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15节

　　由起义官兵带头，群众们纷纷叙说起自己在旧社会中遭遇的悲惨经历，通过大家普遍的苦难生活的对比和联系，识破了剥削阶级蒙骗坑害自己的伎俩，认识到地主阶级伪善面孔包装下极度残忍的剥削和压迫。

　　在这个过程中，工农群众们终于认识到只有同样的劳工阶级才是和自己共命运的，因此产生了革命的团结。

　　伴随着这一阶段的工作顺利进行，汉中暴动的工作终于要进行进行到下一步，也就是打破封建压迫剥削的旧社会、建立属于工农群众的新社会和巩固土共基层政权的关键一步。

第36章

　　红二军在完成夺取城镇统治中心和封闭汉中盆地任务后就转入防守，以汉中地区各县城为中心，分兵执行下一步在周边地区的暴动革命任务。

　　红二军的官兵通过前面提到的打击恶霸劣绅以及清剿土匪等行动，将工农群众从最直接的人身威胁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传统社会下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在农村初步建立起了党的权威和信誉。

　　随后，在红二军和汉中各地党委实现基本控制的地区，汉中暴动前委普遍推行了废除苛捐杂税和取消高利贷的政策。贯彻了中央“消灭一切国民党军阀政府捐税制度和其一切横征暴敛”的经济主张。

　　暴动以前，汉中地区虽然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但在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暴虐统治下，苛捐杂税林立、地租高利贷横行。当地各种苛捐杂税多达130余种，种植鸦片的要征烟税，不愿意种植鸦片的，要抽“懒捐”。

　　同时，汉中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田赋预征无度，许多人因交不起税款而被活活打死，以至于出现了“杀人可恕，欠税难容”的社会怪象。

　　接下来，汉中各地方党委在红二军部队官兵的配合下，广泛开展土改前的群众性诉苦运动，使广大工农群众普遍认识到自己过往贫苦生活的根源是受到剥削，同时在军民共同诉苦的过程中强化了红军和工农群众的情感联系。

　　就土共对工农群众的动员目标而言，通过土地再分配和其他经济政策使农民“翻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启发群众“翻心”，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

　　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诉苦吐苦水”，“诉苦越诉得苦，斗争越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使翻了身亦不能翻心”。

　　关于诉苦运动，一方面，文济民、南汉宸和高冈等前委同志通过分析整理，结合广大党员同志的工作经验，总结出一套关于诉苦运动的实用组织方法。

　　其一，军队诉苦运动与地方群众诉苦运动有机结合。文济民把红二军改编中屡试不爽的诉苦运动经验融入到土地改革的群众工作中来，将暴动前受限于保密原则未能推行的军民诉苦结合的诉苦运动原则贯彻下去，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充分认识到他们和群众在悲惨命运上的普遍联系。

　　在他的安排下，红二军分散到各地执行革命任务的部队的配合土共党委，组成专门的诉苦运动工作队，结合红军官兵的诉苦经验和地方党委的组织经验，积极开展军民结合的诉苦运动。红军官兵在前一阶段的诉苦运动中有了诉苦的经验，情感上更加融入，可以更加有效地引导地方上群众的诉苦。

　　其二，以点带面，先培养出一部分地方诉苦骨干再行扩大。在暴动区域县、区党委的领导下，诉苦运动工作队一般先以基点村为单位，召开贫农诉苦大会，并大量发现和培养新积极分子，使之成为领导诉苦运动的骨干，回村后即开展家庭诉苦、会员诉苦运动的教育。

　　勉县作为这一方法的试点，就以这样的方法层层推开，在绝大部分村庄开展了算账诉苦运动。从结果来看，只有这样才能将苦主个人的苦和对地主恶霸个人的恨，转换为整个贫农阶级的苦和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恨，将斗争从有具体对象的“某某人斗某某人”转变为抽象的“贫苦农民斗争恶霸地主”，产生推翻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热情。

　　其三，建立起负责土改工作的专门机构。在土改工作队的组织下，在暴动区域内的各个城镇和村庄都专门成立了诉苦委员会、诉苦指挥部、翻身委员会等临时机构，担负宣传和组织之责，引导和组织广大劳动群众开展诉苦。

　　另一方面，在调动群众参与诉苦运动情绪的方法上，文济民也和前委其他成员结合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经验整理出一些办法。

　　其一，要在公开的场合展开群众集体诉苦，塑造有益于诉苦的环境氛围。文济民在前委给汉中各地的诉苦运动工作队意见中还格外提到，要注意地方诉苦运动和红军诉苦运动的条件不同，民众居住得比较分散，必须专门选取公开的的场合来进行。

　　公开的开会是最基本的诉苦形式，家庭会、小组会、贫农会、中农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乃至乡（区）农民大会，开会“可以使人们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感”，而且“一个人的话可以启发另一个人”。

　　对于谨慎而从众的个体农民来说，人数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足以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打破其保守的习惯，促使其在群体的激扬氛围中“走向行动”。

　　其二，讲求合理的工作方法，循循善诱引导群众诉苦。根据城固县委在组织诉苦运动过程中的经验，前委归纳出了“点苦”、“引苦”、“劝苦”、“攀苦”这四种方法，以此来帮助、刺激落后分子诉苦，进而寻找苦难的根源。

　　在引导贫苦群众诉苦的具体话题上，一份勉县土改文件进行了罗列罗列，达到23条之多。稍加分析，可将其提出的问题大致分为四类：

　　一是述苦情。如“在灾荒的时候，谁把你的土地房屋工具弄走了？”“收取苛捐杂税和放高利贷，改变负担方法，不实行合理负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二是引苦感。如“还记得饿得四肢无力，妻子儿女和年老的父母死离活散的悲痛情形吧？”“汉奸恶霸地主走狗，他们对穷人说话和气吗？他是否拿你当人看？他们凶恶的面目，你看惯了吗？”

　　三是讲苦理。如“我们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耕田人没饭吃？盖房的人没有屋住？世界上享福的人应该是不种地不做工的人吗？”“地主汉奸恶霸离开穷人就不能生活，穷人离开他们就会好过，这个道理对吗？到底是谁依靠谁呢？”

　　四是去苦蔽。如“汉奸恶霸豪绅地主有时候小恩小惠，有时候嫁祸于人，你上过他们的当吗？他真的和你亲善吗？”“你害怕有用吗？你应当如何奋斗呢？”

　　其三，借助传统社会关系的认同调动群众情绪。血缘关系和孝亲意识是传统乡村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诉苦中也成为调动农民情绪的有力武器。

　　“感觉本身无苦或有苦说出来不悲痛”时，解决办法就是扩大诉苦范围，由诉自身苦转向“诉老辈苦”，使他们认识自己是“辈辈苦、胎里苦”。留坝县两河口村诉苦的经验之一就是，“小组诉苦如诉不好或不知道，可到家里问爹娘，开家庭会找苦”。

　　其四，诉苦要勾起群众心底的对过往悲惨命运的委屈情绪，从而让群众们哭出来。工农群众情绪被激发起来的重要表现就是“哭”，根据各地党委的汇报，各地举办的比较成功的诉苦大会上群众们的哭声很重。

　　在略阳县，“长坝村六十个贫中农诉苦会上哭了五十多个，三岔子村的四十个中贫农会员全都哭了，街口村六十个贫中农会员哭了五十多个，马蹄湾镇史家庄村里的诉苦会上中贫农哭成一团。”

　　在西乡县，“有若干的贫农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红了，哭得不吃饭了，这种现象不胜统计，在各个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死过去了。”

　　其五，诉苦会的氛围要严肃庄重，不能被插科打诨所干扰。根据略阳街口村的诉苦经验，“诉苦会场的严肃沉寂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干部态度要郑重其事，启发动员，便很容易造成越诉越冷静、越冷静越苦的空气。”镇巴县县委提交的报告中也指出，要想实现良好的诉苦效果，“诉苦会场必须严肃，不受外界影响，使全场农民精神都集中于诉苦的身上”。

　　除以上两个主要的方面，关于如何在群众吐完苦水后将诉苦运动发展的更深入，前委也有一些综合的经验总结。简单来说，就是要在诉苦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让群众把情感和理性结合起来。

　　巩固诉苦运动成果的方法是要让群众对过去的苦“算总账”，“算账中苦，诉账中苦”。倾吐苦水之后，通过算账看看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也正是“挖苦根”的题中应有之意。

　　镇巴县各村的贫农与中农都在诉苦的基础上开展普遍的算账运动，“大会算，小会算，家庭算，会员算，从诉苦中算账，从算账中诉苦，求得真正提高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在过程中，“有些群众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找土块、找木棍、找算盘，在沉痛地算自己（的）账。”。

　　算账不是单纯的要东西，而主要是政治目的，必须防止单纯的经济观点。算账虽是晓之以理，却又不能局限于理，而同样必须借助情感的力量：“算账要向苦处算，一面算一面哭一面诉”。同时，要从农民实际苦事上算，从实际苦事上找出穷人怎么穷的，财主富就是穷人苦。

　　最后，在诉苦运动深入进行的情况下，“挖苦根”是诉苦运动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过程。

　　前委在诉苦运动文件中特地说明，如果只是诉出苦，而不能认识苦的来源，诉苦便失去其意义。所谓“苦根不挖，诉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净，哭瞎眼睛无用”，因此挖苦根实是诉苦运动的中心环节。

　　在诉苦算账中及诉苦算账后，汉中地区革命群众的情绪大大的高涨，认识了劳动人民的穷就是财主的富，穷人的挨饿受罪，卖老婆卖孩子，就是财主们所享的福，财主们的福就是穷人们的血汗肉泪。穷的根源不是祖上无德、风水不好、命里注定，而是富人、财主榨取了穷人的血汗。

　　更进一步，群众在诉苦中认识到这些苦都是常凯申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给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下不换，穷人的苦就没有完，穷人翻身就是换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下。

　　“诉苦”的字面含义只是将过去所受的苦诉说出来而已，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正是农民对这个词的真实理解。而通过逻辑推演、追挖苦根的策略，将农民的苦难与地主阶级及其代理者国民党反动派联系起来，进而从表达（诉苦）走向行动（斗争），则是土共诉苦工作队员等这些诉苦的领导者、发动者的职责所在。

　　劳苦群众在回忆普遍遭受的残酷剥削压迫所产生的阶级仇恨下，产生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同仇敌忾的情绪，参与革命的热情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群众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

　　在此之后，在这一区域内逐次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在农村地区实行彻底的经济改革，打破旧的权威和社会秩序，建立起全新的人民政权，进而将农村彻底掌握在党的手中。

第37章

　　暴动的工作有急有缓。

　　红二军打击地方各路地主民团武装的行动是如疾风骤雨般快速的，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其他一系列巩固革命政权的工作则是缓慢而细致的。

　　在土改工作全面推开前，高冈带领下的土共陕南特委通过诉苦运动等一系列群众运动，把广大工农群众组织了起来，对于汉中地区的情况有了全面的调查和了解。

　　首先，陕南特委整理汇总了汉中农村中的土地关系和剥削方式:

　　其一，唯其是小地主剥削得更厉害。汉中地区的大地主很少，尤其是西乡县一带，农村大多数是少有土地者，但是小地主本身的收入有限，对于有限的收入，决不肯丝毫地放松，甚至对佃农额外加以剥削。

　　其二，所谓公田即是豪绅自身的私产。一个村庄中，多有以豪绅充当的族长、户长，他们以自已在族中的地位，借公事名义来聚集许多公田，又借公事名义来收租，所以所谓公田即是豪绅的私产，成为实际上的地位。

　　其三，军阀课税，实际上等于收租。国民党新军阀的政府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他以课税的名义，按期或不按期的搜刮，不过只是把收租一事假手于豪绅地主罢了。

　　其四，豪绅地主往往是兼商业资本，与放高利贷以剥削农民。豪绅地主在土地关系所搜括的课谷租金，不愿意用在整顿水利上面，因为商业资本与放高利贷认为有利可图，而造成旱灾水灾，农村经济要更加迅速的破产。

　　同时，农村因货币经济的关系，在天灾当中也要金钱渡过困难，形成豪绅地主与富农放高利贷的条件。商业资本对农民的剥削，是买贱卖贵，操纵农村金融，并且赊货物，要农民以土地作抵，加上极重的利息等。

　　其五，在封建的土地关系上，是帝国主义剥削农民的顺利条件:农村中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是封建土地关系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就用这一制度，先限(期)借给许多资本与货物于商业资本家及放高利贷者可购极贱的原料,并出卖商品。

　　其次，汉中特委根据诉苦运动中工农群众普遍的诉苦状况，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分析出导致他们痛苦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从农民政治方面的痛苦来说，其一便是帝国主义的入侵。

　　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造成极大的破坏，从晚清到民国的北洋和国民党，各个反动政权作为帝国主义榨取中国人民的手套，使农民普遍处在恶劣的统治政策下。反动政权把一切矿产租税的利权当给洋大人，农民要赔大批的冤枉债。

　　同时，外国资本家的火车轮船到了中国的腹地。洋货跟着到农村，农民的手艺不能做了(如纺线和榨油)，失去了种地外的收入来源，日子渐渐困顿下去。

　　其二是新旧军阀的残害。

　　从北洋到国民党，新旧军阀割据地盘，势力所及的地方，就是军阀的私产，征收捐税的关卡，每个农村都有，一切日用的东西，都要收重税。

　　结果是使农民要买的东西价钱贵了，农民卖东西不能赚钱，军阀们天天打来打去，每个农村都成了战场。筹饷、拉夫、强迫当兵、没收粮食、奸淫抢掳、杀人放火，军阀的残害把农村弄成饥荒死亡悲惨的世界！

　　其三是豪绅的压迫。

　　豪绅是军阀地主用以压迫农民的走狗，他包办一切钱粮捐税从中剥削，占住反动政权的政治机关(如县公署、团务局和财政局等)，搜刮农民的金钱。

　　他们还利用反动武装——民团、警察和保安队等抢劫农村、拘捕农民，他们随时都可以陷害农民，没收农民的财产，奸淫农民的妻子。

　　从农民经济方面的痛苦来说，其一是地主无情的剥削。

　　地主倚赖他的土地，用“收租” 的方法剥削农民，通常租额是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就是有天灾水患的荒年，也不能丝毫短少。

　　租缴不足就算做欠债，利上加利的剥削，租田要写租约，以财产作担保。农民无力还租债，地主便没收其财产，有时还要加上老婆儿女!

　　农民把田种肥了，地主就要对田加租，否则不准种田，农民还要时时送礼物给地主，为地主做劳役，农民是地主的奴隶。

　　其二是高利贷。

　　农民要应付饥寒疾病的祸患和缴租纳粮的困难，就要向乡村的资本家借钱。借钱要立借约、出抵押，利息起码是三分，有些是五分甚至十分。

　　算上利上加利的利息计算，农民的房屋财产和老婆儿女每每要被拿去抵债!借钱每每是谷价昂贵的时候，还债又是物价平抑时，再算上高额的利息，往往在三五月后借一要还三了。

　　其三是苛捐杂税。

　　在豪绅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新军阀的 “三民主义的世界”里，苛捐杂税的剥削就可以致农民的死命。什么护党捐、爱国捐、北伐捐，什么附加捐、印花税、百货税、营业税、房屋税。

　　甚至还有猪仔买卖捐、蔗条入口捐、摊位摆卖捐、走路过路捐无微不至无奇不有，农民挨住冷饿，也要缴纳苛捐杂税，给剥削者们享福。

　　其四是中间人的剥削。

　　中国素来有包佃制度，地主不直接把租田给农民，要由中间人来给转租，地主与中间人互相利用。农民在受到地主佃租的剥削之余，还非负担中间人的剥削不可(地租特别加多)。

　　在结合以上提到的汉中农村土地关系及剥削方式和贫苦工农的痛苦来源两方面调查结果后，陕南特委在给前委的报告中总结出了农民斗争的主要要求和土地革命的力量来源。

　　农民斗争的主要要求分为两个方面:

　　农民斗争的第一个主要要求是得到土地，也就是耕者有其田， 这个要求在下层农民也就是贫雇农中其尤为迫切。农村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没有土地，或是土地不足一一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

　　农民斗争的第二个主要要求，是推倒豪绅地主阶级的权力肃清封建势力。豪绅地主、买办和他们的代表军阀是依赖剥削农民为生的。这些东西不消灭，农民就不能解放，农业不能改善。

　　关于土地革命的力量来源，陕南特委做了如下分析:

　　首先是对农民成份的分析。

　　农民不是整个的阶级，就经济的贫苦来划分，有富农(除自己消费外，还有剩余资本剥削人的)、中农(自给自足的)、贫农(不能自给的)。

　　就耕作形式来分，有自耕农(耕自己的田)、佃农(租田种的)、雇农(农业工人)。

　　在农民的这些成分中，贫农雇农是乡村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已经极度困窘，因此对于革命的需要非常迫切，在革命的过程中坚决而彻底，他们是土地革命的主力。

　　中农多半是自耕农。因农村整个经济环境不佳和天灾人祸，他常有降落为贫农、雇农的危险，因此有保持土地和废除捐税的要求，他是可靠的土地革命的同盟者。

　　富农的利益在农民与地主之间。富农虽然受豪绅的压迫，但有些是兼豪绅和半地主的，他有成为地主的希望，所以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革命凡深入一层，他就必定的要反革命。

　　其次是对工人与土地革命关系的分析。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在资本家与地主分划不清、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统治工农的中国，推翻封建统治是工农一致的需要。

　　土地革命一经成功，工人阶级可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获得政治上的自由，所以在党的组织下工人阶级会以全力帮助土地革命。

　　最后，是对士兵在土地革命中定位的分析。

　　士兵是工农的化身，普遍因为破产失业而来当兵，其中老弱到退伍时仍要回到田间或工场。

　　但地主资本家不打倒，士兵回家不能安稳生活，必要土地革命成功才能保障退伍士兵的生活有田耕、有工做、有衣食。这样士兵才有出路，现在士兵受尽了军阀的压迫和欺骗已觉悟起来与工农联合了，特别是起义部队中的士兵，在经过党的改造后也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势力。

　　由高冈代表陕南特委在前委会议上汇报，这份汉中土地改革运动前期调查报告充分反应了汉中地区土地革命所面临的形势，对农村地区的主要矛盾进行了阐发，深入探查了农民在旧社会的痛苦来源。

　　同时，报告也指出了土地革命运动中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力量来源，为下一步革命工作找好了同盟军和支持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给完善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政策提供了依据。

　　总的来说，汉中暴动前委通过这份报告对准备开展的汉中地区土改运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各自分工负责分管一摊的前委委员们对于土地革命的前景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前委可以结合文济民带来的井岗山土地革命法大纲和他所提供的土地改革相关经验，制定出更加适合汉中地区社会环境的土地改革法，给下一步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明正确的道路。

第3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