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55节

　　不过，由方志敏同志率领的赣东北独立师虽然也归属于原红一军，但由于盘踞于江西腹心，也就是南昌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阻隔，其部队长期处于相对孤立的斗争环境中，和红二方面军中的原红四师部队的情况比较相似。红四军和赣东北独立师在改编中的统一物资调度问题上没有出现什么状况，充分发挥了革命精神，主动将各项物资情况向红一方面军军委做了汇报，给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助力。二者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思想统一和指挥统一上。

　　思想方面，红四军和赣东北独立师虽然都存在问题，但二者问题的方向存在还是很大的不同。红四军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发展出东江革命根据地，按照中央对红军思想路线的要求，对部队中各种从旧军队中残存的军阀作风、本位主义等思想予以清除，实现了红四军向革命军队的真正改变。但由于红四军的主体是从广州起义失败后撤离的起义红军，城市中心论在其主要的指战员中仍有很大市场，实力一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就鼓动着去攻打大城市，部队思想上盲动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仍然不小。

　　不过，根据年初红四军方面的消息来看，在叶挺同志带领第一批提前完成学业的土共军政学校的学员到东江革命根据地后，他们城市中心论和盲动主义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正式向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过程中，原红四军部队在思想方面的问题虽然仍相对突出，但在彭湃同志的主持下，他们统一革命思想、破除旧思想的阻力并不大，很快从根本上把思想扭转了过来。

　　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赣东北独立师不但长期孤悬于外，而且缺少正规起义部队的加入，所以赣东北独立师与周边敌人的实力差距悬殊一直未能缩小，长期处于艰苦斗争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赣东北独立师一直缺少稳定环境进行彻底的改编，部队中思想混乱和组织纪律性缺乏等问题普遍存在。坦白地说，赣东北独立师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其组织基础中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但是部队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向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过程中，对赣东北独立师这支部队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赣南闽西独立师取得赣州战役胜利后就开始了。在赣州城被快速攻下后，盘踞在江西中部和北部的国民党军由于自身实力不足，迅速采取了收缩的态势，从而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赣南闽西根据地之间的通道被打通。王尔琢同志一直对方志敏同志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斗争有很深的了解，所以在赣州战役胜利结束后，他就专门从根据地抽调了一批政工干部，支援赣东北的根据地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中央军委也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原因，才在改编红一方面军时决定把赣东北独立师和赣南闽西独立师合编，维持组织关系上的连续性，从而把这个思想改造的过程平稳延续下去。”

　　接着方才对红一方面军改编中兵力变化的讲述，李德胜又说起了改编过程中他最重视的思想问题。

　　“这样看来，虽然红一方面军各来源部分在改编前都是红军老部队，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也还是要在思想上继续保持进步啊。革命工作愈深入，革命思想就愈发需要每位同志的持续深入学习。”

　　伍豪感慨道。

　　“革命工作就是这样，我们只有一直努力学习和保持进步，才能不被其他同志落在了后头，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好事咧。”李德胜说道。

　　“好了，恩来，我再说说红一方面军改编中指挥统一上的问题。提到这个，我们就要再回到前面提到的部队改编番号上来，在向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过程中，原红1师、红2师和红3师各自改编为红1军、红2军和红3军，下辖红1到红9师这9个师。这三支部队作为原红一军的主力师，经过了长期的磨合，在红一方面军军委领导下继续加强统一指挥的难度不大。

　　原红四军在改编后依旧保持了红4军的番号，下辖的红13师和红14师分别改编为红10师和红11师。改编后的红4军由叶挺同志任军长，彭湃同志任政委，王尔琢同志任副军长，方志敏任参谋长。而赣东北独立师与赣南闽西独立师在改编中合编为2个师，其中以两支部队主力改编的部队为红12师，归属改编后的红4军统一指挥，剩余部队则编为红一方面军第4军赣闽独立师，暂时保持独立师的番号。这两个师的师长仍由王尔琢和方志敏两位同志兼任。

　　设置红4军的指挥链条的原因是充分考虑到赣州战役结束后的斗争形势变化，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东江革命根据地（或者说粤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大致连成一片，但长期斗争形势仍是敌强我弱的，各红军部队必须要有机联动起来，避免继续孤立地各自为战，才能充分发挥出红军和根据地分布上的优势。另外，军委将三支部队统一划归红4军指挥，还考虑到了中原大战期间由于常凯申把各地方部队向中原战场调动造成粤赣两省敌人短期内削弱的情况，这一方面上的红军必须充分集中力量，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充分打击敌人。

　　总之，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红一方面军第4军指挥上的统一都是必须，但这几支部队的发展渊源、训练水平和后勤情况都差异不小，并不是在组织上统一了指挥权就万事大吉的，还需要持续强化领导。好在由于粤军中精锐的蒋光鼐第19路军和原调去支援赣军的中央军被抽调北上参与中原大战，红4军在改编后面临的战斗压力不算大，可以控制住作战的规模，循序渐进地磨合，把过往配合作战的经验向新的作战要求转变，逐渐适应统一指挥下的作战。另外，彭湃、王尔琢和方志敏这三位同志作为红4军下属三支部队的领导，思想觉悟都非常不错，对于中央统一指挥的命令能够自发地执行，也减小了各部队指战员之间的隔阂。”

　　“有带出北伐铁军的叶挺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新编第4军军长，这支部队的指挥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加上彭、王、方三位同志的主动配合，这样即使统一指挥上存在一些问题，也总有慢慢调整的空间。拿粤军和赣军留守部队练手，红4军的成长值得期待，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承担起这个战略方向的重任。”听完李德胜对红一方面军统一指挥问题的讲述和分析，特别是对新编第4军中这一问题的反复剖析，伍豪宽慰道。

　　“确实是这样。有希夷在红一方面军新编第4军撑着，天总塌不下来，在这几个月，我们从红4军电报里受到的可都是捷报咧。”李德胜笑道。

　　“四个方面军都说过了，就剩下林罗董的红五军团还没提到。主席，刚刚我喝了半天茶，也休息得差不多了。他们红五军团涉及到的敌我情报比较纷繁，就让我来单独说说吧。”

　　“好，那恩来你就来说说红五军团怎么发展的吧。”

　　“红五军团主要部队来源有三个，其一是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秘密前往山东的林罗纵队，其二是随董振堂同志起义的西北军第12旅及原孙殿英部的部分部队，其三是山东省委和鲁南特委在山东本地组织的革命武装。在正式改编前，红五军团各部分加起来的总兵力约有一万一千人。考虑到其作为远离我党核心区域的孤立革命根据地活动，需要单独承担起一个战略方向，按照军委的命令，红五军团在番号上独立排列且不设上限，所以经过改编后，红五军团兵力扩编到一万八千余人，下辖3个师、9个团。

　　虽然红五军团一开始就在距离中原大战的战线不远的鲁南活动，但其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向前线集中后造成的空白，也就是在大战期间国民党军猥集一团行动的特点造成的广大乡镇区域反革命武装的真空，连在常凯申军后勤线的眼皮底下的地区都展开活动，老常的部队算得上是灯下黑了。

　　红五军团在改编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各个部分的思想问题，包括山东本地部队的地方主义、本位思想和原西北军起义部队残留的军阀主义，就连林罗纵队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的指战员也一度因为远离老根据地行动出现了部分思想动摇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红五军团政委罗雅怀同志在各主要干部下基层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做了针对性的措施，特别是推广了原西北军战士杨克勤所发明的思想、技术和生活三互助运动，使部队全体指战员的革命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稳定了红五军团全军的思想。

　　考虑到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要承担的巨大战略压力，红五军团在改编后吸纳了七千余本地新战士，占到了老部队的一多半，尽管新战士对作战的技战术的学习非常迅速，特别是原西北军指战员把扎实作战技能向全军指战员传授给部队长期发展潜力带来了不小的提高，但短期内，红五军团的整体战斗力出现了不可避免的下降。

　　不过，红五军团为了巩固和扩展新建立的鲁苏皖革命根据地，对这个三角区域内极为泛滥的土匪进行了连续集中打击，共计消灭土匪超过三万五千人，在这个过程中，红五军团的新老战士之间得到了磨合，新战士在训练中学到的作战本领得到了极大提高。按照军团长林育荣同志的报告，经过三个月的剿匪作战后，红五军团的战斗力提升极大，平均战斗水平已经超过了向山东进军前的林罗纵队，他有信心以红五军团当前部队轻松打赢同等规模的常凯申中央军……”

第169章

　　不过，他这带兵的本领也不是天生就那么强的，我和济民同志在考察时，特意问过那些经过他训练的民兵。听他们说，这个林队长虽然学问大得很，对他们的战斗训练开始不久就让大家觉得信服，但始终很虚心，在训练过程中勤向这些新战士们询问训练的相关反馈，遇到自己觉得不足的，就想尽办法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予以改进。等到这批民兵的新兵训练新兵训练差不多结束时，整个训练办法比起初始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效适应了这些出身贫农的新战士的基本情况。

　　如今，他和罗雅怀在山东搞出这样好的革命形势，在远离我原有根据地的新区域打开了局面，对我们党整个战略都有很大的帮助呀。红三方面军在西，红五军团在东，二者都处于常凯申统治的边缘区域，且恰处于中原的两端，只要这两块的部队和根据地搞起来，就能迫使国民党军队在二者的动作中被来回调动，他常凯申就只能顾此失彼、首尾难顾啰！”李德胜开怀道。

　　“就像你在前面提到的，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不论是常凯申还是其他的冯玉祥、阎锡山等什么国民党新军阀取得了最终胜利，都必然会对已经对其反动统治产生威胁的我党根据地和红军展开进攻。我们在西北和华东落子，在整个中国的局面就都活了，他们那些看起来规模庞大的国民党军，在这样广阔的国土上，就再压制不了我们革命的力量。星星星之火，是到了燎原的时候咯！”

　　“确实是这样，主席。另外，倘若按照这些主力红军各方面军和军团的最新兵力来计算，我们党也掌握了将近二十万的兵力，虽然不能和国民党双方投入中原战场的总兵力相提并论，但与他们任何反复一股军阀差距的悬殊已经缩小了非常多，不再难以望其项背了。只要红军各部队能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恐怕不出一年，我们党就能迎来全国革命的新阶段！”

　　相比于李德胜基于全局的判断，伍豪的分析更偏向直观的实力对比。虽然他在战略问题上没有什么超前的眼光，但算了算当下主力红军的规模后，他终于可以找到了土共革命胜利的可能，对李德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也终于有了实现的信心。

　　“革命发展的速度倒没那么快，理想的情况不总是会出现，不要用静止的眼光看国民党反动派。这些敌人虽然反动透顶，却也对时局变化异常敏感的，我们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如此程度，他们必然会提起极高的警惕心。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土共趁着国民党各个新军阀矛盾和战争的机会，在反动势力薄弱的地区取得了极大的发展，通过打击较弱的地方军阀和地主民团及土匪等反动武装发展出红军这样一支革命的武装。

　　可以说，我们红军就是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红军与反动派的战斗大多是规模比较小且单次战役和战斗持续得并不长，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做亏本的买卖，能靠从敌军的缴获来维持和发展红军的力量。”

　　李德胜先是打消了伍豪因为革命形势高涨而产生的幻想，随后说起了红军发展的因素。说到红军通过对国民党军作战缴获来武装自己，他就想起了文济民在和他讲述原本历史上抗战中土共军队的艰难发展历程。

　　比起文济民口中提到的极度避免武器弹药被土共缴获的日军，遭到了严重打击就丢下大批武器弹药的国民党军阀部队几乎算得上“可爱”了，在和这些军阀武装的斗争过程中，红军的发展顺遂得多。所以也无怪乎文济民和他吐槽中提到的，后世人将常凯申戏谑地称为土共军队的“运输大队长”。毕竟，抠门的日军哪里能比得上“慷慨”的国民党军这样善于“物流运输”呢？

　　“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告一段落后，以他们对我党的警惕心，他们用以对红军和根据地进攻的兵力规模会是空前的。在这样大规模、大范围的全新作战形式中，我们红军的发展不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从敌人那里的缴获，必须要依靠根据地自身发展起来的军需工业的供应；与此同时，红军还要在数量和战斗力之间做好平衡，不能盲目追求主力部队数量的扩张，忽视了后备力量的梯队建设，特别是在南方和华东的红军，必须要保证主力部队的战斗力能够与国民党正规军抗衡，有能力保卫各个主要根据地。

　　因此，如果全国的革命形势不再发生新的变化，红军在接下来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发展平缓期，为即将要到来的恶劣敌情打好基础，巩固我党从土地革命开始以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成果。相比之下，只有占据西北的红三方面军在防御上的潜在问题更少，可以别无旁骛地专心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重视西北局和红三方面军的发展情况——这是决定了我党未来一段时间能否维持发展态势的关键。”

　　“围棋上讲金边银角草肚皮，想不到西北这块全国棋盘上的边角之地，如今也成了我们党革命事业中破局的关键。”

　　任弼时扶了扶他那破旧的圆眼镜，颇有感概地说道。说实话，虽然他在完成了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后就被调到了西北局工作，且从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对西北工作的地位有所认识，但他一直身处其中，自然就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如今听了李德胜给伍豪的分析，他对于西北局工作的重要性才算有了豁然开朗的全新领悟。

　　“怪不得主席对红三方面军发展的期望那么大。看来革命事业的胜利虽然终将到来，但这个过程还是充满曲折的，没有一帆风顺就能取得成功的道理。”

　　伍豪说道。随后，他颇有些遗憾地看向了铺在桌上的地图，希望找到一些有利于红军发展的信息。扫视半晌，伍豪想着任弼时提到的围棋中的“金边银角草肚皮”，首先看向东北，从占据这里的奉系军阀想起，顿时又有了新的想法——

　　“主席，关于红军的发展，我认为也不能忽视兵运的作用。从杨虎城同志率陕军第十军起义到董振堂同志率领西北军12旅起义，兵运在我们红军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极大促进了红军规模的扩大。虽然我党短期内已没有在南方争取大规模国民党军阀部队起义的可能，但作为原本革命影响较小的兵运空白区，北方还是有通过兵运工作促使少则几个团、多则两三个师同时起义的可能。

　　在各北方军阀部队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受到我党的影响最大，争取起义的兵运工作或许可以从这两支部队入手。一旦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和东北军都将发生有利于起义的变化。按照极大概率的常凯申胜利的可能，作为西北军势力代表的冯玉祥就将因反常失败而下台，西北军也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的窘迫境地，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常凯申对杂牌军一贯的歧视，对存在我党组织的西北军部队做起义的争取就会容易得多。

　　当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参战后，为控制新掌握的地盘，他必然将相当一部分东北军分派驻扎在关内各地，对各部队的监控力度也会随之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党对东北军的进一步政治工作面临的阻力会更小，同时，组织实力更强的北方局可以直接对东北军做政治工作，所以完全有可能通过兵运工作争取其中一部的起义。另外，在东北军率先入关的部队中，我党党员的比例都非常高，组织发展得比较完善，完全可以借助奉系军阀接收冯阎联军残部的过程，向这些部队中发展组织，争取这样在失败后受压制的国民党军起义。”

　　“恩来的补充很不错！我们说了一圈敌我的实力情况，却忽视了兵运工作在红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在北方整体革命氛围较弱、革命宣传不足的情况下，不能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号召国民党军发动起义，暴露我们党的革命力量，造成做敌后工作的同志不必要的损失。

　　在国民党军队中，能像杨虎城同志和董振堂同志这样觉悟高的部队官长并不普遍，只是相对少见的个例，反复无常和反动保守才是常见的情况，不能用陕军第十军和西北军第十旅的情况来估计其他国民党军。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我们的兵运工作转向基层是正确的选择，不能把党的组织力量浪费在争取团以上建制的国民党军起义上。与之相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北方的党委可以充分争取小规模国民党部队起义，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来，积少成多，对红军的发展也很有裨益。”

　　对于伍豪的新点子，李德胜还是赞同居多，不过针对他的想法，还是提出了专门的改进意见。事实上，杨虎城部和董振堂部的起义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可以说，这某种程度上是李德胜对文济民带来的后世历史情报分析的结果。正是有了历史的先验，土共才选出了这两个极适合争取到革命道路上来的力量，但即使是这样，土共的党员干部们在两支部队起义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出现了一些同志的牺牲。

　　像李云龙那样势窘之下投奔土共的，才是国民党军将领中的常见现象，在保持警惕中对其部队进行根本的改造才是对革命负责的选择。当然，不论其本人是主动加入革命还是被迫起义，在起义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向革命军队的深入改造后，对这些原国民党将领还是可以给予足够信任的。

　　“另外，在争取国民党军起义的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只等待敌后工作同志在兵运工作上的努力，也要通过红军对其中部分执迷不悟部队的打击，展示红军的斗争能力，以主动争取敌人在思想上的转变。现阶段红军的力量比起整个国民党反动派来说仍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的敌人并不总是一体的，他们都有各自的小算盘，比起单独的敌人，红军的力量足以正面迫使其投向革命的一方。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过去在大革命时期，之所以常凯申能够轻易地完成对北伐军的掌握，实施他的反革命行径，一大原因就是我党没有掌握枪杆子，给他以足够的威慑，使其不敢有反革命的行动。在国民党多数将领倾向于保守和反动、为个人利益盘算的情况下，我们以红军的力量对其中个别国民党军进行打击和政治宣传，是完全可能争取其起义的。

　　争取李云龙部起义的过程就是如此，尽管陕西党委已经在其部队中建立了组织、发动了兵运，但红二军在汉中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对其发动摩擦行动的反击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红二军打击其所部的过程中，不但促使其认识到革命的力量，还借助释放的俘虏兵向其部队官兵讲明了党和红军的政策和方针，做了更直观的政治宣传。这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争取国民党军起义的一种方法。”

　　“还是李主席想得周全。”伍豪信服地说道。对于李德胜在革命工作上的触类旁通，伍豪早有耳闻，在中央做政务工作时更是体会颇深，不过如今再度体会到这样轻松获得帮助的感觉，他还是非常高兴。

　　“这样一来，我们不但有争取小规模国民党军起义的办法，而且在争取师级乃至军级规模的国民党军起义上也有针对性策略。”

　　望着地图上的东北，李德胜不禁又想起了原本历史上日军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逐步发起的侵华战争，虽然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早有所料，但那样民族危亡、人民群众陷于屠杀和奸淫掳掠悲惨遭遇的境地还是令他不忍。当然，如今土共和红军的实力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就有改变这一切的可能。

　　当日本关东军趁东北军主力入关在东北发动事变后，土共对东北军的兵运工作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可以以抗日的统一战线来争取更多不愿沦为亡国奴的东北军将士。

第170章

“文书记，有中央来电。”

　　在西北局书记处，正当文济民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纷繁复杂的军政事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一封意外到来的电报打破了他繁忙的工作。

　　“快给我看看，电报里说的是什么。”伏案的文济民抬起头，一面接过通讯员递过来的电报文件，一面说道。

　　“中央发来的是关于反常联盟方面的消息。”通讯员小姚立即回答道，“根据我党北方局的地下情报，虽然察觉这场反常战争眼看就要失败，但以汪兆铭、邹鲁为首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官僚政客却并不甘心失败，而是试图在政治上造出一番声势。4月中旬，他们在北平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决定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推举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本人更是欣然接受，并择定于5月9日在北平宣誓就国民政府主席一职。”

　　“这个阎老西，在打仗时又小气又惜本，结果到这个快要败亡的时候了，又贪图起名利来了，跟这些个国民党政治投机派唱一出沐猴而冠的戏。也不知道冯玉祥这个倒戈将军如今被部下和盟友纷纷背叛，到底是个什么感受咯。”文济民听罢通讯员小姚的汇报，感慨地说道，读电报的目光却也不停，继续从文件上扫过。

　　“好了，小姚。我再看看这文件，你去通知一下其他西北局委员，下午一点到会议室开会。”文济民说罢，又补充道。“对了，通知的时候记得告诉委员们，这次中央电报的内容很重要，手头没有要紧工作的可以先到书记处这里来，一起讨论这个电报的情报内容。”

　　“是，书记。”小姚敬了个礼，随后匆匆走了出去。望了眼他离去的背影，文济民就再度把精神放在了手头电报的内容上。思虑片刻，他索性站起身来，在屋中辗转踱步。

　　“按照中央这段时间发来的情报，在中原战场东线的津浦路战线崩溃后，阎锡山就为了保存实力，把晋军部队向北收缩，而冯玉祥在陇海线海发动攻势未获成功后，冯、阎联军方面的军事形势急剧逆转，眼见胜利基本无望，阎锡山更是不顾西线战场上西北军的形势，直接把所属部队直接收缩到了黄河以北，试图以保存实力为先。

　　在暴雨带来的休战时间里，常凯申除了把暂无战斗需要的津浦线部队调去增援陇海线外，又抽调了大批生力军加强平汉线的何成浚方面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常凯申军已经锁定了中原大战的胜局，以冯、阎联军手头的力量，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翻盘的希望。那阎锡山配合以汪兆铭、邹鲁为首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搞这出政治闹剧，又能有什么额外的目的吗？

　　难不成，他还指望着借此收买东北的张学良，让他来为冯、阎联军火中取栗？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像阎锡山这样在国民党政坛里混迹多年的老狐狸，总不会如此不智啊。还是说……”

　　“文书记，我来了。小姚通知我的时候，我正好要出门去做咱们直罗镇周边农村的基层调研，一听消息就过来了。中央发来的是什么情报，让书记你这么重视？”

　　作为控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头脑，西北局并没有把驻地安排在繁华的省会西安，而是在文济民的坚持下选择了陕北南部的直罗镇。之所以选择这个如今看起来不甚起眼小镇作为西北局办公地，除了文济民小资情绪发作时那聊胜于无的历史怀旧心理，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兼顾陕甘宁三省的独特地理位置优势。

　　在红三方面军改编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草创期间，以文济民为首的西北局主要干部正是在这个关键位置直接指挥调度少部分红三方面军部队对青马和宁马的侵扰进行阻截，充分压制了其可能的发展，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间。另外，西北局之所以不选择西安等主要城市驻扎，也有避免情报泄露，在这一阶段暴露土共的意图，招致冯玉祥回师来攻。相比于工人占比不算多的城市，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土共对草创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乡镇的控制要更加严密，能够有效防止西北局相关情报的发散。

　　“硕卿啊，你这来得可够早的。那，电报就在桌上，既然这么早过来了，就抓紧看一看，跟我参谋参谋。”文济民一见高冈进门，就给他指了指桌面上的文件，对他说道。“阎锡山配合以汪兆铭、邹鲁为首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打算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这个情报本身不算重要，但其反映出的反常联盟内部的各怀鬼胎非常重要。

　　作为反常联盟中的大金主，阎锡山一旦出现异动，冯、阎联军就很难维持下去，恐怕整个北方局势都会快速发生大的变化，我们西北局也必须提前做好下一步准备。所以搞清楚阎锡山在这场政治闹剧中的意图，是我们做好下一步计划的关键。”

　　“好，文书记。那就让我来看看这阎老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高冈闻言，也没有客气，大喇喇地坐到了桌前，拿起电报读了起来。

　　高冈作为汉中革命根据地时期农村工作的代表，在工作中的经历使他对文济民充满信任，也就成了头一个追随文济民来到西北工作的干部，与他的关系非比寻常。高冈在各项工作上优秀的能力，使他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中有了文济民旗下得力干将的名号，是对文济民布置的各项工作领会和执行最到位的西北局干部。当然，他的问题和毛病也一直不少，文济民虽然手下一直缺乏人手，但出于爱才惜才之心，打算在西北局工作走上正轨后把他安排到中央去工作，让老搭档李德胜来亲自教导这个高麻子。

　　“书记，我认为阎锡山很可能在打算向张学良单独媾和，以保存实力东山再起。”读罢电报的内容，高冈扶了扶眼镜，严肃地对文济民说道。

　　“哦？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文济民虽然心中早有一点设想，却也没贸然说出，而是先问了问高冈的看法。

　　“联系我们在之前获取到的情报，可以发现，不，是可以肯定阎锡山有在中原大战中保存实力之意图。但如今反常联盟仍在，其与冯玉祥联系的盟约仍在，直接把晋军部队撤下来是无法说服冯玉祥的西北军替他拖住常凯申军，所以阎锡山很可能打算以政治上反蒋（常）的动作为幌子，糊弄冯玉祥在平汉线上暂时顶住。

　　而阎锡山自己，大概率和张学良有暗中的政治媾和。只要冯玉祥在中原战场上拖住了常凯申军，他阎老西就有资本来和张学良交换，以帮助东北军快速掌握华北地盘为交换，争取保存他在晋军中的影响力。只要阎锡山的老地盘在张学良的东北军这个常凯申的暂时盟友的控制下，常凯申的中央军就不那么好进来，也就能保住他在山西势力的独立性。这样一来，即使阎锡山需要为中原大战的失败负责，暂时宣布下野，只要风头一过，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高冈面对着挂在书记处的地图，指向中原战场和包括河北、山西和绥远在内的华北两块区域说道。

　　“硕卿的分析在理。”文济民说道。“即便不考虑在中原大战前两面下注的张学良和阎锡山这个反常联盟牵头人建立的联系，在中原大战期间，因为常凯申病急乱投医的种种行为，张学良也和阎锡山保持了联系。即便他已经打算按照和常凯申的政治约定，在常凯申攻下济南后挥师入关，恐怕这种联系也是没有中断的。”

　　“确实是这样。”高冈说道。“在今年1月时，常凯申因为在中原战场已经处于劣势，并且劣势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急于拉拢张学良，便于3日时特派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专使前往沈阳向张学良求援，给出了全国海陆军副司令等优厚的条件。张学良的中立决心开始动摇，于5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北军是否出兵参战。在这次会议上，奉系军阀中的元老派张作相等，反对出兵作战，主张保境安民，认为东北人打不过“南蛮子”，与常凯申合作不啻拱手让出东北，莫德惠、刘尚清等则主张出兵助蒋，在此时张学良还是听从了元老派的意见暂不出兵。

　　得知张学良举棋不定，常凯申立即明确了对其争取的条件。1月10日，常凯申先是给张学良电汇200万元出兵经费，力促东北军先行占据平津，进而抢占石家庄，以截断在津浦路作战的阎锡山部的归途。3天后，他又按照张学良索要在前的条件，电请张学良保荐河北省政府委员，表示以北方政治相委托，敦促东北军在三日内出兵，以挽救他在中原战场的危局。

　　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明确了增加出兵费用出兵条件，提出利用国民政府公债整理奉票及东北铁路外债，常凯申特使李石曾允诺提供出兵经费500万，随后携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赴上海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商讨整理奉票事宜，常凯申嘱咐宋以5000万元公债作为担保，双方交涉期间，战局对常凯申而言未见根本好转。2月10日，蒋光鼐和蔡廷锴率粤军第十九路军攻占衡阳，扭转了常凯申一方在南方的颓势，减轻了中原战场上来自南方的威胁，然而常凯申军在津浦路的作战却陷入困境，在山东的驻防部队根本无意抵抗，遭傅作义部攻击后迅速沿胶济路东撤。

　　在这一阶段，因常凯申给出的条件不足且形势不明，他仍迟迟未能诱使张学良出兵参战，似乎已不耐烦。于是，由其属下何成濬出面，派遣陶敦礼鼓励于学忠部第23旅旅长马廷福等人打出反张旗号，进而准备举兵入关。张学良惊闻之余，于3月10日晚匆匆由葫芦岛赶赴北戴河，并在随后的14日逮捕马廷福及其所属两位团长。马廷福事件后，张学良与常凯申二人渐行渐远，张学良高调表示不满，恢复了与反常联盟的联系，他致电阎锡山部将领傅作义，提醒其注意胶济路军事，避免引发与日本方面的外交纠纷，并一改拒绝接触的做法。

　　虽然这封电报似乎导致了阎锡山对傅作义失去信任，派张荫梧到山东分傅作义之权，直接引起了冯、阎联军在津浦路上优势的丧失，但在如今看来，也促成了阎锡山与张学良的秘密联系，给现在二者的政治媾和打下了基础。另外，或许自知理亏，或许为争取张学良无望，在这段时间常凯申一度将华北地区军政大权另授他人，给张学良与阎锡山的联系添了把火。

　　而也正是在这之后不久，常凯申军方面借助北调粤军的支援，先是取得了在津浦路上的优势，随后又在陇海路逆转了双方的形势，所以，常凯申对张学良收买的条件更是一跌再跌。4月5日，常凯申军攻占济南，津浦路方向的晋军彻底溃退。随后，在13日，冯、阎联军为挽救局势在西线的陇海路发动进攻的最后挣扎也因暴雨而不得不终止，到了19日，陇海路上的冯玉祥部向泰康、祁县全线溃退，昭示着反蒋派军事大势已去。

　　常凯申军尽管已经稳操胜券，中央军的不少将领却担心张学良会转而公开支持阎锡山等人，从而逆转战争的结局，彭云清也提醒：中央军进取平津，恐张疑惧，从而联合冯玉祥，此前就有传闻称，冯玉祥部失败后就将退入河北。越来越多的信息让常凯申感到担心。4月21日，他下令中央军停止北渡黄河，理由是奉张态度不明，如我军直入平津，或遭张起忌，不如让宽一步也。由此，常凯申重新回到争取张学良的思路上，继续对其许以华北军政权力。

　　而到目前为止，东北军虽已整装待发，却仍没有正式入关参战，在常凯申军已进至黄河的情况下，张学良抢占华北地盘的计划并不稳妥。而上个月我们已经知道，阎锡山对张学良公开许诺，如若获得东北军支持，可出让平津及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的地盘。尽管这个条件只是与常凯申所给出的大致相同，并没有把争取张学良争取到反常联盟的阵营中来，但以此条件为基础，阎锡山很可能借以换取自己在战争失败后保存实力的机会。”

第171章

“高麻子，我老远在院子外面就就听到你在跟文书记分析这阎老西的打算，看来，你已经把他的算盘搞清楚了？”高冈的话音刚落，依旧是长衫的李子洲就推门进来，笑呵呵地说道。作为被李守常和刘天章介绍入党的最早一批陕西籍土共党员，当土共的组织在西北刚刚萌芽的阶段，李子洲利用自己的教职身份，在榆林中学、延安中学和附近各县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引导了上百名青年加入党团组织，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但包括了刘志丹、谢子长、杜聿德、曹力如、阎揆要和王子宜等人，就连高冈也在其中。

　　所以，李子洲与高冈、刘志丹等同志的关系很亲近，早在西北局还没有成立时，他就欣慰于这些年轻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对中央的报告中不乏溢美。当然，随着这些曾经的学生逐渐走上党内领导岗位，李子洲自己倒也不以资历为傲，能放得下身段和这些曾经的后辈共事，以平辈相待，在工作中也十分融洽。像高冈这个“高麻子”的外号，也是在他听刘志丹说起后给西北局里的同志们带起的习惯，高冈自己当面听到后，倒是不以为意，反而对这略显亲切的称呼坦然接受了。

　　李子洲不仅是土共在西北的早期革命发起人和领导者，同魏野畴、潘自力等同志一起发展出了土共在西北最初的革命力量，更因为其性格豪爽，常常在他人遇到经济困难时慷慨解囊，和土共在陕西的许多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引导许多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子洲在西北地区党委中的声望极高，所以，在1927年底前任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接受党的任务前往苏联做联络工作后，他就在中央的直接任命下接任了省委书记一职。从对陕军杨虎城部到对陕军石谦部的兵运工作中，都有他在省委提供的大力支持，派出了包括魏野魏畴、谢子长、刘志丹和唐澍等在内的一大批精兵强将，所以，土共在西北的大好革命局面包含着李子洲不可磨灭的功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李子洲他那和李守常极为相似的身形、长相和那标志性的一副大胡子，文济民在当初从天津赶往汉中的路上，刚和陕西省委会面，就几乎把他认错成李总书记。不过，以他这副惹人注目的模样，早在北大求学时就有同学把他给戏称为“小李大钊”，文济民倒也不算是头一个。

　　“瞧，是谁来了。门一打开的时候，我光看先进来的大胡子，还以为是守常书记到我们西北局这里来指导工作哩！”见李子洲推门进来，高冈还沉浸在刚才的分析中，倒是文济民闻言轻松地回道。打了招呼，文济民又紧接着问出了他的疑惑：

　　“老李，我跟小姚说要通知委员开会的时候，可还不知道你也在直罗镇，也没让他通知你也过来。另外，你就连小姚刚通知我的阎老西的动作都一清二楚，这是打哪里来的信，可别是在半道上把小姚给拦路打劫咯！”

　　“文书记，我这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呀！小姚送来的是什么情报我可还不知道，但粟裕和阎红彦同志带领的红三方面军山西支队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昨天我还在洛川考察扫盲教育的情况，结果突然接到他们通过敌后地下交通员秘密送来的情报，就抓紧动身回直罗镇这边，一路紧赶慢赶，结果正好和你们这碰上了。”

　　李子洲对文济民回答道，他的语气虽没有高冈在刚刚分析时那样的轻松和愉悦，却也没有什么焦虑之意。显然，粟阎两位同志带来的尽管不是完全的喜报，却也不会是什么太糟糕的消息。

　　“还是让我先看看你们这边关于阎老西的消息，再跟你们慢慢说粟阎支队捎来的山西情报内容。说不准，这两边正好会有一些联系呢。”

　　“好。那登瀛你快坐，中央电报的文件就在桌上，正好刚刚硕卿已经读了半天，你也赶快看看。”文济民这边说着，那边回过神来的高冈已经把电报文件放下，站起身来，主动给李子洲挪过来个椅子。

　　“李书记坐。这阎锡山搞的鬼把戏虽然不甚高明，但用来应付冯玉祥和常凯申，却也说不定恰好够用。在我看来，这对我们来说属于不折不扣的好消息，他这样一搞，我们党在整个华北就都有了活动的空间，甚至完全可能在几省边界建立起一个到几个中等规模的根据地，革命的进程会大大向前迈进。”

　　“好，那就让我来看看中央电报里到底说了阎锡山的什么情况。”

　　文济民和高冈喝碗茶的功夫，李子洲就读完了这份中央用电报发来的文件。片刻思索过后，他就露出了恍然的神色，顿时一手握拳对另一只手敲打，对两人说道:

　　“这就对上了！我就说在冯、阎联军在中原战场的态势不太好的情况下，他阎锡山凭什么能从前线抽调出兵力回防山西，总不能是凭空变出来的部队。”

　　“哦？阎锡山居然已经开始把他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了？也不知道他撤了多少部队，比之前留守的三万人增加了多少。”重新坐定，高冈对李子洲严肃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