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第795节

大顺借此完全垄断了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这样从东亚大陆直到新大陆的西海岸，整个太平洋都处在大顺朝的控制中。

仅此一项带来的海关税增加，就超过了八百万元，至于其他委任大名的贡税，以及如长崎一类顺军直辖城市带来的财政收入，与瀛洲地区的海关税相加，总共可以为顺朝带来超过一千五百万元的收入增加。

孝宗继位以后，顺朝结束了世祖时期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政策，版图领土都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财政方面经过整理以后，顺朝的财政总收入是为四亿六千万元。

财政收入的增加，除了因为版图扩张、人民滋生造成的田赋收入增加以外，如在工商税方面，盐税经过改革整理以后，陆续增加了一千万元以上；茶税亦然，而且茶税方面还由于出口的增加，增幅更为巨大。

此外世祖朝后期，由于朝廷开始经营大量国营企业和工厂，官业收入也成为了一大财政支柱。

到孝宗朝初年整理财政时，朝廷便发现，田赋收入已从世祖朝中期的51%，下降到了16%；盐税收入则从世祖朝中期的9%，上升到了11%；关税收入增加最为惊人，由世祖朝的9%，上升到了28%之多。

其余的工商杂税和官业收入增长，也都十分惊人。孝宗朝初年，由于减少了大量军费支出，遂在这一预算方案的基础上实行了连续六年的大规模减税，而在减税以后，商业繁荣，朝廷的年收入依旧维持在四亿元以上，国用充足，亦可称奇。

第903章 税改

天法二十九年，朝廷为改变财政困难重重的局面，除百计罗掘增加收入外，还进行了财政体制方面的变革。

李来亨以周培公为相，成立税务院，为使财政清理和整顿工作顺利进行，后来又成立了隶属于户政府的清理财政处，对财务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加强财权上的中央集权。

不久，又设立盐政院和专卖院，统一进行盐务体制的改革和国营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

当然最主要的财政改革手段，无疑还是建立在近代银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上。

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经营存款、放宽、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一种特殊企业。

在近代资本主义体制之下，银行主要依靠货币资本的经营，通过存款和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赚取利润。

大顺的财政机构，原来是行政管理和钱、物保管与支出不分。如户政府和各省观察使司本是财政管理机构，但自身又掌握货币和物料的保管权力。

中央户政府设有三库，即银库、绸缎库和青丘库（海外黄金金库），三库保管着全国送来的钱物。

地方的省、府、县，亦设有钱物专库，分属观察使和府尹、防御使、县令亲自管理。

这种行政与财物保管合二为一的做法，弊端很多。

周培公主持的中央财政体制改革，首先就奏请在户政府票号的基础上继续试办银行。

原奏中说：“臣等奏明，在天津设厂制造新式纸币，建筑厂房，俟机器运到，即行开印，以为整顿财政之造端，宗旨在整齐币制，广为推行，收回向用生银银元及民间私发钞票，渐次此中关键自以部库之出纳为本源，而尤须设银行为之操纵维持，始能畅行无阻。各省官商所设票号、钱庄大致虽与相类，特公家未设银行，则国用盈虚之大局不足以资辅助。见拟先由户政府设法筹集资本，采取民间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

可见，大顺中央银行的设立是出于整顿币制的直接考虑。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朝廷在户政府票号以外，又成立了官业银行，资本一千一百万元，主要经营存放款、买卖荒金荒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代人收存紧要物件等业务，在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时，还可向户政府请求拨款接济市面，除纸币发行权外，基本具备了近代国家银行的主要职能。

到孝宗朝时，户政府票号和官业银行合并为户政府银行，不久又改称大顺银行。

户政府为此厘定《银行则例》，谓“管理官款出入”为国家银行“应尽之义务”、“其经理国库事务及公家一切款项，并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及各种证券”，资本为2600万元，主要经营存放款、短期拆息、各种期票的买卖和贴现、买卖生佥生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及货物押汇、代收各种票据、代存紧要物件、发行各种票据以及发行货币等。

而周培公主持的中央财税体制改革中，政事堂会同户政府、户政府票号、官业银行订立的《统一国库章程》中又规定：国库分总库、分库、支库三种，总库设于京师开封，分库设于各省，支库设于地方；凡国库，由库支大臣管理，其保管出纳则由大顺银行任之；国家收支各款，均须汇总于国库。

为实施这一公库制度，大顺银行及其前身还先后在天津、上海、金陵、苏州、广州、长崎、昭南、金山、甘州等20多个地方（主要是商业大都会）设立了分行或分号达五十多处。

公库制度改革期间，朝廷又设立了邮政银行，将轮船邮政存款皆由该行经理。

属于财政特别会计的公库由此初步建立。这一时期公库制度的变化反映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首先，实物库藏继续缩小；其次，货币尤其是银行信用货币在公库收支中的地位明显增长。

统一公库制度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都具有积极意义，货币符号代表的财富取代了实物形式的财富，从而改变了呆滞、笨拙的贵金属搬运调度财政资金的落后方式，不仅节省了搬运费用和损耗，还方便了财政资金的调度和运用，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在财政紧需时进行透支，并利用存放款进行投资。

通过这种方式，各省的地方官吏也再也无法通过火耗等方式合法贪墨国家财产，基层行政管官吏这一环节上的损耗被完全消灭。

从此以后，各省、各都督府属地，向朝廷上解财税的方式不再是笨拙地用大车、海船运输金银米麦，而只是简单地在公库账户增减货币符号而已。

大顺的财政体系，由此在技术层面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迈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数目字管理层级。

税制改革是由税务院执行的，税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货物税和印花税的设立上。

货物税的征收一般是在产地或销场，对象为大宗货物。缴税之后，沿途加强稽查，不再重征，这是它具统税特征的方面。

印花税起源于17世纪的荷兰，之后欧洲各国相继仿行，它是对于一切财产及权利关系的契约、簿据等凭证所征收的一种税目，由荷兰商人介绍至大顺。

此外的税制改革，如：改良旧税，统一田赋；归井旧税，如将地丁、租课、漕粮、漕折、耗羡裁并划一；扩充旧税，如烟税、酒税、印花税通行全国；增加新税，如收益税类（包括营业税、财产税、家屋税）、所得税类（包括特别税、所得税、通常所得税、兵役税）、消费税类（包括饮料税、物品税、使用税）、行为税类（包括承继税、所引税、运输税）。

周培公还提出朝廷应该对官有财产和官办实业的收入以及行政规费和罚金等非赋税收入认真经营，主张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筹措整顿币制的经费。

这是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税制改革方案，孝宗朝以后的税制基本上是循此演进的。

第904章 开封

天法四十八年，由于李来亨病情愈来愈严重，他对于实行改革、挽回多年来穷兵黩武造成的财政困难局面，显得越来越急迫，终于在这年三月开始了史称天末改制的官制改革。

朝廷宣布按照此前颁布的“厘定官制章程”，改组各部院，将户政府改为度支部，以税务院、盐政院等机构并入。

度支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下设承政、参议二厅及田赋、海运、税课、笐榷（盐课）、通阜（货币）、库藏、廉俸、军饷、制用（稽核工程、款项及杂支）、会计十司与一个金银库。

各厅、司、库分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除金银库人员较少，各厅、司一般有十数人。

另有收发稽查处（收发文书与催办），设员外郎、主事三人。此外，尚有部务员一百余人，额外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四百余人。

度支部成立后，不仅内部机构做了调整，且作为最高的财政管理机构，着手对全国财政进行清理整顿。

首先以当时的阴历七月为一个会计年度的开始，制订预算决算表，整理财务，派遣人员到各省调查租税及一切行政经费，从而达到“上自皇室，下至地方，巨细无遗”的状态。

财政清理作为天末改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目标是以度支部为财政中枢，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办成预算决算。

度支部人员花费了大量精力，调查各省岁出入总数，覆查各省岁出入总数、厘订地方税章程、试办各省预算决算，最后编定会计法、会查全国岁出入确数、颁布地方税军程、厘定国家税章程。

完成初步清理以后，天法四十九年度支部又颁布国家税章程，试办全国预算、全国决算，并在李来亨生前确定了皇室经费和设立审计院的任务。

在复查各省财政收支的同时，度支部还着手进行了天法五十年的财政预算制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