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第794节

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二毛到三毛之间，利润之恐怖，吸引了无数绅商投入其中。

许多原本经营商铺、农场、工坊、海贸的大商人，纷纷出卖资产，投入棉花投机活动中，转型成为票号经营商。

到织工之乱平定时，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同时崩盘，最严重的还是当时顺朝乃至于亚洲的金融中心开封，大量票号集体倒闭，户政府经营的国营票号也因为亏蚀近两千万银元之多，造成了当时的户政府尚书、两侍郎、四主事、一谏议大夫，全部人头落地。

金陵和苏州于此同时出现了顺朝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风潮，许多老牌商行倒闭，在钱庄方面，半数因欠债而闭歇。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关东和西域垦荒移民活动的成功，还有青丘州发现金山的大好消息，大部分江南资本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都陆续开始向关外及海外转移，江南地区原本蓬勃发展、极度繁荣的工商业遭遇了空前的萧条，大绅商屡屡破产，连一般市民都因参与棉花投资而受到巨大损失。

经此一役，江南商人和大顺朝廷都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自己既不参与，也不在政策上鼓励此类活动。

为了整顿过度泛滥的金融投机生意，朝廷也终于下定决心，出台了一系列规制政策，还由户政府牵头，从民间选拔大票号出身的掌柜组织银监局，在金陵、苏州、广州、天津、敦煌等地办公，控制汇兑投机的过度发展。

在这一重大危机的影响下，各地票号经营商对于邸报，以及从邸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类商业信息报纸的重视度，是大大提高了。

掌柜们开始学会了整合报纸上的信息，开始学会了预判市场风险，一个全新的信息市场正在形成。

下一年，朝廷开放了渤海海运对民间的限制，放弃了海运招商局对于关东贸易运输的垄断权力。

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在收复数十年以后，其人口规模、经济生产，都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实现了远超万历年间的繁荣发展。

带有一定国营性质的海运招商局，如今已经无力完全吃下渤海、黄海和东海一带的海上运输生意了，朝廷遂开始完全开放北洋航线，允许商船商运。北洋航线的北端，由天津上延至营口，同辽河联运。如此，由沙船每年向上海运送的货物，“关东豆麦，不下五百万担”。而由上海运往辽东、京津，主要以松江棉布为主，杂以丝茶糖。

上海在此时逐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发展成为南北航运业的要冲，这主要是由于松江布市的繁荣，上海作为松江府的出海港口，因此获得了城市发展的便利条件。

江南的沙船业逐渐臻于极盛，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号，以每号船造价为万两计，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资本为天文数字。

正因如此，其在船只投入运营后，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因此所需的流动资本一般都由钱庄融资。一般的操作惯例是这样的：沙船在出海前向钱庄借入大宗款子，在上海备齐货物（如棉布、丝茶等），前往南北洋销售。往北地去的沙船，运回大豆、食油，往闽粤去的沙船，则运回木材。此为无抵押信用贷款，若沙船平安归来，则船主和钱庄均获厚利；若遇到风浪沙船倾覆，则钱庄血本无归，很可能就此破产。

到天法朝的三十年代时，上海钱庄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大多跟航运业关系密切。这或多或少养成了后来上海滩的金融业性格，那就是以信用贷款为手段，大胆冒险，投机为主。

在大顺的金融行业，除了金陵人、苏州人、松江人以及后来的上海人十分活跃以外，广东人和福建人也先后入场。

福建人是此时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的绝对霸主，其势力不仅彻底压倒了荷兰人，而且还可以在印度洋上同执掌海上贸易路线的呆迷儿帝国商人争霸。

广东人则主要依靠移民活动，大量钱庄从业者奔赴南洋，如吕宋的一系列新兴钱庄、票号，三分之二以上即由广东人创办——青丘州发现金山以后，多数淘金者也是广东人。

大顺朝廷经过了天法朝三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内外危机以后，虽然对外彻底削平了准噶尔部，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东瀛战争，对内平定了织工之乱，基本上完成了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但是顺朝却在南洋地区和中亚的河中地区，陷入了同远较准噶尔部强大的呆迷儿帝国的争霸战中，朝廷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即便顺朝一年的岁入，此时已经达到了二亿银元之多，也难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巨额支出。

早在十年前，朝廷就强行发行过不兑现纸币“官票”和“宝钞”，但由于缺乏准备金，刚落地就大规模贬值，物价则飞速上涨。没有多长时间，纸币已成废纸，户政府不得不明令废止，天法年间的第一次纸币改革彻底失败。

这场十年前的闹剧还历历在目，因此再怎么缺钱，朝廷也没人敢提再次发行纸币。如此，只能靠向民间票号谋求贷款，以解决燃眉之急。

第902章 弊案

刘芳亮西征天山的战事，是顺朝对民间进行型政治借款的开始。据说这项借款的幕后主张者是太子少师顾君恩，也因此后来当西征弊案爆发时，朝廷无法彻底清查追究，只能对此案不了了之。

顾君恩和刘芳亮经手的西征借款，运作十分复杂。

他们向民间票号借钱，作为代表的经手人则插手其中，获取了巨额佣金。当时民间票号索取的利息，大约都是年息一成左右，但顾君恩向朝廷申报时，却报成了一成二。

其后顾君恩又以全日昌票号“包认实银”为辞，将年息加到一成五。

在西征准噶尔部以及后续平定西域、讨伐哈萨克三玉兹的一系列战事中，经顾君恩之手的民间借款约有一千五百万银元左右，朝廷为此要支付多达五百万银元的利息。

而这其中的一半，约有二百多万元的巨额钱财，作为佣金进了顾君恩的一批私人口袋之中。

这种贪墨行为，引发了不少人的注意，据说龙衣卫曾经得到方以仁的授意调查此事，但最后又因为方以仁的意思突然结束调查。

直到后来有民间票号破产，一些报纸爆出了其破产时流出的账册，才牵扯出了一系列西征弊案。

只是这桩弊案的参与者实在太多，甚至涉及到顾君恩、刘芳亮这些开国元勋功臣的身上，结果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顾君恩和刘芳亮都是国家柱石，为朝廷东征西讨，匡复旧土，确实不可取代。因此他们属下的劣行朝廷虽然心知肚明，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天子因此下定决心强力推行国营银行的政策，并决定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以乱刀斩乱麻的气魄，再度强行展开了纸币制的改革。

纸币改革的货币准备金，这一次由于青丘州的金山开发迎刃而解。来自新大陆的大量贵金属流入内地，成为了朝廷重新发行“官票”的有力后盾。

青丘州的贵金属矿产以黄金为主，白银数量则较少，因此朝廷自然决心以金本位为新纸币的底色。为此李来亨在纸币改革以前，便先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白银元宝和银元使用的法令，同时朝廷控制下的邸报也流传出了在吕宋发现巨大银矿的消息，银价在纸币改革之前便已经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快速下跌。

银价下跌过程中，朝廷则分年度先后吸纳了多达数千万两的现银，保障了后续纸币改革时控制市场银价的能力。

纸币的发行机关是户政府票号，其他民间钱庄、票号过去发行的各色名目汇票纸币，则一律由朝廷出资收回，并且在此后彻底禁止发行。

发钞权得以全部集中到了朝廷手中，准备金则依靠青丘州金山的开发所得和前三年趁银价下跌时吸纳的白银支撑。

李来亨没有禁止民间继续使用银两或银元进行交易，朝廷收税时一样继续接受贵金属货币，甚至就连向官员、士兵发放俸禄军饷时，往往也都由其自由选择是接受贵金属货币还是纸币。

所以纸币改革虽然在天法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但为了保障民间物价的稳定，朝廷采取了较为平缓的推进政策，大约花费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才使得百姓开始普遍接受使用纸币进行交易。

就整体效果而言，由于朝廷的准备十分充分，又恰逢青丘州金山开发提供的黄金储备，纸币制改革十分成功，不仅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且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朝廷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亦因此集中到朝廷手上。

自平准战争以来的财政危机被彻底化解，至天法四十年时，大顺的财政岁入已经连年激增，达到了官票三亿元之多。

这之中除了纸币改革带来的铸币税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大顺的海外扩张有利可图。

虽然大顺在西域的大规模扩张，如在朔方建省，如设置安北大都督府管辖漠北地区，如对西域的强力管制和治理，基本上来说都是赔本的，而且财政亏空的额度极为庞大。

但是大顺在关东、朝鲜和日本的扩张都是有利可图的，对关东的扩张自不必说，辽东自万历以后重归版图，黑龙江、吉林等地也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和垦殖运动，为顺朝带来了每年数百万元官票的收入。

朝鲜被化为乐浪、熊津两都督府后，经过十余年的重建后，也可说是百废俱兴，每年亦为顺朝带来二百余万元岁入。

顺军借着追剿满洲海盗之余，先以长崎为租借地，后来又慢慢靠收买九州岛各地的大名封建主扩张势力，最终发到了和德川幕府全面开战的地步。

为了征服日本，大顺先后投入了约一亿元的巨额军费，占领日本的初期，虽然采取了依靠大名进行委任管理的间接统治方式，可每年顺朝还是会亏空军费一千万元左右。

但是占领日本带来的好处，远比一年亏空的一千万元军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