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13节

　　这些人过高的注重军事上的力量，忽视了群众的力量。假使不改正纯军事的思想，红军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至于更进一步，提出在组织上把军队政治机关隶属在军事工作机关下，继续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摆脱无产阶级领导和以军队控制政权的危险，如同国民党反对派所走的道路那样。

　　譬如本位主义。一部分同志脱离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军队中拉帮结派，以家乡地域为划分，排斥部队中的其他人，以小圈子小团体代替了以革命利益为本，有山头主义的风险。

　　另一部分同志一切只知道为第十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牢固抓住手头的武器和兵员不放。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本位主义思想不破除，红军就不能在党的领导下构成统一的整体，武装群众的工作也无法完成，红军将在保存力量、各自为战的过程中失去力量发展的来源。

　　又譬如非组织的观点。

　　一方面是少数不服从多数。少数同志的意见一旦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另一方面，是进行非组织的批评。有些红军党内的同志在进行批评时不针对错误，反而成了攻击个人，另一些同志不在党内批评，转而在党外去提出批评。

　　奉行非组织的错误意见，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还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现，必须用严格的党的纪律来对抗这种个人主义作风。

　　除此上种种错误思想外，文继民在第十军的调查工作中还发现有盲动主义、流寇思想和个人主义主导下的小团队主义、雇佣思想与享乐主义等等诸多错误思想类型，对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害，需要长期的思想教育和持续的对党内落后分子清除来解决，从而使红军和其中的党保持鲜明的政治性，坚决执行党的任务，同时不断增强革命武装的力量。

　　即将起义的第十军作为未来的红军第二军，对其进行整体改编的工作还存在着另外的隐患。

　　由于是前所未有的对一支军级部队进行红军化的改编，军中普遍存在的旧军官就成了不能忽视的大问题，他们普遍有着旧思想，但在个人的表现上略有不同。

　　一部分是孙蔚如、李兴中等秉承着旧道德的传统军官，他们遵从作为军长的杨虎城同志的命令，允许了党的组织在其麾下发展。但他们保守的旧思想驱使着他们本能反对党对这支部队的改造，是他们认为土共在这支部队中与其是合作关系而非领导关系，雇佣军队的思想很浓。

　　这一些旧军官虽然相对保守，但其军人道德上的坚持使他们没有直接的表现出对土共党组织的敌视，且同样的贫苦出身是他们对工农群众保持同情，是可以在持续的思想工作和群众运动中争取过来的。

　　另一部分是冯钦哉、王俊和沈玺亭等极端利己的军官。这些人心中没有信仰和道德的约束，在行为上个人利益至上，有奶便是娘，极易被常凯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收买以反对土共的革命，叛变风险极大。

　　这些旧军官在传统的军人道德上无所顾忌，且想要维持个人奢靡腐化的生活，所以其所属部队往往军纪败坏。

　　他们一面通过克扣军饷和驱使士兵为其个人义务劳动等手段大力压榨普通士兵，一面命令麾下部队队普通民众进行抢劫，从穷苦群众那里掠夺仅有的财产。

　　这种人一旦混入红军的队伍，对红军声誉的危害极大，是革命军队中的害群之马。同时，这类反动分子不安于在革命军队中无法随心所欲的生活，总在谋划着叛乱和其他反动活动，以图用革命者的鲜血换取反动派势力头目的奖赏。

　　所以，对这类危险的旧军官必须要做好充分警惕。在起义部队改编的初期，就要着重把这群人与部队分离开来，预防其带领整支部队发动叛乱，从而对红军和整个革命事业造成妨害。而一旦发现其暴露出破坏革命的计划，就必须尽快掌握好其叛变的证据，在审判前尽快解除其行动的能力，以预防其与其他反动派里外串通破坏革命。

第32章

　　要做好军队的政治工作，第一条就是要对党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从革命的历史来看，即使不考虑文济民从后世带来的“未来革命历史”，革命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也是革命胜利的生命线。革命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一不到位，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一旁落，革命就莫不陷入极危险的境地。

　　在大革命时期，也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发生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

　　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工农联合的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自动地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次的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

　　民族资产阶级则甘附大资产阶级的尾骥，除革命的工农群众外的诸多社会群体，无不屈从于反动派的淫威。

　　到此时，能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土共，土共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土共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

　　没有土共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带来的坚持性同时表现在军队和地方。

　　从井岗山、湘南到过去一月中成功发起的平江起义，地方上革命根据地失去党的绝对坚强领导未见有不失败的，革命军队中失去党的绝对领导未见有不散落溃败的。

　　敌人无暇顾及时，各路政府常常挂着号称革命的招牌，但当反动派的军队一来，往往无需什么斗争，这些个所谓政府便作鸟兽散，不见什么坚持革命的韧性，反而兀自地以“保存革命火种”之类的口号逃跑隐藏，抛弃了鼓动起来的广大群众。

　　而有土共党委绝对领导的代表会和政府，无不与群众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或许起名的调门不显，只以工农为名，但自建立起就在不断为贫苦群众排解困难，强敌压境时往往也能组织起群众坚持斗争以策应主力对敌之作战，同时使革命群众不至陷于迷茫无措的境地。

　　在各处暴动的过程中，党未能获得绝对领导权的革命军队也颇有一些，大多为倾向革命之民众自行组织起来或亲近革命之军队自发斗争。

　　然而，这些军队在与反动派斗争的过程中辄遭打击，随后便不是溃散自逃就是被敌收买之下分化瓦解，白白叫革命的武装力量损失掉了。

　　唯有过往经历深入改编、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骨髓里的红一军各师才有不同，能在强敌之前纵横自如，挫败敌进犯之目的后实现建设发展和保卫根据地的政治目的。

　　与此同时，强化党绝对领导权后的革命队伍中党对队伍的掌控力是空前的，即便偶有意志不坚之成员逃跑叛变，也止能拖走三四人与几支枪。

　　叛徒或逃亡者即使身居高位，也无法像其他军阀部队那样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面前各自带走大股部队投敌，随即宣告一支部队的散伙。整支革命军队真正在党的政治工作下融为一体，成为敌人拖不跨、搞不乱、夺不走到最后打不赢的工农革命军队，以更多样自由的作战方式综合打击敌人。

　　从这些经验来看，革命军队之稳固和胜利建立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上。因此，在今后的战争阶段，务必要在革命军队发展党的政治工作，强化党对红军各部队的领导，从而实现土共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权。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对革命军队中的指战员作政治宣传，除揭露敌人的残酷反动外，还要专门指出革命的正义性，并指出有革命胜利可能之道路。

　　敌人的残酷反动自不消说，从大革命时期结束以来，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革命同志和群众的血流的足够多了。

　　即使北方相对闭塞，也对常凯申所谓之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同党人士（即国民党左派同志）和土共党员的惨烈屠杀，他们过去或无显著的直接感受，但文济民随记忆带来的无数鲜血淋漓的资料，足以向军中指战员直白揭示反动派之残暴与酷烈。

　　关于土共党的正义性，则要从两个维度来叙述:

　　土共的第一重正义性来自革命低潮时期的坚持斗争。在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常凯申买办政权公开叛变革命捕杀大多数进步人士后，国内各政党除土共外，均不能坚持与敌的斗争，往往一次打击后即告饶投降。

　　在此情况下，原本颇有一些的各民主政党纷纷成为国民党反动派之附庸，为其反人民反正义的道路鼓吹翼赞。这一阶段，原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本已丢失，遭到掌握军队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政权的窃取，但其日渐暴露的反动本性使群众渐渐认清，革命的领导权就在坚持斗争的过程中回到党的手中。

　　劳苦大众寻求正义的渠道大多被堵塞，革命的领导权自然归于始终坚持斗争的土共，土共也在坚持组织群众反对大资本的买办阶级统治压迫过程中强化了领导权，正义性得到工农群众的进一步认可。

　　土共的第二重正义性来源于土共自身的纲领、目标和政策。

　　土共的纲领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最高纲领是指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的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两个纲领统一在改善人民生活、为民族求解放和为国家求和平的目的中，都表现出对人民的有益性上，天然地在执行中具有革命的正义性。

　　党的政策相对具体，即土地革命的各项政策，在路线上表现在正确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土共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和路线，为革命探明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首先，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彻底消灭了封建地租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政策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打破封建剥削体系，使农民拥有生产资料，提高其生活水平。

　　其次，土地革命促进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通过土地改革，农民从被剥削者转变为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这不仅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增强了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权利。土共自身的正义性也得到了彰显。

　　此外，土地革命推动了社会变革。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历史上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它不仅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结构，还促进了社会阶层关系的重塑。

　　这种巨大的社会变化使农民不再为困苦的生活所迫，深刻参与到革命后的政治生活中来，他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还有，土地革命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这一政策激发了农民的革命意识，许多农民积极参与到革命斗争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在土地革命中激发革命热情进而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的贫苦农民是土共的基本盘，始终坚定地支持土共的革命工作，认证了土共的革命正义性。

　　最后，土地革命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自己土地的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主动把精力和智慧投注到农业生产中来，农业生产效率也随之提升。

　　同时，经过土地革命解放了生产关系的农村不再受到封建关系的束缚，许多生产合作社蓬勃发展起来。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包括维修水利设施在内的更多维护生产活动获得了群众的广泛参与，农业生产力在不断投入中得到提高，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土共正义性再次表现出来。

　　在这一伟大的进程中，最广大的革命工农群众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被解放出来，得到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生产资料，生活条件根本好转。同时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被激发了革命的热情，参与到革命重来，和土共一起进行正义的革命事业。

第33章

　　因为第十军这支起义部队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庞大，加之土共在其中因种种困难组织发展工作时间较短、程度不深，所以军中党员的数量和质量都严重不足，给改编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

　　这种情况下，一味的照搬湘赣斗争中第一军的红军改编经验是完全不够的。僵化地沿用下来的结果，不是因为撒胡椒面儿似的平均分配政工人员导致政治工作做不到位，就是集中党员对一小部分较进步的队伍做政治教育和宣传，放弃了这支革命军队大部的政治工作，对其放任自流。

　　以上两种方式在第十军的改变中都不可取，面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局，文济民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凭借自己那超人的身体素质和旺盛的精力加倍努力工作，深入广大基层党员同志，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多方寻找出路。

　　毕竟无论此时的局面多么困难，总不会比大革命失败后常凯申和汪精卫等人叛变革命，对土共同志举起屠刀时更加绝望了。更不要说这支部队本就有着倾向革命的特点，对革命有利的因素远多于不利因素，所以对于如何同时深入广泛开展政治工作的问题，只要同志们集思广益，出路总还是有的。

　　文济民努力开动脑筋，终于在一次调查间隙时和杨虎城同志的讨论中获得了灵感，从而在改编的前期工作中采用了特别的工作技巧和策略，尽量实现了第十军中土共政治工作深度与广度的统一。

　　文继民所采取的改编工作技巧策略说来也简单，大致有军队和政工两方面的尝试。

　　军队方面的工作策略结合杨虎城同志多年军旅生涯的感悟和文济民自己从记忆中挖掘的历史智慧，其核心要点在于尽一切可能保证改编期间军队的稳定，确保第十军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不会在此期间爆发。

　　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很简单，甚至到了有些简陋的程度——由杨虎城同志召集第十军中高级军官进行集体会议，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策略，把这些在军中有号召力的军官军权暂时剥夺了去。

　　由于文济民到来和前委会议采取了保密的方式，在改编开始前汉中暴动特委与第十军军官之间存在情报信息上的巨大落差。第十军中各个将领对于军队前途仍各有看法，凭杨虎城同志在军中的威望，可以很轻易地以“共同商讨本军发展方向”为由将主要将领汇集到一起。

　　在实现主要军官与所属部队的分离后，消除军中不稳定因素的过程就简单了许多，也避免了造成更大的损失。就这种分离军头和部下从而趁虚而入吞并所部的手法而言，一定程度上与常凯申之中央军吞并杂牌部队的方法异曲同工。当然，前委采取这一手法是为了革命的公利而非个人私利。

　　在如何处理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军官这一问题上，汉中前委参考了杨虎成同志与各人长期共事下形成的评判意见。

　　结合党组织基于情报和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前委集中处理了其中一批最不稳定的极端反动守旧并有投敌叛变倾向的保守军官，秘密处决了其中已有血债者。

　　剩余的军官中，仍存在相对保守和相对进步的两派，但前委对这些人的处理整体温和的多。

　　对保守派中基于政见不同而完全拒绝合作、反对土共改编者，前委要实行一段时间的软禁，但向其允诺暴动正式发起后放其离开；

　　对保守派中虽思想相对陈旧，但因传统道德而在杨虎城同志劝导下乐意合作者，前委则先予其练兵权，视其未来长期思想变化来决定让其参与指挥。

　　对第十军中倾向革命的进步派将领，前委则争取将其发展为党员或预备党员，一面扩大有军事指挥才能的党员的数量，使其在党的领导下指挥军队作战，一面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在短期内仍以现有党员作为掌握军队的骨干。

　　从军队方面的整体措施可以看出来，文济民对第十军几乎采取了打散组织重构的方法，以其短期战斗力的极大损失换来这支革命军队脱胎换骨，实现其向红军这一实现党的政治目的的武装集团的转变。

　　这一整体方法策略的实施基于前委的一个共同判断——

　　短期内汉中地区和第十军都将处于较和平的环境！

　　由于近期奉系军阀这个共同敌人即将丧失，国民党新军阀内部将陷入焦灼的僵持中，暂时无暇顾及汉中地区的变化。

　　因此，除敌在暴动发起后的第一波条件反射性调动和试探进攻，随后一段时间内敌人将无法把主力调到汉中周边，第十军也无需进行高强度运动或高烈度作战。

　　政治工作的工作方法同样依靠这个短期和平的判断，但细节上又略有不同。

　　因为文济民与前委的相关信息保密工作十分到位，所以国民党反动派无从得知关于汉中准备举行暴动的情报，只要不立即发动暴动，因政治形势而焦头烂额的敌人就会持续的蒙在鼓里。

　　同时，相比于前面对于全国整体政治形势的分析，政工工作的工作方法革新更多是建立在汉中局部的小环境稳定上。得益于此前第十军调动到汉中驻防的变化，目前汉中地区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就是第十军，其余武装多维地主土匪民团等，缺乏正规战斗力，不敢主动挑衅这支革命武装。

　　以上两方面的有利条件最终导向一个结果，那就是第十军有相当长的一段安稳时间，可供土共党委深入地开展政治工作，用对不同部分部队分时的工作来弥补党员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

　　这段安稳时间的长度基本由汉中暴动前委来决定，在彻底举起发起全面暴动前，陷入政治僵局的国民党反动派很难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

　　这些国民党新军阀反而很可能将第十军的变化情况视为普通军阀部队中的内部倾轧，在麻痹大意中忽视。即使其有所察觉，在中原这块儿国民党新军阀多股势力彼此牵制纠缠的区域，也很难立即下定决心主动派来进攻，难免在打探情报的过程中消耗了时间。

　　总的来说，由文济民提出、前委表决通过的政治工作办法表现这样的特点:政工力量使用在局部的集中和在整体的分散。

　　局部的集中表现为文济民对目前尚能灵活调动的党员先进行集中培训，效仿曾经的土改工作队模式。使这批党员在跟随文济民对选定的营连开展政治工作，逐步学会正确的政治工作方法。

　　在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也能不断摆脱原有的错误思想，真正做到思想上入党，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成为党外的革命战士的榜样。

　　这只文济民亲自率领的带有学习性质的第十军改编政治工作队人员并非固定，而是在队员不断的学习成长中轮换。要不断让这些思想上得到纠正、行动方法上得到启发的同志到改编工作的一线独当一面，把正确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推广开来。

　　上面的方法涉及到政治工作局部上的集中，我们最后要谈的就是政治工作整体上的分散。

　　虽然第十军的土共党组织在文进民到来前已经在四分之三以上的部队中做到了把支部建在连上，但同样是因为党员数量的不足，整支部队中党员是绝对不足的。各个支部缺乏党员，很多党的政治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项问题文济民并没有从二选一的角度来思考，而是参考了湘赣的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和地方党委扩大党员数量的方法。

　　其一，文济民安排一部分刚刚从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的新同志到尚未建立党支部的部队中，彻底把土共党的支部建在第十军每一部分的连队上，保证前委下发的命令指示能够有效传达到这支部队的每一处，不留下政治工作的空隙。

　　当然，这部分摊薄平均使用政工力量必然导致各个支部党员数量的不足继续扩大，不能实现党对整支革命军队的绝对控制。不过，完全建立起来的土共组织网络使得第十军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在原本体系外有一个指挥的框架。

　　其二，文济民化用了湘赣党委通过土地革命扩大党员基数的方法，借助此前部分集中的力量，亲自率领第十军改编政治工作队在第十军每一个团中分别挑选一个营开展工作。

　　改编政治工作队通过使用以诉苦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式整军运动办法，使第十军中的军阀雇佣军队习气大为削弱。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贫苦工农出身的基层官兵得到鼓舞，认识到了造成他们悲惨生活的罪魁祸首，从而产生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政治积极性，主动接近党，成为入党的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