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第796节

省岁出入预算报告册由各省清理财政局编制，编竣后经节度使核准上报度支部，再由度支部汇总各部院上报预算经费，编制全国预算书。

预算名义上成立了，但这个赤字高达九千万元的财政预算案，各省节度仍纷纷奏请修改，以致预算案有被推倒之虞，度支部不得不两次奏请维持原案，由病危的李来亨亲自出面才压制了所有反对意见。

从存在的问题来说，首先在于编制预算的准备条件还不成熟，如会计法、国家税地方税划分等法规尚未完善、公库尚未全部统一，贸然编制预算，自然矛盾百出。

其次，财政预算应根据国家大政方针、施政重点以确定财政收支。

但天法五十年的预算案纷然杂陈，纯粹是因为李来亨自知时日无多而强行推进的，编制计划缺乏重点。

第三，财政预算收支应该平衡，如有赤字，应明确弥补办法。但无论各省还是全国的预算，都是以赤字交议，李来亨坚决不愿意停止同呆迷儿帝国的战争，军费无法减少，预算赤字便极为庞大，只好又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

尽管有人认为这次预算案是“各种杂乱无章之账簿”，但它却确定了顺朝财政预算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全国财政预算编制案，为即将到来的孝宗朝财政整理奠定了极为良好的基础。

财政改革是天末改制一切计划的基础源泉，由于改革步骤过大，军费支出又十分庞大，财政问题因此一时间十分突出。

当时朝廷已彻底废除了全部科举制度的残余，实行全面的学制改革，责令各省、府、州、县遍设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武备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蒙养学堂等等。

在学制改革的旗号下，创设学堂风靡一时，民政部设有警务学堂，度支部设有计学馆，陆军部设有兵学馆，法部设有法律学堂，商部设有实业学堂，工部亦设有艺学馆。

办学经费问题，因此特别重要。

此外还有振兴工业的问题，到天法朝末期时，工商税收已经成为顺朝国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一大支柱，所以实行重商主义、振兴本国实业以称霸世界市场的舆论越来越强烈。

扶持国家工业，要提供财政政策的支持和优惠，其中减税免税政策是最简单的做法。

朝廷针对工商业确实很早就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如以爵赏奖励工商，借贷官款，参入公股，有时也减免部分货税等。

但这些措施大多无明确的法规条文，随意性较大，未能制定出振兴工商业的完整财政政策。至天末改制时，才确立了重商主义的财政政策。

财政改革的目的是统一财权，这势必触动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反弹和阻挠。所以在天末改制的过程中，李来亨又借机生起不少大案，惩治贪官，扩大了龙衣卫的权限，造成了情治强力机关尾大不掉的问题。

直到孝宗上位以后，在大长公主李徽柔母子的支持下整顿龙衣卫，才消除了这一隐患。

财政改革最大的好处，则莫过于使得朝廷对全国的财政规模有了大致的了解，从此能够量入量出，在合理程度上汲取民间财富做国政需要，再不会出现晚明时国家对民间物质资源动员能力完全丧失的情况。

天末改制还为孝宗朝的财政整顿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得到保障。

新时代正在慢慢到来，而大顺国家也日渐从世祖朝末期过度紧绷的穷兵黩武状态中恢复过来，民间氛围愈加宽松，工商业的发展一天繁荣过一天，奢侈自负、尚武骄横的民间风气，与士大夫经世致用、文武兼资的学风融合一气，形成了世祖朝末年十分特殊的顺朝人民底色。

据有一定家资的顺朝市民，往往有大量购入海外商品、穷奢极欲攀比贵族的一面，但又有边疆发生战事时，踊跃捐献家产、跃马从军的尚武经世一面。

穷极夸富与从容捐献，跋扈尚武与就义沙场，成为了大顺百姓的一种矛盾型气质。

第905章 体制

常言道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但在世祖朝，一代人无疑完成了许多代人才能办成的伟业。

要知道，大顺的国初时代，可说是这个王朝统治最严密、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呆迷儿帝国尚未崛起的年代里，大顺周边无强敌，李来亨的意志几乎可以完全被贯彻到物质层面。

他肆意挥霍着无数百姓积累出来的国库，使大顺国威远布四海八方，将明末以来日渐衰竭的中华国势，一举扭转和推动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峰。

来自欧洲的西洋传教士们，都在他们的笔记下记载了关于天法皇帝的各种传说。

他的军队，他的国土，他的财富，他的人民，那一切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的事物，却又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李来亨将西洋殖民者的力量拒于马六甲以西，连锁反应甚至于造成了西洋势力连印度洋都不再能够独霸。

世界变得更为多姿多彩起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活下来的人数要比原来历史上多得多。

而本将饱受战争、饥荒和殖民之苦的印度人民，也在呆迷儿帝国的成功治理下，实现了一种结合形式的多元政权繁荣。

大顺朝后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也都留存在李来亨的遗诏之中。

他给继承人皇太孙李润石留下的一系列遗诏和材料里，以祖训形式，留下了不少对后世大顺历史发展十分重要的指示。

包括孝宗、高宗以后，方颁行的《皇顺帝国钦定宪法》，很多要素也是出自李来亨的设计。

按照《皇顺帝国钦定宪法》的要求，资政院是帝国国会的上议会。帝国国会同时也由下议会——议政院和皇帝组成。

资政院总计有199名议员，其中包括20名来自全国各宗教团体的灵职阁员、89名民选阁员和90名非选举产生的钦选阁员。其中民选议员根据党派更迭而流动，钦定议员为终身任职，灵职议员于其保有神职身份时续任。

在立宪之初《钦定宪法》便指出资政院有权驳回议政院的所有法令，但是这一权力在随后很快就缩水，并且受到了院章的严格限制。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权力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有效的，议政院的法令并不能不经过资政院直接呈请御批，资政院仍然能够通过延宕性否决（可将议政院通过之法令在资政院搁置三到十二个月不等）来迫使议政院撤回部分法令。

在建院之初，资政院也曾经试图从大理寺处争取过司法职能，但是在“寺院之争”失败之后资政院最终只能行使有限（实际上是全部）的立法权。

资政院的议员来源正如上文所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被称为：民选阁员、钦选阁员、灵职阁员。

起初，民选阁员由各省地方选出两倍于定额人数者（即要求5人，则选举10人），交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指派前往开封任职，其中多为各地有名望的乡绅或者是实业家。

而在后来政党政治逐渐成型之后，民选阁员的选举则采用了多数制的办法，即获得大选的党派能够获得资政院民选议员的全部席位。获胜的党派将可以由其全权指派89名议员进入资政院而不受谕令干涉；联合获选党派则根据各党派登记在案之党员数量来分配席位。

这一办法最初因为监管不力而发生了非常恶劣的丑闻，皇帝也经常借用这一渠道干涉资政院的组成。

钦选阁员一共有90名，略多于民选阁员，这也是大顺二元君主立宪的本质所在。

钦选阁员全部由君主提名。其中宗室王公为10人；各大都督府辖区所属的王公世爵共15人；国朝勋臣20人，帝京大学、帝国大学、进士馆大学等高等院校中退休的各类教育界人士10人，从非内阁部门中退休的常务公务人员20人，以及商界纳税多额者15人。

世爵阁员除非犯下重罪被褫夺了爵位的，一般阁员的位置是世袭的，如果继承人在继承爵位时未成年，其监护人可以代替其参加资政院讨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若世爵人丁稀少，无法继承爵位，以至于出现议席流产的情况，那么流产议席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民间人士出任。

由于大顺对于世爵的继承有各种严格的考核要求，即便人丁旺盛，王公贵族们的爵位世袭也未必顺利——所以这一点也就成为皇帝干涉国会的体制漏洞之一。

中国国内主要活跃的宗教有传统的道教和汉传佛教，在西北一带有势力根深蒂固的回教传统，在东南地区则由于受到国外传教士的影响，存在不弱的基督教势力。

此外来自印度的基督教张孙宗宗派和在雪域有很大影响力的黄教，虽然备受朝廷打压，但也在国内存在一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