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29节

　　从考察的结果上来看，不论是印制的精美程度还是防伪的特殊油墨、纹样等方面，印刷厂的技术水平已经可以实现钞票的生产，这给发行根据地址币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

　　事实上，汉中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部门在此之前并非无所作为，在建立货币信誉和试发行货币等多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努力。

　　首先，其在建立之初就发行了货币。但不同于印刷的纸币，那时文济民就采用了在湘赣根据地时的工作经验，指导财政部门初步建立了一个铸币厂，使用金银等贵金属铸造“工字银元”等汉中革命根据地自己的货币并发行。

　　文济民在闲暇时经常到红5师驻地进行视察，并专门到南郑工农铸币厂看看指导。他在建厂时就作出指示:南郑铸币厂不要掺假，银币一定要纯银的，单个银币的重量也不能少于七钱二分。所以南郑工农铸币厂制作的钱币比国民国党反动派的成色好、品质纯、信用高，为群众所喜欢用，在汉中革命根据地逐渐推广开来。

　　南郑工农铸币厂配属有一个熔银厂，专门负责将收购来的银首饰和铜溶化，炼成银块铜块，随后溶好后的金银送国家银行的造币厂，造银元和毫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这个熔银厂也整合到了铸币厂中，成为一个生产组。

　　此时，南郑工农铸币厂设有熔银组、绞坯组、冲床组、滚边组、洗银组、印花组，库房归工务部，会计直属厂长，财产添置归总务部。各部门划分清晰，工作分配明确，生产起来就更加顺遂。

　　厂内初时有一百多工人，后经过发展增加到二百五十多人。铸币主要采用机器制作，少量机器不足的环节采用人工辅助。工人一天三班，一班能做两千八百块到三千多块，一天三班可以生产近万块。

　　铸币厂在银元上造三种，一种是根据地流通的，两种是留作群众兑现和地下工作者取得以到白区去买东西的，这两种一是大头洋(袁大头民国三年)一种是小头洋(孙中山头象)。

　　同时，由于广大工农群众在交易中往往使用的是较小面额的货币，所以为了便于市场交易往来和群众的使用，南郑工农铸币厂不仅铸造银元，也造了贰角的银毫子，另外还铸造过壹分、伍分两种铜元作为补充。

　　但工农兵政府所掌握的金银等贵金属毕竟有限，用金银等贵金属来铸造货币，无法满足群众使用货币的需求，也难以实现对根据地财政上的补充。这种客观上的通货紧缩，长期发展下来会造成白区对根据地更严重的剪刀差。所以，发行根据地自己的纸币是现实的必然要求。

　　当然，文济民和南汉宸都知道，用贵金属铸造的货币毕竟有贵金属本身的价值作为币值的保证，所以不能简单地把铸造金银等货币推广使用的成功视为群众对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的认可。

　　文济民通过这次的根据地视察工作，特别是其中在农村的考察，确定了农村作为接纳根据地发行货币的重要蓄水池，其中的农民普遍认可了红色政权的信用，所以纸币的发行就有了可行性。

　　汉中革命根据地的金融部门在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扎根群众，先是执行了前委所决定的汉中暴动中的废债工作，对残酷压迫贫苦群众的各类高利贷予以废除，又在农村根据地土地改革后的生产发展中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根据地金融部门在群众中建立信用的第一步是执行废债工作。

　　在暴动发起前文济民亲自主持的前委上，对废除高利贷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从土地革命之日起，农村根据地中的一切债务，不论借债、铺债，以及各种谷物债项利息，一概废除。

　　这是因为农村债务，除掉贫农与贫农之间少数的友谊的借债以外，都带有封建剥削性质，一概废除实是广大贫苦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但是富农地主阶级因特种原因借用贫雇农的帐项的，便一定要还，富农地主之间的债务，还交苏维埃作借贷合作社资本。”

　　根据地的金融部门建立之初就集中了精兵强将，当时人数虽然有限，却效仿文济民在组织红二军政治工作中的工作队方法，一地一地地把废债工作贯彻下去，使广大的贫苦群众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在革命以前，贫苦群众饱受高利贷的折磨，从钱利、谷利到油利，地主豪绅对贫农的剥削是愈来愈重的，往往把他们逼得到卖儿卖女也不能维持的境地。

　　就钱利而言，三分利是起码的，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这些贷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无田地的拿房屋、拿牛猪、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写明，而借款的贫农往往还息能力很弱，最终往往是抵押的物品被一起拿走。

　　谷利比钱利重得多，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通常十二月三月两个期间借的最多。

　　贫农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不论十二月借还是三月借，均要在六月谷子收割时候还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半，这种六个月乃至三个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贷中很厉害的。

　　贫农六月收下谷子，还去租谷和借谷，吃到八月就没有谷子了，又要跟地主富农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时候还他，加二利，还要一石二斗。

　　若贫农十月还不起，同债主告饶求宽限，债主就要求把本利加算起来才行。贫农借的那一石谷本，算加五利是五斗，利息二斗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斗。于是，到了第二年六月时贫农总共要还一石八斗。

　　那么，从当年六月到次年六月贫农要承担的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还不起，那又要从一石八斗再行加五起算，积累起来就成了一个贫农无法负担的十分惊人的数目。

　　事实上债主很少准许农民一笔帐拖得很久，他总是压迫着农民很快还清。还清一次，再借二次，因为他怕农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准许农民还本欠息，息上加息，这样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准欠太久了。

　　油利是所有借贷关系中的最恶劣者，所谓“对加油”，即借一斤还两斤、借两斤还四斤，至少有一倍的利息。九月打油时候为标准，九月以前一年之内不论什么时候借的，一概对加利。

　　债主怎样强迫农民实行还债呢?打禾了，债主伙同帮闲挑了箩子走到农民的稻田里去，对农民说：“你的谷子还了我来!”

　　农民无法，只好望着债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还了债，“禾头根下没吃饭”，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嫁姑娘卖儿子都要还债”，这是放高利贷者的习惯话，债主们对于那种“可恶的顽皮农民”逼债逼到九曲三河气愤不过的时候，往往是这样说的。

　　文济民历来疑惑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但是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到汉中革命根据地，每个村子的贫农多则十几户少则两三户，都有卖儿子的现象，调查总是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另外，贫农们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在废除高利贷过程中，贫苦群众自己从高利贷的残酷压迫当中被解放出来，把金融部门所组织的废债工作队对农村根据地废债工作的领导看在眼里，对其建立了稳固的信任。

第71章

　　这部分的工作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所掌握的金融机构进行没收和重新整合，废止各类私人钱庄的货币发行权力，破除旧的金融秩序；

　　其二是借助群众的支持建立信用社等红色金融机构，满足群众的民间借贷需要，缓解生产中出现的资金不足问题，有效调剂资源，建立新的金融秩序。

　　在破除旧的金融秩序方面，汉中革命根据地的金融部门工作很快收到成效。

　　这项工作一部分是受到了前一阶段废除高利贷的影响。由于汉中革命根据地的现代工业比较有限，且其多为军阀产业或帝国主义的资本，很少接受其他资本的进入。

　　所以以私人钱庄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往往只能从事以借贷为主的传统金融行业，且往往是高利贷，在汉中暴动后的废债斗争中受损最大，无力继续维持旧的金融秩序。即便私人钱庄这类民间资本拥有者个人希图同工农政权采取对抗态度，却也无法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独立运行。

　　另一方面，由于汉中地区身处内陆，且在西部不属于交通枢纽，因而外国银行等帝国主义资本的触角伸来的也较少，仅有相对有限的一些销售洋货的洋行，属于帝国主义资本薄弱的一环。

　　所以，汉中革命根据地的金融部门在建立时无时需同比较专业的帝国主义金融势力进行对抗，减少了破除旧的金融秩序的斗争难度，加快了这一工作的进程。

　　在建立新的金融秩序方面，汉中革命根据地的金融部门进行了细致而详尽的工作，把根据地的金融工作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结合起来，切实做到红色政权的金融为人民服务。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破坏，即便在中国最落后的地方，农民平均总要出卖他自己出产物品的百分之四十换取货币，以在市场上购买无法自产的需要品。换句话说，农民的出产必须卖出一部分，得了钱以后，才能买洋油、火柴、布匹、盐等等必须的消费品。所以，中国的农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钱。

　　土地革命改变了生产关系，同时也摧毁了残酷的高利贷剥削，但上述商品经济关系仍然存在。遇到天灾人祸，农民非常需要有一个高利贷的代替物，即低利借贷组织来接济他们，补充他们财力运转不及时的迫切需要。

　　权力总是厌恶真空的，即便是这贷款的权力也一样，它产自人民群众的需要，根据地的红色金融机构不来满足群众的需要，群众就会自发地寻求贷款的来源，即便什么禁令也阻止不了。

　　这一点文济民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就有所体会。

　　在当时，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兵政府严格禁止高利贷活动，但仍无法阻止民间借贷行为。而一些富农和奸商，利用农民生活穷苦的现状，趁其手里无钱，便私下里进行囤买囤卖和放贷等行动，继续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

　　根据地的农民虽然普遍分得了土地，彻底取消了田租、高利贷等半封建的剥削，但因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和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的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内的农产品跌价，外来工业品涨价，形成极严重的剪刀现象。

　　这样一来，农民仍然受了很大的剥削而过着贫苦的生活，因此农村中便仍然免不了高利贷的潜滋暗长。特别是商业资本操纵农产市场，买贱卖贵，利市数倍，实质上仍然带着高利贷性质。

　　这种结果便日益促成商人富农私人资本之发展，使资本日益集中到他们手里，受其支配，这便给予根据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以极大不利，而其结果更影响到了整个政府财政。

　　通过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中得出的金融斗争经验，文济民给汉中革命根据地金融部门提出了办工农银行和广泛组织合作社两种对抗私人资本的办法，在根据地的工作中逐渐显出成效。

　　工农银行是取代旧的金融机构的一种办法，使民间资本失去无可替代的有恃无恐，确保旧有的私人资本在革命后能够遵守借贷规定的办法。

　　汉中工农兵政府规定:借贷利率，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过一分。短期利率于期终付给，长期利率每周年付给一次或分季付给，一切利息都不能利上加利。

　　汉中工农银行在建立后，尽量发挥了红色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贷款给工农群众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汉中革命根据地的金融，领导群众的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

　　同时，经过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及银行招股存款等方式，把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公有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使汉中革命根据地内广大群众和红色政权相对有限的资本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汉中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在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根据地金融部门格外注意了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代替物。

　　各类生产、消费与信用合作社是工农阶级抵抗私人资本剥削的经济组织，是目前相当调节剪刀现象的有力工具，是银行发展营业的阶级经济基础。

　　革命后工农成了主人，掌握了政权，但是没有坚实的经济力量做为基础，政权还是不能巩固的，所以工农不仅要主动掌握政权，还要掌握强大的资金。

　　每个工农个人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很弱小，但经过经济建设公债及银行招股存款等方式，可以把分散的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

　　工农集中组合起来的经济力量却是很强大的，经过各类合作社形式的集中，他们的资金可达到几千元几万元，乃至几百万元。

　　在根据地金融部门扶持下在各地建立起来的信用合作社是生产和消费工农合作社的轴心，起到了金融上协调各类合作社的作用。

　　信用合作社是便利于工农群众的借贷机关，他一方面吸收群众存款并向国家银行取得款项帮助，另一方面借款给需要钱用的工人农民。

　　它供给这些工农群众发展工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的资本，使他们不再受到无处借钱资本缺乏及因无钱用而贱价出卖农产品的困难。这在彻底消灭高利贷以及更进一步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改善工农生活等方面，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

　　按照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它是专门管理社员金融之借贷及存储的机关，非社员无向合作社借贷或存储的权利。

　　这个组织对于工农群众有很大的便利，如欲购买生产工具、肥料及其他用品而无资金的社员，可以低利向合作社借得相当资金，有余裕的不论多少都可随时存入，可以得到相当的利润。

　　但是此与过去私人的银行绝不相同，私人银行之目的，在于剥削借贷者以取得利润，而信用合作社的目的是为社员全体谋利益，其所得利润则为全体社员所有，其作用在于社员间既可有无相通，又可免去高利资本的剥削。

　　另外，信用合作社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汉中革命根据地工农银行分支的作用，让工农政府金融部门所发布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得到最大程度的贯彻落实，使根据地的金融工作能够最大程度上惠及广大工农群众。

第72章

　　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工农群众互惠互利，大家互通有无，在根据地金融部门的协调下实现了有限资源条件下最大的资本使用效果，工农群众对根据地金融信用的信任程度得到了提高，发行纸币也有了实施的基础。

　　汉中革命根据地金融部门建立群众信任的重要一步是保障了对红军给养的供应，让根据地的群众认识到红军在根据地财政的支持下有能力保护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工农政府有长期生存发展下去的可能，而不至于旋起旋灭。

　　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原则是要优先满足根据地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次要方面是要考虑到财政方面的需要，特别是财政支出中极大比例的红军军费的支出。而保障红军的给养，是汉中革命根据地财政的基本任务，也是汉中工农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暴动一开始红军就控制住了整个汉中盆地，形成了一个独立地理单元内的整块革命根据地，新建立的根据地的经济形势和工农政府的财政情况都比较不错，但红二军比较庞大的规模，还是造成比较大的红军军费支费出，仍旧是根据地财政金融部门在工作中无所无法忽视的。

　　当然，由于汉中革命根据地仍处于革命战争的环境中，物质条件相对困难，红军部队的供给标准是比较低的。

　　1928年8月，在红二军和地方独立纵队规模日益扩大、军费支出日益浩繁，而汉中革命根据地比较稳定、财政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为了有计划地筹措革命战争的经费，统一红军部队各种经费的收支，更好地保证各项军事费用的供给，汉中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训令，统一了各项用费的标准。红军部队的供给标准如下：

　　伙食费，供造饭买油盐柴米菜及买茶叶之用，每人每日暂定大洋一角四分。部队在苏区实行现品给养，每天每人发米一斤六两，菜钱六分，合计大洋一角四分。红军部队如到白区行动时，全是现金给养，每日每人一角四分。

　　后方部队机关每日每人发米一斤四两，另外加菜钱五分。此外规定警卫连防空排、运输队及学校每人每日发米一斤六两，菜钱五分。

　　在后方部队因购买困难物价昂贵或为优待住院伤病员时，伙食费可由军委决定来额外增加；在前方部队打土豪时，有些伙食谷料可取借土豪家时，由军委酌量决定减少之。

　　津贴费，即津贴特别技术人员之费用。从数目上说，医官及技工的津贴，每月至多不得超过大洋十元，无线电队机务报务人员之津贴每月不超过大洋十二元。

　　相比于在军阀部队，改编后的红军中广大指战员的纸面收入是减少了的，但相比于旧军队中层层盘剥的现象，改编后的红二军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事民主的方式，确保了基层战士对指挥员经济上的监督。

　　因此，红二军的战士们不但能够吃饱饭，还通过士兵委员会的合作，把作为伙食尾子的伙食费剩余部分集中起来，采购一些能够有效改善战士们生活的物品，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

　　这样计算下来，不算其他办公费用、擦枪费和差旅费等杂费，仅就伙食费和津贴两项，汉中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每月就要占去八万多元的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很大。

　　所以说，汉中革命根据地俄工农政府财政不是没有困难的，红军的扩大和战争的发展都会使工农政府面临财政上面的困难。但是困难的克服，即包含于困难本身之中。

　　开展人民的革命战争，改善革命政权的工作，向着一切国民党区域去扩大红色政权的财政收入，向着一切剥削分子的肩上去安放着工农政府的财政担子，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去追求增加工农政府的收入，这就是克服困难的方法。

　　红军进行筹款自给，是教员李德胜同志自井岗山时期就确定下来的红军三大任务之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大我小，打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时候，以及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基的条件下，保障红军物质供给的最正确的财政路线。即便在革命形势稍有好转的情况下，也不能舍弃这一工作内容。

　　在李德胜同志的领导下，红一师筹款是取之于敌，取之于白区和边沿区。具体方法是由战斗部队到边沿地区和白区去活动，把打土豪或缴获敌人的部分粮食、布匹、食盐、药品、钱财等向后方运。这种方法既开辟了财源，又不增加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为群众所拥护。

　　在通过暴动建立了汉中革命根据地后，虽然革命的形势有了更好的变化，但文济民仍然没有忘记在红二军中推行李德胜所制定的红军三大任务——

　　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集款子、做群众工作这三项。

　　在汉中革命根据地内部清剿土匪和地主武装的过程中，各个红军部队颇缴获了不少粮食、物资和钱财，在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下，这些财富最大程度地集中了起来，成为持续供给红军后勤、降低根据地财政压力的支撑。

　　从根据地财政金融工作的角度来说，红军打土豪筹款子的工作至少解决了三分之二的根据地财政支出，平均每月可获得六七万的收入，使汉中革命根据地发展主力红军的同时扩大地方独立纵队的力量成为可能，为下一步作战和配合中央战略计划提供了保障。

　　汉中革命根据地工农政府的财政对红军军费支出游刃有余的供应证明了红色政权金融的稳定性，打消了群众对敌人所散播的根据地财政破产谣言的恐慌，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的金融信用，为下一步发行纸币铺平了道路。

第73章

汉中革命根据地的工业虽然得到了党内多方的支持，但毕竟基础相对薄弱，发展时间较短，还处于比较稚嫩的初级阶段。

　　不过，这样的工业发展水平恰恰代表着适合探索工业管理模式的最好时机，文济民原本世界的从中国本土工业发展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鞍钢宪法”尽管属于偏向纲领性的文件，却正好匹配了这个阶段的革命根据地工业。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核心理念对于指导刚刚起步的根据地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

　　在把鞍钢宪法应用到实际的工业管理的过程中，文济民所领导的汉中党委积极实践，为土共探索管理工业模式，利用船小好掉头的优势，遇到各种管理上的问题随时作出针对性的调整，改善管理工作，总结出更加合适的管理办法。

　　1928年7月，汉中革命根据地的一批公有工厂初步建立的过程中，组织部在文济民的指导下颁布了《汉中公有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为这些工厂的管理提供指导。

　　在《条例》中，对于工厂支部的任务、如何结合生产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用什么方式去发扬和巩固工人的劳动热忱，以及改善工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同搞好生产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科学的总结。

　　文济民首先和同志们明确了公有工厂中党支部的基本任务，即与党员和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完成党的任务。具体来讲，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工厂党支党部要经常教育工人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教育每一个党员在执行劳动纪律，学习与具备最熟练的技术方面，做群众的模范；

　　文济民在指导同志们制定支部工作条例时，强调要通过多种方式去发扬和巩固工人的劳动热忱，从而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