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54节

　　以此为起点，红三方面军实现了大的扩张。在西北四省最主要武装力量的支持下，我党派到西北的党员干部实现了组织和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实际控制范围不断扩大，民兵、赤卫队和地方纵队纷纷组建了起来。在最初的三个月里，西北局和红三方面军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巩固新建立的西北根据地和渗透西北军留守部队上。

　　在这段时间，红三方面军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分散到各地清剿西北的地方反动势力，翦灭各地的土匪和地主民团武装，特别是首先消灭了党玉琨、张维玺、甄士仁、姚震乾、张子厚、杨万青和毕梅轩等人掌握的主要陕西地方武装，扫清了向甘肃、青海和宁夏发展的后顾之忧。在失去武装支撑的反动势力被消灭后，诉苦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在以陕西为核心的西北根据地推广开来，使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的同时，让许许多多翻身的农民志愿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从而给红三方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兵源，也使红军在陕甘宁青四省的地方部队的组建更加顺利。

　　仅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有超过七千名陕甘宁三省的本地新兵加入了红三方面军主力部队，扩大了部队规模的同时，还通过在此期间几乎不间断的剿匪战斗锻炼了队伍，使新兵在基本的技战术训练完成后顺利地融入了红军部队，红三方面军的战斗力也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出现明显的下降。趁着暂时无大仗可打的有利时机，红三方面军还抽调出了一部分精干的指战员和政工干部参与组建地方独立部队，与中央支援的干部一起，组建起了六个下属两团的独立纵队。在地方部队组建完成后，红三方面军就可以把根据地的防御工作交给它们，从而将部队集中起来，进行下一阶段战略中的行动。

　　另一方面，我党对西北军留守部队的渗透也是极其成功的，借助西北军的名义和武器弹药，发展出规模达到三个师为我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这方面的成功，还要得益于徐九龄、方鉴昭和李嘉谟等同志的工作。按照文济民书记的指示，他们在去年就被陕西省委派到甘肃进行地下工作，取得了在甘肃主政的刘郁芬的信任。当刘郁芬被冯玉祥任命为西北军后方司令兼陕西省代主席后，我们的同志就顺理成章地被他安排负责新守备部队的筹备，大量同志也借此机会进入到这支部队中。

　　虽然这些新成立的部队大多需要招收新兵从头训练，战斗力水平较低，但一张白纸好作画，这些还没有在军阀混战中变成兵油子的新兵接受起革命宣传更加顺利。特别是因为其大多为贫困工农子弟，在入伍后没有脱离贫农生活太久，接受诉苦教育的效果极佳，于是这支部队的广大官兵很快在思想上认清了反动派和剥削阶级的真面目，产生了与广大工农群众同仇敌忾的阶级觉悟，革命意志十分坚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迅速完成了对这支部队向革命军队的改造，除了没有公开以红军的名义行动外，这三个师从党的绝对领导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约束上都可以说是完成了改编。”

　　“冯玉祥和他的西北军算是给我们党和红军做了一次大好事咧！从这段时间西北局和红三方面军的发展情况来看，就已经超过了中央最乐观的预计，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阻碍嘛！”李德胜手上夹着那支未点燃的香烟，笑呵呵地说道。

　　“去年年底在主持军委时，我听济民同志说西北的局势一片大好，还有所怀疑。我万万没想到冯玉祥竟敢这样大胆，完全置后方于不顾，把西北的地盘留给我们土共来发展。西北这四个省是多么大一个区域，我们党已经控制了川北和汉中，只要进占了这个棋眼，我们在全国的局势就活了！

　　在西北这个地方，恐怕会是我们党到目前为止发展最快的区域了。我们年初派过去一个团的军政骨干，到年中或年底就能发展出一个团的红军部队；我们派过去一个县的党员干部，半年过去就能发展出一个县的稳固根据地。这是多么划算的一件事！我们党在革命的过程中要是能多遇到几次这样的敌人，革命胜利的一天恐怕还会再早来上好几年啰！”

　　“冯玉祥把西北地盘的防御彻底放空实在是我党发展空前的好机会，只要我们抓住机会，发展出稳固的西北根据地，就算后续没有其他敌人给我们这样的时机，以大西北为后方，我们的革命也会立于不败之地了。这样一来，革命就能够容得下偶然的失败，不至于因为一两次挫折就断了发展的势头。”伍豪闻言，也很是高兴。虽然他在来的路上已经听任弼时简略地说过一点西北局的情况，但再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他还是忍不住幻想土共的革命形势将在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后会有怎样的变化。

　　“恩来，要我说，我们土共已经取得了汉中，又拿下关中地区，算是有了楚汉争霸刘邦暗度陈仓出关中后的控制区域，高祖之势已成啰！也不知道未来革命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要是能像刘邦那样五年统一全国，人民群众就能少受些苦，我们也能更早走上工业建设的道路上来。”李德胜在地图上虚画，透着自信地调笑道。

　　“莫说是五年，哪怕是六年、七年乃至十年，我们的革命能够胜利就是好的！自清末以来，从北洋旧军阀到国民党新军阀，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者换了又换，工农群众却依旧生活在苦难和压迫中，我们中国的工业发展也是停滞不前。只有革命的胜利才能把人民解救出来，才能建设一个工业的中国，我们不能失败啊！”听了李德胜信心满满的话，任弼时虽然没有他那样的高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却也认可他的判断。说罢，他又讲述起红三方面军的后续发展情况——

　　“在巩固了陕甘宁青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地方独立纵队和赤卫队等地方革命武装并控制了西北军留守部队的三个师后，西北局和红三方面军扫除了后顾之忧，工作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对以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和甘肃马鸿宾等为代表的以民族和宗教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反动势力进行打击。以马步芳和马鸿逵为首的几股势力在政治上极端反动，不但有着军阀惯有的残酷压榨工农群众的特点，还极端残忍，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甚至在我红军部队一时照顾不到的地方实施了多次屠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反动势力的活动也正是我党我军顺理成章向西北发展的一个肇因，打掉他们，对于巩固我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争取群众支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上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我党在西北的工作以发展为中心，对青马和宁马暂时采取了防守以压缩其活动空间的办法，使用少量兵力和干部在根据地边缘活动，牵制他们的武装，把更多兵力投入到发展根据地的工作中。而到了这一阶段，我红三方面军把地方防守工作交给了在剿匪和打击地主民团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地方独立纵队，把主力集中起来，与西北军留守部队的三个师汇合后，兵力合计四万余人。刘郁芬等西北军留守势力的头目装聋作哑，对手下部队和红军协同行动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态度，在我党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维持着与我们的合作。

　　虽然在西北军主力撤离后，马步芳、马鸿宾和马鸿逵等人就以常凯申的中央政府支持的名义举旗反叛，但由于有我党的隔绝，常凯申事实上无法向其运去武器弹药等物资，并不能给予其实质性的帮助。加之在我党的渗透下，西北军留在后方军火库中的武器弹药都在红军手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所以三马的部队无从获得额外的军火补充，火力贫弱，弹药不足，在有我红军部队驻防的地方只能撞个头破血流，难以寸进，其控制范围的扩大极为有限。

　　红三方面军与西北军留守部队新增的三个师汇合后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编，尽管在名义上保留了其原本的西北军的提法，但在指挥上完全统一，从编制上正式归属于红三方面军。随后，红三方面军合计三个军七个师的部队分为三个方向，趁着敌人对我军实力的错误估计，首先对最为穷凶极恶的青海马步芳部发动了进攻。

　　红三方面军正面的三个师缓步推进，从而吸引马步芳部队，另外两个军从左右两翼秘密前进，实施大范围的包抄，成功合围剿灭了马步芳部主力。战后，反动头目马步芳虽逃窜到新疆，但被慑于我军实力的金树仁送回，公审后枪毙。

　　随后，红三方面军对占据甘肃中西部的马鸿宾部的进攻也快速展开。考虑到其在三马中的特殊情况，即手上没有什么血债，特别是在冯玉祥投常后主动礼送我党同志离开，在政治上更类似于其他一般西北军，故西北局决定对其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办法，从而减少红军的损失。红三方面军在消灭其两个团的外围部队后，成功逼迫其选择阵前投诚……

　　最后，红三方面军以半包围的态势向宁夏的马鸿逵部压了过去。马鸿逵在战前虽然把与宁夏共存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等战斗正式打响，红三方面军以泰山压顶的态势快速歼灭其部分主力后，他便灰溜溜地向西逃窜了。结果因为充当交通工具的汽车抛锚，他和随行的随从们在骑马逃跑的途中，被发挥连续追击精神的红三方面军侦察部队一举消灭，还是打扫战场的时候才被指认出来。

　　在完成这阶段战役后，红三方面军又从地方独立纵队吸纳了一批指战员补充伤亡损失，规模不减反增，算上名义上是西北军留守部队的三个师，共有三个军七个师，约四万五千人的兵力。”

第165章

　　窗外的夜色愈发地深了，原本潇潇的雨声也随着浓云的渐渐散去而沉静下来，在这湘赣常见的长屋里，几人的讨论却渐渐热切起来。时值春夏之交，一通震地的惊雷配上一场润物无声的及时夜雨，正是万物滋长的好时候。

　　“这样算来的话，红三方面军到现在只主力部队就有四万五千多兵力，再加上地方部队，离十万人都不远了，是好大的一股力量哦。而且随着陕甘宁青四省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就能够使这块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成为稳固后方，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战士，红三方面军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主力部队至少可以发展到十五万人呀。”

　　听完任弼时对红三方面军发展历程和最新情况的讲述，李德胜在心里对红三方面军的最新情况算是有了基础的认识。有在西北大发展的红三方面军打底，即便在其他方面的红军保持如今的部队规模不变，到明年年底时，全国主力红军数量也能达到三十万，从数量上和如今的国民党新军阀主要派系没有拉开差距，土共也就有了把战略向下一步推进的实力保证。

　　“果然，在敌强我弱的整体背景下，要向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去发展，批亢捣虚，才能取得更好的革命成果。我们就像那小本经营的商店主，得这里扣一点，那里省一点，每一分增长利润的可能都要抓住，慢慢积攒起来，才有做大买卖的本钱。现在我们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必须要把发展革命力量放在革命工作的第一位，如果不能保证党的力量处于持续的发展中，什么看上去天花乱坠的计划都没有实现的基础。”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主席的判断完全是可能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桎梏红三方面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干部的不足，不论是对合编后的部队进行军事技能整训和政治教育，还是从零开始建立起地方部队，都需要大量的军事指挥和政工干部，文书记在主力和地方部队干部调配的问题上可是伤过一段时间脑筋。

　　好在随着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在各大根据地落实，源源不断的军事指挥和政工干部陆续经汉中进入西北，极大地补充了红三方面军干部力量的缺乏。第二阶段计划实施前，在保证红三方面军主力部队战斗力的基础上，已经有近3000名干部加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地方独立部队中来。

　　这些干部在进入根据地时，组成了16个规模大致在120到200人的架子团。在他们抵达后，文书记并没有把他们拆散来使用，而是以红三方面军可抽调的部分指挥员补足人数较少的队伍，使每个架子团的人数达到180人，从而以他们为骨干重组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6的个独立纵队及2个工兵团、2个辎重团。

　　在第二阶段行动开始时，西北革命根据地地方部队刚刚重组，各个架子团干部才下到部队不久，按照军委调整后的三三制新编制，把部队初步改编完成，仅在编制允许范围内于营以下增设一个机枪连，总兵力大致只有主力部队的一半，约有两万三千人。

　　而到我从西北局出发前，随着广大翻身工农群众和许多被救的受灾群众中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在主力部队少量吸纳新战士补充伤亡损失的情况下，西北的地方独立部队几乎吹气球一样地膨胀起来，每个团的规模都至少翻倍，达到2500人以上，总兵力更是快速超过了红三方面军，达到了六万余人。另外，得益于一大批富有战斗经验的主力部队伤员转入地方部队，地方部队中大量新战士们的加入并没有严重损害战斗力。

　　因此，从西北革命根据地这种兵力增长的趋势来看，随着主力部队的自然扩大和战斗力强的地方纵队转为主力，主席所判断的红三方面军有潜力使主力部队达到15万人在两年之内完全可以实现！”

　　对于李德胜对红军发展的预期，任弼时完全认同，他从现实的红三方面军主力及地方部队的当前规模和发展趋势的角度分析，更加证实了这种可能。三十万，在如今国民党新军阀中，也就只有常凯申的中央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达到了如此规模，放在一年多以前，对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低潮中的土共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遥远数字，可到如今，似乎变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可能。

　　“要是算上其他红军部队，特别是在山东的发展态势极好的红五军团，我们主力红军达到三十万人规模的时候或许还要更早些。更不要说我们党过去一年多以来在北方军阀部队中的兵运工作非常成功，一旦发动了几场成功的起义，把这些部队改编成真正的工农红军，我们主力红军的数量达到这个数字的日子恐怕还会再早些。

　　不过，这场中原大战对我们土共来说不只是好事，虽然我们在这场大战期间极大地发展了革命的力量，但常凯申也通过中原大战一股脑地解决了冯、阎、李等几个主要的反对势力。在大战结束后，我们土共和红军的实力恐怕就再也隐藏不下去了，届时，我们红军就要用还没发展完全的实力应对常凯申的正面攻击。即便不算上战后从失败的西北军、晋军和桂军等部队中另外收编的杂牌军，以常凯申目前的部队规模来看，也有35万之多，倘若其集中大部兵力进攻我主要根据地之一，以如今的主力红军部队恐怕也很难抵挡。”

　　伍豪对红军未来的发展情况同样抱有乐观态度，不过，作为红军参谋长，他反而因为对军事情报了解颇多而有些忧心红军和根据地的后续防守问题。通过双方实力上简单的数字对比，伍豪就觉得红军同样难以抵御常凯申部队的进攻。更不要说常凯申的中央军在武器装备的配备上，要远远优于靠缴获和简陋的军需工业自产维持后勤的红军，倘若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伍豪更是想不出红军战略上的生存之道。

　　“恩来，不要那么悲观嘛。从抵抗常凯申后续进攻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许多可以倚仗的优势的，没有到非失败不可的地步。

　　这首先一个，就是常凯申的兵力问题。常凯申虽然兵多将广，但即便加上未来可能新收编的西北军、晋军和桂军等杂牌军，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一百万人。这不到一百万人，再去掉用来留守地盘和他调动不动的部队，常凯申能调来进攻我们根据地的有个六十万就不错咯。

　　对这些兵力，常凯申有两个选择，其一就是像恩来你预想的，常凯申把这六十万部队全都集中起来，去进攻我们一个主要的根据地。而我们的根据地呢，除去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得比较好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也不过只有四万左右的主力红军，加上地方部队，也不会超过十万人。这样对比下来，表面上我们红军确实难以和常凯申的大军去对抗，毕竟这世界是唯物的，双拳实在难敌四手嘛。

　　可我们全国各个根据地和红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都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广泛联系的有机整体。常凯申就算集中起力量来打我们这边，可有这块根据地和红军的牵制，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威胁和阻碍在更多地方就不复存在，我们那边更多根据地和红军又发展了起来，东方不亮西方亮嘛！就算我们一块根据地、一支主力红军乃至多个根据地和红军被常凯申给打败了、消灭了，我们还会有更多根据地和红军，他们照样解放更多的工农群众，发现更多的革命武装，我们发展的速度要超过常凯申一处一处进攻的速度，最终就能把整个中国给解放了！

　　常凯申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把兵力平均分配下来，一同去进攻多个主要的革命根据地，这也是他最可能的现实选择。这样使用兵力，对常凯申来说除了避免按下葫芦浮起了瓢的顾此失彼，更大的好处是可以就近调动更多地方军阀的杂牌军加入对根据地的进攻。按这样估计，算他常凯申可以调集80万部队进攻我几个主要根据地，兵力平均分配下来，分到每个根据地上也不过十多万人，各主要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的数量加起来，和这个数字的差距并不大嘛。

　　另外，我们红军在过去一段时间打通了各个根据地联系和进行了整编后，机动性得到了不小提升，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更灵活地在各个主要根据地之间调配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把一部分红军主力进行局部的集中，在以相对少量兵力迟滞和牵制几个根据地所面临敌军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不同敌军行动的间隙，集中力量消灭一股敌人。这样一来，常凯申在一个方向上的进攻部队被大量消灭后，就不得不选择收缩兵力撤退，否则，继续分兵进攻之下，我集中运用的红军完全可能给其连续造成无法承受的重大损失。

　　另外的两点，说起来就比较简单了。这第一点，就在于我们党占据了西北这个远离常凯申在东南的统治核心的广大区域，在天然的距离和地形阻隔下，常凯申显然无法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直接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党在打击以常凯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过程中，就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可以给其他根据地以源源不断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红三方面军保卫根据地的难度大大下降，也就拥有了充分的行动自由，使我党在全局上拥有一只战略预备队，随时可以调用红三方面军大部分力量以支援其他根据地的战斗。这两方面的情况，也正是我认为在西北区和红三方面军发展出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我党就将立于革命斗争中的不败之地的关键原因。

　　这第二点，则在于我们中国在地域上的幅员辽阔。这一点决定了两个结果。其一是常凯申即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斗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也难以用他的中央军直接控制被吞并的广大地盘，不得不借助于吞并的各种地方军阀和杂牌军。这样一来，各个中小军阀之间就必然存在空当，也就有了红军和根据地武装割据政权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下，我们这么大的国土上总会有反抗的力量，也就总有革命的基础存在。

　　其二则是不论常凯申对我们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怎样的进攻，有辽阔的国土在，我们也总拥有转圜的余地。从西北的陕甘宁青，到华东的鲁苏皖，再到广东和广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即便常凯申要对我们的根据地进攻，我们各个根据地和红军也能东西呼应、南北配合，使常凯申的军队在反复被调动的过程中逐渐消耗殆尽，直到迎来敌我实力对比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即便发生了最糟糕的结果，我们现有的根据地都被破坏了，我们的红军损失惨重，我们也能跳出常凯申直接统治的地方，去统治力量更薄弱的地方去发展根据地。过去常凯申与军阀的斗争是棋盘有限的象棋，决战打胜了，其他军阀就像被将军抽车，顿时彻底失败；而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一盘棋盘巨大的围棋，他们把我们一支红军打败了，消灭了我们一个根据地，也不过是围堵吃掉了棋盘上的一小块，我们总还能在新的地方另起炉灶，继续我们的革命斗争。”

　　煤油灯放出的暖黄色光线犹如油彩般照射在李德胜的脸上，给他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面容更添了几分舒缓的神采。李德胜一面说，一面在地图上比划着，向正在倾听中的伍豪和任弼时清晰地讲解他的思考。

第166章

　　“听主席这么一说，我就放下心了。常凯申军的武力虽强大，但只要我们党有了辗转活动的空间，红军就能像西班牙斗牛士那样，把他派来进攻的部队来回地调动。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他有再大规模的进攻部队也不可能彻底毁灭革命的希望。”听罢李德胜的讲述，伍豪对接下来土共的革命形势算是安下了心来。还记得讨论开始时的主题，他又主动说道：“主席，既然弼时已经介绍完在西北的红三方面军的发展情况，那我就来接着来介绍其他主力红军的发展情况吧。红二方面军和红三方面军渊源很深，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红二军这支文济民同志和杨虎城同志一起带出来的队伍，正好就由我一并说说。”

　　“好，恩来，你来讲吧。虽然年前的时候我听济民说过不少红二军的详细情况，后来也从军委收到的电报里得到一些关于红二方面军最新发展的情报，但终究是视角比较单一，还是听你来讲一讲更多涉及到改编和发展细节的消息，补充一下我对红二方面军的了解。”说罢，李德胜便把刚刚拿在手里半晌的烟收回了烟盒，聚精会神地看向了桌上的地图。

　　“在三月的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后，以陕南的红二军第五、第六、第七三个师和湘鄂西的红一军第四师为主体的部队正式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虽然其在规模上有小幅度的扩大，达到了三万余人的3个军、7个师，但对这支部队来说，更重要的变化体现在中央派去和从地方调去的大量政工人员对其深入的改编工作上。

　　从部队发展历史来看，红二军的三个师和红四师在改编前的问题都不小。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虽然这两支部队发展得比较顺利，特别是部队兵力的增长很快，但相对于它们的规模而言，部队的政工人员从数量来说还是比较匮乏。

　　这个问题在红二军中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红二军的前身是杨虎城同志率领的国民军第十军，作为当地驻军而存在，在陕南的汉中地区并无其他的国民党正式军队，红二军部队在起义前有充分的时间做政治教育和深入的思想改造；其二是在正式起义前，文书记通过诉苦教育等新式整军运动办法加强了政治教育，充分发动广大基层官兵，用共同的悲惨遭遇唤起他们的阶级仇恨，从而用有限的政工干部实现了这支部队最大程度的思想改造，形成多数指战员的革命觉悟。

　　当然，红二军缺乏政工人员的问题还是存在，在并实实在在造成了一些影响。这个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红二军在起义前完成初步的政治连续后很难持续推进指战员思想上的改造，相当一部分指战员的思想还停留在激烈的阶级仇恨和坚决的革命意志上，对于比较细致的政治工作难以有效执行，无法充分领会中央指示与革命事业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红二军指战员的对革命的理解还停留在替天行道的造反式思想上，不能很好地发动群众，且只有短暂的革命激情，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上缺乏足够的主观能动性。

　　相比之下，在红四师里缺乏政工干部的影响就比较突出。在发动湘西起义后，红四师长期处于敌人势力的包围中，尽管有着红一师、红二师支援过去的一些政工干部，但人员相对零散，在几乎连续不断的斗争中，红四师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政治改造，内部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流寇思想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除，相当一部分部队指战员还存在着顽固落后的军阀思想，完全无法称之为真正的革命军队。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师不但出现了规模扩大后战斗力反而下降的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指战员在襄阳战役这一在党的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的阶段犯了严重的纪律错误，裹挟着贺龙、周逸群等主要领导，最终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

　　说起红二方面军，伍豪除了对部队规模和编制略微一提外，并没有过多地讲述他与李德胜都稔熟的部队具体兵员和装备状况，而是话锋一转，提起了组成红二方面军的两支部队在过去存在的问题。事实上，经过了襄阳战役和川北战役两次前后战役，不论是原红二军还是原红四师，都暴露出了不小的问题，而关于他们这些问题的症结，文济民在报告中也曾提起过一笔，他认为，其在于政治问题，即由政工干部不足引起的种种偏离革命军队性质的政治问题。

　　“恩来讲得好呀。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军队，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政治问题是红军的命脉，所以必须坚持政治建军。红二方面军在改编的过程中对政治问题足够重视，算是抓住了这个命脉，找到了部队改编问题的关键。所谓纲举而目张，只要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捋顺，其他的军队工作也就好解决得多了。”李德胜点点头，欣慰地说道。

　　“确实是这样，主席。在向红二方面军改编的过程中，原红二军的三个师部队和红四师都发生了深入的改变，部队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大量政工人员有组织地加入部队后，所造就的部队政治思想持续进步。

　　在这次红二方面军改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工干部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逐渐发展巩固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优秀的地方政治干部，他们中大部分是各个地方土改工作队中的佼佼者。因为这样的地方政治工作经历，他们能够精确地把握同样出身贫苦工农的指战员的思想脉搏，理解同志们的所思所想，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用最适当且有效的方法推动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宣传。

　　与这些地方政工干部一同加入红二方面军的，还有一批数量上约有原部队三分之一左右的新战士。这些战士在出身的农村普遍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亲眼见证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是对于政治宣传最有力的背书，使得从地方进入红军的政工干部的政治教育与宣传落到实处。通过这些新战士的真实反映，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革命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从而理解革命要广泛发动群众，打倒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建立新的工农政权的必要性，在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中从个人的自发转变为群体的自觉。

　　红二方面军改编中新加入的政工干部的另一大来源是中央从各个根据地和红军中的调配。这方面的情况主席应该最清楚，在中央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计划后，作为负责控制和保卫西北这个战略重点方向的大后方的红军力量，红二方面军在党内资源上得到了极大的倾斜，政工人员方面也是如此。从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乃至最远的东江革命根据地，及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军和王尔琢师等主力红军部队，中央一批调来了约2500名政工干部，其中近一半留在了红二方面军中参与了红二方面军的改编。

　　从这些根据地和主力红军调过去的政工干部在出发前，都在途中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过了中央的培训，统一了政治思想，确保对中央路线的清晰精准认识。因此，这些政工干部到红二方面军后，在政治上给了原本的政工干部以很大的支持，使他们在中央的政治背书下完成了改编工作，突破了部队中一部分思想落后的指战员的阻挠，在保持团结的基础上，实现了红二方面军政治思想上向中央看齐的目的。”伍豪听罢李德胜对红军政治工作的论断，随后接着说道。

　　“这样很好。有地方同志的参与，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就更好做，这是我们从上井岗山时就发觉的规律，看来济民同志还没有忘记啰。对中央路线的执行是必须的，红军是党的武装，必须要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个问题上没有计较的余地。凡是有脱离党的领导的部队，必然是在从革命军队向旧军阀性质退化，在思想落后，部队没有觉悟，战斗中也就失去了韧性，成为叫敌人一打就散去的孱弱军队。”李德胜严肃地说道。

　　对于红军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他是始终如一地坚持的，在原本的历史上，即便在被中央特派员排挤、被从上海转移到苏区的中央丢去坐冷板凳，他也没有动摇对红军这一原则的坚持。当然，这个世界线的李德胜要幸运得多，不必如历史上的教员那样，在和朱德、陈毅的反复争论过后，才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这一原则。

　　“既然恩来你说完了红二方面军改编的情况，那我们就再算一下红二方面军的各部队具体兵力和编制，知道手头有多少力量才好去算能做多大的事嘛。”

　　“好的，主席。红二方面军在改编以后总共有3个军、7个师，3万人的兵力。各个师的兵力不算平均。原红二军的3个师有一万五千人，在改编后编制扩充为第13师至第17师这五个师，吸收了6000多名新战士，兵力达到近两万三千人。红13师到红17师每个师下辖3个团，团下辖3个营，营下辖4个连，连下辖3个排，每排12人。

　　原红四师在改编前有约7000人的兵力，在改编后编制扩大为两个师，不过，原红四师的部队虽然吸收了大约3000名新兵，但由于其原部队中存在的问题颇多，有相当一部分原红四师的指战员在红二方面军改编过程中由于无法适应革命军队的环境，选择退出红军回到地方。在这个问题之中，一项重要原因就是原红四师的相当一部分指战员是在贺龙同志在袍哥中的声名的吸引下加入的红军，他们非常讲所谓的江湖义气，对于各项革命纪律不甚遵守，土匪习气和军阀作风颇重。

　　在红二方面军改编的过程中，一批对群众造成重大损失、给我们红军和我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造成极恶劣影响的原红军指战员在公审后被枪毙，除此之外，没对群众造成损失或是革命觉悟不足的指战员，在审查后被清退。因此，尽管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吸收了接近原部队规模一半的新兵，由原红四师改编而来的红18师、红19师两个师的兵力也并没有显著提升。好在到原红四师支援的政工干部大多同样精通军事指挥和训练，算是补足了指挥员的缺口，又经过几个月训练、政治教育和打击土匪与地主民团武装作战的磨炼，红18师和红19师这两个师的战斗力比起原本的红四师有了显著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四师向红二方面军改编的过程中，这支部队终于有了难得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不论是湘军、鄂军还是其他国民党军，大多陷于中原大战和相关战斗中，这才有了红四师向红二方面军18师和19师改编的外部条件。在清理掉一大批不合格乃至严重违反纪律的指战员后，刚加入部队的新战士才训练不到一个月，部队正处于旧力已尽、新力未生的尴尬阶段，一旦敌人在这个时间发动进攻，红二方面军18师和19师必将处极难防守的窘境，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也将遭受极大的破坏。当然，选择在新战士入伍不久后就开始对原本的不合格指战员进行清理，也是为了保证新入伍的战士不被救的坏风气所影响，从而创造出一支具有铁的纪律的部队。”

　　伍豪讲述道。

第167章

　　红二方面军的改编对李德胜来说也是极重要的一件事，特别是改自原红四师的红18师和红19师，这支部队的问题在过去一年里几乎成了李德胜的一块心病。红四师过去虽然在红一军的编制下，但由于其所活动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相对孤立的位置，使得这支部队长期处于独立发展的境地，在部队的政治工作上和红一军的其他三个师简直是天渊之别。

　　如今改编后的红18师和红19师算是彻底的脱胎换骨，也算是去李德胜心中块垒，不必再忧心它们能不能承担好对重庆地区攻略的问题——虽然红18师和红19师在红二方面军中兵力相对较弱，在军事行动中居于次要地位，但它们作为距离上更近的部队，需要承担起对重庆地区地下革命力量前期发展的任务，所以必须要足够坚韧，能做细致入微的群众工作。

　　刘湘、刘文辉叔侄呼应的复杂形势决定了土共对重庆地区必须采取缓进急战的办法，先逐渐蚕食，挤掉刘湘对重庆城外的统治，再在军事上快速行动，消灭其有生力量，才能避免战事迁延，引来刘文辉等其他川军部队的支援。在李德胜的这一构想中，位于湘鄂西的红18师和红19师的任务非常关键，能否通过不断发展武装工作队建立游击区、控制重庆外围农村区域，决定了红二方面军在后续的作战中是否能达到突然性，甚至可以说直接决定了重庆攻略的成败。

　　“红二方面军的改编好得很，特别是红18师和红19师，部队在数量上暂时保持乃至减少都不要紧，只有把坏的风气彻底根除，才能切实提高战斗力。政治工作是部队战斗力的核心要素，这方面做得好了，才有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可能。好了，恩来，我们再说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李德胜欣慰道。“还是由你来介绍吧。”

　　“好的，主席，那我就从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说起。红四方面军目前的总兵力约一万七千人，有两个军、五个师。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主要来源有三个：其一是徐海东同志带出来的鄂东独立师，改编前的兵力达到了3200人左右，改编后为红四方面军第33师；其二是原红二军第五师一团，改编前兵力约为2400人，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地方部队合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7师；其三为段德昌同志率领的援鄂北上先遣师，改编前兵力约为7000人，林罗纵队赴山东时抽调了其中一团约2500人，随后这支部队与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地方部队合编，成为红四方面军第34师、第35师和第36师。

　　作为保卫新开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部队，红四方面军虽然在兵力上较红二红、红三方面军有不小的差距，但得益于构成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部队都久经战斗，指挥员和政工干部经验丰富，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很有保证的。另外，根据红四方面军代政委段德昌同志的反映，由于红四方面军几支主要来源部队在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通力合作，部队在改编期间所需要克服的阻力要小了很多，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比起其他部队改编需要从头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来说要轻得多。

　　与此同时，在红四方面军前身的这几支部队协同开创根据地的过程中，包括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优秀中层指挥员在连续的战斗中涌现出来，使红四方面军虽然扩大了编制，却没有出现指挥员缺乏的问题，巩固了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红四方面军虽然是由三方面主要部队合编而成的新部队，却在改编过程中保持了不错的战斗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个枢纽之地没有给敌人可乘之机。”

　　说到红四方面军，伍豪语气颇为轻松。这支部队的两大来源，即原援鄂北上先遣师和原红二军五师一团，分别是李德胜和文济民带出来的队伍，所以在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上非常好也并不出奇。而由徐海东率领的红一军鄂东独立师只经过以粟裕为代表的一批中央派去的干部的并不超过过去红四师程度的初步改编，在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上竟然也如此优秀，实在超乎了不少同志的预料。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的改编问题反倒成了各主力红军中最不需要担忧的一部分。

　　“段德昌同志在红四方面军改编中的政治工作做得好呀！说起来，他们红四方面军的成立如此顺利，也是超过了我和济民同志在开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前的预计。还是杨虎城同志的襄阳战役打得好，把湖北多数敌人吸引到了鄂北地区，不但解了鄂东革命根据地的围，给鄂东独立师和红五师一团创造了活动的空间，还让段德昌同志率领的渡江后的援鄂北上先遣师跟他们汇合。至于后面，常凯申跟桂系和其他反常联军的战争展开得突然，一下子使开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大大减轻，鄂东的一万二千多部队足够承担开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作战任务，我们红一军的主力没了北上的必要，段德昌同志率领的援鄂北上先遣师倒是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咯。他们这样共同作战了四五个月，部队的组织和思想就统一了，又有了改编上的意外之喜哦。”

　　李德胜笑道。对于开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事，他还是做了充分的预期的，即便是最差的鄂东革命根据地失守、需要从头开始革命工作的可能也设想过。不过，形势的迅速发展还是大大出乎他与文济民去年年初在井岗山时的估计，随着常凯申在消灭桂系过程中被暂时拖延，国民党内部矛盾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激化和爆发了出来。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军阀战争的时期，李德胜在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中判定的革命高潮期也就随之到来，革命的形势向前大大地跃进了。

　　“形势的发展确实超过了我们很多同志的预料。我之前看军委对常桂战争后抵挡常凯申军队进攻的相关判断，也是非常认同的，但没想到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斗争会这么快向更激烈的方式演变。这场中原大战，实在是太突然了。

　　不过，这个结果但也不全是国民党内部因素所决定的，我红军在赣南发起赣州战役的行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王尔琢他们这一动，不但直接牵制了常凯申中央军回援的两个师，还间接拖慢了他消灭桂系的速度，使其部队暴露出不少问题，给了阎锡山、冯玉祥和汪兆铭等国民党内主要反常势力串联的时间，没有给常凯申各个击破的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个革命高潮也称得上是我们土共自己争取得来的。”

　　相比于李德胜的亲身经历，伍豪对鄂豫皖相关情报的了解还是在就任总参谋长后对军委文件中得来的，大都是二手的信息，所以当他回想起来过去的各项相关情报时，才发觉有早有草蛇灰线，只是，未免事后诸葛亮了。

　　伍豪虽然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也指挥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可说到军事能力，也只称得上颇有参谋之能。因此，经历了两次起义失败后，在党内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的情况下，伍豪不得不认清现实，辅助李守常总书记做了许久的中央行政工作。如今在主力红军改编、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处处缺少军事指挥人才，军委下属不少经过锻炼的参谋下到部队担任指挥员，而他也在军委缺少人手的情况下回到了红军做军事工作，接受中央任命，担任红军总参谋长。

　　“恩来说得对，自助者天助之嘛！不过，我们也不能被眼前外部环境的平静和敌我实力对比缩小所迷惑？红四方面军虽然在改编期间有效保持了战斗力，避免了湖北等地国民党军队进攻对新开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破坏，但他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的任务还是很重的，恐怕不得不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周旋。

　　在中原大战期间，战争双方都把主力部队投入到了正面战场上，所以对割据控制鄂豫皖边界和广大农村的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几乎置若罔闻。就算如此，在豫西南根据地的开拓中，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的意外摩擦也并不鲜见，虽然此前林罗部队的战斗取得了好结果，但我军处于下风乃至损失颇大的战斗不在少数。未来不论常凯申还是反常联盟在中原大战取胜，巩固对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周边地区的统治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必然选择，至多两到三个月，红四方面军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目前的一万五千左右兵力是决然不够的，段德昌同志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李德胜凝视着地图上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距离其不远的中原大战战线，缓缓说道。

　　“国民党军队给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希望段德昌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发展得更好，只有这样，红四方面军才能扛起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任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联系着我们正在蓬勃发展中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和各主要南方根据地，对全国革命形势的意义很大，即便未来红二方面军攻下重庆，打通了川陕与湘鄂的联系，这条路线在交通的方便程度上也是远远不如通过鄂豫皖。”

　　伍豪说道。

　　“好了，恩来，我们再来说说红一方面军改编的情况吧。我们军委能给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条件都给他们了，战略方针也已经定下来，具体的工作还是让德昌去操心吧！我们就不要费这个心咯，要相信段德昌同志的能力嘛。”李德胜把目光移向了地图上的南方。这里有土共最早的一批主要根据地，也有发现时间最长的红军，是他心血的结晶。虽然如今中央把发展的重心移向了目前大有可为的北方，可作为土共现有主要力量的来源，南方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同样不可忽视。接着，李德胜便说道：

　　“我对红一方面军的了解比较多，恩来你也连着介绍了半天，这次就由我来说罢。”

　　“好，主席。”

　　“红一方面军改编的底子都是原本的主力红军，所以其在各个方面军中实力最强，情况也最复杂。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主要包括原红1师、红2师、红3师、红13师、红14师、赣东北独立师和赣南闽西独立师，各部队在改编前的总兵力有七万五千余人，地方独立纵队有八万余人。

　　经过改编，红一方面军的兵力达到约八万三千人，方面军下辖4个军、13个师，每个师约有6千人。其中原红1师、红2师和红3师各自分别改编为3个师，红13师和红14师各自分别改编为1个师，赣东北独立师与赣南闽西独立师合编为2个师。红一方面军下辖地方部队改编后有八万五千余人，分为34个独立纵队，每支纵队平均兵力约2500人，下辖两个团。

　　相比于其他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在改编中总体兵力上升幅度有限，特别是相对于原本庞大的规模而言，这种兵力增长就显得很微弱。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早期核心革命根据地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人力已经接近极限，无法支撑部队的进一步扩军。从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和湘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始，扎根两地的红1师和红2师就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还不断向外派出兵力支持新的根据地发展。

　　即便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红3师，在支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开拓山东革命根据地中也都派出了大量指战员，使主力部队不得不吸纳地方独立纵队和新战士来进行补充。红1师、红2师和红3师从根据地的群众中吸纳了大量青壮年加入红军，造成了地方上的青壮年劳动力严重不足，除了无法抽调更多人加入红军外，生产力有限的根据地也无法供养过多的部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红一方面军中占比很大的原红一军3个主力师不但无法从群众中大量吸纳新战士，就连把半脱产的地方独立纵队转为主力红军都很难办到。所以，红一方面军在改编中扩大兵力的主要是所在根据地人力相对充足的原红四军、红一军赣东北独立师和赣南闽西独立师……”

第168章

“除了兵力上的微弱变化外，红一方面军在改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全方位的统一。从八七会议到现在，在这过去的一年多里，南方各大主要根据地大多独立或半独立地发展起来，而作为红一方面军改编部队来源的各主力红军，依托于各自所属的根据地，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分别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

　　在过去，各根据地和主力红军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根据地主要领导的能动性，特别是在各地斗争形势复杂多样、敌人实力与组织各有不同的情况下，这种相对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极端重要的，非如此不能把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起来。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虽然敌我总体的实力对比还没发生根本变化，但随着南方各根据地之间联系的打通，南方主要根据地和改编完成后的红一方面军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局部集中优势力量打击敌人。而具备这种能力的前提，就是实现红一方面军从思想、物资调用到指挥上的统一。

　　从整体来说，红一方面军部队来源虽复杂，却也大致可划分为由原红一军扩展来的部队和原红四军。在统一思想、物资调用和指挥方面，出身红一军的部队不但充分延续了思想上的优良传统，坚决执行了党指挥枪的纪律，由于有过去接受红一军军委统一领导的惯性，对接受老领导的统一指挥上的阻力也更小。虽然彭德华率领的原红3师出现过单纯军事观点与忽视红军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问题，但经过前段时间中央的批评以及政委滕代远同志对部队的持续政治教育和宣传，部队指战员已经完成了在思想上的自我改造。所以，这些部队在这方面的改编中遇到的问题较少，只是在具体的部队番号等改编方案上有一些扯皮，都是可以在短期内克服的困难。在改编过程中，这些部队的指战员主要是接受了对我党我军发展战略与革命斗争形势变化的政治宣传，从思想觉悟的高度领会党的精神，从而保证部队指战员在执行具体作战任务的过的程中能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