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37节

　　左纵队20个团为主攻，集结于旺苍坝地区，企图经木门、长池夺取南江，进而控制大巴山南麓，截断红二军往关中的退路；

　　中央纵队4个团，集结于苍溪、巴中间之龙山场及其以北地区，企图经恩阳河夺取巴中，尔后以一部协同左纵队夺取南江；

　　右纵队8个团，集结于仪陇及其以北地区，企图控制巴河沿岸，协同中央纵队进攻巴中，而后经曾口场、得胜山夺取通江。

　　盘踞营山、渠县地区之第20军和达县、宣汉、万源地区之川陕边防军（司令为刘存厚）虽接受了常凯申相机出动配合作战的命令，但由于仍处于与刘湘的对峙中，暂时无法抽出兵力支援，且由于受到攻击的仅是田颂尧的地盘，所以对红军进攻的态度很消极。

　　此时，红二军共有四个师又一个炮兵旅，共出兵13个团，约1.5万人。在田颂尧部主力未撤未回的这段时间，军长杨虎城和副政委陈毅对川北的整体形势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与探索。

　　最终，根据敌我情况和川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杨、陈二人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红二军先以少数兵力控制川军必经之险隘地区，构筑工事、节节抗击，消耗、疲惫该敌；再逐步向心收缩，待其深入川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田颂尧部在分兵驻守的过程中兵力会逐渐分散，反攻条件也就逐渐成熟。此时，则集中兵力实施反击，粉碎田颂尧部的围攻。

　　杨、陈决定以红五师兼炮兵旅主力位于南江及西南之三江坝、长池、木门地区，共同对付左纵队；以红七师（欠一团）位于巴中及东南之曾口场、兰草渡地区，对付中央纵队和右纵队；以红六师位于通江东南麻石场至东北竹峪关一线，红七师一团位于通江西南之江口（今平昌）至得胜山地区，为总预备队，并警戒刘存厚、杨森部，保障川北革命根据地侧后安全。红二军指挥部位于通江城。

　　田颂尧部于11月12日开始，以小部队在川北革命根据地的边沿地区进行袭扰、侦察活动，掩护主力展开。14日开始，29军全线发起进攻，担任主攻的左纵队主力直指南江，猛攻三江坝、木门、长池地区，遭红五师和炮兵旅主力据险抗击，进攻受挫后，乃紧急调整部署，在右纵队8个团加强下，复向南江方向进攻。

　　红五师和军属炮兵旅凭借险隘，在中魁山、八庙垭等地击退其多次进攻，给予杀伤后即收紧阵地，于11月21日撤至南江城以东建立新的防线。中央纵队在右纵队配合下，直扑巴中。

　　红七师（欠一团）乘田颂尧29军中央纵队急进之际，在巴中城南郊突然反击，歼其千余人后，于11月18日撤至巴中以东之清江渡附近建立新的防线。敌右纵队一部在中央纵队配合下向通江方向进攻，当其经曾口场向得胜山进攻时，即被红七师主力击退。

　　与此同时，红六师、红七师一团在通江西南和以东之元山场、兰草渡及余家坪先后击退杨森部和刘存厚部的试探进攻，使其忧心损失之下自行退却。

　　经1个月的连续作战，至12月14日，田颂尧部虽占领南江、巴中两城，但却累计伤亡了近8000人，士气大挫、攻势顿减。红二军主力则在北起南江东北之贵民关，南沿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至得胜山一线阻击，并由得胜山向东北沿麻石场、龙凤场至竹峪关一线占领新的阵地，继续进行阻击。

　　从1928年12月中旬至1929年1月12日，整个川北战局呈对峙状态。1月14日，田颂尧部经1个多月休整补充后，再次发动全线进攻。

　　其左纵队主力由南江东插，其一部协同中央纵队、右纵队分别由大明垭、清江渡、得胜山等地直扑通江城，企图将红军主力压缩包围于通江城以北地区而歼灭之。

　　红二军仍依托险要阵地，以少量兵力和短促火力给予大量消耗杀伤后，于29日主动撤出通江城，再次收紧阵地，在通江以北之平溪坝、鹰龙山及其东北之九子坡、竹峪关一线进行阻击，红二军指挥部亦北移至川陕边界之空山坝。

　　此时，田颂尧认为红二军已“溃不成军”，遂督促全线加速进攻。在前敌总指挥孙震的直接指挥下，29军由南江东插之左纵队主力遂集中9个团的兵力继续东进，至1月下旬进抵空山坝西南地区。中央纵队和右纵队亦向通江以北推进，配合左纵队主力南北夹击红军。刘存厚亦觉红军失去威胁，乘机以8个团的兵力抢占空山坝东南之竹峪关，威胁红军左侧。

　　此时，红二军主力已集中，战线已缩短，杨虎城认为反击条件已成熟，决定先进击刘存厚部，解除翼侧威胁。遂以红六师主力和红五师、红七师各一部牵制田颂尧部，集中红五师和军属炮兵旅于1月15日、16日对进至竹峪关的刘存厚部发起反击，毙伤俘其800余人，迫其溃退30余千米。

　　17日，红二军军指挥部决定，集中主力围歼左纵队冒进至空山坝地区的9个团。经21至24日的连日激战，将其大部歼灭，其余部溃逃。左纵队全线崩溃，中央纵队和右纵队亦仓皇后撤，红二军乘胜全线追击。

　　26日，红七师收复南江城，继进抵三江坝地区。红六师一部经平溪坝、官路口抵达长池附近。29日，红五师收复通江城后，一部经清江渡于2月5日收复巴中城，另一部经得胜山收复江口。

　　红六师主力继续迫刘存厚部后撤，一部于2月初进抵通江城东南之土地堡。田颂尧在其防线全线崩溃后，于2月6日急从后方调5个团至三江坝、长池一线阻击。10日，红五师、红七师对其发起猛攻，迫其败阵溃逃。至15日，相继收复旺苍坝、长池、木门，直逼广元、苍溪城下，红六师亦逼近仪陇城。田颂尧部退守嘉陵江沿岸。

　　红二军在历时近4个月的反围攻作战中，成功地运用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共毙伤国民党军1.4万余人，俘旅参谋长以下万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川北革命根据地。

第98章

　　在此期间，汉中革命根据地在渭南的部分同样在不断扩大，加上汉中党委在西部向北发展所控制的宝鸡，根据地在关中地区的控制范围也很接近汉中部分。

　　此外，从汉中革命根据地建立伊始，就在同时向西面的陇南一带和东面的安康、商洛一带不断延伸。截止到1928年年底时，汉中前委在这两个方向上也发展出不小的根据地。

　　汉中前委向西面陇南地区的攻略具有一个特殊的时局作为助攻。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在国民党反动派势力薄弱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与已经建立的汉中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1928年夏秋时节，陇南军阀鲁大昌因为担心国民政府的统一政策，而与暂时媾和的西北军再次反目，试图继续独霸陇南。

　　鲁大昌在决心圈地自守后，遂与孔繁锦、张兆甲等人共同组成了“陇右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在常凯申国民政府的命令下，川军军阀刘文辉见有可乘之机，随即派出了部下李文彬率领的国民党第二十四路军对鲁大昌占据的陇南地区发动进攻。

　　该部原来是鲁大昌原上级陆洪涛的部队，因此对鲁大昌的情况和特点非常熟悉。在这支部队的配合下，李文彬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攻打了武都、成县等地，然后趁鲁大昌主力向东调动，突然全军转向攻打临夏，把鲁大昌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鲁大昌部一时被打的溃不成军，只得再度向西北军求援。只是此是时他求援的目标是近在咫尺的汉中驻军“西北军杨虎城部”，却殊不知这已经是起义后经过改编的的红二军。

　　接受了汉中前委的命令后，杨虎城指挥红二军抓住了这个敌我信息不对称的有利时机，先从李文彬部的侧后袭扰使其无法短期消灭鲁大昌部，随后趁着川陇敌军双方陷入僵持的有利时机，迅速向陇南地区发展革命根据地。

　　在汉中前委提供的党员干部支持下，红二军首先重建和完善了陇南各县党委。随后，红二军不但在靠近汉中革命根据地的区域配合县委发动土地革命，先后建立了两当县、徽县、成县和康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还派出了武装工作队，在更远的文县、礼县和西和县等敌侧后广大空隙区域组建游击队，展开游击战争，形成了影响范围很广的游击区，并逐渐向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转变。

　　到1928年底，李文彬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路军在四川军阀混战的压力下被迫回师四川，而困守徽县县城的鲁大昌也已兵寡力疲，武器弹药也所剩无几，无力对红色政权的发展作出反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恰好汉中革命根据地的四支独立纵队从鄂西佯动归来后已休整半个月，齐装满员，整装待发。文济民于是指挥其向西运动，在陇南党委的配合下迅速打击了陇南各主要地主民团和土匪等反动武装，实现了根据地向西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陇南中西部的游击区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一转成为了正式的根据地。文济民又把陇南的游击队进行了整编重组，组建了一支新的独立纵队。

　　汉中革命根据地向东面的安康、商洛等地发展则有着西北军身份这一层天然的掩护。

　　在杨虎城部第十军调到陕南接替吴新田部驻守后，冯玉祥在西北军内部已经默认将安康、商洛等地一并划归第十军驻扎，只是吴新田虽离开了汉中，却对剩余两地恋栈不舍，不愿放弃这个区域的剥削价值，一直留有少量部队占有这一区域，对安康和商洛的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

　　在汉中暴动之前，杨虎城因第十军在此前的战斗中损伤颇多，没有选择与吴新田正面对抗，夺取陕南东部的安康、商洛一带。而伴随着汉中暴动前的改编和修整，新成立的红二军不但兵力已然恢复，战斗力比起过往更是大幅增加。

　　因此，在汉中暴动后红二军没有止步于汉中东部边界，而是在由易厚庵、陈俞廷、严焕卿等主持的安康特委的配合下，坚决的继续向东进发，首先把安康地区发展为革命根据地。

　　随后，红二军没有停止步伐，继续向商洛地区行动，在新成立的商洛特委的引导下，将行动迟缓的吴新田留守部队“挤”了出去，进而把汉中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一直扩展到商洛山一带。

　　这些在汉中东面新增加的根据地控制范围，也就成为了后来汉中前委发展鄂西游击区的跳板，并给后续的襄阳战役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因此，过去的汉中根据地提法对其已经不再合适，汉中前委主动向中央提出改变根据地的名称，以适应当下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

　　在李守常总书记的推动下，土共中央决定汉中革命根据地将鄂西地区的根据地移交，给新成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为基础。同时，中央决定汉中革命根据地正式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汉中前委同样更名，统管川陕两省的革命工作。

第99章

　　根据地名称的改变没有影响原汉中前委的正常运作，在文济民的带领下，前委不但保证了川北战事的后勤稳定供应和关中救灾和发展的持续进行，还充分运用手头仅有的四个地方独立纵队的武装力量，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

　　在川北和关中两个方向上，汉中特委均需要保证大量的后勤供应，在后勤保障上的压力很大。但文济民和南汉宸、魏野畴与高冈等留在根据地的前委委员专门就后勤问题开会进行了讨论，集思广益之下倒还真想出了有用的办法。

　　在川北的战事和关中救灾虽然同样需要大量后勤物资供应，但所需的物资类型有着极大的不同，前委需要解决的困难也有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方向上的物资供应倒有了互相调剂补充的机会。

　　在川北方面，红二军开拓根据地和作战所需的物资更多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攻入敌老巢后缴获减少的各类炮弹。川北地区虽属于山地，但人口密集，物产阜盛，包括粮食等在内的其他物资并不缺乏。

　　过去这一地区人民生活困苦，更多的是军阀田颂尧的连年搜刮所导致的。当红二军打到川北后，把广大工农群众从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了出来，人民生活立即有了大的改善。而从田颂尧部的私藏中缴获的物资极为丰富，再将一部分物资分给生活困苦的工农群众后，支持红二军在当地近半年的作战后仍有富余。

　　在关中方面，不论是偏西的宝鸡方向还是靠东的渭南地区，物资的核心需求都是粮食。在当地建立红色政权的图供党委虽然可以带领农民革命武装和红八师等主力打土豪获得一定的补充，但极端残酷的旱灾使当地整体面临着歉收乃至绝收的境况，仅靠这部分的补充难以为继。

　　同时，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关中的救灾还采取了对灾情极端严重区域灾民进行转移的办法，暂时不去尝试恢复粮食绝收区域的农业生产，把灾民转移到汉中地区进行赈济。

　　经过分析，前委认为汉中革命根据地要满足这两方面的后勤需求，有着三个主要难题。

　　其一是支前民工的缺乏。从襄阳襄战役的支前工作到同步进行的的水利建设，汉中革命根据地内的人力几乎已经用到极限。虽然前委尽最大可能激发民工的积极性，但长期的工作难免使民工队伍陷入疲劳，必须进行一定的休整轮换。这样一来，支前民工的队伍就出现了缺口。

　　其二是救灾粮食的困难。从外购粮食到襄阳战役后从鄂西获得缴获，前委本来对关中旱灾救济的粮食需求进行了充分的估计，千方百计筹集了超过计划的救灾粮食，但天灾之下国民政府的颟顸无能和陇西、渭南两个方向上农村根据地发展的速度都超过了前委最夸张的想象。

　　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土共党委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失能的关中地区发展了12个县的基层组织，游击区更是不断向北发展，和在陕北举行了起义的刘志丹取得了联系。

　　关中受灾区域的根据地狂飙突进发展，所带来的就是需要救济的灾民直线上升，原本充足的救灾粮食再度岌岌可危。谢佐民、赵勃生、王子明、陈俞廷等关中各区县的党委成员为了保证尽量少饿死灾民，不得不把原本相对充足的粮食平均分给更多群众，自身却大多因为饥饿患上了浮肿病。

　　其三就是根据地部分军需工业原料的不足。随着汉中革命根据地的持续发展，根据地的军需工业也走上了正轨，不但产品质量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在产能爬坡后也大幅改善，产量有了显著增长。

　　在根据地源源不断的需求驱动下，包括军械厂、被服厂和印刷厂等军需工业维持着高速的生产，但储备的原料毕竟有限。受到湖北方面敌人重兵监视的影响，原本的原料走私等渠道被切断，除生产原料基本自给的军械厂外，根据地的其他军需工业均在1928年底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原料供应不足问题。

　　结合新开辟的川北和关中根据地的不同特点，前委委员们找到了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充分利用了两个方向上新根据地的优势，解决了其各自的后勤工作难题。

　　首先，汉中前委采用了把转移到汉中来的关中灾民青壮组织成民工队的办法，通过以工代赈的途径，对已经长期工作陷入疲劳的汉中民工队伍进行轮换，补充了民工队伍的缺口。

　　在关中青壮年灾民所组成的民工队伍生力军加入后，汉中前委可支配的劳工数量终于再度充裕起来，在保证每只劳工队伍足够轮换休息的前提下，确保了川北后勤物资与关中救灾物资运输不中断、汉中的水利建设不停滞。

　　其次，汉中前委通过调查，确定川北军阀田颂尧因为此前汉中革命根据地高价收购粮食的消息同样囤积了大量的粮食，红二军的快速进军使得这些粮食成为我军的缴获。这些粮食不但满足了红二军自身半年以上的军粮需求，还有约60万斤可供调用。

　　因此，汉中前委迅速组织支前民工队伍跨过大巴山给红二军送去武器弹药等急需补充物资，在回程的路上携带多余的粮食。终于，汉中前委成功在田颂尧部第29军发动围攻之前完成对靠近前线城镇中储存的粮食的北运工作，接济上了关中救灾的粮食需求。

　　同时，土共关中各县委对被救济的灾民进行了组织，在自然条件相对良好、尚有恢复农业生产之可能的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的水利建设，尝试在旱灾持续的情况下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减少救灾粮食的缺口。

　　最后，针对根据地军需工业原料供给不足的情况，汉中前委根据考察结果，选择从河南与关中两个方向入手，开辟新的贸易和走私渠道。其中河南方向路途较近，但受到湖北国民党军阀部队的侧翼威胁，这一新渠道主要用于运输一些急需且数量较小的物资；

　　关中方向我党地下行动有只剩下招牌的国民党政府身份作为掩护，相对安全，可通行的运输量比较大，但路途中颇费周折，作为运输大宗原料的渠道。

　　另外，从1928年10月到次年3月的近五个月时间里，由于红二军主力尽出向川北开拓，整个汉中革命根据地又一次出现了襄阳战役期间只有地方独立纵队和赤卫队、民兵等防守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根据地书记的文济民并没有紧守关口采取守势，反而指挥四个独立纵队配合段德昌率领的红一军“第四师”，继续调动湖北方面的敌军。

　　湖北军阀胡宗铎和陶钧在麾下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因为一时间摸不清汉中革命根据地的部队数量，且桂系与常凯申激战正酣，无暇对其下达进攻命令，所以其反倒不敢轻举妄动，对汉中方面采取了防守态势。

　　因此，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汉中革命根据地始终处于安全的外部环境内，等到红二军从反围攻作战中抽出手来后，湖北方面敌人更加踟蹰，就没有了后续的动作。

第100章

　　1928年5月以来，申海中央的各部门逐渐向湘赣革命根据地转移。到八月时，除负责领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地下情报部门等仍然大部留在申海，土共中央已经基本完成了整体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转移。

　　随着中央各部门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转移，李守常总书记充分利用主要部门人员调动的机会，将仍然受城市中心论路线影响比较深的李立三等同志分配到了偏后勤建设的工作上。李守常总书记以潜移默化的办法加强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团结，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1928年8月28日，根据土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守常的提名，土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李德胜、文济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李德胜负责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制定红军发展战略。

　　“九月中旬你们（红二军主力）开始向东佯动，使武汉方面之敌不敢轻动，以牵制湖北国民党军，给鄂东独立师及红五师四团创造行动空间，配合中央下一步发展战略。

　　在战役目标上，或可选择一鄂西城市进行围点打援，根据近期敌部署情况，似以襄、樊为宜，具体作战计划可根据实际敌情进行调整，并报军委。从近期情报来看，湖北方面敌军兵力不足，当救援兵力遭歼灭后，一般不会冒进，对你们在整体上会采取拒守的态势，可顺势结束战斗。

　　鄂西之战役结束后，你们可以在汉中地区休整半月左右，大致至十月底，即准备下一步的行动。蒋记中央军与桂系交锋的窗口期十分宝贵，对我党革命工作十分有益，应做好全力扩展根据地的准备，提高红色政权敌暂时媾和期间应对国民党军大军进剿的能力……”

　　看着手头几张李德胜刚发来的电报，文济民不禁微笑颔首，心中颇感愉悦。

　　一如文济民事前所料，这位李委员对革命事务事无巨细关心的习惯多少还存在。虽然和他分别前有过共同筹划，后面又通过中央形成决议发来过计划方案，但李德胜还是对汉中革命根据地的事放心不下，在履职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后，专门给红二军来电叮嘱。

　　文济民初读这份电报时，就发现自己的这位老搭档在提醒自己注意战略方面的问题，不禁为这久违的亲切叮嘱而欣喜。在两个革命根据地电报往来便捷的情况下，他此举但也不算奢侈，倒是很好的履行了作为军委副主席的责任，把作战任务分配到位。

　　更令文济民感到高兴的是自己的进步。在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随着革命历程中的不断锻炼，他在李委员身边工作时所形成的战略眼光逐渐派上了用场。在建立汉中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和戎马多年的杨虎城同志交谈时尚不觉如何，如今在汉中前委制定作战计划时，竟能和天纵英才的李德胜所见略同，实在令他有些意外。想到这，文济民便忍不住产生一点属于个人的小骄傲。

　　没有继续沉缅于这种情绪，文济民把这份忘记收起的电报装进抽屉，很快投入到下一项的工作中——

　　撰写对李守常总书记的电报回信。

　　其实，李守常总书记发来这份电报的起因就是文济民提出的一个前瞻性的建议。

　　建议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在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在这个位于全国地理中心的核心根据地，建立属于红军自己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学院，对红军的指战员进行系统的军事政治教育。

　　由于文济民穿越后主动或被动带来的一系列改变，全国各个主要革命根据地的实力大都全面加强了，所以才有了他提出这样建议的基础。

　　首先，由于几支主力红军建立前期的基础实力更加雄厚，各红军部队的发展有了更好的底子。主力红军不但在这个革命战争前期的作战中没有遭受重大打击，保存了原本的中层与基层指挥员，在战斗七八中保持了指挥人才不断档，还因为杨虎城部与李云龙部两支西北军精锐部队的起义，获得了大量中层和基干军事指挥人员的补充。

　　在此基础上，各主力红军都建立了比较充实的指挥梯队，不但能对战斗牺牲的指挥员的空缺进行源源不断的补充，还可以抽出一部分指挥能力或思想相对落后的指挥人员参与培训而不影响正常作战。

　　其次，相较于历史上实力更强的各主力红军，足以在保证力量相对完整的情况下抽出足够的力量组成一支新的主力军，确保即将确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安全。

　　这支在酝酿之中的新的主力军短期内所需要面对的是经过红一军和红二军打击削弱过的湖北国民党军，作战压力较小，可以保证未来土共的军事学院里学员们有比较稳定的学习环境，以尽快速度完成学业。

　　最后，因为新成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打通了汉中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湘赣革命根据地（包括原井岗山、湘鄂赣、湘南、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新开拓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三者之间的联系，不但有形势较为安全的汉中革命根据地作为稳固的后方，还有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随时增援，在安全性上更上一个台阶。

　　在此时的国民党各路新军阀中，常凯申的中央军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并未压服其他各个派系，目前仍处于与桂系的激烈斗争中，无法从容地抽调各路杂牌军的力量来围剿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相对于周边各自为政的川陕湘鄂等各路军阀具有能够集中力量的优势。在九省通衢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汉中、湘鄂西和湘赣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被顺利打通，也就能够形成更加有机的联动。

　　从此之后，各主力工农红军可以在中央军委的统一调度下，快速向其中一个方向集中，形成相对于军阀部队的局部优势兵力，进而获得战略发展上的更大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实现了原本历史上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只是更加贴近实际，变为了基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包围城市版本。

　　在土共中央军委计划整体顺利的情况下，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反动派虽然仍占据着湖北的中心城市武汉，但其驻守各地的兵力反倒处处受制，而在控制了湖北广大农村和乡镇后，土共却拥有了以湖北为支点进行灵活调动的能力。

　　当然，前面这些都是属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对于文济民来说，提出建立中央军校这一建议的主观目的还是不希望红军中像历史中那样形成条块分割、泾渭分明的各个山头，乃至于被张国焘这类野心家所利用，造成党的力量的内耗。

　　文济民之所以建议把新成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为计划成立的土共军校的校址，也有着这个根据地是土共各主力红军共同建立的考量。因为其汇聚了各个“山头”的力量，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反倒不会打上某一“山头”的烙印，更能作为支持中央统合各红军力量的基础。

　　不过从现实来说，除了原西北军中陕军序列起义的部队外，党内在地方上最大的“山头”，其实是文济民这个不自知的人所带出来的，横跨多个根据地红军的党务和军事领域。当他率先提出这个想法后，建立军校一事在中央方面也就不存在什么大的阻力了。

第10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