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盛世从太子监国开始 第164节
“一百万两银子?吾儿又搞到银子了,这孩子真牛!”
对缺银子的崇祯来说,能搞到银子的都是牛人,反正他是无能为力,不然国库和內帑岂能空空如也!
又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夜晚,崇祯放下手中奏书起身前往坤宁宫。
他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习惯,只要朱慈烺做出让他开心的事,崇祯必然去感谢周皇后!
以前经常大半年都会独守空房的周皇后,在太子监国之后,时常能得到意外惊喜。
那就是崇祯皇帝会突然临幸……
很久没有还好睡一觉了,朱慈烺回到钟粹宫在两个漂亮的小宫女侍候下美美睡一觉。
当他睁开眼睛时,已经日上三竿。
看到小爷睁开眼睛,早就等在朱慈烺床前等着服侍他的春香秋月脸上露出甜甜笑容:
“小爷,还很早在睡会!”
朱慈烺摇摇头:
“给小爷洗漱更衣准备早膳,小爷还有事情不能睡懒觉!”
“好的。”
春月急忙服侍朱慈烺更易洗漱,秋月则去给朱慈烺准备早餐。
他给将士们放假三天,朱慈烺自己并不打算休息。
他今天要去朝堂看看,给崇祯的银子今天岳洋会送去。
用过早膳,朱慈烺换上一身龙袍前往皇极殿。
对朱慈烺来说是早朝,而崇祯皇帝和文武百官已经在他之前三个时辰上朝了。
“陛下,臣不反对建忠魂祠,但普通士兵绝对不能进入忠魂祠!
臣认为只有为国家做出极大贡献的官员才能进入忠魂祠。
比如为国死谏的御史唐世济和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等……”
“陛下圣明,臣等附议……”
朱慈烺刚从后门进入皇极殿,马上听到有大臣在谈论忠魂祠的事。
朱慈烺立即停下脚步,他想看看发生什么事。
却看到有文官在反对把战死的普通士兵灵牌进入忠魂祠。
而他们认为被朱慈烺打死的光时亨和唐世济二人应该进入忠魂祠。
原因乃是这两位文官御史不畏强权勇敢死谏,算是为国尽忠,他们才是大明忠魂。
而皇帝老子则脸色铁青的坐在龙椅上,一句话不说!
朱慈烺可以看出皇帝老子在强忍内心的忿怒,有可能会随时爆发,也有可能一直忍下去。
朱慈烺此时已经猜到事情大概,肯应该是皇帝老子今天在朝堂上提出祭奠忠魂祠的事情。
结果文惹毛了那些文官,御史和八科给事中纷纷跳出来反对。
看着那些文官御史丑恶嘴脸,朱慈烺心中杀机再现。
他监国以来杀的言官不算少,本来已经稍微安静几天。
可是在他率兵征战这段时间,言官又开始在崇祯面前表现起来,看来言官不除大明永无宁日。
历史往往会出现很多矛盾冲突,且“矛”与“盾”又特别令人难以理解地并存的情形。
司法监督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其实这条原则同样可以推演到舆论监督的领域,即“以事实为依据,以道德为准绳”。
可见不论何种监督,都必须将真实性放在第一位。
重事实、重证据,司法者以“莫须有”“腹诽”治人之罪,舆论以造谣中伤攻讦他人,势必鸡飞狗跳、乌烟瘴气。
然而,在北宋乃至整个封建时代里被认为最为仁德的皇帝宋仁宗,却开启了“风闻奏事”的先河。
所谓的“风闻奏事”,就是允许言官可以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证据的情形下,捕风捉影甚至无事生非、虚构情节展开各种奏报和弹劾。
即便最终查证并无此事,皇帝也不会追究弹劾者造谣诬陷的罪责。
甚至还会勉励被弹劾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今天的法治社会,“风闻奏事”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
但在封建帝王看来,想方设法让执政大臣与言官之间斗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
让朝臣四分五裂而不是抱团对付皇帝,似乎更有利于皇帝权威的维护。
朱元璋抄袭宋仁宗“风闻奏事”的创举,强化权力监督的考虑多半是次要的。
运用帝王术统御下臣估计才是其原始意义。
皇帝与诤臣的典范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
但问题在于,谏言者与被谏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配对关系:
一个仗义执言、有错必究,一个虚怀若谷、纳善如流。
尽管中间也发生过几次魏征犯颜直谏、李世民盛怒欲杀的小波折,但最终还是春风化雨、“和平”解决了。
有惊无险,总基调是和谐稳固,所以是谏臣与君主关系的典范。
但正因为总基调是和谐的,所以不会惊心动魄,不会有跌宕丛生、悬念重重的戏剧性效果。
而明朝的言官,几乎是在一个被刻意设置的环境中存在的。
又或者是被一个特别擅长制造“泪点”“痛点”“看点”的编剧编排过一般,动辄就充斥着血腥、杀戮等悲壮情愫。
类似唐太宗与魏征的和谐只能树立典范,但产生不了戏剧化效果。
明朝言官所面临的情形经常是一个不爱听、不愿听,一个偏爱讲且必须讲;一个固执不化,一个偏偏更为顽固难缠。
猛兽相逢,势必生死搏斗。
中国历史上冒死进言、持续觐见、集体跪谏、抬棺死谏等有关言官的且偏重与悲情色彩的案例。
我们几乎都可以在不足300年的明朝历史上找到。
言官们的重点工作对象是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
明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首辅(胡惟庸之后宰相制被废,代之以内阁首辅)都是在言官的声讨声中黯然退场的。
例如严嵩父子专权,言官们20年如一日,冒着被排挤、打压、罢免、暗杀的危险。
前赴后继,持续进谏,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万历首辅张居正执政期间,言官以“夺情起复”等为事由,集体跪谏,哪怕被廷杖打伤、打残也毫无惧色。
明朝的那些名臣、权臣例如高拱、徐阶等,几乎没有人不被言官“骂”过。
动辄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宦官势力,也因为言官的存在而被打压、约束。
当然,这期间言官也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言官当然也没有忽视对皇帝的监督。
但凡皇帝有不理朝政、沉迷酒色、懒政怠政、奢靡无度、大兴土木等有失君德、有损国力、有害国政的言行,各路言官势必纠弹不已……
从言官没有辜负朱元璋当初的期待,言官中的很多人因为进谏而获得的“诤臣”“忠臣”的称号也是当之无愧的。
但任何事物都不能演化为极致,物极则必反。
言官所掌握的舆论监督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权力。
被过度保护而失去了制约的权力,最终也会成为脱缰野马、下山猛兽。
朱元璋当初的制度设计,起初的确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因为言官制度设计中的反向制约的缺失,使得制度缺陷最后逐渐演化成明朝重大的政治灾难。
甚至成为明朝逐渐衰弱乃至最终败亡的祸根。
第228章 祸国殃民
但凡历史评论者,总是喜欢将那些言官树立为正义使者和道德化身。
暗自揣度,或许是因为评论历史的人也多半是文人,而那些言官们也基本是文人。
兔死狐悲,同类相怜,所以很容易笔下留情,进而有意拔高,进而着力粉饰。
但明朝的言官,却不得不让我们换个视角去看待这个历史色采太过浓厚的群体。
明朝言官的阴暗面或者说罪过,可用“滥”“贪”“凶”“狠”四个字来高度概括。
而深受这“四宗罪”之害最深的,莫过于万历皇帝。
明朝虽然表明上亡于崇祯当朝,但实质上在万历皇帝的时候,明朝已经是病入膏肓。
而明朝死亡气息的加重,言官们“功不可没”。
在有明一朝,言官们可以纠弹、批判、攻击的对象,上至天子、中至群臣、下至百姓。
言官们可以发表言论的话题更是宽泛至极,上至军国大事的优劣得失,下至衣食住行中的鸡毛蒜皮。
明面上的言谈举止,暗处里的闺阁秘事,都可以堂而皇之成为言官的把柄。
即便是没有发生过的事,也可以按照“风闻奏事”的逻辑进行推理演绎。
总而言之,只要言官有想法、有创意,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骂,弹劾、批评泛滥成灾。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仅听官职名称“评事”就可以得知他是正儿八经的言官。
他曾经给万历皇帝写过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措辞极为激烈严厉。
几乎就是指着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在雒于仁的奏疏里。
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好色无度、贪婪无比、残暴不仁、昏聩无能到了极点的,五毒俱全、毫无善处的人间败类、衣冠禽兽。
如果今天的人们面对这样的攻击谩骂甚至人格侮辱。
脾气暴躁的很可能当场爆发,大打出手。
冷静、理性的也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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