存。
既是这样，那么就可以想办法继续让宋国不可能完成集权，继续做一个只能防守和非攻的缓冲国。
此时正是一个机会。
和历史上的商鞅变法不同，和此时的胜绰吴起在秦国的变法也不同。
秦国的变法，那是自上而下的，君主和臣子利用才能和武力，压制旧贵族，由那些叛墨自上而下地培养官吏，形成一个扎实的自上而下的集权国家，所以墨家在秦国的活动极为艰难。
戴琮一没有武力，没有泗上墨家撑腰他不要说收拾整个宋国的贵族，就是和皇父一族单斗都斗不过。
二没有人才，他手里那几个人才，管一两座城邑还行，想要管辖整个宋国，效仿秦国的郡县制度，那是痴人说梦。
三没有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旁边就是泗上，有才能的人多是从泗上游学过的。
宋国这一次暴动的原因，也是因为贵族的欺压和皇父一族想要集权编练常备军的加税，所以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切，把宋国弄成一个支离破碎、但名义上一统的宋国。
君子院和庶民院的两院制不可能存在了，那么就搞地方自治和地方联邦，彻底断了宋国集权的可能。
四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百家各自都有所发展，这也正是个机会。
农家既然在宋国势力颇大，号称真正平等派，那可以撺掇他们这一次搞事，占据几个城邑的主导权，在那里搞农家的制度；一些入世的道家、杨朱等学派，也可以在一些地方搞他们自己构想的制度；一些无政府派别希望能够小国寡民、复归自然、人人道法自然拥有自然法执法权的派别，也可以分去几城。
唯独复古的儒家可能分不到地盘，因为这一次民众暴动不可能再接受分封复古和礼法了，若是能够自我变革，或许也有可能，但现在看来他们并不太可能。
在认可一部分四年前大辩论中求同存异的“同义”的基础上，各自为政，在大义同的前提下小义各异，让宋国继续存在，作为百家的试验田，使得宋国绝对没有可能集权。
既说君子朋而不党，但如今正统的贵族君子已经所剩无几，各家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以利而聚归纳其义则为党，宋国随他们去搞吧。
在此设想之下，适将自己的想法大致地说了说。
有人道：“如此，就需要在和其余百家的人商议一下。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愿意的，不管是杨朱还是道家，都有入世的部分，农家更不必提。操作起来却也不难。”
“本身诸多学派都在宋国活动，本地的信徒也不少，都是士人，管辖一地的能力至少不下于那些贵族，也更容易适应新的局面，大多都是些反礼法、反圣人的。”
此时信徒的含义，并不只是信徒，而是代表着这是一些有治国理政能力的识字阶层，虽然在泗上已经不稀罕，可在别处那都是人才。
没钱就不可能认字，不认字就不可能知道道义之别，不知道道义之别就不可能选择道、农、儒、杨等学派。
最底层的农夫，他们其实根本弄不清楚其中的区别。
贵族既然可以凭借门客和家臣统治封地，其实一个学派依靠学派的徒众统治一城一邑也非难事，最起码要比那些旧时代的贵族管辖的好。
另一人道：“只是农家学派要注意一下，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想法……过于空想，而且……绝对不适用于商丘和泗水地区。”
适道：“除了商丘城内的失地民众外，他们在商丘和泗水地区富庶的城邑，信徒并不多，也没有民众的基础。”
“但是，一些贵族的封地，却正适合他们。”
“一则那里的土地确实需要均分，二则一些贵族依靠权力以门客家臣和依附的商人经营商业赚取利益，民众确实怨怒，既怒贵族也怒商人，他们的市贾不二价的想法在那里必能受到民众的认可。”
“但若是陶邑，你看看农家哪里有人认可？我是这样看的，道家既有无为而治一派的，我看就可以就近安排在靠近泗上的地区。”
“一则那里工商业发达，二则土地早已经私有买卖，三则无为而治的后果就必然是大的越大、小的越小，我们可以在泗上接应，也可以使得那里继续土地兼并使用，为我们继续提供粮食、棉花以及人口等。”
众人也都觉得可行，这样一来等同于将除复古派真儒之外的学派都拉到了宋国之中。
本身杨朱、墨家和儒家就是天下显学，再加上其余百家，等同于天下士人的大部分都在其中，剩余的也就是那些没有什么道义理念的士人。
让农家去泗水附近和陶邑去搞“真正平等”，那是要出大事的，而且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最重要的是对泗上大为不利，本身靠近泗上的宋国地区的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经营兼并的萌芽，佣耕制和大片土地经营制是比自耕农更有效率的，有泗上这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需求，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市场：那里归不归墨家直辖，并无区别。
农家的真正平等的思潮，是无奈的空想，是失地农夫的幻想，因为作为最底层，他们承受着贵族的盘剥，也承受着商人的盘剥，所以他们既希望贤者与民并耕，又幻想地希望市贾不二价。
对于一些受贵族盘剥严重的封地，这种学说既有民意基础，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解放。
对于农家的安排，适道：“我觉得，可以将他们安排到靠近魏、楚边境的地方。”
“将来万一有事，那里也将成为我们重要的助力，除非魏楚都承认农家在那里的治理、不从农夫手中收回土地，也不征税。”
这是明显的把农家和墨家绑在一起的举动，但即便如此明显，想必农家也会接受，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和道义，最多也就是在楚国有并耕而食、共同劳作等劳交换的空想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