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第146节
高一功思索一会儿还没回答,张玉衡则犹豫地说:“很不少,前队这里就有将近一千石米麦。”
李来亨还没说话,方以仁就接话说道:“掌哨问押运有多少粮食米麦,莫非是想在此分粮赈济饥民吗?”
李来亨看着方以仁,默默点头。
方以仁长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劝说道:“闯军主力仅战兵就有近万人,合协从之众,几有五万人之多。再加上白旺管队在山中招募的民兵、寨兵,还有我们这里小虎队的战兵两千人。即便攻克洛阳缴获甚多,可两山之中粮食产出很少,我们坐吃山空,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
方以仁话刚说完,高一功就把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形,他语气很不善地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为了我们不要坐吃山空,就要干脆放任这些饥民自己吃自己吗?那我们闯军揭竿起义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干脆也全都回陕北老家,去吃掉妻子儿女充饥算了,还他妈造什么反!”
高一功性情一向温和,不像郝摇旗那样动辄骂娘。他这样骂出口来,已说明是怒极了。
但方以仁不以为意,他没有反驳高一功的话,而是断定自己早已摸透了李来亨内心的想法,便对李来亨说:“掌哨应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天下饥民不知有亿万之多?眼前放粮救下几百几千人根本无益于大局。只有让闯军发展起来,制霸中原,腾出手来整理民政,才能救下更多人。掌哨何必因眼前的恻隐之心,影响闯军长远的发展?”
方以仁确实拿捏李来亨的心理很准,他知道李来亨这个人为人自负至极,内心中恐怕连李自成都不觉得如何了不起。
这种人物,一定觉得天下之重,全系于自己一人身上。
所以方以仁才断定自己的话术,已经正入李来亨的怀抱——闯营诸将都是些迂腐耿直而无他肠的粗人,自己正可以凭借不同于诸将的定位,取得李来亨心中特殊的一席之地。
按照李来亨一向表现出来的性格,他权谋自用,为了所谓“长远的发展”,肯定会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说服自己残忍忍耐和漠视眼前饥民的苦痛,才是真正的“上位者心态”。
可李来亨看着眼前的景象,却逐渐产生了新的想法。
他不是铁石心肠之人,只是会受到环境影响的凡人。
李来亨想到了他在屏风寨时,为了顺利收编于大忠的残部,故意放纵李好等山寨寨兵在屏风寨里肆意杀戮。
用心至诚的李自成,在牛金星的影响下,也渐渐成为一个会用权谋的人物。而他李来亨本来就不可能做到李自成那般示人以诚、大公无私的地步,他有必要做一个好人吗?
明末,是好人可以生存下去的时代吗?
高一功看着李来亨犹豫的表情,忍不住又劝道:“来亨!我们都是饥民,即便穿戴了盔甲,拿了了长刀利刃,什么时候又何尝不是饥民呢!天下为什么到了这等地步?我们为什么要来造反?”
“一功,乐山,现在的天下,是好人可以生存下去的时代吗?”
方以仁和高一功两人对视一眼,方以仁已经感到李来亨意思十分明显了,便不说话,只是微笑地伸出手请高一功先说。
高一功很无奈地低下头,回答说:“现在的天下绝不是好人可以活下去的时代。”
“哈哈哈!对,现在的时代绝不是好人可以活下去的时代。”
李来亨突然放声大笑,使得周围人都相顾莫名,他收敛笑容后,对张玉衡挥手吩咐道:“我意已决,放粮!我们能做几分事情,就做几分事情,事在人为,成败绝不由天。功成不必在我,但我能做几分,就要做到极致的几分,否则我李来亨又同这天下间的凡夫俗子有何差别?岂不是白来一趟了?”
方以仁大惊失色道:“掌哨,既居上位,道德便和一般人不同。救天下万民,比救眼前的饥民更重要啊。”
李来亨微微一笑,回答说:“眼前的饥民要救,天下万民也要救。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我岂非白来世间一趟?乐山你的用心用意,我完全明白,你心中所思所想,那些小心思我也都懂,只是你的眼光也应该放长远些。我们要建立的天下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你该去想想这个问题。”
负责清点粮食物资的张玉衡听到李来亨的回答后,显得有些兴奋。他是破产的小商人出身,对饥民颇有几分感同身受,立即应声道:“是!我这就去办!”
第163章 山中岂桃源(二)
闯军在伊阳县和汝州一带放粮赈济饥民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轰动了整个汝州。数之不尽的流民向李来亨这一支军队聚集了过来,小小的闯军队伍后面,跟上了十倍于将士数量的饥民大队。
方以仁对李来亨的这种幼稚举动大感痛心疾首,他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了几分上位者自觉和权威的李来亨会做出这种傻事来。
但李来亨自己却因为解开了心结而大感快意,小虎队中的其他人,不管是闯营老将的高一功、郝摇旗、郭君镇等人,还是在河南新加入闯营的苗里琛、张玉衡等人,大家几乎都和李来亨一个样子,为救到了哪怕多一个的灾民,而感到欢悦。
“义军有很多的缺点,但毫无疑问,在明末末世的所有势力中,他们有着最高的道德感。”
李来亨自言自语道,他不想因为自己的权谋自为而毁坏了起义军的道德感——道德感本身也是一种力量,清教徒般的纪律和道德感才可以使得军队维持一种超乎于物质以上的威力。
明末的各种势力中,左良玉一流乱兵和满洲人的兽军自然不用说了,即便是孙传庭整顿过的秦军,在河南也实行过大规模的三光灭绝政策。
南明军阀的那些军队就更不用提了,即使是南明末期最后的帝国之壁国姓爷郑成功,郑军的纪律和道德感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起义军中,即便是由于张献忠个人的“变态”(他后期很可能患上了抑郁症、狂躁症和双相障碍一类精神疾病)而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的西军,也始终维持着严格的纪律。
像大西军在四川进行屠杀时,既不能劫掠金银(金银完全被集中收集起来,后世在彭州出土的大量沉银遗存证明了这些金银并不在士兵个人手中),甚至还要屠杀自己军队中的四川籍战友,已经到了完全反人性的地步。
甚至大量西军将士不能忍受这种漫无目的的屠杀,而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西军能够进行这种毫无利益可言的屠杀,完全是靠张献忠塑造出来的严格纪律来推动的。否则一支军队根本不可能在毫无收获和回馈的情况下,连自己人都进行灭绝性的屠杀和清洗。
这几乎接近于苏联的大清洗了。
相比较每到一处就毁灭一处的满洲兽军,和纪律越来越糟糕、破坏性越来越大的明朝官军,农民起义军并没有破坏地方。
正相反,大量数据说明了农民军占据的地方,社会生产急速恢复、经济也得到惊人的增长。那种把农民起义军说成“流寇”,说他们只会破坏,不懂得建设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数据和史料支撑的。
大西军进入云南以前,万历六年云南的耕地只有一万七千顷,明末的天启初年也还是一万七千顷左右。可到了清军打败大西政权,占领云南的顺治十八年时,云南的耕地已经达到了五万二千顷之多。
即便去除沐庄田和土司田,依靠大西军自己开垦出来的新田也达到了近二万顷之多。
以人丁而言,明末云南有丁数二十万左右,大西军治滇后期增长为二十三万,清军入滇后的顺治十八年再统计则只剩下十一万丁。
可见农民军治滇时期,云南人丁数量比之明末增加了14%,清军入滇后,人丁数却减少一半以上,直到七十年以后云南人丁数才恢复到大西军治滇时期的水平。
谁才是“流寇”,谁才是只懂得,不懂得建设的人,还不明晰吗?
大西军入滇前夕,云南米价已经涨到了每石十几两到三十两的水平。然后大西军入滇一年以后,云南米价就恢复到了三两到八两左右,到后来孙可望大治云南的时候,甚至到了米价一石七钱而已。
相反清军入滇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米价从大西军政权覆灭前的十二两上涨到了一百两一石的地步。
谁才是建设者,谁才是破坏者呢?
“乐山……”李来亨轻提缰绳,驾驭战马小步走到了方以仁的身边,轻声说,“我明白你的用心并非只为了个人得失而已,你用心戎事、身负长才,岂会甘心白首五经之中?”
他在马上递了一块夹着腌肉的面饼给方以仁,劝慰道:“闯营之中,唯独你一人能读懂我心。你欲为帝师,可是我的野心不仅仅是帝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