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第589节

高起潜阴阴地说：“自南北交通隔绝以来，凤阳高墙已经形同无物。不少藩王都从凤阳前线逃到江南避难，这江南现在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藩王宗室到处都是呀。”

第660章 南都内战

南都政权在文臣方面，主要分外了江南和江北两派力量，江南自然是东林党人，江北则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淮抚路振飞身在江北，与江北两位总兵刘良佐、高谦关系很深，但在政治上也和江南的东林党人关系密切。

但在更为关键的武力方面，局势就更为复杂一些了。

首先是江北的刘良佐和高谦两位总兵，自从高谦裹挟史可法逃到南方以后，他就和刘良佐沆瀣一气，成为一丘之貉，在江北屡屡滥招兵马，疯狂扩军，成为了两支人数众多，但实力成色很成问题的军阀势力。

在南都上游，则有此前在九江被大顺军郭君镇部击败的两位总兵黄得功与郑鸿逵。其中黄得功与江北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关系更为密切，郑鸿逵代表的郑家则因为郑森老师钱谦益的关系，与东林关系较近。

再次之的武装力量，就是黄鸣俊、朱大典等人正在编练之中的浙江团练武装。

最后则是北来大臣带来的津辽水师与刘泽清新编的一支军队。

这些兵马分为江北、江南、北来三派，关系错综复杂，各自盘踞地方，使得小小的南都政权迅速变成了一派乌烟瘴气的模样。

在南方最有威信的大臣史可法又受制于高谦，不能整合各派势力，共同推进或支持某一藩王称帝。因此福王或潞王个人内心中，固然都希望自己能够称帝，但因为忌惮于激怒清廷，又担心敌对派系的反对，因此在口头上都坚持尊奉北傀的伪同治帝，根本不敢独自称帝。

各方势力相互制衡，因此才让南方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局面，任谁都不能轻举妄动，也无法做出什么有效的行动来。

但是被顺军放回江南的北来群臣，特别是苏观生带来的津辽水师、刘泽清带来的山东兵马，则作为一股新的力量加入南方党争之中。

当刘泽清、高起潜暗中结盟，准备前往南京搜罗朱明宗室，秘密策划定策大业的时候。掌握南京江面操江兵力的郑氏，便以最快的速度发现了这一变化。

郑芝龙和郑鸿逵过去虽然都曾经是叱咤一方的海盗领袖，可如今郑家元老大多显得暮气深重，只有郑森立即察觉到了此中的危险。他发觉刘泽清从北方带来的那支部队，已有相当兵马利用津辽水师的船只，打着前往江南就食的借口南下时，便断然前往上游的安庆说服郑鸿逵出兵拦截。

但与此同时，本来是奉命“北伐”，煽动河南土寇叛乱的高谦和刘良佐，则找上了马士英。

他们皆以郑氏水师已自安庆南下镇江的消息为理由，力劝马士英率部南下，从南京上游渡过长江，去获取富庶的江南地盘。

刘良佐和高谦作为军阀，都对江南的富饶虎视眈眈。马士英则是因为他作为地方督抚，遭到了江南士人的排挤，因此也有心借重刘高两大军阀势力，实现他独占金陵政权的目的。

于是这三人一拍即合，决定继续利用高谦裹挟的史可法作为名义，利用郑鸿逵东下前往镇江拦截刘泽清的机会，从安庆渡江，直下江南。

但是此时南方另一强力军阀势力黄得功尚拥兵于安庆，虽然黄得功所部在九江之战中遭到了大顺军郭君镇部的沉重打击，实力严重受损。可勇卫营出身的黄得功所部，依旧是南方各支明军部队中最为强力的一支劲旅，刘良佐和高谦所部皆是蚁聚乌合之众，马士英也认为强攻安庆，未必能够得手，一旦时间拖宕，等到郑氏水师回援，则江北军阀就将错失南下的好机会。

于是马士英便为刘良佐和高谦二镇出谋划策，提出了联合黄得功以拥立福王称帝的策略。

这时候由于北来群臣的到来，崇祯皇帝是被清军所弑杀的消息，已经在一时间轰动了大江南北。由潞王监国的南京小朝廷，为了抗拒占领长江上游的大顺军，居然强行压制这一消息，妄图延续此前的远交近攻、联虏平寇的大略，早就引起了南人的强烈不满。

马士英认为南都政权的过失自当由担任监国的潞王负责，而与总督戎政的福王无涉。

那么以拥立福王继承大统为理由，应当是足可以说服黄得功的。只要黄得功愿意加入定策拥立的大军之中，那么三镇联手，又应当是足可以压制江南其他反对势力的。

刘良佐本人并无大略，但高谦久历河南、山东战事，在面对大顺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总是能够死里逃生，这一点甚至已经超过了左良玉，他也因此“盛有武名”。

惯于投机的高谦，马上就认为马士英的这一策略是乃不世出的良计。于是马士英、刘良佐、高谦三人便在凤阳歃血为盟，又收容了一批因为大顺军强力镇压而从河南出逃凤阳的土寇武装，聚兵三万人，号称十万大军，经庐州南下，直抵安庆府境内的枞阳。

到枞阳以后，马士英亲自前往安庆府城，将刘良佐、高谦意欲拥立福王称帝的消息告知于黄得功。黄得功一时意动，但他认为福王尚在南京，不在三镇手中，一旦福王被江南党人趁乱挟制，那么三镇岂非是做了白工？

马士英于是提出三镇在安庆便打出拥立福王称帝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沿江东下，收取镇定人心的作用。

黄得功尚在犹疑间的时候，刘良佐、高谦二镇已经分别从枞阳和黄石矶方向威胁安庆。黄得功手中的勇卫营固然较江北二镇更为善战，但如果硬打一场，势必会大大减损黄得功手中在家九江之败后本就十分有限的兵力。

经过审时度势以后，黄得功决定率军离开安庆，接受马士英的提议，前往枞阳与刘良佐、高谦会盟。

马士英与三镇联合，立即在枞阳打出了拥立福藩继承大统，“北伐中原、扫清幽燕”的口号。但他们“北伐”的真正目标，当然不在“北”，而是在“南”，这样一支四万余人的杂牌军队，随即便号称二十万大军，沿途纵兵焚掠，大掠池州以后，直扑向南京城。

刘泽清、高起潜这一派妄图拥立远支宗室的力量，此时正在镇江方向准备联合苏观生的津辽水师渡江，郑氏水师则正在进行拦截，尚无人料及三镇大军自南京上游扑来。

但此刻的江南并非完全手无寸铁，浙江巡抚黄鸣俊已经启用了在籍的原任漕督朱大典训练浙勇，在江南一带分驻有大约二万人的浙勇部队。

这支武装虽然尚缺乏骑兵、枪炮，其中骨干兵力又被此前的何刚、许都等人带走许多，但经过这段时间来朱大典的整顿训练，同样具备相当实力。

于是，南都小朝廷的一场大内战，终于到达了彻底爆发的时刻……

无论谁胜谁负，都将意味着在短时间内，南都政权将无力干涉顺清之间的中原决战——不过即便没有发生这场内讧，南都政权的干涉力度，恐怕也会是相当无力的。

第661章 满洲的国运不久了

“多尔衮推行剃发令，自取灭亡，满洲人的国运不久了！”

当多尔衮颁布剃发令的消息从北京传到开封后，李来亨终于拍案而起，赶到大顺军反攻的时机已经不远了。

清军的剃发令不仅限于剃发易服而已，此时满洲人虽然取得了获鹿之战的胜利，多尔衮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陕西多数地区，可是清军在北方的统治实际尚不巩固。

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实属无奈之举。

自从大顺军攻占徐州以来，南北漕运断绝已久，北京粮荒一日胜过一日。而清军新近占领的地区虽多且广，但都不是明朝重要的粮食产区，根本无法解除清军日益危急的粮食危机。

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刚刚将出逃北京的豪格拘捕而正位摄政王的多尔衮，只好紧急出台了一些节约和控制粮食的政策。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些措施究竟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而且多尔衮刚刚拘捕豪格，八旗内部人心正在动摇之间，他为了笼络满洲宗室权贵的人心，又对投靠睿党的满洲贵族大加赏赐，实际上自己便带头破坏了刚刚出台的种种管制粮食和物资的禁令。

在如此情况下，多尔衮才终于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决心以剃发令为借口，大规模抄没北方士绅的家产。对这些愚不可及的官绅高高举起屠刀，抄没其家资、夺取其窖藏的大量粮食，以补充下一步南渡黄河的军需之用。

本来，自从清军进入北京一带以来，因为满洲八旗兵的残暴以及大顺政权在中原的新兴崛起，就陆陆续续有许多流民、饥民自北方逃亡入大顺控制区内。

当多尔衮在北京颁布剃发令以后，则不惟是流民、难民南奔入顺，即便是中产以上的士绅人家，也陆陆续续有许多人护发南逃。

他们的首要愿望当然是逃入南都政权的控制区内，可是由于大顺的占领区，正好将清军控制区和南都政权的控制区完全阻隔开来。

因此这些护发南逃的官绅，只能不情不愿地进入大顺境内。他们留在北方的祖宅田产，自然就将被多尔衮无情抄没，而这就又将进一步激化和加深这些人同清军的仇恨，使得他们成为可以被大顺军所利用和动员起来的人力资源。

最让李来亨感到欣喜的是，陈子龙和张家玉也在楚闯红队官员李远的保护下从北京顺利地逃到了开封。

这两人潜伏京师，主持着楚闯在北京的情报机构，立下了许多功劳，其功绩丝毫不下于任何一位战功卓著的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