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再起之帝国时代 第90节

　　因而，买一个价格不菲的“瘦马”，对于盐商而言，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

　　“怎么，印度商社和孟加拉商社被取消了贸易专属权后，牛兄也想去那边掺一手？”齐正伦眼睛扫向四周，看着那些富商极为张扬地将报价继续向上抬升，脸上露出几分纠结的神情。

　　“不去。”牛显廷摇摇头说道：“我在秦国从事毛皮贸易十余年，早已有了如今现成的渠道和网络，虽然利润不大，但好在收益稳定，是个长久的买卖。若是贸然跑到去印度，人生地不熟的，说不得就被印度商社和孟加拉商社这两家地头蛇给坑了。”

　　“牛兄说得不错。”梁益锋说道：“听说，税务总司准备要在印度设立机构，参照海外领地的税赋政策，除了间接征收印度土著的赋税外，主要就是收取各项贸易流转税和营业税。好嘛，凡是在印度地区经营的贸易商社和生产工厂，攥取的利润都得被政府给刮一层，不再像此前那般都能将所有的钱落入到自家的腰包里。而在秦国境内，咱们不仅可以享受诸多贸易优惠条件，进出口吃两头利润，还不用给秦国缴纳除了进口关税外其他各种商税，细水长流，贸易利润还是能保证的。”

　　“咱们齐国商人现在能享受一些贸易优惠条件，但以后就未必尽然了。”齐正伦说道：“据大秦朝堂中传出的消息，他们的内阁和户部有意要对所有外来商人征收商税，而且每一笔交易往来的凭证和契约都必须在特定的衙门加盖官印，缴纳营业税，方能正常进行。否则，一旦被朝廷清税司发现未经官方许可而私自交易，货物一律查抄，还要追加罚款，甚至将人给下大狱。”

　　“消息属实吗？”梁益锋闻言，立时惊愕不已。

　　“这个消息是从我们齐国驻南京公使馆里传出来的，应该比较可靠。”齐正伦说道：“虽然秦国朝堂尚未正式确立颁行，但已在他们内阁讨论通过，多半会在明年推出这个政策。你们想想，秦国的西北、漠北地区打得不可开交，补给线又那么远，这银钱物资还不是如流水般地花出去。几个月前，乌斯藏的几个噶伦又闹了起来，把他们那个雪山高僧都给逼到青海，秦国先后派了两三千人入藏平叛，这钱花得多了去了。还有……”

　　齐正伦一副神秘的样子，朝两人靠近了一点，低声说道：“还有那北明、东丹、渤海几个国家近两三个月来，在辽东和朝鲜两地，动作频频，不断调动军队，估摸着是要挑事。听说秦国已经从河北抽调了四千余新军开进沈阳和吉林，严阵以待。这么多麻烦接二连三的爆发，秦国的国库怕是要被搬空喽！如此，他们还不得绞尽脑汁地去开辟更多的财源。拿咱们这些外来商人开刀，也是应有之举。”

　　“呸，大秦朝廷没钱了，随便逮几个两淮盐商，钱不就来了嘛。”牛显廷啐了一口，一脸不虞，“你瞧瞧那帮盐商，把瘦马的价格都抬到五千块了！娘的，他们一个个家里不知道还堆积了多少金银！”

　　“啊？”齐正伦扭头朝台上望去，只见艳舫上的老鸨已经笑得眉眼都烂了，不停地朝台下热情的买家拱手作揖，显见自己调教多年的“瘦马”卖出一个好价钱，是极为开心。

　　“可惜了！”齐正伦恨恨地看着大厅右侧那间报出六千块银元价格的小隔间，一名长随模样的男子眼神睥睨地扫向大厅，仿佛在深以为主人雄厚的财力而骄傲。

　　本来想买个“瘦马”享受一番，顺便带回齐国与同行之间炫耀一下，可拍卖价格已然超过了他心里的预算，只能选择作罢。

　　六千块，足够在波斯、奥斯曼买十个极品女白奴了！

　　这“瘦马”委实太贵了点！

　　然而，这几位齐国商人的静默表现和沮丧神情，却让在场的诸多秦国商人暗爽不已。

　　你们齐国人不是自诩有钱吗？

　　这么多年来，差不多陆陆续续也给我们大秦朝廷借了好几千万两银子，每年还从我大秦购买一船一船的茶叶、瓷器、丝绸，以及各种药材、桐油，俨然一副不差钱的暴发户模样。

　　怎么着，花几千块钱买个“瘦马”都抠抠搜搜，拿不出钱来了？

　　这几十年来，大陆的秦国人对齐国的看法，充满了矛盾和纠结。

　　诚然，在前明崩塌，清虏肆虐神州时，齐国不遗余力地扶保各路抗清势力，更是几度挽神州于倾覆之际，使得清虏始终无法彻底灭亡我汉人继统，保留了一丝翻盘的可能。直至我大秦二次北伐，齐国助力秦军直捣黄龙，一举攻占北京，从而将清虏逐出中原，恢复汉家江山。

　　那个时候，不论是士绅官员，还是黎庶百姓，都对齐国报以感激之情，认为齐国同为华夏一脉，血肉相连，对我大秦有再造之功。

　　随着国内大规模的战乱结束，秦国的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和增长，尤其是最早光复的江南、两广、福建等地区，不仅农业生产恢复至前明时期，就连工商业也开始迅速回升。无数的齐国资本和商品涌入，极大地繁荣了江南经济，也加强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齐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大陆市场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便陷入到长期的停滞阶段，甚至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齐国商品的销售额不升反降，出现巨大贸易逆差。双方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和争执。

　　不得不承认，齐国的大机器工业确实比秦国境内手工工业具有更高的效率，但秦国的劳动力成本廉价得近乎免费，以至于他们的机器都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在秦国，尤其是江南地区，几乎每一个有条件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使得秦国不仅不需要齐国的机织布，反而将其棉织品不断出口至朝鲜、日本、安南等国家地区，挤占齐国好不容易才“打下”的市场。

　　对当时占主要人口的秦国广大农户来说，他们身上的衣服基本上还是出自传统的手工家庭作坊。

　　“各村的大街上，家家户户都有年老的妇人，坐着转动老式纺车，恍如上古时代的图画”。

　　齐国只能售卖一些秦国无法自产，或者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的工业制成品，让众多想要在大陆掘一桶金的商人失望不已。

　　不过，在抱怨和腹诽的同时，脑袋灵活的齐国人发现做茶叶、瓷器以及丝绸的转口贸易，将其倒卖至印度、波斯、奥斯曼，乃至欧洲等国家地区，也能赚取不菲的利润，便利用自身对各条海上航线的控制，很快把控了上述商品的贸易垄断权。

　　由于掌握了销售渠道，控制了通向外界的海上交通，齐国的商人们很快就获得了商品定价权，两头通吃，生意做得简直不要太舒服。

　　近些年来，不论是茶叶、瓷器、丝绸等传统商品，还是桐油、猪鬃、药材、矿产、手工艺品等，贸易总量都要比秦初时期增长了八倍到十倍的数量，但贸易金额却只增长了不到五倍。

　　“增量不增价”，这就意味着秦国卖的东西越多，赚取的利润反而越薄，让秦国的商人郁闷至极。

　　而有些消息灵通的秦国商人获悉，齐国人在转手将那些商品卖给西洋人时，价格却一点都没减一分，甚至有时还会故意控制输出的规模，人为地抬高售价，一进一出，赚取超高的暴利。

　　此举，无疑遭到秦国商人无比的嫉恨，你们齐国人分明将本该属于我们的利润，硬生生地给抢去了！

　　齐国人控制了南洋，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控制了整个印度洋，甚至正在谋求控制整个海洋，掌握全球的脉搏，而秦国商人回头再瞧瞧自己孱弱的水师舰船，也只能叹息不止。

　　嫉妒中不无几分羡慕，羡慕之余，也会生出一丝忌惮。

　　建基于蛮荒之地的齐国，已不同往昔了，曾经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也不得不矮下身子，平视、甚至有些仰视这个华夏同枝、文化相连的“兄弟”。

　　但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文明，骨子里永远都有一股不屈的气势，只要在某些方面能压齐国人一头，何妨施些钱财。

　　区区“瘦马”，自当一掷千金，让这些来自汉洲大陆的齐国人瞧瞧我大秦商人的气魄。

　　正当那位扬州盐商在大厅里诸多商人恭维道贺声中，一脸自傲地就要上前牵起那名艳丽无双的“瘦马”时，却被匆匆赶来的艳舫主人给阻了。

　　“太后薨逝，禁绝烟柳欢娱诸业，更不得行欢作乐。”那名舫主一脸歉然地说道：“故而，此间姑娘恐暂不能予恩客享用。告罪，告罪。且请恩客稍待一月，可好？”

　　那名盐商闻言，呆立当场。

　　什么，太后薨逝？！

第167章 桎梏

　　如果有人说秦国是一个纯粹的落后农业国家，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恰当。

　　经过数十年的承平发展，在秦国境内，有数量众多的手工工场、作坊，以及矿山、冶铁炉，也有引入了齐国先进机器的大工厂，以工商业规模和经济活跃度而论的话，是远远超过前明时期，这也使得非农业人口的数量非常庞大。

　　如，景德镇有八万多工匠，长江上有十五万多纤夫，江浙地区和广东地区的织工皆有十余万人；岭南、夷州也有十多万的轧糖工人；各个大城市里也有无数的手工艺者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在西南地区的矿工数量，也达百万之多。

　　“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佣工者不下数万人……”。

　　但这些绝大部分都属于手工业者或者纯粹的苦力，没有机器，也没有机械化。

　　当然，在松江、登莱、广州等地是有一些以机器生产的大工厂，不过，以秦国庞大的体量来看，数量还是显得太少。

　　五十多年前，明秦换代之际，有朝堂官员目睹齐国商品和器物涌入时，还很不以为然，态度是颇为不屑的，“汉洲之物，无他，皆不过以供玩好。”

　　当辛酉宫变，太后摄政后，颁布谕旨，开启革化新政，其中指出，“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犹以制器为先。”

　　那个时候，各地开始小规模地从齐国引进各类“器物”，开办工厂，发展现代工业。

　　由此，机器的引进打开了古老铁屋的天窗，在权力与暴力的角逐中，在自卑与自负的交替中，在失落与疯狂的煎熬下，古老的华夏神州步履蹒跚，逐步踏上一条并不那么心甘情愿的工业之路。

　　不过，囿于儒家传统，也囿于见识上的局限性，在许多朝廷大员和士绅眼里，只是将“齐学”视为一门补充性的知识，而不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

　　曾有大儒言及，“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因为，在历千年文化影响的神州大陆，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商业主义，极大地阻碍了秦国工商业的大发展。

　　《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这使得历朝历代的民间商业会更多地遵从于官场规则，而不是市场法则。

　　即使在大秦境内颇有影响力的传统商帮（徽商、晋商、陕甘商帮、棉商、盐商等）和若干财力雄厚的钱庄，以及两广、福建等地腰缠万贯的海外贸易商人，他们与齐国境内的商社和工厂主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商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其商业活动以权力租售形成的市场垄断为主，更谈不上什么技术发明和创新。

　　在古老的大地上，儒家的罐子容纳了太多的东西，并且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约束力），桎梏了太多的事物。

　　与欧洲西方的冒险探索精神以及汉洲大陆齐国逐渐成型的科学竞争精神所截然不同的是，华夏神州的传统更强调质朴与无为，这突出体现在部分儒家经义之中。

　　诸如，“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又比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所谓“无为”、“不争”、“不尚贤”，这种节制体现了传统时代的东方智慧，其本身无可指责。

　　正是基于长远考虑，为王朝的稳定和久安着想，对于“挑战自然”的技术革命或多或少地会持警惕和审慎反对态度。

　　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如果抛开功利色彩，很难说这种保留和保守不是一种智慧。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日中则仄，月盈则亏”，“盛极必衰，否极泰来”。

　　前宋横渠先生张载的《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什么个意思呢？意即人与人，人与万物都是一体的。

　　劳什子蒸汽机、大铁牛，不过栽于人的利器而已，小道矣。

　　传统儒家强调人的内省，要征服的是“心”而非“物”。

　　纵观历史来看，中国儒家文明崇尚中道与中和，对于人类文明的垂之久远，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资源无疑是一种启示。

　　齐国所宣扬的所谓工业精神，或者工业文明，并不值得夸耀和引进，只不过是他们为谋求征服洪荒、战胜野蛮、行霸道之举所带来的一个“附属品”，是给华夏文明引来的一个“扭曲”现实问题。

　　在大秦太后摄政那些年，辟松江、登莱两地为“经济革新区”，还列为朝廷直隶府，施以不同于大秦经济和治理方法，引进齐国各类工业生产制造，鼓励工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

　　然数十年过后，随着太后退出权力中枢，还政于乾元帝，在没有了最高执政者的支持和扶保，上述两地建立的数百上千家私人工场和作坊，也慢慢萎靡和凋零，甚至不少工场沦为官商的附属。

　　有的工场缺乏资金和管理手段，经营每况愈下；有的则因为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强买强卖，拖欠货款，而难以为继；还有的则被朝廷强行入股，搞成了官商合办，或者改为官督商办。

　　所谓官督商办，只不过是以官侵商，以官压商的一种手段，使得商人和工厂主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自由。

　　自宋以降，不论是前明，还是短暂统治大陆的清虏，乃至现在的大秦，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除了士大夫以外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力置于国家之上（或参与其中），或者将君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达成一种彼此支撑，又彼此制约的权力平衡。

　　大秦的商人阶层没有政治地位，也对政治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并不构成一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强大力量。商人为了生存，只能通过行贿和攀附官吏，或者将官员的权力引入进来。

　　儒家道德，不仅是王朝政权的一种法律约束，也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历朝历代可以崩溃，可以灭亡，也可以被征服，但新的王朝的权力体制不会改变。

　　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至于一些“器物”、一些先进工厂，更像是维系王朝统治的一块漂亮的“补丁”。

　　齐国何以强盛，何以精进，何以制霸海洋，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在于施行数十年的普遍义务教育，在于朝堂内外、民间舆论对科学和制器上的关注和倚重。

　　而大秦历数十年来，世之侈谈“齐法”者，却仅注于精制造、利军火、广器械，此不过抑末矣。

　　太后摄政期间，曾在松江府试行五年义务教育，以齐国改良课本为范，“新学”士子为师，广招稚龄孩童，然推行不过七八年，便囿于财政乏力和生源寥寥（许多穷苦的人家的孩童需要帮家人做事，或者出来做童工），最后消散于无形。

　　一些曾于齐国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也曾指出，“齐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儒家文化）远逊于我大秦，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赦令院及内阁，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火枪、铁路、机器，诸般事务，此其用也。而我大秦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此诚不相及矣！”

　　在固有的天朝权力体制下，大秦境内一些引进了先进机器和设备的工厂，因为传统的思想和落后的管理方式，使其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投入产出相较于齐国投资设立的工厂，皆大为不如。

　　非秦人不艰，实无形之手桎梏矣。

　　技术源自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无中生有，而大多都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即把许多旧技术整合成一个新技术，从而产生“1+1>2”的效果。

　　对于齐国这种一直都在为人力短缺而苦恼的新生国家，最重要的发明不是哪一种机器，而是发明了一种观念，即以最节约人力——当然，后面逐步转变为节约成本--的方式产生最大生产效益。

　　后世曾有学者言，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

　　在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秦国，许多“有用”的科学沦为小道，效率极高的机器成为附庸，因为人“又多又便宜”，机器在某些时候，会被视为有害无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必须靠劳力来生存的状况下。

　　这个时期，在秦国境内，在有识之士的主导下，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现代工业的秘密在于技术创新，但新技术和新机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短期内，会让传统劳动者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并可能威胁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