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53节

　　经常凯申派张钫利用河南同乡关系以金钱权位为饵进行策反，已经暗中投降了常凯申。在确定二人投靠后，常凯申专门与俞飞鹏、毛邦初乘机飞抵教导师宋希濂旅阵地，秘密召见梁冠英、吉鸿昌二人，并对二人奖以大量金钱，以安其心。按照与常凯申的秘密约定，梁、吉二人将于常军进攻当天以诱敌深入之由迅速放弃阵地，在自身接受常军一部监视的情况下，让开大路，任由常军主力直插郑州以南。

　　倘若这个计划顺利进行，张维玺指挥的南路军三个军及接应张军的冯治安军，以及邓宝珊的第八方面军，共计七八万人的西北军部队就将在新郑一带被常凯申军所包围。形势不利之下，这几部人马投降也是极有可能的。另外，经此变化，负责防守陇海西段的驻巩县宋哲元四路军魏凤楼军和驻洛阳葛云龙师的形势也极危险，动摇和投降也是可以预计的。”

　　说到这，伍豪拿起了刚刚放在桌面的新电报。这正是他一路拿来的东北军情报。随后，伍豪接着说道:“同时，按照我们获得的最新消息，张学良也将履行和常凯申的约定。其在4月28日就发出了和平息争息的电报，试图调和双方的矛盾，从中渔利，但见形势迅速向不利于反常联盟一方发展，其计划于明日（即5月4日）就任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副司令，并派于学忠、王树常率两个军入关。”

　　“算是让常凯申他抓到了这些国民党军阀的命脉咯！这样一来，作为中原战场的主力冯玉祥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形势愈发严峻之下，以阎锡山柔软的身段，恐怕很快就会秘密和常凯申或张学良达成和约，出卖冯玉祥的西北军来保存实力了。”氤氲的烟气微微遮挡住李德胜的面庞，虽然言语中还有一贯的乐观与轻松，神色上却也隐约有些凝重。

　　“常凯申在东线的攻势来得最凶，我们拿他还没有什么办法。在山东的红五军团才完成改编整训不久，加上地方部队，也不过是二万多兵力，不能浪费在干预这场大战上。即便真用上了，他们对如此庞大的战局也实在难有什么确实的决定影响。

　　在西线这边，我们倒可以做一些延缓西北军败亡的努力，特别是在陕洛后勤通道和驻巩县的宋哲元四路军魏凤楼军、驻洛阳的葛云龙师上，我们可以利用西北留守兵团的名义解围或秘密缴械，以防止其投降后迅速给常凯申带路，向西北的陕甘宁几省根据地进攻。

　　至于几支张维玺指挥的南路军三个军、冯治安军以及邓宝珊的第八方面军，我们既然不能改变梁冠英和吉鸿昌投靠常凯申的决心，就只能用西北留守兵团的名义，尝试从侧后给其打开一个撤退的通道，给冯玉祥保存一些实力，以避免其灰心下野。他和西北军撑得越久，我们在西北和山东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就越好，向北发展的战略也就能够实施得更顺利些。

　　对了，恩来。南方的局势怎么样？我这段时间对中原战局注意得多些，对南方国民党战争形势了解得就少咯，除了前阵子指挥红二师迟滞敌人外，就再没去专门关注过。还是要你来讲讲地。”

　　“好，主席。”伍豪点点头，指向地图上的湖南一块，接着说道，“从近期情报来看，南方的局势虽然表面很平静，但水面之下其实早已暗潮涌动，一旦变化，局面恐怕半个月之内就会抵定。

　　从2月底开始，李宗仁的桂军、张发奎部和唐生智部的湘军就困守在长沙至衡阳一带，动弹不得。后续也只是黄绍竑率领的剩余桂军部分趁李张联军重新攻占衡阳，从广西抵达湖南，与桂军主力汇合，但常凯申军与反常联盟双方在南方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李、张、唐、黄所部不过是借助城池拒守而已。

　　在中原战局紧迫的情况下，常凯申被迫抽调走了围攻部队中实力强劲的粤军第十九路军，支援津浦路战斗，这才给了南方反常联军以暂时的喘息之机，得以坚持到如今的五月。然而，在常凯申于中原战局全面由劣势转为优势的情况下，在南方困守的联军内部业已人心惶惶，与常凯申一方秘密取得联络的不在少数。其中，特别是已经被桂系和常凯申轮番收编过一次的唐生智之湘军，更是早已动摇，从三月开始就不乏秘密或公开投靠常军之人，益阳、娄底、邵阳、永州、耒阳和郴州等外围城市已经因此失守。

　　按照我地下情报人员的消息，在中原战局全面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常凯申对遭受连番打击的李宗仁的桂系和唐生智的湘军提出的条件却并不算苛刻，仅要求联军中的头面代表李宗仁、唐生智和张发奎暂时下野，而其部队以目前规模整编即可。因此，桂系的黄绍竑、白崇禧与湘军将领正在秘密串联，筹划争取对常凯申求和的行动，李、唐、张三人对所部的控制已经十分动摇。只要其部下串联完毕，南方反常势力就会迅速土崩瓦解，迅速投向常凯申一方。”

　　说到这，伍豪算是把涉及到中原大战的国民党双方情况大致捋了一遍，他犹豫了一下，在地图上指向西北的新疆地区，又接着说道:

　　“对了，李主席。除了南方的国民党情况变化外，新疆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可能对于我党的发展产生影响。按照国民党方面的公开消息和西北局的确认，在去年7月新疆督军杨增新被其部下军务厅厅长樊耀南刺杀后，原国民党新疆民政厅厅长金树仁召集部队平灭了樊之政变，随后其自任新疆省临时主席、总司令，并向南京邀功请位，遂在年底得到接任了新疆省政府主席。

　　常凯申之南京国民政府虽有意直接统制新疆，意图派人进行接任，但由于距离太远且隔着西北军势力，实在鞭长莫及，只好以金树仁平乱有功为由，任命他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但迟迟不授其军职。在金树仁名不正言不顺且任人唯亲的情况下，其部下的张培元、鲁效祖和杜治国等人都颇为不满，在上个月中旬纷纷与我党在甘肃的组织秘密取得了联系。

　　倘若其相对可信，我在西北的红军或许可以趁势西进打通交通线，从而与苏联取得联系，获得更多支持。这样一来，我们的革命发展就会更加顺利！”说到这里，伍豪不无激动地顿了顿，才算结束了情报的介绍。

　　“恩来，不要着急。我们一个一个地来说嘛。”李德胜把快要燃尽的烟头丢到地上碾碎，缓慢而坚决地说道。屋里没什么风，煤油灯的灯影却随着罩在玻璃灯罩里的烛芯一起，忽地摇曳起来。随后，窗外突破响起一声惊雷，随后又是一连串的雷声，狂风开始呼啸。

　　相比于井岗山时期，经过了文济民在沟通方法上的长期劝说和革命工作磨砺的李德胜早已不那么棱角分明、锋芒毕露。他已经知道且接受，在说服同志的问题上要讲究方法。因此，李德胜尽管对伍豪在七大之后仍一心要依附于苏联的观念不以为然，却也能有足够的耐心对他劝导。

　　接着，他说起了双方没有什么分歧的南方战局来缓和气氛。

　　“先说南方的问题。在中原战场的结果没有抵定之前，常凯申即便能通过收买分化等的方式瓦解南方的反常联盟，却也无法放心地直接指挥调用他们。因此，我认为对现如今的南方反常联盟各部，常凯申所选择最大的可能是抽调其部分兵力加入北面的中原战场，只有在远离其原本的南方地盘的地方才能比较放心地使用这些部队。同时，在通过调走一部分部队以进一步削弱其实力后，常凯申就可以用少量兵力对剩余的原反常的桂军和湘军进行监视和牵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方的战局即便发生快速变化，也不会立即产生对我南方红军和根据地不利的变化。只要中原战局未定，常凯申就无法下定决心以主力部队进攻我主要根据地，而军以下的少量国民党军，对于如今的各根据地和主力红军来说，也就是送上门来给我们吃的啰！”

　　“确实是李主席说的这样。”伍豪微微颔首道，“常凯申一向是外宽内忌，对于南方的桂军和湘军，即便是在白崇禧、黄绍竑等人率领下对其投效，他也很难信任。

　　另外，唐生智等人对部下的串联并非毫无察觉，只是其在形势无望的情况下实在无法完全禁止罢了。唐生智之弟唐生明作为其亲信和耳目，对此了解颇多，还暗中找上我党同志进行通知。按他的说法，投效的部分部队北上也是其约定的一部分。”

　　“唐生明，这个娃子好得很哟，一直念着我在湖南一师附小做主事时照顾他的情谊。当初在秋收起义后，我们刚撞上敌人打了个败仗后，他就带一个连从汉口赶到，给我们送来了三百多支汉阳造，还有一万多发子弹，实在是雪中送炭啰。再之后，济民同志又把敌人的情报带来了，红一师才算打开了局面。

　　至于恩来刚刚专门提到的新疆的问题，我们要分两个方面来看。”李德胜见伍豪没有什么疑义，便接着说道:

　　“一方面，是金树仁手下部队头领与我党秘密取得联络的问题。先不说其可能的军阀习性的问题，仅就其与我党联系的动机来看，也是颇为可疑的。他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要在四月来和我党联系，就是因为红三方面军在这个月打掉了在甘肃和宁夏的叛军，取得了对此地的控制，切断了金树仁部与国民党的直接联系。

　　要知道，在过去尽管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掌控了陕甘宁青几省，但其名义上还是归属于国民党政府，而不论西北军胜利还是失败，新疆方面只要倒向胜利一方即可。可在我军控制了这个区域后，他们要取得额外的支持，就只能试图和我党合作。

　　同时，这些金树仁下属部队头领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军队，也颇为可疑。济民同志在年初开会的时候就专门和我提过这方面的情况，按照他的说法，金树仁在新疆的上位并非偶然，在过去近十年间，金树仁就已经把驻守新疆的部队渗透得七七八八，即便当初樊耀南不采取政变的措施，金树仁对新疆军队的掌握也会使其上位成为必然。因此，在金树仁上位不久的情况下，其对军队的控制并不会很快失控。而当杨增新和樊耀南等人势力瓦解后，必然空出不少职位，即便不用以收买手下军官，金树仁在地方职位上安插亲信的行为也不会这么快影响到军队。”

　　说到这，李德胜稍歇片刻，拿来一旁已经放凉的茶壶，给伍、任二人和自己都倒上茶水，这才接着说道:

　　“另一方面，在关于苏联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到独立自主，不能一味地去盼望苏联的援助。且不说苏联正在实行五年计划，努力发展他们的工业，抽不出多少对外支援的力量，即便他们真能不顾自身发展来支持莫们，这样就真地能革命成功吗？

　　中国的革命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指望靠别人的支持来寻求胜利是错误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办法。靠山山倒，靠水水流。莫们中国是个有四万万同胞的大国，就指望靠苏联援助来争取胜利，怎么实现得了哇！

　　还有，莫们土共的党组织是在战斗中磨练出来的，才会这样有觉悟、这样坚定，倘若我们打算只依赖着别人的支持来成事，我们的组织又怎么可能会不变质。如果真是这样，不知道要有多少像常凯申这样的投机分子混到我们的党里面来，他们更懂得投机取巧，更会讨苏联人的欢心，可这样的结果，还是莫们中国人民期望的革命胜利吗……”

　　窗外隆隆的雷声渐渐停歇，绵绵细雨随着刷刷的声响降临在大地上。

第162章

　　“李主席的分析很有道理！倒是我一直注意中央的政策措施，在思想上没有跟进中央的路线。后面，我一定抽出时间来加强学习，跟上同志们在思想上的步伐，加深对独立自主路线的认识。”

　　听到李德胜对苏联关系的问题另一番论述，特别是他强调土共独立自主重要性的理念后，伍豪保持了他一贯的冷静，不但没有继续为自己的想法争辩，还果断承认了自己的思想路线错误，和李德胜保持一致。虽然他在出身与各种社会经历的影响下和“留苏派”的政治观点颇为接近，但他在工作中向来长袖善舞，善于调和关系，对自己政治观念并没有那么坚持。

　　或者说，他从来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路线，哪种路线的代表对他施加的影响更大些时，他便会倾向于这一边——

　　这一点，从历史上在苏区时期和抗战前期他对陈绍禹等这一党内斗争最强势派系的妥协乃至协助可见一斑。所以，在李德胜代表中央的主流意见给这件事定性后，伍豪的接受也很自然。当然，这也并非没有好处，作为一个优秀的执行者，在中央的路线稳定且统一的情况下，他还是能够很好地把各种方案执行下去。

　　窗外的细雨沙沙作响，倒掩藏了初春惊雷炸响时的万钧之势，李、伍、任所在长屋外，昏暗的夜色中，潇湘大地上已是一派和风细雨的景象。

　　“恩来也不用太着急。党员思想上的进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就的，需要长期的自我修养和锻炼，同志们都是需要一步步来克服自己思想上的迷瘴的。

　　当初在刚上井岗山的时候，我和济民同志为了解闷，聊了不少过去的见闻。他就和我说过，很多在苏联留学过的同志都会被他们的发展成果给震撼，从而产生对苏联路线的迷信。即便是他自己，也花了很久才摆脱这种错误的思想。留苏的同志里，不少人觉得觉得他们苏联这里也好、那里也好，没有一处不值得莫们学习，简直要把苏联的道路给捧成什么绝对正确的圣人之言了，认为他们的经验可以不加修改地用在莫们中国。要我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不唯物的啰！

　　苏联如今取得的建设成果同苏联同志在革命中的经验显然是两码事，我们不能够混为一谈。苏联的钢铁机器和高楼大厦是好东西，但那是工业建设的成果，是在工业持续发展中取得的反馈。只要把四万万的同胞组织起来，沿着工业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总会有一天能实现这些。按照文济民同志的说法，目前各个根据地的工业虽然规模小、技术落后，却也是未来大工业的萌芽。恩来，你去过髮国留学，多少了解了一点他们工业发展的历史，想来比我这个土秀才要能理解这一点。

　　另外，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传来欧美发生大萧条的经济危机的消息嘛。得到消息不久，负责主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李德民就专门批出了一些款子，说是趁着他们一批工业企业破产，低价收购来一些生产的机器。快半年过去，采购的机器应该也要到了，从长江走私过来，莫们很快就能看到，有这样机器输入的加速，我们也能搭上工业发展的顺风车啰。和工业国的差距，小一点是一点。

　　苏联能够成功，在于列宁同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上做了创新，同沙俄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才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莫们中国土共同志要想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不能不坚持唯物辩证法，不能不把苏联革命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要我说，列宁同志这种在革命中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精神才是苏联革命最值得我们学习地。”

　　“那还真是个好消息！”还没等伍豪接着说话，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任弼时听说土共趁经济危机抄底收购机器的消息，顿时激动了起来。尽管他知道以土共贫乏的财力很难采购太多的机器，但在苏联留学时见识过工业的伟力的他，对土共的每一点工业发展都无比支持。

　　随后，他又主动说道:“文书记的分析确实没错，这样不唯物辩证的思潮在留苏的党员干部中的确非常普遍。我也是在守常总书记的正确引导下才在工作中逐渐破除了自己的错误认识，理解到在革命中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认识到苏联的革命经验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虽然其革命成果丰硕，但也和其客观条件相关，在革命前，沙俄就已经是列强之一的工业国，和我们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情况完全不同，不能认为我们照搬其经验就能取得一样的结果。为了把革命后的中国发展成工业国。我们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

　　“弼时说得很好嘛！”李德胜面带笑意说道。随后，他把又一支烟拿到手上，却并不点火，只放在鼻子下闻一闻，显然是顾虑到自己夫人与文济民的嘱咐，不好多抽。“恩来，叫我这一打岔，咱们的话题不知偏到哪里去了。现在还是说回敌我实力的问题吧，除了前面提到的常、冯、阎、张、李等国民党主要军阀，还有没有漏下的比较重要的国民党军阀势力？”

　　“好的，主席。在这几股势力之外，国民党在四川的军阀势力虽然散乱，但由于四川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加之四川普遍采取利于军阀养兵的防区制，四川国民党军的整体规模仍然不容小觑，总兵力有近30万人。

　　经过了红二军在年初的打击，割据川北的田颂尧失去了主要地盘，兵力严重受损，已然实力大减。而其余的四川军阀各部在我红军入川之前本在进行八部同盟与刘湘的战争，但因战线进入僵持，随后经攻下武汉的常凯申居中调停，双方已经在3月底暂时休战。其在常凯申的组织下试图组建进攻川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同盟，但其终因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杨森忧心刘湘借机兼并自己的地盘和部队，因此未能达成基本的盟约。

　　目前，川军各主要势力已大致回到开战前的割据区域，其中杨森所部的第二十军驻防涪陵、梁山、开江、开县、万县及下川东各县；刘湘所部的第二十一军驻防重庆、巴县、江北、璧山等地区；赖心辉所部第二十二军驻防江津、合江地区；刘文辉所部第二十四军驻防资中、内江以西以南，即上、下川南及西康一带；田颂尧所部已向西退守绵阳，失去川北大部分地盘；刘文厚所部驻扎达县及宣汉部分地区，实力受损；郭汝栋所部驻扎南川、綦江地区；邓锡侯所部第二十八军驻扎广汉、合川等地区。

　　总地来说，目前的四川军阀大致归属于六支主要势力。其中刘湘实力最强，驻守川东的重庆一带，有6个师，兵力7万余人；刘文辉控制范围最大，掌握包括成都在内的川中和川南地区60个区县，占据大半个四川，手下有8个师，兵力接近10万人；邓锡侯左右逢源，控制着川西的广汉、合川、汶川等地，兵力达到近6万人；田颂尧、刘存厚和杨森的实力都遭受了不小的削弱，分别割据川北的绵阳、达县、宣汉和万州等区域，其中田颂尧兵力只余约1.5万人，刘存厚剩余兵力约1.6万人，杨森还有7个混成旅，兵力不到3万人。

　　由于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重重，且我红二方面军在攻略川北后并未显现继续南下的意图，所以四川军阀的总兵力虽然远超我红军驻扎川北的兵力，却多陷于互相监视和牵制，暂时无力继续进攻我川北革命根据地。”

　　李德胜给有些黯淡的油灯添了些煤油，让它再度明亮起来后，便静静听着伍豪的讲述。川北的革命根据地虽然范围不算大，却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对于直接负责支援西北发展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实力的加强相当重要，对革命全局的影响不可忽视。李德胜听得认真，拿着放大镜，目光随着伍豪的指点在地图上游走，胸中四川军阀分布的局势图也渐渐成形。

　　伍豪话音结束，李德胜沉吟片刻，方才继续说道:

　　“川北的国民党军阀实力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川北革命根据地的防守不成问题。但其他主要四川军阀的实力仍在，特别是刘湘与刘文辉叔侄二人，兵力加起来能达到近17万人。

　　如此看来，红二方面军对于川东的重庆地区的攻略仍需审慎，要做好充分和全面的准备，不能贸然集中兵力进攻重庆这个坚城。否则，一旦如李张联军在衡阳一样顿兵城下，敌人必将重兵围困，整个红二方面军就有覆灭的风险。特别是要注意发展前期武装工作队建立起来的农村根据地，以该区域的游击区为依托，逐步扩大我党控制范围，消磨刘湘之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避免追求快速决战的思想。”

　　伍豪点点头，接着，他又继续补充道:

　　“李主席说得对，对重庆地区的攻略急不得。根据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汇报，在前段时间，由王维舟、李家俊同志领导，在川东地区发动了一场起义。这场起义的工作做得非常不错。在起义发动前，担任领导的王、李两位同志按照前委指示，没有过早地暴露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而是以本地的固军和民团为掩护，这和刘志丹同志在陕北采取的渗透敌人政权和民团的革命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他们在起义后没有集中兵力去攻打县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广大农村，因此在起义后成功地充分发展了宣汉、万源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宣、万地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蚕食了刘存厚在反四路围攻作战后已经萎缩的控制范围，把这次战役中我红二方面军因损失和疲劳无法扩大的战果成功收入囊中，使刘存厚的实力进一步被压缩。

　　与此同时，这些同志利用敌人武装名义掩护发展革命武装的办法还削弱了刘存厚残余的武装力量，在此消彼长之下，我红二方面军在这一方向上的实力已经完全压过了刘存厚，其弱势兵力之下就不敢轻举妄动。以这样的方法，在川东的重庆地区同样可以削弱刘湘的实力，发展我们红军的实力。

　　除此之外，李主席，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关于杨森这支军阀，我认为可以采用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双重办法。过去在大革命时期的顺泸起义中，杨森就被朱建德同志说动，虽然他滑头地没有直接支持起义，但也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他后来在常凯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采取了支持常凯申反共的立场，却改变不了他作为军阀保存实力为先的油滑本质。在杨森刚从与刘湘战争中退出、损失颇重的情况下，面对重兵在侧的红军，他必然会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不会用自己的本钱来消耗红军。否则，不过是给老常和刘湘白白做了嫁衣。”

　　“恩来的办法很不错！双管齐下，才能最大发挥我党的力量。依我看，这反四路围攻打得不好，也打得好。不好的一面，我之前也谈过，主要是仗打得不够巧，虽然做了游击战中诱敌深入的举动，但只把其视为一种战术，而非是战略，僵化地沿袭了襄阳战役中的经验，把战争打成了有利于敌人的形势，损失过大。这方面，主要是需要调整思想，把战争形势维系在适合我党当前发展阶段的游击战中，从反馈来看，济民同志在七大后回去对思想的整顿还是很成功的。至于好的一面，那就是正面打掉了国民党近两万人的兵力，使川北之敌丧胆，不但川北革命根据地的后续防御工作要相对容易一些，而且敌人的政治工作更好做通。

　　当然，让同为朱德同志的老部下的红二方面军参谋长陈毅在政治上对杨森所部做工作的过程中，还是要秉持着以我为主、武力威慑的原则。否则，以其大革命后快速投靠常凯申并帮助杀害我党同志的事迹来看，杨森之军阀残忍习性仍在，未必不可能在我军实力空虚的情况下对我党干部下手。”

第163章

　　“这样算下来，如今国民党的兵力还有一百六十多万，是多么大的一坨。我们红军的兵力不过才十五六万人，要消灭这些反动派武装，还有许多的路要走哦。

　　啊呦，对了。恩来，我们不是正好得到东北军计划入关的情报嘛，东北军方面的兵力情况如何？我单知道张学良手头有三十五万大军，但东北军具体的情况如何，我还不算熟悉的咯。”对全国地图审视过后，李德胜注意到被略过的东北，用他那带着浓浓湖南口音的语调说道。

　　即便没有从文济民口中得知原本历史上九一八事变的情报，作为把战略眼光点满的统帅，李德胜也不会忽视东北在国内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不过，既然知道了这个情报，又从文济民的讲述中了解了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李德胜自然知道东北军在中原大战后的调动与其后续后方空虚勾起日本关东军野心的联系。在依托可能变化的形势制定了土共发展战略后，他更要关注东北这个土共当前战略中的潜在破局点。

　　“好的，主席。按照我北方局先前的统计和东北局的近期汇报，基本可以确定东北军的兵力在三十六万到三十七万上下。东北军的一大特点就是各个兵种十分齐全，不仅拥有陆军和海军，就连在欧美还是新鲜事物的空军都具备。在三个大军种中，仅仅陆军就包括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十来种小兵种。

　　从部队具体兵力情况来看，东北军在东北易帜后又可划分为国防军和省防军。其中国防军有步兵24个旅、骑兵5个旅、炮兵10个团；海军3个舰队，有大小舰船20多艘，另有3个陆战大队；空军5个中队，拥有飞机约260架。东北省防军分别有辽宁7个团，黑龙江7个旅，热河2个旅。除此之外，东北军还有专门的3个团的屯垦军。

　　张学良的奉系军队占据东北三省，人力物力充沛，还有从张作霖掌权时期就发展起来的兵工厂，所以东北军基本可以做到齐装满员。在部队装备的编制上，以东北军第一旅为例，其下辖三团，每团辖三营，每营辖四连，每个步兵连配步枪120支，轻机关枪9-12挺，掷弹筒十二具。每团配属重机枪12挺，迫击炮6门，平射炮4门。另外，在东北军的10个炮团中，每团装备了从75-105毫米的各种口径火炮共300门，包括了日式37毫米平射炮、日式75毫米野炮、炮奥式77毫米30倍野炮、奥式100毫米21倍径榴弹炮、日式105毫米加农炮等等。可以说，从装备和火力的情况来看，东北军是非常充足的。”

　　对着地图上的东北，伍豪把东北军的情况依次道来，说到东北军的人员和装备编制时，即便他称得上博闻强识，也还是专门拿出了随身用以记录的小本子，对照着说道。

　　“这个张学良，看着他爹传给他的东北这个聚宝盆，给东北军的装备可真是丰厚啊！要是让我们红军的指战员听了，准是要羡慕得流口水哦。虽然我们红军这两年的缴获一直不错，但红军的发展太快了，不少同志发现，分到每支部队头上来，还是没有什么好装备，莫说跟东北军这样的地主人家比宝，就连国民党新军阀里头最穷的西北军，我们红军都比不过咯。”李德胜看着地图上的东北几省，有些感慨地说道。

　　“东北军的装备确实太好了，我们红军要是都能配备上那样的装备，恐怕能轻松打败几倍的敌人，不至于像东北军把仗打成了那个样子。”任弼时点点头，深有感慨地说。

　　“对了，东北方面的局势还有一点要颇为注意，那就是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之兄弟的关系，也即东北军中的新派力量和旧派力量之间的龃龉。去年六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之后，东北四省军政首脑一致推举张学良承继父业，做了东北四省的领袖。因为辽宁、黑龙江两省的行政首脑——张作霖、吴俊升被炸死，职位同时出缺，所以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就占据了辽、黑两省的地盘。

　　但东北的吉林和热河两省，仍由张学良父辈的张作相、汤玉麟统治着。此后不久，又一个张学良父辈的张景惠被常凯申的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东省特区行政长官。至此，在东北的五个行政单位中，张学良代表的新派占据其二，其父辈所代表的旧派实有其三。

　　在张学良父辈所代表的旧派所统治的地区内，当政者都有完全自主的用人和行政权力。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和张作霖同时起家的盟兄弟，张学良对于他们也只能保持客气，不能多干涉他们的事情，奉系内部的割裂也就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指挥不但谈不上如臂指使，甚至还要受到行政和军事上的双重掣肘，处处受限，对东北的掌控比起张作霖下降了很多。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才会倾向接受常凯申的出兵邀约，计划挥师入关，以加强个人在东北军中的威信，扩大自己可以直接管辖的地盘。”思虑片刻，伍豪把随身的小本子放下，针对奉系军阀内部的情况，缓缓说道。

　　“看来张学良这地主家的儿子也不是没有烦扰嘛。”李德胜看着伍豪在地图上指出的奉系中新派势力和老派势力的分布，顿时有些感慨地说道。“张学良的地盘被他的叔伯们控制的吉林给分割成两块，不论是处理行政还是军事上的问题都不能像张作霖那么灵活。像北面的黑龙江，他就不好驻太多的兵，不但要防止山高皇帝远之下，手下再出一个新的小军阀；一旦关内出现异动，有吉林的阻隔，特别是四平街这个关键点，他的叔伯在铁路线上一卡，他的部队就难以快速南下，腰来腿不来，怎么得了哇。

　　这么看来，日本人把张作霖炸死，也算是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哦。不过，日本人的野心一直在膨胀，趁东北军中张学良的新派势力和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等人代表的旧派势力斗争的时机加深对东北的渗透，恐怕不会让日本人满足。在东北军挥师入关参与中原大战之后，东北恐怕会祸生肘腋。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威胁本就不小，加上驻朝鲜的日本师团，倘若张学良把重心放在关内的新地盘，日军的发动就几乎可以预计了。”

　　“确实是这样。”看着东北的地图，特别是上面日本关东军驻军的辽宁关东州和中东铁路支线南满铁路附近的地区，伍豪的剑眉拧了起来。在深深吸了口气后，他说道:“这样看来，东北局的工作在我们土共的全局战略中的地位还是很关键的。在张学良代表的东北军新派势力控制的辽宁和黑龙江，我们土共党委组织的发展都很不错，已经算是有了一定的革命基础。东北方面的日军一旦有所异动，我们或许可以趁势组织起抗日联军，在抵抗日军的过程中借助奉系军阀掌握的丰富资源和武装发展革命的力量。”

　　“这倒是个好办法！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看，矛盾向来是具有两面性的，日军在东北的可能行动是矛盾中不利的一面，但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对革命发展有利的另一面。通过共同的抗日斗争，我们就可以把东北人民团结到我们党的旗帜下来，把东北的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在东北这个人力物力丰富、工农业发达的地区形成有力的革命武装和稳固的革命政权。

　　对了，恩来同志。我记得东北局的同志在最新汇报里提过，东北的工业发展得很不错，特别是兵工厂的发展很不错，能生产出大部分东北军的军械，生产出来的枪炮和弹药都快赶上关内各个兵工厂之和了。东北的兵工厂方面的情况你有没有记下来，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嘛。”

　　“东北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沈阳，其中最主要的奉天兵工厂能够年产格式步枪6万支，轻重机枪1000多挺，野炮、山炮、重炮等各型大炮150门，炮弹20余万发，枪弹1~1.8亿发，以及大量的炸药、航空炸弹等军用物资。兵工厂占地约3.5平方公里，职工有上万人，算得上亚洲第一兵工厂。奉天兵工厂雇佣了1516名技师，但其中大部分技术人才都来自英国、瑞典、丹麦、德国和俄国等传统工业国。

　　为了解决本国技术人才不足的情况，张作霖父子还给奉天兵工厂配套的建设了兵工培训学校和科学研究会。兵工厂车间繁多，设有无烟药、制枪、制炮、炮弹等车间，还有热电厂、炼钢厂、机器厂相关附属配套工厂，基本可以实现从矿石到最终的武器弹药的自产，实力雄厚……”伍豪点点头，把手上的小本子翻过几页，便继续介绍了起来。

　　“这样厉害的工业发展成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虽然是旧军阀，可发展工业上还是很得力的嘛，我们共产党人也要有这样发展工业的决心，还要比他们发展得更好！”李德胜听了伍豪的介绍后说道。

　　“还有一件事，我党在东北的组织发展中工人运动的影响相当重要，在中央改变敌后工作的策略后，我党在东北工人中的组织获得了极大的扩大，特别是在去年年底，以赵世炎、谢觉哉、刘修养等同志为首的一大批经过专门培训的党员陆续进入东北后，对敌后组织发展工作的方法做了极大的改变，不再以直接的罢工斗争为主，而是依托工人扫盲班的名义，给工人们传授知识，从其切身利益出发，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使其自觉地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因此，这一时期我党的组织在广大东北工人中获得了大发展，东北的工人党员数量已经翻了两番。”

　　“赵世炎他们这些去东北的同志的工作还是很好的，革命的方法嘛，就要讲究一个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张学良像去年的冯玉祥一样，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就不能再指望依靠他的力量来发展，就更要坚持以我为主，用深入工农群众的扎实工作来发展革命的力量。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下群众工作呀！”

　　“确实是这样地。群众工作是最重要的啊！”伍豪赞同道，“赵世炎他们这些同志到沈阳做地下工作时，正赶上张学良彻底倒向常凯申，对土共组织转变了态度。在当时，满洲省委的位置已被敌人发觉，好在有在张学良身边做卫生工作的秘密党员通知，省委及时按照事前的预案进行了转移，组织大部才免于遭到破坏。在接下来的4个多月时间里，赵世炎同志一边领导满洲省委组织营救少量不慎被捕的同志，一边调整和改变满洲省委的工作方法。

　　今年的4月23日，在就任东北局副书记后，赵世炎同志在汇报东北局工作的报告中说：我们到的那日，也许就是那个钟头，前省委全体进行了转移，好在我们到达时按照文书记的敌后工作办法对周围环境进行了侦查，察觉到异常，才避免了被奉系军阀给抓住。随后我们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工人，给我们找了地方暂时躲避，这才能在后续的转移途中遇到来通知我们的李运昌同志，得知了这个变故。

　　也是在这份报告中，赵世炎同志对当时满洲省委主要成员的状况逐一进行了分析，接着指出：满洲环境是很好的，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是文化非常落后，旧思想非常浓厚。在张作霖统治时期，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说等于零；而到了张学良统治的时期，通过与其秘密达成的合作，我党在东北的局面才算打开。

　　然而，依托于奉系军阀中张学良所代表的新派势力进行发展虽然迅速，却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没有把党的组织和革命工作深入到基层，同工农群众建立起直接且深入的联系。所以，张学良一和我们反目，许多奉系军阀新派掌握区域中区县的党委就整个地垮掉，东北军中公开的组织也遭到破坏或人员被迫转移。

　　在东北地区，党委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业已完成，但后续还是需要进行持续深入地工作，巩固我们的组织，把党的力量延伸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经过这段时间的转变，我们东北局的多数党员干部克服了对城市优渥生活的依赖，脱下皮鞋西服，换上布鞋短衫，放弃对走上层路线的不切实幻想，深入到贫苦的工农群众中做工作。

　　赵世炎同志在报告中提到，我党在东北军中原本发展的组织中，做上层工作的，大半遭到了破坏，而负责做中下层官兵的，却大多得以保存。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张学良转变态度后，我党对东北军的兵运更多转向了下层，从结果上来看，发展的效果确实更好些，实现了对组织影响的部队的深入控制，官兵思想向革命的转变也更加彻底……”

第164章

　　“既然我们把国民党在全国主要势力分布搞清楚了，那就接着来盘算一下红军的家底吧，也看看从去年年底到现在，红军的力量到底有什么变化。弼时，你刚从西北局回来，对红三方面军的情况最了解，就由你先来介绍一下吧。”对着全国地图仔细考虑一番后，李德胜对国民党的情况稔熟于胸，便对在一旁听了许久的任弼时说道。

　　“好的，李主席。红三方面军部队改编前的主要来源是红二军第八师、陕南第一独立纵队、陕南第二独立纵队和陕北独立纵队，总兵力有约一万八千人。四支来源部队虽然都是师或纵队级别，但各自兵力差别不小。其中相对较多的陕北独立纵队和红八师分别有约7000人和约6000人，而作为原地方部队的两个陕南独立纵队只各自下辖两个团，兵力2500人左右。

　　总地来说，红三方面军的底子还是不错的，部队的军事指挥人员与政工干部梯队已经形成，在襄阳战役后的佯动、关中和陕北的的根据地建设与艰苦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可以支持部队进一步的扩展，有比较扎实的发展基础。另外，在汉中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军需工业的支持下，红三方面军各部队的武器弹药虽然比起敌人谈不上有什么优势，但供给还算充沛，能够满足基本的后勤需求。在文书记回到西北局主持工作后，红三方面军的发展就走上了快车道，特别是在中央集中派去的一大批军政干部支持后，整个部队的纪律性得到了深度加强，旧的山头被打破，部队就更快地成为了一个整体。”

　　任弼时刚刚听了半天伍李二人的讲述和讨论，已经做好了讲解红三方面军情况的准备，加之在来的路上对伍豪有一段关于西北局的简短交流，此时汇报起来自然更加胸有成竹。他的汇报并没有从红三方面军的现状入手，而是先说了红三方面军在初始时的情况，打算讲解红三方面军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加清晰地说明红三方面军的实力情况。

　　“红三方面军在西北的发展还有一个客观的有利条件，那就陕甘宁青这西北四省的国民党兵力空虚。在中原大战开始前，冯玉祥就把麾下26万大军，分别编成5路大军和骑兵集团，从陕甘宁青各省全部开赴前线，以显示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心，而对自己广阔的西北大后方，他却没有留下多少军队。

　　根据我地下党员获得的情报，原驻扎于甘肃的西北军第8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曾建议留一部分兵力控制西北局面，但冯玉祥坚决拒绝，并明确告知他：胜利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最终，孙连仲只得接受冯受玉祥的命令，将分散驻守的主力部队悉数东调，在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广阔地方仅仅留下了一个新编师驻防，每个省仅有一个旅驻守，相对于要防守的范围，几乎可以说是不设防的状态；而陕西的情况也不遑多让，仅有作为西北军后方司令兼陕西省代主席的刘郁芬带去的一个数千人的师驻守，同样处处空虚。

　　这样的情况不但使我党在西北的组织和根据地发展去除了绝大多数的阻碍，免除了多数反动武装的威胁，还充分借助了西北军原有的统治机构为掩护，实现我党的发展。特别是在西北军主力东出后，以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和甘肃马鸿宾这西北三马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立即公开作乱，宣布叛冯投常，使得西北军留守势力岌岌可危。

　　因此，即便在我党一部分同志情况因快速发展中的革命宣传的需要已经暴露的情况下，以刘郁芬、雷中田等人为代表的西北军留守势力不得不对我党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我党的组织也因此进入了其新编制的西北军留守部队中，取得了这支新组建的武装力量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