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56节

　　“这就是我要跟西北局汇报的消息。粟阎支队此前在山西活动的区域主要在靠近黄河的柳林、中阳等县一带，依托吕梁山展开游击战争，已经初步建立了范围约五个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但随着阎锡山把晋绥军陆续调往中原战场前线，粟阎支队借鉴刘志丹同志在陕北的革命经验，趁势改变了在山西的斗争方法，借助在过去一年多里已经逐步发展起来的山西党委，以民团的名义李代桃僵，向山西各地发展革命力量。

　　在三月时，粟阎支队向我们西北局申请的分兵发展得到通过后，阎红彦同志率领少部分兵力留在晋西北继续坚持斗争，维持和发展现有革命根据地。而粟裕同志则率领大部队前往晋北的忻州至阜平一带，借助我党地下组织的掩护，逐步建立新的根据地，到上个月时，围绕五台山建立的晋北革命根据地直接控制范围已经扩大到宁武县、静乐县、神池县、五台县这四个县，还在周围的代县、繁峙县、岢岚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和定襄县等七个县建立了游击区。这次粟阎支队获取情报的来源就在晋北。

　　三天之前，正当以五台县民团名义行动的红军清剿当地土匪时，发现了一支国民党部队正秘密行军，自身也被其发现。我军五台县部队在剿匪完毕后，就被这支部队拦了下来，其长官还专门叫了五台县民团团总过去，好在名义上担任五台县团总的地下党同志周旋，才算糊弄过去。按这位同志的描述，听这支晋军部队长官的言语，这支部队似乎是从平津方向撤回来的。在收到了汇报后，粟裕同志迅速察觉到晋绥军情况的变化，又向南面派出了侦察部队，果然发现了其他向山西撤退的晋绥军部队。可以确认的是，阎锡山至少已经在按计划从华北各地把晋绥军撤回山西，只是撤退的速度和总体规模尚不能确认。”

　　李子洲对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娓娓道来，说话间，他还在地图上指出了情报中阎锡山撤回的晋绥军部队的大致路线。

　　“这个阎老西，果然就是个山西掌柜的性子，打起仗来算盘还打得这么精明。从他目前行动的种种迹象来看，恐怕还没等失败，他就想着怎么把盟友卖个好价钱了！”

　　看着李子洲在地图上比划出的晋绥军行军路线和提到的他们行动的时间，高冈迅速发现阎锡山卖队友是早有预谋的这个事实，一时颇为感叹地说道。

　　“登瀛和硕卿的判断没错，阎锡山对晋绥军的调动和他跟以汪兆铭、邹鲁为首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搞的政治勾当确实是有联系的。从这些迹象来看，阎锡山他早早就做好反常联盟失败的准备了，和张学良的联系虽然是以说服其出兵助反常的名义建立的，但恐怕后续多数时候是用来和其商讨媾和的打算的。阎锡山在河北平津一撤，张学良就能迅速控制华北主要区域，把常凯申口头承诺的华北军政权力兑现，避免夜长梦多。

　　说起来，常凯申之所以下令部队在黄河边上停下脚步，一大原因还是西北军可能撤向华北和张学良合作反常，怕大局因此而产生波折。这么看来，阎锡山算是和张学良一起把冯玉祥的西北军卖了一个好价钱哟！”

　　文济民的目光没有仅仅停留李子洲在地图上所划出的晋绥军行军的区域，而是向着其上中原战场的区域乃至全国各地游走。在他的心里，阎锡山的这一撤，不仅仅代表着晋绥军的失败和保存力量这件小事，更是会引起全国范围的连锁反应。

　　别的不说，张学良作壁上观了这么久，一下场对华北的控制就如此顺利，就让他成功兑现了常凯申颇为不舍的华北军政权力，其在野心膨胀之下，下令东北军大举入关来略地分肥是几乎必然的结果。而历史吊诡的一面也就在此，在文济民原本的历史上，就在张学良正式下令东北军入关的1930年9月18日的整整一年后，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持续加剧，日本的经济破产刺激了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冒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东北，以不到三万兵力实现了对有着三十余万军队的东北的蛇吞象。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有了东北资源的补充，在大萧条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五劳七伤的日本才有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底气。

　　虽然文济民的蝴蝶翅膀对土共已经产生了足够大的影响，但国民党新军阀的中原大战的结果依旧是他无法影响的，其后所引发的东北军大举入关他也很难改变。不过，在土共的力量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即便这个世界的日本关东军仍会如期或在更早的时间地发动“九一八事变”，文济民对土共承担起组织东北抗战的重任也有足够的信心。以土共如今的组织能力，即便张学良彻底放弃了以东北军抵抗日军侵略的选择，土共也能够组织东北军民抗击日军。

　　“我认为，在目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已经基本巩固的情况下，西北局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趁着冯、阎联军失败后土崩瓦解的特殊时机，配合北方局向整个华北发展我们的革命力量。虽然短期内山西国民党军数量会因为阎锡山与张学良的媾和而出现一定的回升，但这种数量的增加不会持续太久，只要阎锡山不想在冯玉祥面前彻底暴露晋绥军保存实力的意图，他就不可能在后续时间里再撤回多少部队。

　　另外，随着张学良利用与阎锡山的合作快速控制华北各地，其与常凯申的中央国民政府的矛盾就会加剧，而在其刚刚控制华北这段时间里，奉系军阀势力对华北的接管必然经历一段时间的混乱，整个华北都会迎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薄弱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粟裕同志率领的部队和晋北革命根据地在短期内会遇到一定的局部困难，但从整体上来说，在近一两年内都是我党在华北发展的好时机。”

　　文济民乐观地说道，有原本历史给予的参考，在当前的局势发展上他还是有一些把握的。

　　正在文济民等人在讨论阎锡山相关动作的意义时，在黄河的另一边，位于晋北革命根据地的粟裕抿起双唇，在五台山的一个山头上拿着望远镜看向山下的国民党军。

　　对晋北的土共部队来说，从不远处的山下走过的这支晋绥军部队几乎是最佳的猎物，可经过在文济民和高冈身边工作的粟裕早已不是那个只懂局部作战的参谋了，已经学会从政治和全局的角度看问题。尽管非常遗憾，最终粟裕还是决定放过这支两个团的晋绥军部队，避免打草惊蛇。

第172章

“粟司令员，颜政委叫我来找你，说是上级发来了电报，关于我们支队的任务有新的指示。”通讯员小沈一路小跑过来，为避免惊动敌人，他到粟裕身旁方才轻声说道。

　　“好，我这就过去。”说着，粟裕就放下了望远镜，随通讯员小沈一起和政委颜昌杰汇合。在路上，粟裕虽然步伐不停，心中却回想起自己到山西这段时间的工作。

　　在今年年初，粟裕和阎红彦被选派率领一个支队到山西去开辟根据地，虽然这是西北局在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的最终决定，但对于粟阎二人来说都颇感到意外。从时间上来说，粟阎二人正式组建红军山西支队准备进入山西的时候，红三方面军才刚刚完成为期三个月的改编不久，对青马和宁马的打击还没有正式展开，在这种战争的关键时期，正是需要粟阎两个战将发挥作用的时候。

　　而从粟阎二人出发前的工作来说，他们长期处于抗击青宁二马袭扰的一线，在西北局的直接指挥下，以少量兵力牵制住了青海、宁夏和甘肃方面的国民党军地方势力，有力地保证了后方的安全，使红三方面军的改编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可以说，他们两人算得上是红三方面军里对这批敌人最熟悉的将领，能在接下来的对敌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西北局仍然选择了把他们派到山西来组织斗争，也就有着更重要的考量，这种考量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

　　其一就是北方局带来的山西局势快速变化的消息。在这个世界线上，得益于文济民对李守常同志和一批同样被捕的北方区委同志的营救，不但使北方区委的组织得以保留，更重要的是在阎锡山顺应常凯申开始反共“清党”之前，就对北方各省委做了提醒。在历次的命令中，受到文济民提示的李守常同志要志求他们放弃对敌人的幻想，提前把组织转入地下，必要时可以把已经暴露的组织成员转入农村或其他地区，以规避敌人的搜捕。

　　在这样的情况下，山西省委按照上级指示，围绕两种不同的区域以差异化的方式展开工作:一种是以太原、阳泉、榆次、绛州为主的工业区域，敌人在这个区域内的实力更强，我党在短期内难以通过武装力量夺取，所以山西省委的工作更多采取向工人中发展组织的办法，以秘密行动为主；二是包括朔州、忻州、吕梁、临汾和长治等地在内的佃农区域，这些区域敌人的势力较为分散，故有展开武装斗争的可能，山西省委以为发动起义做好准备为核心展开工作。

　　因为避免了阎锡山“清党”造成组织大规模损失乃至陷入完全坍塌的境地，到1929年初时，土共山西省委已经从1927年的一千五百余人发展到了近四千人，处于边缘的各县党委已经纷纷建立起来，有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基础。尽管如此，在阎锡山对地方上的保甲制度和通过五台县的亲信对晋军的双重控制下，山西省委还是无法自行组织起一支足够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秘密打入敌人内部的山西地下党员宋师难传来了情报，证实了晋军向山东和河南的大规模调动。按照情报消息，阎锡山也同冯玉祥类似，把主力从自己地盘上抽了出来，用到了中原大战上。随着阎锡山完成调动，在整个山西省内，算上所有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守备部队，也不过三万余兵力，敌人势力空虚，是土共向山西发展的大好时机。尽管这个数量比起西北军只留下四千来人的破釜沉舟程度超出不少，但晋军如此少的兵力撒在整个山西境内，已经算得上是捉襟见肘，更不要说这里面的主要兵力还要放在太原等重镇驻防，剩下的兵力防守其他区域，简直处处空虚。

　　在这种情况下，收到山西省委汇报的北方局直接与西北局进行了沟通，询问是否可以派出一支部队支持山西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个问题在西北局的会议上并没有耽搁，迅速得到了通过，而在做出派兵支援山西革命的决定后，西北局就要作出这支部队带队干部的选择。为保证实现北方局的要求，西北局决心派出擅长在敌强我弱的恶劣条件下坚持斗争的干部，在排除了已经担负西北局重要工作的刘志丹后，粟裕和阎红彦就这样进入了西北局委员们的视野——这也就涉及到西北局的第二点考量。

　　西北局派出粟裕和阎红彦带领支队前往山西组织斗争，第二点考量就是他们的当前职务和能力恰好和斗争需要匹配。就像军委决定派林罗纵队到山东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选择一样，西北局选择粟裕和阎红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队伍中处于中层有余、上层不足的位置，而他们的能力在一众干部中已经脱颖而出，这样一个单独开创新局面的任务，虽然是给他们加担子，但恰好可以为他们的进一步提升做足够的支撑。

　　当然，相比于阎红彦在陕北斗争中逐步锻炼成长为独当一面干部的经历，粟裕能够这样快地蹿升到这样可以担起重任的职位，并兼有根据地建设和带部队作战的经验，还是受到了文济民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济民在阴差阳错中给他安排好了作为干部的成长路线。这件事还要从半年多前的襄阳战役时说起。早在红二军发起襄阳战役前，文济民根据自己对陕西旱情的判断，认定陕西的斗争会进入新的阶段，就已经做好了派粟裕到陕甘宁指挥战斗的打算，只是当时由于人手上的不足，让高冈把粟裕从文济民这里借调了过去组织农村支前工作。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粟裕因为新的工作内容，首次脱离了一个中层军队干部的身份，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问题，辅助高冈统筹调度汉中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支前队伍，全面管理整个红二军的后勤物资，得益于自己在指挥调度上的天赋，他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把支前工作搞得很出色。

　　在襄阳战役后，粟裕就被文济民迅速调到了关中地区，带队参与对李云龙部的改编工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头一次担负起了一个团的指挥任务，兼任红八师一团的团长及政委。尽管斗争整体上是以游击战争的形式展开，但面对冯玉祥派出打击陕西反冯力量的精锐西北军，粟裕指挥红八师一团部队屡战屡胜，始终保持了部队的有生力量，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成功发展起了渭南的革命根据地。再后来，随着西北军在冯玉祥的指挥下倾巢出动参与中原大战，土共在西北的革命发展就顺势走上了快车道，粟裕自己也就接受上级安排到了应对青马和宁马的一线。

　　“颜政委，听小沈说有新的任务，是西北局下达了什么指示吗？”粟裕走到设在西营里的临时指挥部，见政委颜昌杰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电报，他便主动打招呼问道。

　　“粟司令员来了啊，快坐快坐。你看，电报都在桌上，这次的指示不光有西北局下达的，还有中央直接下达的，电报几乎前后脚到。我已经读了一会，依我看啊，这全国革命形势就要有新的变化，还是向好的变化！”

　　支队政委颜昌杰虽然比起粟裕还大上两岁，如今的年龄也不过才24岁，性格还很是活泼。他1925年入党，1926年10月由李守常派遣赴晋，担任土共太原地委书记，次年2月就担任了下辖太原、榆次、汾阳、临汾、晋城5个地委的土共太原特别党部书记。倘若历史没有发生变化，1927年5月19日土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土共山西省委，颜昌杰就会被委以省委书记之职。尽管在这个世界线上，山西省委不仅迟了几个月成立，还一度由陕西省委统管，但颜昌杰凭借自身在山西党委发展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最终还是担任了省委书记一职，至于粟阎支队政委，则属于其兼任的职务。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粟裕很快入座，拿起了桌上的两份电报，仔细地阅读了起来。

　　两份电报不算冗长，内容上则各自略有偏重。在电报中，中央首先对西北局发挥主观能动性、配合北方局向山西发展革命力量的决策进行了表扬，随后继续下达了接下来的战略目标，即坚持敌进我进的方略，充分利用常、张之国民党军接收冯、阎联军地盘过程中的混乱和摩擦，在敌人对群众压迫骤然加剧的一个时期内，把我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向广大的华北平原发展。另外，按照中央的电报内容，这方面的任务不仅是下达给西北局的，草创不久的华东局同样接受了相关命令。

　　而西北局的指示相对具体一些，其电报里强调，晋绥军部队向山西的收缩是不可持续的，仅是阎锡山与张学良政治媾和之下的产物，不论是常凯申还是冯玉祥都不可能容忍这二者利用他们双方的对峙来取渔利。一旦出现冯玉祥选择下野投降或常凯申部队主动进军华北这两种情况中任意其一，阎锡山的如意算盘都算是打到头了。所以，西北局要求分兵后的山西支队在这种情况下置回撤之敌于不顾，尽力向东部地区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

　　其中晋北部分要大胆向东面的保定、石家庄和邯郸之间的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尽量确保控制阜平、涞源、易县和蔚县等平西地区，从而打通与北方局之间的联系，获取更多组织力量的支持，以加速根据地的发展；晋西北部分在依托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则可以在山西省委的配合下向山西腹地的临汾、长治和晋城等地发展，趁山西敌人统治动摇的时机迅速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给后续的工作打下基础。

　　“阎锡山的晋绥军回不来了，这情报确实吗？”粟裕向颜政委问道。

　　“按之前我们山西敌后情报人员的消息，只能确定个八九成，但从如今西北局的指示内容来看，已经可以确认，阎锡山与张学良的密谋进行不下去了，我有把握确定短期内不会有后续撤回的晋绥军了。”对于粟裕的谨慎，颜政委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作为山西省委书记，虽然按照敌后工作原则，颜昌杰对山西的地下情报人员并不能充分掌握，可传递的情报他还是能了解得很充分。

　　“好，太好了！这样看来，我们虽然刚刚放过去了一块到嘴的肉，对接下来还有一份宴席在等着我们啊。这肚子算是留对咯！”粟裕笑道，一解刚才的遗憾。

　　“按照我们之前的估计，张学良在率十万左右东北军入关后，加上被他招降的冯、阎联军部队，关内受其控制的部队规模大致在35到45万的范围内，加上关外的20万人，总兵力可以达到60万左右；而常凯申军经过中原大战的损失，在对留在中原战场的冯、阎联军部队收降后，总兵力也很难超过75万。

　　刚经历一场大战后的常凯申军部队数量与张学良的部队数量拉不开多大的差距，这样一来，虽然东北军的实力向来配不上他们的装备，在各军阀部队中都属于末流，但常凯申已经冒不起继续再打一场大战的风险，中央根据情报所判断的常凯申最终会把华北的军政权力交给张学良是一个可以确定的结果。

　　按照我过去的作战经验，打晋绥军要比打常凯申的中央军容易，照此推断，打东北军恐怕也要比打晋绥军容易。从这个角度看来，阎锡山和张学良的这次媾和，虽然短期内是扩大了张学良的地盘，但对我们土共的发展甚至更有利一些。”

　　“哈哈，粟司令员说的倒也是。我们支队打晋绥军的缴获可比打西北军的时候多，大家都感觉是打了地主老财似的，这要是遇上装备更高战斗力还更差的东北军，还不是给咱们上门儿送装备的咯！”颜昌杰笑道。

第173章

　　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然而陕西的旱灾并没有得到分毫的缓解，反倒一天天地在向外扩大出去。即便在努力建设水利设施的陕西解放区，庄稼能够勉强生长的也只是少数，能够保证收成的就更少一些，所以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不但没能根本好转，反而因为党的组织一天天地深入到受灾严重的陕甘农村地区，在救灾中承受了更高的口粮压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北革命根据地向华北的发展不仅是革命力量的扩大，也是根据地的自救。在西北局还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文济民就通过各种气象数据和专家的分析说服了作为委员的多数同志，也是这个原因，向山西派出粟阎支队的决议没有遭遇什么阻力就通过了。比起红三方面军主力超过四万人的规模，粟阎支队不到五千的兵力并不突出，但西北局配给他们的随队军政干部却达到一千五百余人，专门组成了两个干部团，直接支撑起了粟阎支队在山西建立起的根据地，快速把土地改革运动推行下去，实现了根据地革命政权的巩固。

　　西北局向粟阎支队发去加速向东发展的电报，除了有抓住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混乱时期这个直接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再次扩大。没错，尽管在平灭了青马和宁马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三方面军就进入了修整的状态，以巩固现阶段的革命成果、加强新解放地区的根据地建设，但随着陕西旱灾影响范围的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向着北面的绥远发展过去。

　　由于特殊的地形地势和水利因素影响，宁夏、甘肃与青海虽然大体上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贫瘠之地，农牧业的产出比较稳定，受陕西旱灾的影响很小。与此同时，甘宁青三省稀少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造成了这里处于地广人稀的环境，足够承载大量人口的迁入。在人口方面，经历了清末以来的多次民族宗教仇杀后，甘宁青三省的人口数量有了很大的下降，比起此起前清中期的统计数据，人口数量近乎腰斩。

　　而在土地面积方面，相比于新中国成立的划分后，此时甘宁青三省包含的范围有所不同，其中宁夏的差异最大，宁青两省都可以说是从甘肃划分出来的。1929年初刚刚单独设省的宁夏不仅包括后世宁夏除固原地区及海原县以外的市县，还囊括了内蒙古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面积有近27万5千平方公里，更是足足有未来的近五倍之多。青海则是1928年才从甘肃单独划出设省，包括西宁、大通、碾伯、贵德、巴戎、循化、湟源七县和玉树、都兰二理事，后又在下属各县中单独划出了门源县和互助县，总面积有82万平方公里，比后世大了近十万平方公里。在划分出宁夏和青海后，此时的甘肃比起后世仍在西面多出一小部分，及后世的新疆若羌县东南部的一块。

　　然而，在土共解放甘宁青三省以前，比起赤地千里的受灾地区，这里的自然条件虽然不错，却因为繁重的苛捐使得外省人民裹足不前，境内人民流离转徙，在整体自然条件还算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人口却一直在减少。过去的甘宁青反动政权的沉重赋税压得百姓流离失所，对于大部分穷苦人家，温饱和生存都是奢望。直到土共和红军解放了这里，把沉重的苛捐杂税废除，消灭了过去民族宗教仇杀的土壤，甘宁青三省才终于能够吸纳陕西大旱的受灾民众。

　　不过，由于过去西北军军阀统治下的剥削及青马宁马涸泽而渔式的残酷压迫，甘宁青的农牧业生产一直处于比较困顿的情况，没有产生多少积累。因此，甘宁青三省获得了解放后的粮食和牲口的储备依然比较有限，虽然随着苛捐杂税和封建压迫的消除及生产技术的进步，农牧业生产发展的前景很不错，但其短期内能够吸纳的灾民数量存在上限，面对绥远根据地快速扩大后激增的灾民，仍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文书记，土默特右旗党委同志汇报，说是有四个外国人从萨拉齐出来见到了我们在救灾，希望能够采访救灾的情况。那里的同志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是否要公开我们土共的身份，所以特地向上级请示。苏兆征同志在看到了消息，特地让我来问您的意见。”通讯员小姚对文济民敬了个礼说道。

　　“这我也不好乱拿主意，正巧快到晌午，既然离得不远，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这几个外国人到底是什么人，再来做决定吧。”文济民把手从地里面抽了出来，算是检验完这片地的墒情。

　　自从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到绥远后，文济民就一直关注着这片新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专门跟新成立的绥远省委交代过，绥远省依托着黄河，一定要做好水利建设，最大程度缓解灾情。从刚刚的情况来看，在用黄河水浇灌后，土地的湿度还差强人意，墒情基本能够保证庄稼的正常生长。至于绥远省委书记，则由西北局副书记苏兆征兼任。

　　尽管苏兆征这位八七会议上选出的常委委员因为党的路线向农村偏重，党内地位逐渐下降了不少，没有当选本届常委委员，但仍是很重要的干部，在“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定下后，他被专门派来西北局加强工作，负责救灾相关任务。在绥远的根据地随着土共在陕西发展策略的持续意外快速发展起来后，因为绥远方面骤然增加的救灾任务，西北局便通过了对他绥远省委书记的任命。

　　当然，这种变化对苏兆征个人和土共集体来说或许都是好事。得益于文济民的积极改变，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陈绍禹和米夫之流利用权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还使土共更早地独立领导起中国革命，所以这个世界线的苏兆征不需要远去苏联为参加土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澄清平反苏联中山大学米夫、陈绍禹制造的中国学生“江浙同乡会”冤案而奔走，也就没有因此积劳成疾，以致抱病回国后因在上海的手术过程中发生细菌感染而病逝，能够为土共的革命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说走就走，文济民行动的步伐很快，以他行走的速度，很快就把通讯员小姚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好在文济民提前跟小姚说过不必跟他一起行动，又交代了目的地，这才让小姚能在后面走一段歇一会。作为负有重要任务的通讯员，小姚的实物配给额度还算够用，体力也还跟得上。而文济民自从在上海的经历后，就知道金手指给他带来的体力不太依赖摄入的营养，所以在西北一向给自己定下很低的食物额度。

　　“你说这四个外国人里有个医生，还有个记者？”文济民颇有些惊奇，对萨拉齐的党委书记杨立德问道。

　　“没错，文书记！这三个人里头有一个背着个大盒子，看他打开用里面的机器，像是咱汉中根据地扫盲时介绍的那个照相机，应该是个记者；另一个背着个药箱子，应该是个西洋医生，给镇子上不少乡亲治了病，听下面村里的同志说，他还到各个村子义诊，是个好洋人；关于第三个人，有同志记得，那个记者照相机出问题时都是找他去修的，兴许是个工匠师傅之类的吧；最后一个人大家都看不出是做什么的。除了刚来的那几天，这四五天来，他们四个有时间就去边上的村镇，到下午才回来，有时早些有时晚些。”

　　杨立德见到了文济民，虽然心情激动，还是先冷静地描述了四个外国人的特征，用他那有些浮肿的手比划着示意。作为从汉中革命根据地的普通贫农一路成长起来的土共干部，杨立德见过太多群众生活的变化，更是亲身经历了绥远灾区从人间地狱向还活得下去的地方的巨大转变，对于文济民这位汉中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既崇拜又感激。

　　“这四个外国人的组合还挺稀奇。不过，既然他们没有表现出什么敌意，还给乡亲们义诊，那我们也以礼相待。”文济民点点头说道。随后一转头的功夫，眼尖的他就看到了镇子边缘走来的外国三人组，指着对杨立德问道:“说曹操曹操到啊。你看那边走过来的四个外国人，是不是咱们刚才说到的？”

　　“没错，文书记。就是这四个人，穿着西服外套的那个人就是问了我们几次能不能采访的记者。”杨立德肯定道。

　　“你好！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一个美国记者，我期待对你们的采访很久了。您应该就是这位杨立德先生和我们说的要请示的领导吧，看您的样子可真年轻。”胸前挂了个打开的照相机，这个穿着精致的美国记者毫不怯场，主动对文济民打招呼道。

　　“斯诺……吗？真是个好名字！”文济民听到这有些耳熟的名字，愣了片刻，又见到了眼前这有些熟悉的面容，才恢复自如，接着说道:“我叫文济民，算是杨立德的领导。不要看我长得年轻，论起岁数，说不定比你还要大上不少。”

　　虽然斯诺此前接触的土共党员面对外国人也都毫不戒惧，却都有一点出于个人和国家贫困的隐蔽情绪，不像文济民面对他们这样自然……或者说，是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平等眼光来看他们。斯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面对文济民，他感觉自己像是面对一个在“黄种人的美国”成长起来的奇特的中国人，不过，斯诺这样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沉浸在对文济民的访谈中。

　　斯诺对文济民的采访并不是单纯的一问一答，而是以谈话的方式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埃德加·斯诺的表达欲要胜过文济民自己，表达得甚至更多些。这是埃德加·斯诺第二次来到萨拉齐这个镇子，他在绥远的行程比一开始预想的要快上不少，他从6月初出发，本打算用上两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绥远旱灾的严重灾情。他来程时的一切虽然悲惨，却没有超过他对这个苦难古国国情的想象，可当他回程时，一切却都变了个样子——土共来了。

　　埃德加·斯诺并不是一个迟钝的人，正相反，虽然年仅24岁，但他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记者，对于灾区的变化十分敏锐。见到文济民这头一个能不厌其烦地听他讲述的中国高级官员，斯诺不厌其烦地对他描述着他在来绥远灾区时见到的悲惨景象——

　　“在绥远城访问时，人间疾苦带给我的压抑是前所未有的。我曾经闯进这个省会的一座叫做崇福寺的大喇嘛寺崇福寺，它曾经是中国西北最负盛名的寺庙之一。但在我去那里时，它的屋顶倒塌了。在肮脏不堪的院子里，放着一堆堆蓝色的碎瓦……在一个配殿里，不知道是政府还是寺院临时开设了一个粥棚，后来听说，是一个叫什么救世军的组织开办的。

　　粥棚外面坐着好几十人，他们的四周有灰土和苍蝇飞舞，头顶还有沙漠般的烈日直射。他们手里拿着土瓷碗、小瓦罐、空洋铁罐头盒，或是破旧的茶壶，等待着粥棚开门施粥。他们稀稀拉拉、东倒西歪地蹲着、坐着，甚至躺着，死一样的平静和安详，那里犹如一个坟场。如果不是那一张张枯瘦的脸上的眼睛偶然眨动一下，真让人以为都是一群死人呢。

　　这些难民是几天前从附近的农村流落到归化城的。当时，他们风闻军队的老总们已经使铁路通车，新上任的省主席已把土匪赶出省境，所以救灾物资已经运到。他们求生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啊！对于这些人来说，求死的态度是不可理解的。褴褛的衣裳从他们瘦得失去原形的身体上掉落下来，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边。成群的苍蝇在他们身旁飞来飞去，叮咬他们，并在爬过的地方留下红肿的斑疮，可是，被叮咬的人却不理会这些苍蝇。他们看上去似乎睡着了，或许他们已因苍蝇叮咬而坠入昏迷状态，并逐渐进入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在外面的马路上，一个赤身裸体的小男孩正匍匐前进在路边一个露天的水槽里，喝着污水；不远处一个蓬头垢面、瘦骨如柴的女人正在一个小土包旁边挖洞，走近一看，原来那儿有一颗干枯的树桩，女人是要把那颗树根挖出来充饥。我为那喝水的男孩和正在刨树根的女人都拍摄了照片。

　　我们继续向街道深处走去，只见街道的两旁挤满了快要饿死的男女老少。有的坐在破烂不堪的房屋门口，有的坐在街边的石头上，有的靠着残垣断壁，有的仰卧在小沟里。有一个男人，大约20多岁，可以看出他原来是一个壮汉，现在他那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胳臂已变成皮包骨头，坐在那里完全像一个木乃伊。

　　上次我们来到萨拉齐时，访问了周边好几个村镇。听当地人说，从去年夏天到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死去的人已经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倘若不加以改变。这场饥荒就将吞噬五百万人的生命。死的人那么多，都被掩埋在城镇外的浅沟里，很难再找到有力气的人去挖沟了。被弃置荒郊的饿殍，只能由野狗和兀鹰随意吞噬了，有的村里甚至公开卖人肉”

　　斯诺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文济民却并没有不耐烦，而是认真地听了下去。虽然他也亲身见过陕西受灾的地区，但比起土共控制下虽然依旧饥饿但不至于濒死的灾民，曾经的绥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下，人民的生存状态要糟糕得多。

　　“但在我第二次来到萨拉齐，这里的情况却全然不同了。在街上饿得昏倒的灾民不见了，过去只在绥远孤零零开放的粥铺似乎也开到了这里，每个灾民能分到的口粮不多，却也不至于饿死，已经死去的灾民的遗体也得到了很好的埋葬。儿童的变化是最大的，在我再到这个镇上的时候，居然听到了他们的读书声。我顺着不太理解的读书声走了过去，发现他们在过去镇上最富有的人家的院子里，老师用一块木板和碳棒写着，他们在下面跟着读，条件虽然很简陋，但他们能够读书了，不是吗。

　　当然，这个前所未有行动起来的灾区政府也带来了不方便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钱不能直接买到粮食了，后来我们还是找到这里新任的镇长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昨天过去看他时，见他忽然胖了起来，握手时才知道原来是饥饿导致的浮肿。我跟他手下的办事员打听才知道，我们基础的口粮虽然分到了，但多出的部分没有从救灾粮里扣，而是从他们镇上领导的份额里面省出来的。这样的官员，我在过去的灾区见闻中几乎是没有过的……”

第174章

“我供职于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和美国的《芝加哥论坛报》，按照原本的报道计划，我们早在去年年底时就打算到绥远采访，可一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因为他们觉得绥远是站在反常凯申一方的匪区，但在一个多月前，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似乎是因为常凯申已经对正在进行的那场大战胜券在握，要借此展示他对中国的控制力，所以国民政府的交通部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铁路的机会。我们这一路的行程并不算顺利，在来绥远的路上，陪同我们的官员虽然对常凯申的国民政府的命令难以抵触，却还是一直在用各种的借口阻拦我们，显然，他们是知道这里灾情的严重的。”

　　斯诺又提起了他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真正到灾区一线进行采访的，这个过程充满戏剧性——当他和报社打算好采访的计划时，被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当他们几乎放弃这个计划时，国民党政府反倒迫不及待的邀请他们进行这次采访。

　　“常凯申的政府就是这样，和其他的军阀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反复无常才是他们的本性，不论对外国记者还是对本国民众，一如他在两年前搞出的那场大屠杀。哦，对了。说到这里，我正好和你交代一下我们这个组织的真实身份——

　　我们不是常凯申的国民政府的成员，而是中国的共产党。我自己虽然算不得出名，却也在国民党那里有十万大洋的悬赏，之前你或许在他们那里的悬赏公告上见过我的照片。不过我想，虽然杨立德等同志没有直白地和你宣布，你也能从我们的工作中看出我们党区别于常凯申国民政府的一些端倪。”

　　文济民对斯诺关于来程和身份的叙述听得很认真。随后，文济民在赞同了斯诺对常凯申与国民政府的批评后，主动向他挑明了自己和同志们土共党员的身份——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稳固后，西北局就已经决定了土共在周边地区的行动逐渐从秘密转向公开，所以不需要专门的集体决议，即便苏兆征自己过来，也是可以作出向斯诺他们坦白身份的决定。

　　这个决定也是必然的结果，随着土共对西北四省及周边地区的掌握，特别是根据地范围内土地改革运动飞速的铺开，土共的势力已如同躲在躲兔子后面的大象，不再可能在西北军留守势力的背后隐藏。另一方面，随着土共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实力不断发展，土共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法应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成长出了足够的抵抗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宣传自己的宗旨和意图，吸引更多的群众加入革命，显然比只能自欺欺人的隐藏更加重要。当然，虽然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整体上采取了公开的宣传办法，但其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展示根据地的详细情况和全貌，常凯申即便看到了公开报道，除了更加愤怒之外，并不能获取更多有助于他打击土共的信息。

　　“确实是这样的。从我们过往的采访经历看，在任何常凯申的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他们那些官员都无法阻止军阀和地主逼迫农民在土地上种植压片，几乎所有肥沃的土地都种植上了压片——也就是在旱灾中最后保留有产出希望的土地上，种的都是压片。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根据红十字会调查人员的实地考察，去年下半年在陕西的旱灾一开始影响如此深重的原因，同样是种植压片所导致的。压片大大压缩了西北地区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在灾害时节，粮食供应就会出现严重短缺，小米、麦子和玉米等无一例外。

　　不过，当时陕西灾情的后续发展大大出乎了红十字会调查人员的意料，短短一个月过去，不但原本种植鸦片的地方纷纷种上了红薯、苦荞等生长周期短的救灾粮，赤地连绵的灾难中心区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饿殍，就连他们第一次去考察时频频出现的匪徒也消失无踪了，按他们的说法，第二次的行程已经不像实在常统治下的中国，有些安全得过分。

　　而根据一些国民政府官员私下里的议论，陕西虽然免于旱灾的极端影响，却是因为那里闹了赤匪。他们的赤匪这个说法，似乎就是在说中国的共产党。如今，绥远也出现了和陕西类似的状况，我和路易·艾黎、拖德工程师、英格拉姆医生他们也都有着隐约的猜测。不过，你能代表你们的党派亲自和我们说明当然更好，毕竟，被采访人的亲口承认总比我这个记者的主观推断要能说服我们的读者。另外，作为首先得知你们情况的人，我比其他记者更幸运一些。”

　　埃德加·斯诺说到这里，以很美国人的姿态耸了耸肩，显示出自己的荣幸。随后，他便问起了他好奇了不短时间的一件事。

　　“我在考察时发现，在村镇中纯粹接受粥铺救济的就只有孩子和岁数比较大的老人，青壮年大多参与到水利工程中。而按照我对他们采访中得到的了解，从五月初开始，你们在短短的时间里组织灾民进行和完成了好几项水利工程，不但组织灾民把国民政府从1922年就开始勘测规划、到去年才开始修建又因为经费不足停工的民生渠修筑完成了，还同时修建了不少全新灌溉渠道。这些渠道你们是怎样修建的？据我所知，仅仅民生渠就有195里长的干渠、7道支渠和渠口闸门等复杂工程，对于目前缺少机械的中国来说，要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恐怕需要的人力会多上许多吧。”

　　斯诺就他所了解的情况发问道。

　　“你的观察还是很细致的。我们不仅以国民政府的勘测为基础把民生渠修建完成，同时还按照我们聘请的工程师的勘探，在修缮旧渠道的基础上修建了依托皂火渠、沙河渠、阿善渠等十一道干渠的新渠道，我们给其取名为工农渠。到目前为止，先修建的民生渠已经挖开了渠口与黄河之间的堤岸，开闸放水，开始灌溉渠道流域内的土地，后修建的工农渠最迟在下个月月底也能开通。我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些工程，除了我们提供的并不算充足的物资外，最大的原因是发动了绥远地区人民群众的力量，把人民组织起来参与到兴修水利的事业中来。

　　工农群众也不是天生跟我们走的。只给一口吃的和微薄的雇佣工资，即便是灾民也不会傻得下力气干活，常凯申的国民政府也是因为这个直接的原因无法完成水利工程。我们之所以能够号召起群众，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些水利工程是为群众们自己修的。我们把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按照人口和土地的好坏程度大致平均地分给了绥远的农民们，所以对群众来说，修水利这样的事不再是为地主或是别的什么剥削者干活，反而成为为自己的家庭和村庄谋利益，这样的好处是每个人都看得见的。

　　以工农渠为例，这条大干渠西起宴江县李根子圪旦，东至五原阎罗圪旦，渠长约80余里，其中渠口宽30米，渠底宽20米，旱台宽8米，共计约200万土方工程；而在水渠开通后，预计可以灌溉30万亩的土地。以每户分地约10亩来计算，工农渠至少可以使三万户（实际影响的更多）群众原本分到的旱地变为上等水浇地，从而产出大增，在如今旱灾严重的清闲农忙季节里，每户出一个青壮劳力，按每人每天三方土算，200万方的土方工程也不过二十多天就可以完成。

　　事实上，由于我们分地的原则是按乡来分，在新增加的水浇地分配上也会更加公平，基本可以实现参与水利工程的群众每户分到一亩水浇地，工程能够调用的人力还再能翻上许多倍。当然，具体到实际工程过程中，还会产生一些额外劳动和调度问题，同时，受灾后体力受到损耗的青壮年段时间也无法进行太过高强度的劳动，很难实现每人每天三立方的工程量，所以我们并不能达到理论上的最高效率，只是能从整体上把工期大致控制在一个月左右。”

　　文济民听了斯诺的疑问，很耐心地和他讲了大致的工程量和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具体任务，给他解释了土共组织的水利工程这看似不可能的奇迹背后简单的数学逻辑和利益关系。

　　“另外，在对参与水利建设的民工队伍的供给上，我们土共也是努力做到稳定。按照原本的救灾物资分配，有限的物资摊在众多灾民的头上，每人能分到的很少，大家只能长期吃黑豆和莞豆来维生，于健康状况极为不利。在组织民工队伍进行水利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努力集中物资，保证水利建设的一个月中每百人的民工队可以分到50斤猪肉、30斤粉条；水利建设期间，参与劳动的民工吃干粮，干部和不参加体力劳动的人群吃稀饭。同时，在每天的工程量完成后，我们还组织了专门的剧团对于民工队伍进行表演慰问。”

　　“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你们带领绥远的人民完成了这样大的工程，不仅给他们在今年这样深重的旱灾里活下去的希望，更是给了他们应对未来的灾害和风险的能力。”

　　斯诺听完文济民的讲述，先是发自内心的称赞道，随后说起了他的新疑问。

　　“不过，我听你刚刚提到的分田地，这是你们中国的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执行办法吗？那么，像我随身带的照相机、银元和香烟等东西是不是也在共产之列，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有所优待？”